姜子敬[1]2016年在《转型期中国风险社会的政府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德国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开创者乌尔里希·贝克曾言：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世界风险社会阶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新公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也向世人发出了警告：当今世界,不安全感仍普遍存在,无论是在生计、人身安全、环境还是全球政治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逐步凸显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风险、核战争风险等一系列风险图景,既无数次地证明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断地应验着乌尔里希·贝克对世界风险社会的理论把握。在世界风险社会的宏观大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处境如何?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否定论和肯定论。否定论观点认为,我国并不具备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社会条件,因此不应当运用风险社会理论来分析和判定我国的社会特征。换言之,风险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不用给予特殊的关注和处理。肯定论观点认为,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重要关键词,因此应当采取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来关照和分析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并给出应对风险社会的基本策略。本文同意肯定论的观点,即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应该高度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问题并提出应对风险问题的实践策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炼并论证了被肯定论学者们所忽略的“中国风险社会”的概念、内容与特征。在肯定中国步入风险社会之后,探寻它的成因或本质以及由此提出的应对策略,就成为中国风险社会的政府治理问题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的争论更是激烈,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中国风险社会的产生与形成,既有与西方经验的相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以来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简言之,“社会转型”是中国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动因。面对跟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风险社会,中国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显然没有跟上巨变时代的步伐,不能完全适应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强势侵袭,传统的和现有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显示出自身的困境,其核心表现就是政府治理的失效。那么,这种治理困境应该如何解决?在我们看来,面对如此复杂且具有独特特性的转型期中国风险社会,想通过“拿来主义”走西方的政府治理之路,显然是行不通的。而正确的应对之道应该是,在吸收借鉴西方风险社会政府治理模式优点的基础上,从中国转型期的具体风险现实出发,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治理之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治理之路。所以,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本方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在分析借鉴和综合运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政府治理理论和社会转型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风险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独具特色的中国风险社会。在确定了理论分析框架之后,我们重点阐述了中国风险社会存在的四大类型的风险景观,即利益冲突是社会风险的触发点,环境污染是生态风险的聚焦点,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的引燃点,道德失范是文化风险的凸显点,同时分析了导致这些风险现实的具体成因,主要包括机制转换是中国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结构转化是中国风险社会形成的基本动力,观念转变是中国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如此众多的风险现实的集中涌现,传统的和现有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风险社会政府治理的诸多困境。具体说来,治理困境主要包括政府治理的政策性短板,政府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政府治理的结构性单一,政府治理的能力性削弱等四个方面。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本文在借鉴西方政府治理风险社会的分权化治理模式和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点应对策略：一是培育风险文化,提升风险意识；二是完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三是扩充多元主体,推进协同治理；四是转变发展理念,维护社会公平；五是参与全球治理,共抗风险世界。
徐奉臻[2]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三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著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著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张宏婧[3]2010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长期性、整体性的转变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从人类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因此,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发轫于西方。对西方社会转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论,即经典的工业社会理论、实证的新进化主义理论与多元化的社会转型理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始终没能摆脱阶级偏见,便没有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转型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学界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十几年来,学者们对社会转型问题作了多学科、多领域的探索,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初具成果。本文就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转型的涵义、内容、本质、特点以及动力作了简单的归纳与总结,并以理论为指导,进一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即经济层面的转型、政治层面的转型、思想文化层面的转型以及社会层面的转型。本文就是依据它们在各自领域的表现,本着多角度入手,整体性把握的写作思路,顺应社会转型的本质、特点与动力,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乡镇企业助进了农村工业迅速发展；市场机制增强了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村民自治提升了农村政治民主化；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民思想文化的提高；社会分化推动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社会转型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欣喜变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向上的痛”：农村工业化的持久发展面临挑战；农业市场化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村社会转型遭遇思想文化瓶颈；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了转型之殇。这些问题都将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带来阻碍。本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针对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试着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意见与建议,包括：提高乡镇企业竞争力促进农村工业发展；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完善村民自治确保农民各项民主权利；改造传统文化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依据国情引导农民实现合理分化。以此作为本文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程凯[4]2013年在《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学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法律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加速进入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后，社会转型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为的运作，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甚至是重大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干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秩序和进程，因而探索建立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矛盾纠纷，便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来探索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重要途径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解决转型期的矛盾和纠纷提供有益的保障。全文共分绪论和六章正文，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来论述上述内容。其中篇章结构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的径路、研究意义和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及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演进及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转型、二者的时间竞合与治理模式的协调。第二章论述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缘起与秩序重建，突出转型期纠纷的不同特点，并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发展与实践及其对解决纠纷的启示。第三章论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包括诉讼制度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第四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调解制度，重点是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与实施。第五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信访制度，研究了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它所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第六章论述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重点是纠纷解决机制要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协调，并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同时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部分历史阶段相切合重叠。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依次展开、推进和深入，期间所经历的不同社会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依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部门法中较为具体的一种机制，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对我国的法学研究与实践产生较大影响，在移植或坚持本土法学资源的争辩和夹击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建构与发展中也受益于其中，作为具有东方经验与特征的部分纠纷解决机制依然具有中国文化的印记。而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和鉴戒，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转型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其中各种复杂多变的原因和态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秩序规范、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管理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目标就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通过诉讼解纷机制的权威性和非诉讼解纷机制的灵活运用达到解决纠纷、恢复秩序、促进和谐的正面效应，其中非诉讼解纷机制中调解、谈判、仲裁、信访的运用及其衔接互动起着重要的解纷功能，但二者在解纷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与不足，如何更好地通过改善路径克服其消极因素，是当下学界积极思考和共同面临的责任。虽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成面临着争议，诉讼解纷机制是否纳入其中有待于学理上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仍把它建构在其中，不能缺少它的理由在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调对接机制、仲裁与司法互动机制、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团审理等解纷机制都非常明显的与诉讼有关，与诸多解纷机制存在重要关联的机制如果排除在外，在学理上也于理不通。本文在论述中略作尝试，并把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作为重点论述，因为我国当下的信访制度面临的争议与困境最为突出。我国在利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同时，也面临着秩序重建的职责。社会秩序重建不是推倒重来，不是散漫的自由行为，它必须遵从一定的准则与目标，保证其过程和结果的合规律性与合社会性，既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相适应，也要与人的需求特征相吻合。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其中蕴涵了对社会秩序重建的使命，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应用中也承载着这样的任务，它也是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发挥着具体解纷的功能，起着保卫社会和促进社会团结的效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王帆宇[5]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三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郭定平[6]1997年在《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文中提出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新兴研究领域，是在对当代政治转型浪潮的比较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修正和发展。这一理论具有宏观视野，注重规范分析，重视文化历史环境，强调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主导模式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这些理论模式的长处，才能真正把握当代政治转型的动力和进程。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莲[7]2018年在《埃里克·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埃里克·欧林·赖特是美国著名的左翼社会学家,当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乌托邦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中,而《展望真实的乌托邦》成为其核心著作。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是21世纪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热烈讨论。赖特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不平等、政局不稳、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悬殊、工作无保障等现象,人们呼唤一个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他探讨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在解放社会学视域下展开,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实践中寻找和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范例。本研究试图从纵向历史考察、横向理论剖析到实践路径探索与总体评析几个方面,对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进行系统阐释,论文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从横向角度论析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出场语境。全球化的推进危害了人类整体的平等,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成为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在美国,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为深化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式。而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受益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未来主义、解放社会学和西方“新社会运动”。他的阶级研究为后期研究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奠定了学术基础。赖特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理论情怀,立场坚定的批判精神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使他更加关注人类的解放。第二章从历史角度纵向梳理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发展衍变历程、研究主题以及阶段特征。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将其思想的发展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萌芽与初创期,这一时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形成了阶级分析框架理论、中间阶级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第二阶段是形成与发展期,这一时期赖特主要思考不平等问题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赋权参与式管理中的制度创新问题;第三阶段是完善与成熟期,这一时期赖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诊断和批判,对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愿景规划,并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型策略进行探讨,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力。第三章深入挖掘和梳理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理论维度和基本主张。赖特以美国作为参照系构想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是乌托邦如何转化为现实问题的愿景规划,也是赖特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标志性理论成果。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价值体系的维度分别展开论述。在经济上他强调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在政治制度上注重民主制度设计,强调协商性和人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主要关注社会正义,注重平等、民主、可持续性和共同体原则,强调为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第四章阐释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蓝图的实践向度。赖特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的两步骤计划,进行详细的规划,深入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策略。他深入考察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几种途径,分析了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结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等方案的利弊。在此基础上,赖特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转型策略:缝隙转型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断裂转型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以及共生转型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第五章从总体上对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总体评述。纵观赖特几十年来努力创建的社会主义新规划理论成果,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传承与创新融合,通过多路径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进行深度构建。赖特为了使他的理论能够更加清晰明确,逻辑更加严谨并使之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使用了图表、数据及大量的案例,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具有概念明晰、逻辑严密、视角微观、注重实证和关照现实的特点。他的这一研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框架;是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反思,也是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再审视。当然,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并非尽善尽美,他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也不是完美无缺,同样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一是没有摆脱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二是缺少政党领导规划;三是模糊了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区别。因此新规划仍需进一步完善,同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也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对赖特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的三点看法。第一,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赖特从2010年推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以来,引起学界热烈讨论,又进一步扩大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际影响力。第二,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提出许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方案,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也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重要方案。第三,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不是关于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严肃理论探索。总体而言,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赋予了乌托邦概念以崭新的内涵,他通过一系列理论创新激活了乌托邦概念鲜活的生命力。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最大的理论创新是提出了详细具体的实践路径。因此,赖特可以当之无愧地忝列于当代在世重要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行列。毫无疑问,他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中合理的理论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廖亚辉[8]2016年在《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1948年缅甸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后,政治精英们开始了现代国家政治构建,效仿前宗主国,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然而,缅甸议会制民主的天然缺陷、民族纷争使缅甸陷入政治衰败、经济发展停滞和国家面临分裂的境地。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完全抛弃了前一时期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了纲领党一党执政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实行中央集权,闭关锁国,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奈温时期,缅甸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民众对奈温的极权统治产生了极大不满。1988年学生运动结束了缅甸式社会主义,缅甸进入新军人政权的威权统治时期。新军人政权制定了七步民主路线图,并按照这一路线图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制订了2008年宪法,举行了2010年多党制大选。2011年民选政府上台,开启了由军方主导的政治转型,实现了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和平过渡。2015年缅甸大选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下举行,以昂山素季为领导的民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组建新政府的权力。这是缅甸独立后国家建构中的重要节点,也是缅甸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在缅甸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基于这样的政治现实,本文对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进行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范例。本文试图通过对缅甸独立以来的三次政治转型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转型前政治制度的状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探究缅甸政治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动因与特点,并对2015年大选后缅甸政治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缅甸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做出自己的归纳分析与理性思考。内容结构上,本文依据历史发展脉络,以历史事件为节点,把缅甸三次政治转型沿着“政体转型的节点——政权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的巩固”这一思路分别展开叙述。第一次政治转型以1962年奈温军事政变为节点,实现了议会民主政体向奈温极权政体的转型；第二次政治转型以1988年学生运动为节点,实现了奈温极权政体向丹瑞新军人威权政体的转型；第三次转型以2011年吴登盛政府上台为节点,实现了新军人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再转型。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一、就政治发展进程而言,缅甸的政治转型遵循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从独立之初的议会民主制到奈温极权政体,从奈温极权政体到丹瑞威权政体,从丹瑞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回归这一政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独立以后每次政治转型都是对前一政体缺陷的整体校正,其结果是新政体对旧政体既有扬弃也有继承。二、就政治转型动因而言,合法性危机是缅甸三次政治转型发生的体制性根源。吴努时期政治精英不顾大局,互相攻讦,使人民对议会民主制丧失了信心；奈温时期缅甸经济衰败,民众生活困苦；丹瑞政权面临着国际经济制裁和国内民主派的压力,都危及执政者的合法性,动摇了其统治根基。奈温力图通过“负面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建立宪政来巩固其政权;丹瑞则意图通过“政绩合法性”和建立宪政来巩固政权。但是当政治体制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无论统治者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护政权,政权合法性必定会招致民众的质疑甚至反对,脱胎换骨的政治转型也就不可避免。三、就政治转型的特点而言,军队在缅甸的三次政治转型中起着主导作用。军队作为缅甸社会中最具有现代化的组织机构,控制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自上而下开启了三次政治转型,并掌控着转型的进度。未来军队仍将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作用。四、缅甸独立以来的三次政治转型未能促进民族国家构建,民族问题却对缅甸的政治转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和平进程往往是政治转型后新的政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展望了民盟新政府的施政措施,认为民盟上台将为缅甸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缅甸的民主制度有望在政党轮替中得到根本上的巩固,从而树立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典范。
王礼鹏[9]2013年在《论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转型度》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中国社会开始了大转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法制的不健全和配套设施的不完备，导致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了断裂、断层、塌陷及陷阱等“不和谐、不协调、不对称”的非整体性局面，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劳资冲突、经济与社会不和谐、人与自然不和谐等社会问题；农村尤为明显，转型中出现了“逆差序格局”、“关系强、社会弱、几乎无公共”的“公共性”不足和“法理与情理冲突”等社会新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管理和建设的不协调、不同步、不对称和不和谐，当下农村社会管理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新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也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存在的社会问题了，更无法保障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了；农村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及转型，以满足社会新现实的需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党建”的需要，也是农村社会转型、“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农村社会管理转型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果和目的，而且农村社会管理转型是集理念、价值、主体、客体、载体、路径、体制和机制于一体的整体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的“转型度”就是以“三权”（权力、权利和权益）为“视度”，以“让生活更美好”为“思度”，以“城镇化”为“作度”。
姜卫平[10]2010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整合能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一职责,责无旁贷。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扩大,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考验。因此,本文尝试对党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整合能力加以研究,主要问题涉及到与社会整合能力相关的基本理论以及与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密不可分的利益整合、意识形态整合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全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结语等几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意义,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阐明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集中梳理社会整合能力的一般理论。首先对社会整合的概念、构成,特别是对社会整合理论进行全面介绍,为更好地研究社会整合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其次,着重阐述社会整合能力的基本概念,重点分析了影响社会整合能力的政治文化、选举制度、政党体制、法律制度、社会因素等相关因素。最后,总结了社会整合能力与执政能力的辩证关系,分析社会整合能力在社会转型中的价值,提出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力评估体系。第二章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加以全面分析。首先介绍了社会转型理论。其次,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历史考察,重点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背景和转型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即劳资对立、干群对立、党群对立、贫富对立和仇富仇官心理。最后,指出社会分层复杂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公民社会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新挑战,要求执政党以新思维来应对。第三章从利益整合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从理论上说,社会整合的本质是利益整合,执政党是利益整合的工具。确立“执政党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利益整合的前提,国外执政党利益整合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利益整合理念发生巨大变迁。面对转型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党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规范的利益均衡机制。第四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在转型社会中,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分化、信息化都给执政党带来严峻挑战。根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创新意识形态就成为执政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第五章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无论是利益整合还是意识形态整合,最终目标都是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必须围绕着增进社会和谐来加强,最终落脚到构建和谐社会上。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在转型社会中,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构建良性社会阶层结构来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发展社会民主,拓宽民意表达的制度、民间、媒体、民调等渠道,保持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要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着重处理好发展问题、人才问题、稳定问题等难点问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结语从逻辑上对全文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指出把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结合起来,是一个新课题,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空间。除了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调整组织形态、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以提高社会整合能力,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点关注。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风险社会的政府治理研究[D]. 姜子敬.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D]. 张宏婧. 山西大学. 2010
[4]. 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D]. 程凯.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5].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6]. 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J]. 郭定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7
[7]. 埃里克·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思想研究[D]. 马莲. 山东大学. 2018
[8]. 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D]. 廖亚辉. 云南大学. 2016
[9]. 论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转型度[D]. 王礼鹏. 浙江海洋学院. 2013
[10].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研究[D]. 姜卫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