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分析——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4年度分析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体改委论文,社会心理论文,社会调查论文,分析报告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改革措施，这使得我国的体制转轨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也标志着改革已进入以全面制度创新为主的转型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环境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对下一部将推进的改革以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改革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据以分析、判断改革社会形势的重要信息和依据。1994年底，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在往年连续调查观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问卷入户调查。
调查范围涉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55个城市，共调查2500户，回收有效问卷2392份，有效回收率为96%。
一、当前社会心理环境的总体特征
（一）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心理环境不如1992及1993年宽松，但公众的基本态度取向是平和的。
上述判断由两方面调查资料支持。一方面是，公众的不满情绪与挫折感虽然较强，但均有具体的指向，即公众的大多数抱怨与不满都是表现在那些与他们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方面，在对社会的总体评价方面，并无激烈的负反应。第二方面是，公众对今后社会环境的预期也较为平稳，存在一些对今后形势的不乐观估计，但多数人并不认为会越变越坏（见表1、表2）。表1、表2所列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人对于局势的总体感受是呈正面反应的。
表1 公众对当前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基本看法(%)很稳定
比较稳定
基本稳定
很不稳定
不清楚4.0
24.5
45.8
19.2
6.6
表2 公众对1995年社会环境的预期(%)更稳定
没变化
不如1994年30.7
48.0
21.3
（二）在对改革的总体评价方面，公众对改革的价值与意义仍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
公众对改革的总体评价，体现了他们对改革所持的最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取向是制约社会心理环境的核心指标之一。因此，它是本调查系统据以形成判断的基本依据之一。199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80.7%的公众在改革的大方向这一问题上持肯定态度（见表3）。
表3 公众对“改革大方向”的评价(%)很正确
比较正确
一般
不正确
很不正确33.1
47.6
15.3
3.3
0.7
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如对改革效果及改革速度的评价方面，公众态度呈现出不同反应，一部分人持负面评价，但在关于改革大方向的总体判断上，则较为一致的趋于肯定。
（三）多数人对于深入改革抱有信心，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目标持积极态度。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对此缺乏信心。
调查表明，有61.4%的公众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表示有信心（见表4）。
表4 公众对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态度(%)非常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一般
缺乏信心 毫无信心16.8
44.6
25.9
10.1
2.6
改革是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问卷中设计这一问题即是从具体的、可操作目标出发，测量公众对改革目标的信心状况，这种对具体目标的测量结果往往更能反应公众的真实心态。从表4的资料发现，在多数人对深入改革的目标具有信心的同时，有12.7%的人对这一目标缺乏信心。这一比率是值得警惕的。
二、公众态度的转折性变化
通过对本次调查所获数据的整理分析，并与1991年以来的社会心理调查资料比较，我们发现，1994年的社会心理环境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与1991年以来的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分析，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亦需各方面予以高度关注。
（一）在需求与担心的心理层面，就整体而言，公众首次将社会稳定的目标放在首位，而将增加收入的目标放在第二位。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物价进一步上涨，其次是社会风气败坏和社会发生动乱。
调查数据表明：公众对社会稳定的需求从1993年的69.4%上升到1994年的76.9%，而对增加收入的需求则从1993年的71.2%降至68.5%（见表5）。中国改革伊始，尤其是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时，人们有很高的收入预期，并且大多数人都把改革等同于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改革也使大多数人的收入明显增长。反过来，这样更加固化了当时人们对改革的粗浅认识。但十年之后，尽管人们对增加收入的需求仍较强，可却将社会稳定的目标放在首位。这一变化表明，公众已感受到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阵痛，并且希望在保持社会平稳转型的前提下，实现其增加收入的愿望。
表5 1994年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状况(%)
很强
一般
无所谓安定的社会环境
76.9
18.3
4.8增加收入
68.5
28.5
3.0提高社会地位
33.9
49.4
16.7对国家重大决策的知晓权
33.4
47.0
19.6对公共事务有发言权
25.3
48.1
26.6
公众在转型期表现出对社会稳定的强烈需求，不仅是因为稳定能满足其增加收入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们经历社会动荡后所产生的痛苦记忆。调查中绝大多数人(92.4%)都认为“社会动荡的结果总是老百姓吃亏”。正是基于这种对社会动荡后果趋于理性的认识和现实的考虑，人们首先追求安定的社会环境，这里，既有为个人增加收入而产生的稳定需求，也有社会成员个体在感受到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时，对社会动荡的心理排斥而产生的稳定需求。
社会成员个体对社会稳定的这一特定需求结构对他们的行为具有何种趋动力，也就是说，人们在上述心态下如何行为，这是对社会稳定最有意义的。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适合目前社会条件的结构方式，得以在稳定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那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化解不稳定因素。一个家庭中，夫妇作为一个整体为适应社会转型作出相应调整。调查显示，截止1994年底，已有26%的家庭成为“体制互补型”家庭，即一对夫妇一方在国有单位工作，另一方在风险较大的体制外单位工作。这种夫妇择业结构既能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稳定需求，同时又能满足家庭增加收入需求。1/4强“体制互补型”家庭的出现，能较好的消除体制转轨所代来的不稳定影响。目前这类家庭的数量仍在增加，预计在1997年之前，以其现有的速度，有可能达到1/3。这对减少社会改革的阻力和增强社会稳定无疑是有益的。
公众最为担心的问题依次是：物价上涨、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发生动乱、治安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与1993年的调查数据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对物价上涨的担心位次从1993年的第二位升为1994年的第一位。应该说，自1988年的全国抢购后，人们已开始接受物价上涨的现实，并且就主要的社会群体而言，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在1992年7月的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当时64.0%的人对价格上涨已经习惯了。但时隔两年后的1994年，物价为何又再次成为人们最担心的首要问题？通过对数据进行交互分析，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最担心物价问题，除了1994年物价涨幅过大之外，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1994年的物价上涨是在个人支付费用增多的背景下发生的。1992年7月以来，随着公费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和养老保险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进，个人支付费用开始增加，这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有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的感受。以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为例，已有82.3%的人感到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见表6）。
表6 公众对诸项费用的负担能力(%)
负担
勉强
正合
负担
无所
不起
承受
适
不重
谓医疗费用的个人承担
57.8
24.5
6.2
6.9
4.6住房费用的个人承担
43.8
31.7
11.0
7.3
6.2教育费用的个人承担
42.3
35.2
7.1
7.5
7.9养老保险费用的个人承担 36.6
33.6
9.4
10.3
11.2
2.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199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9.2%的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信心不足(49.2%)和没有信心(19.7%)。在这一点上，对政府普遍缺乏信心的社会心态，在上述背景下，更加重了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担忧。
3.对1995年物价上涨水平的严重估计。由于对政府控制物价缺乏信心，因此绝大多数人(84.9%)预计1995年物价将大幅度增长(42.5%)和小幅度增长(42.4%)。相反，认为与1994年相比，物价略有下降的人仅占3.5%。
尤其需指出的是，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在信心与预期物价上涨方面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即对政府控制物价越没有信心的人，预期1995年物价涨幅越大。这表明，人们已把物价上涨部分地归结为政府控制不力所致。
（二）导致社会心理环境较差的主因是物价状况、消费品质量、社会风气等因素的持续恶化。在整体上，公众一方面对社会生活环境在今后一年内向好的方面转化持肯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对社会风气、物价状况和贫富差别状况的改善持否定态度。有相当多数的人对挣钱机会和经济秩序今后一年的变化趋势缺乏明显预期，挫折感开始增加。
调查显示，有81.8%的人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增加很多(37.3%)和增加了一些(44.5)，仅有10.3%的人认为没有变化，另外7.9%的人认为不满情绪减少了一些或很多，并且有74.4%的认为当前“有理无处讲”的现象很普遍。表7为不同职业群体认为“不满情绪增加很多”的人数比例。数据还显示出，在被调查的14个职业群体中，有9个群体不满情绪的增加值超过了平均值(37.3%)，其中工人群体和个体户群体最高，分别为43.9%和43.8%。并且，与其他群体相比，工人、个体户和军人群体对当前“有理无处讲”现象感受也最深，他们当中分别有80.5%、81.7%、82.6%的人认为当前“有理无处讲”的现象很普遍。
表7 各职业群众中认为“不满情绪增加很多”的人数比例(%)工人
43.9 科研人员
42.9 副处以上干部 39.4专业人员
42.1 科以下干部 40.4 个体
43.8中小学教师 40.2 无固定专业者41.7 科技人员
37.8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有55.6%的人认为，“虽然没有什么事，但心里总感到不顺”。这一数据告诉我们，在不满情绪不断凝聚，相当多数的人认为“有理无处讲”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中，超过半数的人形成了一种难以排解的不满情结。所谓情结即是一种情绪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相对顽固的心态。这种心态表现最明显的是工人群体(61.2%)和党政机关科以下的干部(60.1)。对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导致各主要社会群体普遍不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其主因是公众对社会生活环境持续的负面评价。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共列出社会生活的18个方面，让受访者分别对其现状做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结果发现：对现状评价满意的（以超过50%为线划分）仅有5项，它们依次是：国际地位(63.5%)，市场供应(62.8%)，市政建设(55.5%)，对外开放(53.9%)，文化生活(51.5%)。而不满意的却有8项，它们依次是：物价状况(90.0%)，消费品质量(88.9%)，社会风气(86.5%)，贫富差距(79.7%)，治安状况(76.1%)，依法办事(67.2%)，环境保护(58.1%)，经济秩序(56.2%)。
与1993年的同类数据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对物价状况和消费品质量的不满意由1993年的第二位、第三位，变为1994年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对社会风气和治安状况的不满意虽显示出轻微的下降（均下降了4%），但是人们对市场供应和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不满意评价却呈明显的上升势态，分别增长了14.1%和10.0%。
公众对社会生活环境变化前景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让受访者在各项社会生活方面就1995年的变化进行预测，结果发现：以预测改善或恶化的比例大小为标准，一方面人们对大多数社会生活在1995年中变好持肯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人们却对社会风气、物价状况和贫富差距状况的改善持否定态度。
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人们对挣钱机会、经济秩序和新闻真实性等方面情况的变化前景缺乏明确预期，分别有43.1%、40.2%、和40.0%的人在对该项的前景预期上选择了“不知道”的回答。这表明，有相当多的人切身感受到社会正处于较大的变动中，不确定因素正随之增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个人增加收入需求的驱动下，社会一方面承受来自物价上涨和个人支付费用增大的双重压力的挤压，另一方面其前景变化，尤其是能提供的挣钱机会和经济秩序变化前景很不确定，这样势必加大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理张力，并由此产生较强的心理挫折感。对此，我们应尽快从规范经济秩序入手，并适度扩大就业机会，从而使社会成员个体能对此有较明确的预期，以减少因心理张力增大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为实现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三）与前几年相比，在1/4调查对象主观感受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认为改革速度快了的人数比例开始增加。
从居民对个人生活诸方面的主观评价这一角度考虑，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比1993年和1992年大为增多。1994年社会成员主观感受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为25.2%（其中认为略有下降的为19.2%，下降很多的为6.0%），1993年这一比例为18.8%，1992年这一比例为10.9%（其中认为略有下降的为9.7%，下降很多的为1.2%）。3年来，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比例持续增长，到1994年，已有1/4的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从前了（如表8）。
表8 公众对生活水平变动的感受状况(%)
提高
略有
没变
略有
下降
很多
提高
动
下降
很多1992年
5.7
62.3
21.1
9.7
1.21993年
5.5
49.1
26.6
15.2
3.61994年
3.3
44.3
27.2
19.2
6.0
在涉及居民生活具体层面的进一步询问中，发现上述趋势依然存在。表9的调查资料证明了这点。
表9 认为个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比例(%)
收入
储蓄
债券股
高档消
减少
减少
票减少
费减少1992年
7.0
12.4
——
6.91993年
12.6
21.3
8.3
7.81994年
16.2
27.8
14.8
12.3
在上述指标中，负面感受的人数比例3年来持续增加。这其中，有相当成份并非个人收入诸方面情况的绝对下降，如高档消费品，而是他们与周围更富裕的人对比的相对减少，这是一种主观的相对剥夺感受。公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这种对比评价未必公正客观，然而他们的这种不愉快感受却是真实的和强烈的。
这种主观感受对其态度有很强的影响，因此，相应的，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率也呈现出下滑趋势。表示很赞成改革的人数比例由1992年的57.2%降至1994年的44%，下滑了13.2个百分点，而表示不赞成改革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2.9%上升到1994年的4.6%，增加了近2个百分点。对改革表示很满意的人数比例也从1992年的28.6%降至1994年的12.5%，实际下降了16.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对改革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从1992年的6.1%上升到1994年的25.1%，共增加19个百分点，而对改革前景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下降最为明显，即从1992年的52.5%降至1994年的25%，共降低了27.5%个百分点；认为改革没希望的比例，从1992年的3.1%变为1994年的8.9%。
在公众对改革态度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对改革推进的速度又是如何判断呢，调查显示，认为改革速度太快和较快的比例共增加了23.4%，而认为改革速度正合适的比例由1992年的36.2%降至1994年的23.6%（见表10）。处于不同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和职业群体的人们对改革的态度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10 公众对改革速度的评价(%)
太快
比较快
正合适
比较慢
太慢1992年
5.6
28.2
36.2
25.9
4.11993年
13.0
31.8
25.7
10.0
19.61994年
15.0
42.2
23.6
16.3
2.9
1.主观感受生活水平提高越多的人对改革越支持、越满意，也认为改革越有前途。
2.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改革的满意度越低；但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相比，却更支持改革。
3.从职业群体看，科研人员、教师、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比军人及个体户更支持改革；个体户对改革前景最不乐观；工人和个体户对改革的信心最弱。
4.工人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认为改革速度过快；而军人、个体户、工人都普遍认为改革的社会环境很不稳定。
改革初期，公众在政府舆论宣传的巨大影响下，感受最多的是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在中期，大多数居民也确从改革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中获得了实惠，如收入大幅度增加；而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触及到很多人的现实利益时，加之近年贫富差距的出现及不断扩大，人们对现状表示更强烈的不满，对改革的支持有所保留是一种常态的社会心理现象。然而，社会各主要阶层及职业群体对改革的支持率普遍、持续3年的下降，这无疑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信号。
三、若干热点问题的公众意向刻画
（一）公众痛恨腐败现象。那种认为老百姓对腐败现象已习以为常了的看法是危险的。
腐败是近些年来被越来越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公众对腐败现象非常痛恨，有86.7%的人对腐败现象痛心疾首(52.4%)和比较痛恨(34.3%)。感到无所谓的仅占6.7%。由此可见，所谓老百姓已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并且也是危险的。
公众对于“腐败”的界定及对他们所认定的“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本分析报告无意对这一课题作全面解释。在这里，只粗略地考察一下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公众对“腐败”的看法。我们将被调查的地区根据目前实际的经济发展程度，分为沿海及内陆两大类，前者包括沿海地区若干城市，如广州、汕头、厦门、青岛、上海、连云港、南京、杭州、海口、天津等及北京，均属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后者为内陆省份的城市，包括太原、赤峰、沈阳、大庆、郑州、枣庄、三门峡、武汉、成都、昆明、兰州、西安、银川、伊宁、沧州等，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两类地区公众的不同反应见表11。我们姑且不论实际的腐败行为孰多孰少，孰轻孰重，只就公众就这一问题的认知结果及情绪反应来考虑，内陆地区公众的负面反应更为强烈。
表11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公众对腐败的看法(%)
沿海
内陆个别官员腐败
19.6
10.0小部分官员腐败
46.7
42.1半数官员腐败
15.2
17.9
这种状况是以往的反腐败斗争效果欠佳所至。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总是这样，让老百姓普遍感到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很大，而实际收效甚小，其结果是越反腐败政府的威信越低。 （二）国有企业效益较大面积的滑坡，已使很多在企业工作的人开始担心失业问题，并有不少企业的职工、干部非常担心所在企业破产。这无疑会使下一步企业改革步履艰难。但另一方面，改革初期人们所普遍具有的高依赖性和低风险性的心理特质正在发生转变，他们在选择失业后生活出路时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主动的行为倾向，又为推进企业改革提供了因势利导的契机。
1994年，国有企业效益出现滑坡，失业的压力已开始向一部分人袭来。约有71.8%的工人有过失业的担心。有47.1%的工人、39.8%的企业干部和30.2%的企业领导干部非常担心“破产”会降临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头上（见表12）。
表12 您担心所在的企业破产吗？(%)
工人
企业一般干部
企业负责人非常担心
47.1
39.8
30.2比较担心
27.2
29.1
26.4不担心
11.9
22.3
30.2没想过
13.7
8.8
13.2
相比而言，工人最担心自己所在企业破产，并且比例高(74.3%)、人数多。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如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再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企业的破产对他们冲击最大。另外由于大多数工人(74.3%)、企业干部(68.9%)和企业负责人(56.6%)都担心所在企业破产，因此在企业破产问题上，他们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破产工作可能会同时受到三方面的阻力和困扰，如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激化矛盾，从而使企业改革的工作步履艰难。
有意义的是，在人们逐渐接受失业这一事实的同时，已开始在选择失业后的生活出路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行为倾向。调查中，我们给出三种可能的方式（见表13）让其选择，结果有54.6%的工人、64.5%的企业干部和60.8%的企业领导表示要自己寻找出路，而表示采取阻挠行动的人却为数不多。
表13 失业后的生活出路(%)
工人
企业干部
企业负责人赶紧自找出路
54.3
64.5
60.8自己等政府解决
33.9
23.6
25.5和其他职工一起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11.7
11.9
13.7以阻止破产实现
表13的数据表明，在自找出路方面，企业干部积极的行为倾向最为明显，工人则显得较为被动，有33.9%表示要等待政府来解决。另外有11.7%的工人、11.9%的企业干部和13.7%的企业负责人表示要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以阻止自己所在企业破产。通过对数据的交互分析，我们知道，这些表示要采取阻挠行动的人大都集中在30-40年龄段，其中以女性占相对多数，文化程度多为初中以下，并以普通群众和党员占多数（分别为58.9%、22.1%）。但总的来说，人们对待失业所表现的行为倾向是积极的、主动的，这为下一步推动企业改革提供了因势利导的契机。
执笔人：孙力 罗桂芬
参加讨论：张颖超 杨伟民
数据处理：周莉
附：本调查系统抽样步骤及方法
1.采用分阶段、等距与简单随机相结合方法抽样。具体步骤为：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住户→受访者个人。
2.街道办事处抽样方法：根据城市规模，计算出不同城市的街道抽样间距，然后依累加人口数选择街道抽样点。
3.居民委员会抽取办法：在样本街道中，按简单随机方式从本街道所有居民委员会中抽取一个居民委员会作为样本。
4.住户及个人抽取方法：在样本居民委员会中，依等距抽样法，选取若干个居民住户；再从被抽中的样本居民住户中，依本系统的户内抽样循环图选取个人作为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