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首都论文,体育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以北京市城乡体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根据北京市城乡体育发展的数据统计指标，在已有的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政策的指导下，审视北京体育的发展现状，找出首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探讨促进首都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走向。
2 研究结果
2.1 城乡一体化与体育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观点，城乡一体化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城乡一体化主要包括城乡规划布局、城乡资源配置、城乡户籍管理、城乡利益保障一体化四个方面[1]。它的研究重点在于统筹考虑区域内城乡体育均衡发展问题，统筹谋划区域内城乡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要使北京相对发达的城镇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打破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体育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首都城乡体育人力资源、设施保障等要素相互融合，逐步达到首都城乡体育协调发展的过程[2]。
课题组在对18个区县542名体育管理者的问卷调查中，33.95%的体育管理者认为“造成首都城乡体育发展差异的主要社会原因”是“政策原因”，认为是“经济原因”的占75.65%，认为是“体制原因”的占37.08%，认为是“地域原因”的占55.54%，认为是“文化原因”的占41.14%，此外还有12.55%的管理者认为造成首都城乡体育发展差异的主要社会原因是政治原因。
这些归因，最终都指向“体育政策”、“体育制度”。体育政策是体育发展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与指导体育的发展方向。体育政策的产生受社会政治系统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社会经济状态、政治体制和制度条件、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等[3]。从体育政策的产生与功能的发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先进的体育文化还是落后的体育面貌都源于某种体育政策。
2.2 首都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分析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源于两类政策导向，一是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对城乡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工作的推动；另一方面就是一系列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划与纲要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促进。关于首都体育的一体化政策研究，首先对以上两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表1)。
在“十一五”规划其间，北京初步形成由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部门规定相互配套的地方法规体系，并且建立起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了体育系统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许可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市和区县两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目标、考核及行政执法程序。建立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制度。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表明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北京市的重要工作内容。
2.3 北京市城乡体育发展政策推进情况分析
2.3.1 首都区域性体育发展政策、规划出台情况
近年来，在城乡统筹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北京市18个区(县)均就本地区体育协调、均衡发展出台了适应本区域的政策条例以及相应的体育发展规划和阶段性发展指标，并对本区或行政区体育发展进行定期评估。根据《北京市第二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数据，各区(县)还在已有的法规政策基础上制定颁布了本区域发展农村体育的新政策、新条例，初步建立执法队伍，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其中，海淀区和通州区在2006-2008年新颁布了两项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政策条例，居18个区(县)之首，顺义、大兴、密云三区(县)颁布实施1项，其他区(县)近年来基本没有相关的区域性体育政策、条例的出台，主要实施国家或北京市宏观体育政策，二者在新法规政策出台数量和出台速度来看，表现出区域性的差异。
2.3.2 首都城乡体育一体化工作组织与管理情况
体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离不开体育管理部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北京市现有乡镇182个，所有的乡镇设有体育管理机构。就群众体育管理而言，2008年，北京市18区(县)群众体育部门管理人员77人，其中专职人员72人。区(县)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管理人员141人，其中固定人员126人。街道(乡镇)的体育专职工作者人数较少，全市317个街道(乡镇)共有1107名群众体育工作者，专职人员341人[4]。
就业务工作而言，13个设有村(镇)的区县每年召开农村体育工作专题会议已经成为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常规工作，在体育部门的组织与管理下，各区(县)自办的农村体育活动3年内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共办体育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表2)。
2006-2008年，13个区(县)召开农村体育工作专题会议近6次/3年，平均每年近2次。房山区和海淀区，每年召开4次农村体育工作专题会议。
2006-2008年，13个区(县)自办专门的农村体育活动达到25次/3年，各年分别为12次/年，28次/年和36次/年，总体上2006-2008年13个城区自办专门的农村体育活动为150次、365次和474次，整体呈上升的趋势。
2006-2008年，13个区(县)三年间举办的竞赛活动有1022次，体育培训有169次，体育表演活动有172次。这些数字说明随着城乡体育协调发展指导方针的贯彻，北京市城乡体育一体化项目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2.3.3 首都城乡体育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北京市城八区和十个郊区(县)在体育经费投入上存在着近郊与城区的差异小，与远郊区(县)的差距大的情况[5]。
从北京市第二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可以清楚地呈现首都城乡体育经费的投入情况(见表3)。
就投入总量而言，8个城区平均为1083.90万元，朝阳区最高达到2200万元，东城区最低是549.88万元。10个郊区县平均达到1255.12万元，门头沟区最高达到2288万元，大兴区最低559万元。全市经费投入总量最高的是门头沟区(2288万元)，最低的是东城区(549.88万元)。从经费投入总量的整体水平看，郊区县明显高于城区。
就人均经费投入而言，8个城区人均为11.37元，崇文区最高达到30.05元，石景山区最低是5.63元。10个郊区县人均达到22.72元，最高的门头沟区达到83.20元，最低的大兴区5.10元。全市人均经费最高的是门头沟(83.2元)，最低的是大兴区(5.10元)，从人均经费总体水平看，郊区县明显高于城区。
就总量而言，2006-2008年中10个郊区群众性体育经费投入总量为8671.2万元，8个城区群众性体育经费投入总量为13091.2万元，郊区投入总量水平高于城区，且增长幅度大于城区。这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10年后的最明显的成果，由于“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镇”政策的提出，农村群众体育经费逐年增加，并且“现在已经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6]。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考虑政府体育财政投入的存量，城区体育经费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水平还是远远高于郊区县的。
2.3.4 首都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情况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表6)，2008年，8个城区自办群众体育活动平均达到332次，10个郊区县平均380次，郊区县高于城区；8个城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次数平均达到26次，10个郊区县平均16次，城区明显高于郊区县；8个城区街道、乡镇体育协会或社团数量平均达到127个，10个郊区县平均为117个，城区高于郊区县；8个城区市级体育生活化社区数量平均达到12个，10个郊区县平均为6个，城区明显高于郊区县。总体来看，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差距明显。
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探讨离不开对根本数据的探讨，也就是对“体育人口”的量化分析。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总人口1356.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052.2万人，乡村人口304.7万人。根据《北京市第二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9.3%。2009年北京市政府将“体育生活化社区”建设作为为市民办的57件实事之一在全市推广，截止到2010年底，我市共有体育生活化社区129个，比2008年增加了54个，这将使北京市城区体育人口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根据2007年调查，北京市城区体育人口为55%，而郊区(县)只有35%，城八区体育人口的数字明显高于郊区[7]，随着“体育生活化社区”的建设，这一差距还会加大。
2.3.5 首都城乡体育场馆分布情况分析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新的历史时期，北京是国家大型文化和体育活动举办地，要以建设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为目标，形成多元化的体育健身资源保障体系，引导和促进体育的产业化经营。根据2009年北京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北京市18个区(县)共有6149个体育场馆，较2006年底的6122个增加了27个，体育设施总面积达3191.7万平方米，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35平方米。
其中，城八区场(馆)数目占北京市总数的1/2多，郊区(县)的场(馆)数目虽然有所增加，但总数和增加速度与城区相比均有差距。在场(馆)功能的发挥上也有较大差异：城区体育场(馆)功能兼具大型体育赛事、娱乐表演和大众健身，而郊区体育场(馆)的功能较为单一，基本以重大特色型体育赛事为主，辅以群众性体育活动。
2.3.6 首都城乡竞技体育发展情况分析
在2006-2010年，北京市共举办体育竞赛活动2123项次，收录在每年度《北京市举办体育竞赛活动计划表》内的赛事2062项次，计划外审批体育竞赛活动61项次，国际大型体育赛事51项次，通过这些大型赛事，北京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优秀运动员，在国内竞技体育处于领先水平。
北京市城乡竞技体育在教练员队伍、运动员队伍、体育竞赛、裁判员队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如果将世界级冠军扩大到世界三大赛事中，城乡比较就更加明显。根据国内相关文献的调查，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延庆县、密云县4区县在获得奖牌的数量和级别上，郊区两个县远远低于城区两个区，差距较大[8]。
3 城乡体育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原因
3.1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形成首都城乡体育差距的直接原因
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原因，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原因。在城乡体育发展中，不论是余暇时间还是居民消费水平，农村人口的体育发展都处于滞后状态。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城乡社会保障产生现实上的不均衡，城市体育城市办，农村体育农村办，进而在“城市公益事业国家办，农村公益事业农民办”方针指导下，城市居民享受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等一系列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而农村实行的是以国家救济和群众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其实质是农民承担了社会保障的责任，其保障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据测算，目前北京地区农村收入落后城市8年，不仅城乡差距大，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共同服务也有差异[9]。
3.2 城市取向的体育政策，是造成和加剧城乡体育差距的内部原因
北京利用举办奥运会的独特优势，结合北京重点奥运项目的需求，在城郊区分别举办了一系列世界级高水平体育赛事，但由于体育场馆分布的不均衡，10个郊区(县)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不均衡除了软件上的不均衡，还存在于硬件上的不均衡，涉及体育赛事场馆的城乡布局、功能发挥以及使用率等因素。
4 促进城乡体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现代公平理论和城乡统筹发展观为指导，确定首都城乡体育均衡发展的政策理念；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统筹城乡体育事业诸方面的发展；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统筹城乡体育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