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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1X(2001)02-0019-04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理论流派众多，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再到索洛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近年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LuCas)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沉寂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理论再次焕发了生机。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更增加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魅力。对新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使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从中有所启迪和借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我们在开始讨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前，首先导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中的缺陷的修正。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Solow)、斯旺(Swan)、米德(Meade)和萨缪尔森(Sumuelson)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理论。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正如其本人所称，这种理论就像一种寓言，即通过人为加工的一个特定“故事”来说明一些道理。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首先，规模收益是不变的；其次，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最后，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惟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惟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当资本的边际收益趋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贴现值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不会超过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速度，即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稳定，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趋于一个固定水平（这时总产出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从长期看，人均收入的增长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摒弃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并引入了生产要素之间可替代的假设，但这些并不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是持续的。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引入和强调。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索洛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他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即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不断提高，因此，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贴现值之上，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长期内不会停下来，这样以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将保持一种持续势头。从这一增长过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二是它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前面理出的经济增长中的6条“典型化事实”，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可以解释其中的5条。此外，大量的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为例的实证分析也基本证实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关于美国战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表明，约有5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本人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增长，另外87.5%的产出增长被归为一个用以代表技术进步的“余数”。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条件。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之后，进入了一个20多年的沉寂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才又重新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从“新增长理论”的起源看，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正是“新增长理论”的先决条件。首先，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在各国间长期存在的差异性。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结论，即所谓的“收敛定理”，该定理说明在长期内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一致。这一点较易理解，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因素，其获得的机会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同等的，因此，各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一致。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没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这一点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事实上，对这一点，索洛在一开始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时就意识到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重视技术创新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理论研究中又将其排除在外，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其作为外生因素对待或忽视，这是因为若将其作为内生变量，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这就与一般均衡分析的出发点——竞争均衡的假设相冲突，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又是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的。
为避开这一难题，索洛在其生产函数中虽然将技术因素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一起纳入，但将技术看成类似于一种公共物品，它对厂商的生产活动有益，而每一个厂商又可以无偿地利用。可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处理技术进步所遇到的两难境地，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的欠缺。
（二）技术的特征。按罗默(1990)的描述，技术一般具有下列几项明显特征：(1)技术作为一种知识或技能，它可以被很多人同时使用或拥有，这有别于普通商品，普通商品当某个人拥有时，它就不能为其他人所有，按公共学的术语讲，普通商品是独享性商品，而技术则是一种非独享性商品；(2)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恐怕无人会相信技术会像索洛假设的那样自动随时间产生，虽然技术的产生有时人们无法预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没有人的参与，它是不会自动产生的；(3)现实中经常可发现有很多个人和厂商因某项发现或知识而拥有垄断力量，获取垄断利润，这就意味虽然技术是一种非独享性商品，但又不完全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排它性。
（三）“边干边学”模型。最早尝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是阿罗在1962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阿罗认为技术上的改善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投入品，它来自于私人部门的生产或投资活动。在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中，技术知识的进展是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的，而学习又来自于实践经验，即生产或投资活动。
把学习的过程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必须解决两问题，一是选择代表“经验”的变量；二是决定这一变量怎样进入生产函数中。阿罗在其模型中选取资本积累作为代表“经验”的变量，其生产函数形式为Y=A(K)·(K,L)，这里Y、K、L和A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劳动和技术因子。资本K在表达式中出现两次，但涵义不同，F(·)中的K表示资本投入，属于生产要素；A(K)中的K表示“经验”变量，A(K)是K的增函数，即当“经验”增加时，技术得到不断改善。
从微观角度看，阿罗的增长模型更具有借鉴意义，阿罗指出知识在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中产生，而知识又是一种非独享性产品，可为大家共享，因此，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其他人或企业都有好处，这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性。外部经济性的存在，导致总体经济活动表现为收益递增。阿罗这一思想后来被罗默等人吸收，成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萌芽。在“新增长理论”中，基于外部经济性、技术溢出效应的增长模型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阿罗虽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他所指的技术进步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副产品”，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的结果，并暗含了技术仍相当于公共物品的假设。此外，阿罗在模型讨论了收益递增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将产出相对资本与知识的弹性限制在1以下。这意味着资本积累所引发的技术改进虽然可以部分抵消资本边际收益的下跌，但改变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趋势，从长期看，人均收入水平将趋于稳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完全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无法保持持续增长。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1.罗默的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1986)在阿罗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罗默的最大贡献是其强调经济外部性的作用，认为技术（知识）的外部性完全可以保证产出相对资本与技术的弹性大于1，因而资本的边际收益由递减转变为递增，这样以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时间而递增，经济增长表现为发散的过程。罗默的这一结论克服了阿罗模型的不足。
2.卢卡斯增长模型。卢卡斯(1988)后来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卢卡斯的增长模型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宇泽(Uzawa)建立的模型为基础，模型结构与阿罗－罗默模型相近，但强调了人力资本和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溢出效应来自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每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增加除了引起产出的提高外，还同时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运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收益，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卢卡斯的增长模型的重要含义有两个：(1)经济增长不再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假设的那样，通过资本积累过程实现，而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外部性作用机制，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增长。
(2)它可以用于解释国际间的要素流动。卢卡斯在谈到他的增长理论的背景时，曾提到他的一项观察结果：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的流动主要表现为从低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这一点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资本的劳动力的流动应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现在若依据卢卡斯的增长理论，则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即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相同，但由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均大于发展中国家，这样便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新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化机制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成功，正因为如此，现在通常将“新增长理论”称作内生增长理论。但在对技术进步的解释上，上述提到的几种增长模型仍然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如对技术或知识的三种特征，这些模型均只能描述和解释前两条，对第三条特征尚未涉及。这一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才有罗默(1987,1990)再次作出突破。
3.罗默的结论。在此之前的“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在引入收益递增这一因素时，均假设收益递增来自于外部经济性。这种处理方法的优点是不会破坏原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因而仍然可以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从而保证均衡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存在。但完全把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归结为外部经济性的作用结果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技术进步往往与一些有意识的经济活动有关，如研究与开发活动。如果把技术进步与有目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联系起来，并且假设个人或企业的发展创造不会立即扩散到其他人与企业，那么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就会被打破，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这种规模经济不再由外部性引起），市场变为不完全竞争。所以，要想更好地刻画技术进步的产生机理，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模型框架，这一点可以说“新增长理论”的完善得益于经济学中的另一门学科分支——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的延续，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由狄克西(Dixit)和斯蒂格利兹(Stiglitz,1977)、伊塞尔(Ethier,1982)等人发展起来的垄断竞争模型后来成为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是至今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模型。
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包括：①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这里的新产品蕴含了新知识，在其被生产出之前，需要由研究与开发部门提供设计思想；②知识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积累；③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在罗默的第二代增长理论模型中，垄断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体现为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因为企业为获取垄断利益，必须倾向于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要求企业重视研究与开发活动。
三、“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索洛模型是把技术进步看作外生变量来进行研究的，然而，决定技术进步的许多因素不属于一般的经济范畴，把技术进步作为完全是外生地决定的，显然是不现实的。某些经济变量如投资，会影响技术进步的比率。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
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产出量和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即
Y=F(K,L,H,t)
其中，Y是总产出，K、L和H分别是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假设采用如下形式的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L[β]H[γ] (1)
其中，α、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劳动产出和人力资本产出的弹性，A代表技术水平。如果两边取对数可得用于估计的线性方程：
lnY=lnA+αlnK+βlnL+γlnH (2)
当采用带约束的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时，方程可写为：
取对数可得用于估计的线性方程：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采用横截面数据，数据包括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4个序列，每个序列的样本总数为30。
由于采用横截面数据，价格因素对模型不会产生影响，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采用当年价进行计算。劳动力投入选取的是各地区从业人员的人数。人力资本水平，从广义上包括劳动者的教育和健康卫生程度等各种代表人口质量的因素，但通常是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这一指标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里也采用这种方式，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是将各地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的程度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类，受教育的年限分别为0、6、9、12、15，然后教育年限分别乘以它们在各地区所占的比例，并以此代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用1997年的统计数据对(1)式进行估计的结果为：
ln(GDP)=-0.040+0.683*ln（投资）+0.363*ln（从业人员）+0.275*ln（人力资本）
(-0.169)(16.613)(9.817)(2.101)
R[2]=0.990 S.E.=0.119 F=589.931 D.W.=2.033
模型(Ⅰ)
该结果说明将人力资本作为GDP的解释变量是合理的，也表明新增长理论模型更符合实证分析。模型中，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75，表明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年限每增长1%，将拉动经济增长0.275%，它仅次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是比较显著的。
下面再用1997年的统计数据对(3)式进行估计，结果为：
模型(Ⅱ)
可以看出，各个参数的估计结果在统计上也都是显著的，S·E·的水平比较低，说明结果比较理想，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目前的资本投资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比约为2∶1。
进一步，我们利用模型(Ⅱ)对我国1997年的经济增长中各投入要素（投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进行测算。
1997年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GDP名义增长率(1)10.15
名义增长率(2) 8.85
产出弹性 (3) 0.65
资本投入
贡献 (4)=(2)×(3)5.75
贡献份额 (5)=(4)/(1)56.67
增长率(6) 1.09
产出弹性 (7) 0.35
劳动投入
贡献 (8)=(6)×(7)0.38
贡献份额 (9)=(8)/(1) 3.76
增长率(10)3.10
人力资本 贡献 (11)=(10)×(7) 1.085
贡献份额 (12)=(11)/(1) 10.69
年增长率
技术进步
(13)=(1)-(4)-(8)-(11)
2.935
贡献份额 (14)=(13)/(1) 28.92
结果显示在1997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达一半以上；其次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达29%；人力资本的贡献也很明显，为11%；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只有4%，结果表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影响更大。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必须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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