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是运用政治沟通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信息交换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一般的政治沟通概念及其相应的政治沟通分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广义的沟通把一切有关政治信息的流动和传播都看作政治沟通，认为政治沟通“是父母子女间、兄弟姊妹间、同辈团体成员间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体对广大社会群众间交换信息的过程”（注：张枝荣：《政治学》，七友出版传播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76页。）。 与此相应的“‘政治沟通分析’主要是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变迁、民意构成、政治演说、竞选言行、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和政治心理等”（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狭义的政治沟通仅同政治系统相关，“指的是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与此相一致，这种‘政治沟通分析’就是运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对政治系统输送、获取、存贮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注：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这两种政治沟通的概念和相应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我国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为了能有效地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信息流通进行分析，我们从实际出发，对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涵义作如下界定：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就是构成少数民族政治关系的各个主体之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和传输。与此相适应，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也就是对构成少数民族政治关系的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的输送、获取、存贮和运用的状况进行的研究。
一、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构成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构成：沟通者或称信息的发送者、接受者、信息通道、信息、反馈。只要具备这五个条件，就会形成一个政治沟通的过程。
1、沟通者。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的沟通者， 即一个沟通行为的发动者，也是信息的发送者，这是一个沟通过程的起点。在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当一个政治行为主体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目的、要求、意图、事实和行为等传递给别人时，他就在进行政治沟通，开始了一个沟通过程。因此，他也就成为了沟通者，或者说，沟通信息的发送者。
在政治沟通中要成为沟通者并不需要特殊的条件，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主体，只要向别人发出和传递了政治信息，就成为沟通者。沟通者既可以是机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沟通者传递的信息内容五花八门，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通过文字表达，也可以是口头语言或体态语言，还可以是一些符号和图形，甚至是一些象征性的行为，如演讲、游行、示威、请愿、爆炸等。一个主体一旦传递了信息，无论该信息是否被对方接收到并发挥了作用，它都成为了沟通者。在实际的沟通过程中，有的沟通者发出信息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有的沟通者则是无意识、无目的地传递了信息，成为被动的沟通者。
2、接受者。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的接受者是沟通中与沟通者相对立的另一个方面，是沟通中信息的接受者。接受者就是沟通中信息传输指向的对象，或者无意中拦截他人信息者。接受者既可以是机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在沟通者或信息发送者发出信息后，要通过接受者的接受，沟通才最终实现为一个完整的过程。
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信息传输和交换。因此，沟通者和接受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在不同的沟通过程中他们常常互换位置，或者说，他们常常既是沟通者同时又是接受者。当然，就一个具体的沟通过程来说，沟通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又是确定的和固定的。在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当沟通者经由一定的信息通道将信息传输过来后，接受者自身的状况如何，能否有效地接受，对政治沟通的最终实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3、政治信息。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就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信息传输过程，因此，政治信息就是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基本内容。沟通过程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离开了政治信息，就谈不上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
这里的政治信息就是有关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各种消息，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表现和存在形式。少数民族在政治生活中，总是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同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其它信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是同政治权力、公共生活和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相联系的信息，并因此而与其它的信息相区别。
少数民族的政治信息包括客观信息、主观信息、价值信息。客观信息是关于政治实体、政治关系、政治过程等的信息；主观信息是人们对政治实体、政治关系、政治过程等的认识；价值信息是关于客观的政治实体、政治关系、政治过程等对人们有意义的信息。
4、沟通通道。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通道就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信息传递的渠道。没有一定的渠道，信息无法得到传播，沟通就无法形成。
沟通通道即一切能够传输政治信息的渠道，因此，它不仅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团体，而且包括少数民族成员给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党政部门任职的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反映情况等，甚至给媒体打电话、写信也包括在内。这其中既有纵向通道，又有横向通道；既有直接的渠道，又有间接的渠道。因此，在少数民族政治信息的传输中发挥作用就不止一条通道，往往是多条通道同时起作用，形成了由多通道构成的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
衡量沟通通道的根本指标是通道能力。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方面来考察少数民族政治沟通通道的能力。从量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通道能力就是通道的负荷能力，即通道在一定的时间内传输信息的数量的多少。这一能力往往受到沟通渠道的规范性、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从质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通道能力就是通道的灵敏性。这就要求信息通道的每个环节都能够尽职尽责，迅速将信息按指定的要求传输下去，不论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还是横向传输，都能够畅通无阻。
5、信息反馈。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的反馈是沟通过程中的接受者接到传来的信息后向沟通者发出反应性信息的过程。在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首先是沟通者向接受者发出信息，接受者收到由沟通者传来的信息后，总是会以思想、态度、情感、决策、行动等方式向沟通者发出某种信息，从而形成沟通中的信息反馈。这里所说的信息反馈是任何一个沟通中的接受者对由沟通者传送来的信息作出的反应，并将这种反应的信息再传给沟通者的过程。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的信息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类。正反馈是反馈信息能够促进和加剧原始行动的反馈，如果原来的信息是偏离目标的，那么这种反馈将加剧这种偏离。负反馈是反馈信息能够调整原始行动的反馈，如果原来的信息是偏离目标的，那么这种反馈将减少对目标的偏离，进行某种调整和校正。一切有目的有计划的沟通，都应该运用负反馈来调节和控制沟通行为，尤其是政治体系，应该运用负反馈来调节自己的输出。
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上述五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现实的沟通过程。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单向的单通道沟通，现实的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沟通绝不止是单向的和单通道的，也绝不止是一方面的沟通，而是多向的全方位的立体的沟通，是一个复杂的沟通体系。不过，任何复杂的沟通都是由简单的沟通组合而成的。有了对简单的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分析，就可以进而把握复杂的少数民族政治沟通。
二、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基本向度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既然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那么，这种沟通就是多层次、多向度、全方位的，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复杂的网状结构。这里，仅对其中几个最突出、最基本，同时也最具典型意义的方面，进行必要的考察。
1、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沟通
这里的政治体系主要指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同时也涉及到国家政治体系。少数民族需要通过政治体系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体系则需要从少数民族中获得生产政治产品的原料，并将最终的政治产品作用于少数民族，因此，双方都需要沟通，形成双向式的沟通。
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的沟通，具体通过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由少数民族向政治体系进行的信息传输就表现为少数民族对政治体系的输入，由政治体系向少数民族进行的信息传输则表现为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的政治输出。
通过向政治体系的输入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的沟通主要是少数民族向政治体系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将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利益要求，传达到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体系进行决策、生产政治产品的依据。在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沟通采取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通过利益表达而向政治体系输入信息。具体来说，这种沟通的实现又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形式。其直接的形式是少数民族直接向政治体系进行利益表达；间接的形式则是少数民族通过在政治体系内担任某种政治角色的精英分子或者是人民团体来向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种是政治体系自身主动地从少数民族中收集和获取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党和政府主动地从少数民族中收集和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使之成为决策的基础性依据。
通过政治体系的输出实现的政治体系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主要是政治体系向少数民族输出政治产品。不论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还是国家政治体系，在将有关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的政治信息进行加工、转换并形成政治产品后，总是要将这些政治产品进行输出并作用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这种输出的过程中，伴随着政策等对少数民族的作用，政治体系也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息传输给少数民族，实现与少数民族的信息沟通。这种沟通常采取三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党和政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将政治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等，传输给少数民族群众；二是党和政府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报告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和工作重点，将政策交给少数民族群众；三是党和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将各种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贯彻到少数民族之中，落到实处。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沟通在实现的过程中形成的信息通道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制度化的通道主要有4 种：一是少数民族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通道；二是少数民族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通道；三是人民政协和人民团体；四是大众传播媒介。
2、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各机构之间的沟通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存在着各种政治和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之间不仅职能、职权不同，而且各自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不同，决策的着眼点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它们之间也需要进行信息的传输和交换，以实现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提高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能力。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部机构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导致了沟通的多向性和多层次性，这里仅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考察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的沟通。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的横向沟通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内同一层次的机构之间的信息传输和交换过程。这种沟通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自治地方的党委与自治机关之间的沟通；第二，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之间的沟通；第三，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部的纵向沟通主要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与上级和下级政权机关之间的沟通。在这种纵向的信息交换中又包括许多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自治机关同非自治的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二是自治机关同非自治的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三是自治机关同上级自治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四是自治机关同下级自治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
3、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是族际沟通的重要方面。少数民族同汉族都不仅是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利益共同体，不同的文化和利益再加上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相互间的沟通既十分重要又有相当的困难。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和信息交换，是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理解，消除民族隔阂，排解民族矛盾的重要途径。
在历史上，由于缺乏沟通，再加上汉族曾经对少数民族采取过大汉族主义的态度，对少数民族进行过剥削和压迫，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注：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建国后，这种状况又给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造成巨大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派驻民族工作队，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积极分子到内地参观访问等，加强了与少数民族的沟通，疏通了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已经比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信息交流的质量和数量还是很不够的，由于沟通的不足而产生利益摩擦和隔阂的情况仍然存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凡具备条件的都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了区域自治，因此，自治地方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又分为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因此，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沟通也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的类型：一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沟通；二是非自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沟通。
第二，非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由于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依法建立了自治地方，非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非聚居的，即使是聚居也是较小规模的聚居。因此，非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具体的类型：一是杂居于、散居于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二是聚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
4、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
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沟通同属少数民族的族际沟通的范畴，但相比较而言，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涉及的问题以及实际的沟通状况都更为复杂。
在历史上，生活于相邻或相近地区的少数民族，相互间的信息的传输、传递和交换往往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往而发生，其间既有随着友好交往的发展而使信息的传输和交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所发展的例子，也存在有的民族对其它民族进行剥削、掠夺、欺压、压迫而在民族间造成很深的积怨和矛盾，进而影响到相互间进行的信息沟通的情况。而生活于不同的地域，尤其是地理上间隔较大的民族之间，由于相互的交往和联系十分有限，有的是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交往过，相互间的信息传输、传递和交换也很少发生，甚至根本就没有信息的沟通，以至相互都不知有对方这样一个民族的存在。
1949年以后，国内各民族间建立了平等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统一友好的民族大家庭，各少数民族之间沟通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从沟通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生活于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间的政治沟通大多属于这一种类型。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和统一一体的市场经济尚未在全面范围内建立起来，所以，少数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以及与此同步的信息交换通常是在生活于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间进行的。同一地域或基本一致的地域，为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沟通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使得它们在进行交往、形成矛盾乃至发生冲突的同时，相互传递和交换了信息，加深了解和理解。具体来说，这类型又包含一些更具体的类型：一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二是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之间的沟通；三是非自治地区之间的沟通。
第二，生活于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在国家努力促进各民族交往和交流的情况下，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间的沟通有了一定的发展。不仅在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交往中，而且在各民族的代表共商国家大计的过程中，在有关的会议中，以及通过各民族代表团的相互访问，各民族间的信息沟通也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增进了各民族的了解，加深了友谊，促进了共同繁荣。
5、少数民族内部的沟通
少数民族内部的沟通主要是指同一少数民族内部的各个支系、部分、群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因此，是一种团体性的沟通。这种沟通又可划分为三种具体的类型：一是同一民族内各支系间的沟通；二是生活于不同地域的同名民族间的沟通；三是同一民族内不同群体间的沟通。
三、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意义
政治沟通对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的意义犹如神经对于肌体的意义。政治沟通就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有机体的神经。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形成和运作，都必须以一定的信息沟通为前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就没有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
1、政治沟通与政治合法性
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能够维持和巩固政治体系尤其是国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强化这种合法性。在政治学中，合法性概念是指人民对政权或政治权威的承认和接受。一个政权或权威受到人民的承认和接受，就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说“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注：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的话，那么，得到少数民族的承认、接受和尊重就是我国国家政治体系和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稳定运行的根本性条件。
在少数民族中建立、维持和巩固政治合法性是一项涉及面相当广泛，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但是在这其中，政治沟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家路辛·派伊说：统治的合法性“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统治的合法性为人民所赋予，当掌权者重视平等的原则，不因肤色、种族、信仰、党派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时， 最易取得人民的承认、 接受和认同”。 （注：L. Pye,"Legitimacy Crisis",in L.Binder etal.(eds).Crisis and Sequencds in Pilitical Develo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resityPree,1971,P135。）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形成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时，情况尤其如此。我们的国家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照顾和保障，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要将这些成效转化成为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承认、接受和支持，就需要健全和加深政治沟通，尤其要将国家政治体系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作为及其取得的成效，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政治体系在少数民族中获得的合法性的程度，取决于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发展和健全的水平。
2、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成员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从而形成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是少数民族争取利益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完善的要求。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不仅能够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提供条件，也能促进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发展和完善，有赖于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健全。首先，少数民族要参政首先就必须知政。要形成有效的政治参与，就必须通过政治沟通尽可能地了解政治过程的运作方式，政治参与针对的问题的背景、缘起、性质和发展状况，以及政治体系的价值取向；其次，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并不是孤立进行的，特别是因少数民族的整体利益问题引起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一种集体性的参与，这就需要通过政治沟通来协调利益，形成共识，达到一致；再次，少数民族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要通过信息沟通将少数民族的利益要求有效地传达到权威部门，而且还要通过信息沟通使其发挥应有的影响，影响政策制订或者达到有效的利益综合，使其成为政策选择。
3、政治沟通与政策过程
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能够提高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的有效性。这里的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是指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过程，它不仅产生于少数民族，而且也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作为一个过程，它由政策问题的提出与筛选、政策目标的确定、备选方案的确定与评估、政策方案的抉择、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监督与反馈修正、政策评价等环节组成。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同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因此而影响着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的有效性。
对提高少数民族政策过程的有效性来说，合理地选定政策问题、科学地设计政策方案、有效地实施政策是几个关键性的环节，而这些环节都同政治沟通密切相关。第一，只有在充分的信息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在存在的若干问题中把最需要通过政策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确定为政策问题。第二，只有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地挖掘出可资利用的政策资源，寻找到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愈是在深入沟通基础上设计的政策方案，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要使政策得到充分的贯彻实施，就必须使政策得到少数民族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而要使少数民族对政策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就必须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宣传，这是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
4、政治沟通与民族关系的协调
这里的民族关系仅指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族际政治关系。政治沟通对于民族关系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政治沟通，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必要条件。
我国目前存在和产生民族问题的原因基本上是3 个：一是历史上形成并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尚未消除；二是各民族间的利益要求有一定的差异；三是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的影响。针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这样一种状况，协调民族关系的根本途径就是消除隔阂，协调利益，增进理解。为此，可以采取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措施。但是，政治沟通也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健全和加强少数民族的信息沟通，可以在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化解历史上的积怨和隔阂，建立民族间的友谊，协调各种利益要求，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营造团结和睦的气氛。因此，在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应该在认识政治沟通的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
四、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影响变量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总体状况是不健全、不成熟，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一是沟通的自觉性程度低，信息量少；二是信息通道能力不良，流通不畅；三是信息的损耗量大，曲解严重；四是信息的收集、存贮机制不健全，利用率低。这就使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现有”与“应有”之间巨大的差距的形成也是“事出有因”。影响、制约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一些：
1、居住环境。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生活于祖国的边疆， 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比较差。由于高山、密林、深箐、草场、沙漠、戈壁的分隔，少数民族的居住往往较为分散，10几户人家为一个村落的很多，单村独户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样一种分散居住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使信息传输的管道变细变长变脆。
2、交通通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状况都是比较差的。在复杂自然条件的严峻挑战面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少数民族交通和通讯，更加显得脆弱。一年内有数月不能通汽车的县城也不是绝无仅有，乡村一级交通不畅的情况更是十分普遍。交通不畅，再加上电力缺乏，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讯能力也很差。在这些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并不能发挥其在信息沟通中应有的作用。如此这般的交通通讯状况，大大限制了少数民族信息沟通通道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
3、经济交往。信息的流动不能与人员、物资的流动相脱离， 政治信息的沟通不能与经济信息的沟通相分离。经济的交往是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基础。但是，在少数民族经济中，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中，商品经济才开始萌芽和生长。在这样一种经济状态下，由于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太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的频度和深度也是很低的。没有经济力的推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不活跃，不仅产生的信息太少，而且由于缺乏人员和物资的流动，稳定的信息通道就难以形成。
4、政治体系。从政治体系自身的状况来看，沟通机制很不健全。 信息的传输、收集、存贮、加工过程中没有形成具有硬性约束的制度，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还很低，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少数民族政治沟通的发展和完善。此外，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为阻碍信息传输，以及报喜不报忧甚至无喜报喜，制造虚假信息等现象也给信息沟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5、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结构， 不仅决定着少数民族成员对流动中的政治信息的敏感、选汰，而且决定着少数民族成员对政治信息的收集和传递，同时还决定着少数民族成员对所接受的政治信息的理解和评价。由于受各民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受政治价值观、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等因素的影响，面对流动中的政治信息，少数民族中往往会出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况。同时，有意无意地对信息的曲解和误解，使积极的信息被曲解成消极的信息，使好事的消息在传播中变成坏事消息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6、民族语言。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即使是借用别的民族语言的民族，也往往将这种语言纳入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从而使语言的词汇、表达方式等富有民族的特色。受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对同一概念、同一判断甚至是同一手势有了不同的理解。所以，“民族语言使共同体内部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不同的民族语言，……每每成为最有效的族际屏障。……还在族际关系中设置障碍，断绝族际之间的信息沟通。”（注：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 页。）在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沟通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民族语言在族际沟通中造成的严重障碍，既有因语言问题导致的曲解和误解，也有因语言的障碍而导致信息传输无法进行或中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