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_赣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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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商品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闽粤流民的进入进一步刺激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经济作物的加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在这一系列现象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具有农业资本家性质的租地农和具有手工工场性质的瑞金烟草制造厂。

关键词 明清商品经济 赣南商品经济 赁土 专业种植 流民 租地农

随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结论得到一致的认同,但是对一些落后地区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则观点不一。为此,笔者试就明清赣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趋势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价。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明中叶以来,随着流民的不断涌入,赣南各地水利事业的兴修,农作物品种的增加,租佃关系的调整,赣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嘉靖时期的赣南已不再如明初那样荒凉。“(赣州)据江上游,其为属凡十,其地膏腴极千里,会其里籍,户口之数不及吉之一巨邑,然而数泽之钟,栋隆之备,米盐之利皆足以下给诸郡”[(1)],到天启时,赣南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赣(州)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2)]清初以后,赣南的农业经济继续发展:“所谓天府江西号产米乡,岁漕数百万石,巨航鳞次北发,惟章水是赖”[(3)]。清初宁都人魏禧称:“本地产谷有足支数年者。”[(4)]会昌县“雍正五年丁未,潮州米贵,每日千余人,在筠门岭及周田墟搬运”[(5)]。正是在粮食生产获得发展这一条件下,赣南地区出现了经济作物大规模种植这一现象。

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类很多。其中在这一时期开始较大规模种植的有烟草、甘蔗、靛、花等。

烟草,又叫淡巴菰。大约在明末传入赣南,同治《兴国县志》载烟草“种出日本,明季始入内地”。烟草传入赣南后种植极为普遍。史料载“各县皆种”。闽、广流民在赣南地区的烟草种植中起了重要作用。“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颇夺南亩之膏。”[(6)]清前期,烟草的种植规模已经很大。瑞金县“连阡累陌,烟占其半”。康熙《瑞金县志·物产》称:“膏腴之田,半为烟土,半为稻场。”[(7)]在瑞金县出现了“村闾娶妇有以烟若干石充聘币奇”[(8)]的现象。可见,烟叶的大规模种植使得烟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庾县的烟叶种植也比较发达,所谓“食者日众,种亦日多”。在康熙、乾隆时甚至出现了“种谷之田半为种烟之地”[(9)]的局面。兴国县的烟叶种植也有一定的规模,“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为最”[(10)]。赣县的情况与《赣州府志》记载相同,农民把良田改种烟草。

各地烟草种植的具体数额因缺乏记载,无从查考,只在道光《瑞金县志》中留下了一则简单的记载,谢重拔称:“瑞金山多田少,约计田止二千八百余顷……乃连阡累陌,烟占其半。”[(11)]这一记载和康熙《瑞金县志》的记载相类似,应为较可靠的记载,即使除去这一记载中夸饰性的成分,瑞金的烟草种植面积也相当可观。大庾县情况与瑞金县相类似,种烟之田虽不及记载的那么多,但可以肯定规模很大。

清初,随着闽、粤流民在赣南地区活动的加强,赣南的甘蔗种植业迅速地发展起来。“甘蔗,赣州各邑皆产,而赣县、雩都、信丰最多。”雩都县“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贡,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12)]。从这一记载中的交易额来看,雩都甘蔗种植的规模很大。宁都州的甘蔗种植也较为普遍,“州治下乡多种以熬糖,农家糖多者可卖数百金”[(13)]。南安府的甘蔗种植规模较赣州府又有过之。南康县的甘蔗种植“始于菪确,终及膏腴”,甘蔗种植由山地逐渐向平原地区扩展,种植逐渐扩大。到康熙年间,糖产量已达相当的水平。“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干万石。”[(14)]到清中期,甘蔗的种植又有新的发展。“嘉、道以来,种植繁多,埒于禾稼,核其岁入,几与闽广争利广矣。”[(15)]种植规模较过去更大,糖产量也达到新的水平。大庾县是南安府的另一甘蔗种植区,甘蔗种植也有一定的规模,该县“上下十五隘,最大双坑里,东西隔一溪,经亘数十里……种蔗不种麦,效尤处处是。”[(16)]数十里地区遍种甘蔗。

赣南的花业种植以茉莉和兰花为主。茉莉是通过流民从广东传入的。“有重台者名鬼子茉莉,始自粤中来。”[(17)]茉莉在广东的种植不是很大,但传入赣南后,获得迅速的发展。“茉莉花,赣产最盛。有专业者,圃中以千万计,舟载以达江湖,岁食其利。”[(18)]兰花,“种出福建”,传入赣南后也获得迅速发展。其发展与烟叶加工业的发展有关。“树兰大者高九尺……瑞金曝其花粉入烟,名兰花烟。”[(19)]素心,“九月盛开,香清而远,瑞金县近有以此种兰为业者,每盎约值一金”[(20)]。赣南兰花的种植仅次于福建。“兰花出闽中者为最,其次莫如赣。种类不一,四季皆花,为江淮所重,舟载下流者甚多,赣人以此获利。”[(21)]花卉种植遂蓬勃发展起来。

蓝靛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山区,《明史·张忡传》载:“所部万羊山跨湖广、福建、广东境,故盗薮,四方商民种蓝其间。”[(22)]由于统治者的骚扰,还引起种蓝户的反抗。到明后期,蓝靛的种植开始向丘陵和平原发展。“(赣州)城南人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23)]赣州蓝靛的种植甚至吸引了远方的大商人,反映其规模亦不小。到清初,随着赣南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出现了一些专门以经济作物为生的专业种植者。

经济作物的专业种植首先出现在那些具有规模经营的经济作物中。

烟草是赣南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相当大。瑞金县“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门从事种烟活动的专业户,他们以种烟为其主要活动。“自闽人流寓于瑞,以莳烟为生,往往徒手起家,骤拥雄资。土著之人,贪目前之近利,忘久远之大害,于是赁田与人,或效尤而又甚。”[(24)]这些赁田“以莳烟为生”的闽人是专业种烟者自不待言,从这一记载中亦反映在土著中也出现了专业种烟户。不仅瑞金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整个赣南的种烟业中出现的“属邑遍种之,甚者,改良田为蔫畲”的局面说明不仅是在瑞金,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专业种烟户。因为农民作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理应以自己最好的土地、工具,最好的劳动力进行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以维持其一家的生计。只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从事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活动以作为一种补充。当农民把良田改为烟田,那就意味着种烟的收入已占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也即开始了专业种植活动了。

甘蔗是赣南的另外一大出产,闽人进入这里后,多租赁土地从事专业种植。南康县甘蔗“悉闽人赁土耕种,多杂引匪类,蔗林茂密,易于藏奸”[(25)]。雩都县“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这些赁土种植甘蔗的闽人显系专业种蔗者。信丰、赣县、宁都等地不见有记载专业种植甘蔗者的材料。但宁都有“农家熬糖多者可卖数百金”这样的人家。“数百金”的收入在农家中应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显然,种蔗在这里已不是副业,而应称之为家庭主业了。这类农家显然是从事专业种蔗活动的。

种花业在赣南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专业化种植。民间种植花“有专业者,圃中以千万计”[(26)]。瑞金的兰花种植在乾隆年间亦出现了专业化种植,所谓“近有以种兰为业者,每盎约值一金”[(27)]。

这种专业化种植对经济作物产品的商品化起了重要作用。专业化种植迫使农民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作物产品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如宁都府的谢有宜就赁田种烟,到秋后用钱买谷交租。他们的种植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市场生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流寓于赣南的福建人,他们租地从事烟叶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活动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封建地租,而是经营利润,他们经营的产品销往各地,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们的身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地主”,而是“骤拥雄资”含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他们雇佣的劳动者是一些从闽广来的流民。这种新的经营模式冲击了“牧歌式”的封建经济秩序和统治秩序,与旧的生产关系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南康县志》称南康地方因闽人赁土种蔗而造成地方“不宁”,“皆田里人利其重租不可易业。若改种豆、麦则利虽微而闾里获宁静之福矣。”[(28)]显然这种经营方式对旧的生产关系起着一种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随着经济作物商品生产的发展,赣南地区经济作物产品的加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种加工业首先出现于专业化种植程度较高的甘蔗和烟草生产中。在南康,一些富裕的租地农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蔗糖加工。“蔗糖悉系闽人赁土耕种,多杂引匪类,蔗林茂密,易于藏奸,及至搭棚绞糖时,聚众至百余人,地方难以稽查。”[(29)]从这个记载来看,南康的蔗糖加工业中雇佣了较多数量的劳动力,且加工出来的蔗糖品种较多。“取汁煎之为沙糖,又曰全青,又曰红糖;盛以漏钵渍稿覆之浅白者为布尖,最白者为冰花,取钵中漏除熬之为洋糖,或曰片糖;其以熬至坚实明亮如水晶玳瑁者为冰糖。”[(30)]在这里,蔗糖加工不是作为副业经营的形式而出现,而是道地的商品生产。从雇佣的劳动者来看,材料中记载的“匪类”显然不是当地的农民,而是一些从闽、广等地流寓于此的流民,他们既不受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受当地封建官府的约束也相对较少。相对南康的蔗糖加工而言,瑞金的烟草加工业显得规模更大,而且商品资本深入其中。“瑞近于漳,土性所宜,不甚相远。又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瑞故产油之地,故漳、泉之人,麋至骈集,开设烟厂。……聚千百制烟之人。”[(31)]瑞金烟叶产量很大,又富有制烟的原料茶油,所以福建漳、泉一带的商人纷纷来此开设锉烟厂。这些锉烟厂的规模很大,在康熙年间的瑞金“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至城郭乡村开制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皆自闽粤来”[(32)]。在一县之中,能聚集如此多的制烟工人,反映出瑞金烟叶生产加工业的繁荣。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雇佣劳动者的身分。从史料分析,这些人不是本地农民,他们来自相对较远的闽、粤等地,反映出他们已不再是农头时出来做工,一到农忙便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劳动的农民,初步摆脱了土地对他们的束缚,由于远离农乡,他们也摆脱了封建宗法关系的限制。又由于多属客居,他们受当地封建官僚的控制也相对松弛。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类身分相对自由的雇佣工人。这些锉烟厂内“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曝其(兰花)花粉入烟,名兰花烟”。这些原料的使用,要求有较高技术的人来操作,再加上收购原料、捆扎、锉烟等业务,反映出在这类工厂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工。这种手工工场由于商业资本的渗入并雇佣了较多的自由劳动者而与作为自然经济补充的家庭小手工业有了明显的区别。参与烟草加工业的商业资本的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生产的产品是流向市场,它的经营方式不再是零星的靠雇几个帮工维持的小作坊,而是具有手工工厂的性质。

明中期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作物品种增加,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各地流民的涌入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直接刺激了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并随之出现了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和经济作物产品的商品化。在经济作物的种植过程中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租地农。这一现象的出现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到其它农业作物。”[(33)]

如果说南康蔗糖加工存在着季节性,其手工工场的特征尚不明显,那么瑞金烟草加工业就具有较为典型的手工工场的特征。它的经营者是一些富商,它的雇拥劳动者是一些离乡背井,具有自由身分的劳动者,这类手工工场当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注释:

(1)李丕显《赣郡正佐题名记》,见同治《赣州府志·艺文》。

(2)天启《赣州府志·舆地志》。

(3)董榕《章源神庙记》,见同治《南安府志·艺文》。

(4)《救荒策》,见《魏叔子文钞》卷4。

(5)(12)(18)(21)(26)乾隆《赣州府志·物产》。

(6)康熙《赣州府志·风俗》。

(7)(24)康熙《瑞金县志·物产》。

(8)康熙《赣州府志·物产》。

(9)乾隆《大庾县志·物产》。

(10)道光《兴国县志·物产》。

(11)谢重拔《禁烟议》,见道光《瑞金县志·艺文》。

(13)(19)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土产》。

(14)(25)(28)(29)康熙《南康县志·土产》。

(15)同治《南康县志·物产》。

(16)余光壁《勘灾道中诗》,见乾隆《南安府志·艺文》。

(17)同治《赣州府志·物产》。

(20)(27)(31)乾隆《瑞金县志·物产》。

(22)《明史·张忡传》。

(23)天启《赣州府志·土产》。

(30)同治《南康县志·物产》。

(32)康熙《瑞金县志·物产》。

(33)《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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