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模型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成因、趋势及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成因论文,普斯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和表现形式都十分复杂，使中国经济家们在通货膨胀的基本判断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这次通货膨胀类型的判断至少已经出现了四种观点：需求拉动型、供给型（含成本推进式、结构性）通货膨胀、制度变革型通货膨胀以及综合型通货膨胀。与之相应，有关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也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中，有关需求性因素和供给性因素的作用无法截然分开，因此，综合论的观点也许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综合型通货膨胀理论富有内在逻辑地说明需求性因素、供给性因素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作用和相互推动关系。
一、扩展的菲利普斯模型：对中国综合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解释
需求拉起和供给推进型通货膨胀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两种通货膨胀类型，运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可知：若物价上涨起因于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就被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若物价上涨起因于供给曲线的移动，则被称为供给推进型通货膨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划分的基本假定前提是，在总需求发生变化时，总供给不变；或者在总供给发生变化时，总需求稳定不变。也就是说，AD或AS曲线中的任一条发生变化时，另一条保持不变，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实际经济生活中，还是在动态的理论分析中，这样的假定前提条件都很难成立，这是运用综合型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中国通货膨胀分析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当经济处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状态时，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如消费倾向增长或者政府支出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将会因出现总供求缺口而引起价格水平上升。在价格上升时，社会公众会要求保持实际工资不变，其结果是使名义工资趋向提高，从而引起总供给曲线的向右移动。由此形成了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的双重位移。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典型的综合型通货膨胀。当然，总供给曲线的移动还可能来自于其它因素引起的价格上涨，如基础产品价格的上升等。
运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可对综合型通货膨胀做出更准确、更详尽的分析。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表述为：
π=π[e]+f（u）+bz
（1）
其中π是通货膨胀率，e为通货膨胀预期，u是失业率，f（u）＜0，z代表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产生的价格冲击，b是价格冲击系数，b＞0。令π[e]和z等于0，该式可以还原为标准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π＝f（u）。通过奥肯法则，可以将方程1改写为：
π=π[e]+f（x-x[*]）+bz（2）
其中，x-x[*]用以表示总需求对总供给的偏离。
运用方程（2）可以将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因素结合起来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对菲利普斯模型的传统解释是建立在加成理论基础上的。按照加成理论，企业按照加成定价（make upricing），即， 以平均成本加上一定百分比的利润为原则制定产品价格。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工资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供给型的通货膨胀。加成理论将需求因素置于不重要的地位，需求因素对价格的唯一影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松紧程度（奥肯法则）来影响工资变动。由此推论，当不存在原材料价格冲击时，价格的变动应由工资的变动来解释，或者说工资变动应该与价格的变动一致，在现实中会表现为实际工资在长期中保持稳定。有关的实证资料表明，在美国，实际工资的变化在长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从此意义上说，在美国，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是美国通货膨胀成因的主要因素。而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在中国，实际工资变动存在着巨烈的波动，同时，还具有在经济高涨时（1986—1989间），实际工资趋于下降；在经济衰退期（1990—1991），实际工资趋于上升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总需求膨胀不是高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将中国通货膨胀归结为总需求膨胀就更不够准确。我们需要探求引起中国通货膨胀的其它重要因素，例如，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产品价格变动可能是形成中国高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原因。
图1 农产品价格冲击的菲利普斯模型
图1将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作为1994年中国高通货膨胀启动因素。依据是1994年农产品上升对零售物价变动的影响达70%；1995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33%，在零售物价提高中占12.7个百分点。在图1中， 将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价格上涨所形成的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表示为使Z从Z[,1]提高到Z[,2]，同时引起菲利普斯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这是一种典型的供给型通货膨胀。但是，菲利普斯曲线移动的位置并不唯一地决定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其它因素，特别是需求性因素。
第一，工资的变动。1994年职工平均名义工资比上年增长34%，实际工资提高了7.2%。职工工资增加会加剧菲利普斯曲线向左移动。
第二，总需求变动的影响。在图1中， 如果货币当局对价格冲击采取完全适应的政策，通货膨胀将会达到OC的水平；如果货币当局对价格冲击采取完全排斥的政策，则可以通过压缩需求将通货膨胀压低到零；如果货币当局采取部分适应的政策，通货膨胀将处于O与OC 之间的水平。1993年，我国总供求间存在着显著的缺口，至1995年上半年则已基本上实现了总供求的平衡，这对通货膨胀率的回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供给型价格上涨对菲利普斯曲线向左移动的推动。
总之，综合型通货膨胀理论可以涵盖引起中国通货膨胀的多重复杂因素。借助于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可以说明，中国近期的高通货膨胀率是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总趋势上看，供给性因素是构成中国高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
二、中国供给型通货膨胀的成因与特点
在一定时期，农产品价格等基础产品价格冲击导致高通货膨胀只是一个浅层次的现象，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过去15年中，类似于1994年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对高通货膨胀的影响已经多次发生，在未来还有可能重复发生。
首先，上述问题与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化直接相关。从历史考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农产品比价的变化始终都是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重要因素。1978—1988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工业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上涨了144.6%，工业品价格上涨38.6%。 由此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尽管中国仍保持着对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严格控制，但已经开始对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进行基础价格和边际价格的双重调整。1989年后，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工业品价格涨幅开始超过农产品价格涨幅，这表明出于多重考虑，中国放慢了农产品基础价格的调整步伐。至1994年，才被迫采取措施对农产品等基础价格进行大幅度调整。
其次，因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而引起的高通货膨胀，在未来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还可能周期性地出现，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
第一，工农产品价格相互攀升中的供给性通货膨胀
假设工业制成品的基础价格已经接近合理市场价格，边际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的边际价格依据市场行情变化，国家继续控制其基础价格的变化，并相机进行调整。
农产品和基础产品的菲利普斯曲线为：
方程（3）和（4），运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变化表述为，两类产品的价格变化相互推动。在此条件下，即使保持着总供求间的均衡，也会因两类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起高通货膨胀率。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央政府每年均对农产品价格和基础产品的基础价格进行适应性调整，因两类产品价格的变动互为因果，在一定时点上完全可能会因两类价格的相互攀升，累积成高通货膨胀率。只有在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的基础价格完全放开后，才可能使通货膨胀率趋于下降。
第二，农产品的基础价格相对固定与周期性通货膨胀
这种情况发生在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一次性调高之后，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将农产品基础价格相对固定，此时若农产品的边际价格调整幅度低于工业品，就会使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逆转。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比较利益丧失，其价格会承受较大的工资和成本压力。这时，1994年的局面会再度出现，即政府被迫再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引起周期性的农产品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相对固定，其调整幅度决定于两类产品比价的差异程度。相对固定的时间越长，两类产品比价的差异越大，所需调整的幅度越大。用方程（2）表示，即经济总量中Z变动引起的冲击越大。同时，方程（2）中的b也不再是一个常数，作为基础产品价格变动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乘数，会随着Z的扩大而趋于加大。 由此引起农产品价格冲击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内生性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
小结：在中国所特有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价格体系的改革采取了分产业、分步骤方式。在产业顺序上，率先放开了工业制成品价格，同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价格的调整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采取了逐步放开边际价格，而后逐步调整基础价格。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简便易行，保证了改革的较高效率。所引发的问题是，引起了持续性的制度变革性的周期性的价格水平上升，及类似于1994年的突发性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排除了需求膨胀影响。在有需求膨胀发生时，价格将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继续攀升。
三、抑制综合型通货膨胀政策选择的依据
1.控制总需求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
尽管现期，需求膨胀并不是形成中国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但是控制总需求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在现实中又是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从1994年至1995年的情况看，虽然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冲击是构成高通货膨胀率的主动因，但在短期内使高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却不能从降低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的价格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其原因在于：提高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部门间的比较利益，增加农业和其它基础产业部门的有效供给，进而增加总供给。在此条件下，降低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结果只能是减少总供给。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必须是，以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一次性冲击，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有刚性特点为基本背景，以减弱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惯性，抑制工农产品价格相互攀升为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主要的政策手段就是控制总需求。在实践中，就是要尽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投放。在保证不出现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使农产品等基础产品的价格冲击影响逐步得以吸收，将通货膨胀率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2.准确把握总需求控制的力度
图1以1994—1995年实例为基础展开的菲利普斯模型中， 我们已经表明，在内生性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发生时，一种逆向的总需求调节措施可以部分甚至是全部抵消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总需求的控制力度，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在多长时间内将过高的通货膨胀降下来。运用政策边缘线—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图2 总需求控制力度的选择
图2中的图a是一组政策边缘线—无差异曲线。用虚线表示的政策边缘线反映了在不同宏观背景下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衰退（失业率）间种种可能的组合。总需求控制力度的差异会引起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衰退（失业率）之间的相互替代。较松的总需求控制可以防止经济衰退，降低失业率，但同时也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政策边缘线距离原点的远近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差别，距离原点越近，宏观形势越好，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间的边际替代率越低，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所付出代价较小。在发生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冲击时，政策边缘线将向外推移，意味着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经济衰退为代价。
黑实线为无差异曲线，反映了从整个社会来考虑的具有同等效用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组合。显然，总需求控制的最优政策的选择应该确定在无差异曲线和政策边缘线的切点。假设农产品价格冲击使得政策边缘线外移，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由A点移动到B点，最优政策应该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保持在π[,1]、U[,1] 的水平上，并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图b）找到最优的需求控制力度（X[D][,1]）。如果采取更为严厉的紧缩措施（X[D][,2]）将通货膨胀压低到π[,2]的水平，则会形成更高的失业率，引起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从整体效用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政策选择。
总之，对总需求力度的选择依赖于一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受经济衰退的损失，也就是说，在内生性价格冲击发生的时候，总需求的控制力度是要寻求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和保证有效经济增长的结合点，在中国现有情况下，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总需求控制力度将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政策选择。
3.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仍要加强支持总供给政策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以总供给短期稳定为条件，形成了总需求管理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但在现实中，总供给在短期的增长可能增长很快，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过去的16年中，总供给的年度增长率达到10%左右。因此，在总需求管理中，防止对总供给持续增长打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推进总供给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很多学者曾经提出，需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他们大多是针对经济过热而言的。在此，我们还需要强调这一命题的另一面：即过度需求管理也不利于结构的调整，从而不利于经济总供给能力的提高。因为在现实中，以高利率政策为代表的过度的紧缩政策对基础产业部门的打击往往较大，从而不利于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执笔：唐杰、宁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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