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血汗工厂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血汗论文,工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末，校园内发起的反血汗工厂运动本该使经济学家们兴高采烈才对。这些学生所关心的不止是弄清楚血汗工厂的状况，而且要改变它们。学生们血气方刚，极力想结束这种亵渎人类尊严的野蛮状态，那些为学生们制造牛仔裤、体恤衫和运动鞋的男男女女正是野蛮行为的受害者。在许多学校，学生运动成功地给学校当局施加了压力，他们要求带有学校标志的服装不应由血汗工厂制作。
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一点也不高兴，但也不怀疑这些来自工厂内部的故事，因为它们早就在商业刊物和国际机构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所做的事只是拼命维护这些低工资工作，宣称这些工作在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更有甚者，这些经济学家往往对学生发起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不屑一顾。2000年夏，主要由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所组成的“国际贸易学术联合会”挺身而出，直接给各大学校长写信。信中发出这样的提醒，说大学里那些血汗工厂的抗议者往往孤陋寡闻，如果要跨国公司提高工资，很可能会使穷国工人丧失工作。
主流经济学家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这种反应并不奇怪。经济学家们都有一种喜欢标新立异的倾向，他们基本上都反对干预市场结果，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里。
虽然他们的反应是情理中事，却非常令人失望。他们对血汗工厂的观点尽管含有某些真理，但未免失之以偏概全。首先，主流经济学家维护血汗工厂所依据的命题是似是而非的，这个命题立足于交换的视角，模糊了血汗工厂的压迫实际。血汗工厂的压迫状况不是由劳动市场的交换决定的，而是由职业的具体性质所决定。第二，以这些命题为基础的政策立场同样漏洞百出。他们认为，独立于劳动和社会运动之外、不受政府法规影响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将会自行结束血汗工厂状况。这个看法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最后，他们断言，要求改善全球出口工厂的工作条件，会伤害第三世界的工人，妨碍减轻贫困的进程。这一断言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对反血汗工厂运动发起的挑战依然非常棘手。经济学家对血汗工厂的观点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论往往经过提炼，变成了记者、政府官员、甚至是一般公众对血汗工厂的看法。
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支持者必须有能力回答经济学家对运动的每一指责，而且回答必须同样具有说服力。如今，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致力于这项工作。2001年秋，“学者反血汗劳动协会”对联合会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指责给予了回答。协会反击文章的主笔、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认为问题的性质是“反血汗工厂运动在改善全球千百万贫困人民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步骤”。
依法办事就是了
对血汗工厂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难回答，依法办事就是了。他们避开了其他的“制度性干预”。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法律就是当地的劳动法，并不是指抗议者(甚至国际劳工组织)要跨国公司及其承包商执行的那种劳动标准。
反血汗工厂运动中没人会反对依法行事。事实上，美国一些反血汗工厂团体就是从法律角度给血汗工厂下定义的。例如，“反血汗工厂女权主义者”认为，血汗工厂的经营者违反了至少两项以上的劳动法，例如禁止使用童工法；健康、安全、防火和建筑法规；强迫超时工作和最低工资法。
在发展中国家有效执行当地的劳动法，肯定会有利于针对血汗工厂虐待劳工的斗争。例如，美国主要的反血汗工厂团体“全国劳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中国制造》发现为沃尔玛和耐克等美国公司生产产品的次承包商“在制度上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
有些国家制订的劳动法即使在书面上也不符合国际公认的最低劳动标准，如果要求这样的国家依法办事的话，这种用法律来治理血汗工厂的做法显然是有局限的。例如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表现良好的东南亚经济体中，国际劳动组织的一些主要劳动法规也未获批准，包括组织的权利。那里的最低工资远远低于让一家三口摆脱贫困线所必需的水平，这个水平就是基本工资的通常定义。在这些国家里，独立的工会活动遭到有系统的压制。
在劳动法保护受到限制、国际劳工法规未获批准或不受重视的情况下，坚持要“完全遵守法律”的做法将无助于阻止血汗工厂的虐待行为。在这种场合，依法行事看来就只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很难借助它通过改善市场效果来减轻血汗工厂的劳动。
为血汗工厂辩护?
主流经济学家为血汗工厂的辩护，是基于两个非常简单、逻辑上很有说服力的命题。其一是工人选择这些工作是完全自由的；其二是这些工作比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工作要好。这两个命题本身都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
一种交换的视角
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任何交换，包括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交换，都是自由进行的，只在双方都获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雇佣工人从事全球出口工厂的工作也不例外。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按通常的工资劳动标准看，工人也不是自由进入血汗工厂的。有时候，工人被关进高墙上有带刺铁丝的封闭场所工作，一天工作14小时，一周工作7天，还遭受体罚。来自中国、菲利宾、孟加拉国和泰国的5万多年轻女性移民就处于这种境地。他们是最近在塞班岛上被发现的，他们在近似于奴隶的条件下工作，为制作贴有“美国造”标签服装的销售商生产服装。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的确是选择了这些工作，虽说谈不上什么自由，也不能说不是由于经济窘迫的驱使。从主流经济学家的交换观点看，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这些工厂的工作既没有血汗性质，也谈不上剥削。
且听听主流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是如何表述他们的论点的。为了回答全国劳工委员会对为沃尔玛制造服装的洪都拉斯工厂的状况的揭露，萨尔瓦多经济学家卢西·马丁内兹-蒙特(Lucy Martinez-Mont)这样说：“人们选择在服装厂工作完全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因为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工作”。在经济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看来，印尼妇女特拉蒂温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女士依靠在雅加达郊外的垃圾堆里捡金属碎片出售来维持她和儿子的生活。她对克里斯托夫谈到了她在三岁儿子身上寄托的梦。“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在血汗工厂谋一个差使”。
这样的故事是很有说服力的。支持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境遇比出口工厂里的工人还要悲惨。比如，经济学家阿瑟·麦克伊文(Arthur MacEwan)几年前就提出过这一看法。他说，在印尼这样的贫困国家，从事农业的妇女所得到的报酬只是从事制造业妇女的1/5，因此，血汗工厂找工人并不困难。《学者反血汗工厂劳动报告》(2001)也承认，“即使这些工作的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但也比许多农业和街头叫卖等不正规的工作来得优越”。
但这种情况并不说明，雇主与没有多少选择权的工人之间的交换是真正自愿的，也不说明出口工厂不是剥削的场所。相反，就像政治哲学家米歇尔·瓦尔泽(Michael
Waltzer)所说的那样，这种交换应该被看作是“无奈的交易”，或“绝望的”交换，应该受到劳动立法的保护，在工时限制、最低工资、健康和安全保证上受到治理。
流行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
主流经济学家为血汗工厂辩护的理由在其他方面同样缺乏创见。例如，联合会2000年的一份函件便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论据：跨国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与其他地方同类工人相比，高于平均水平”。对此，协会正确地指出，“不错，但这没有涉及全球服装生产情况，那是由跨国公司分包的企业进行的生产，而不是跨国公司自己经营的。”联合会也隐约承认这样的现实，因为他们接着便这样写道，“在分包生产的情况中，工人所得的工资也不比流行的市场工资少。”
协会文章写道，联合会认为分包商支付的是流行的市场工资，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全球出口工厂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血汗工厂。协会作者强调指出，“在不发达国家里，对服装工人来说，流行的市场工资一般是极低的。另外，最近大学主持的调查以及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10月的报告都发现，全球服装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工厂弊端和违反工人人权的现象。”
其他全球出口工厂的情况也是如此。请想想为美国Reebok公司生产鞋子的印尼工厂的情形吧，这家公司居然“把自己打扮成第三世界人权的自觉促进者”。不管它作为模范雇主的地位多么炫耀，生产Reebok鞋的工厂工作条件还是成了《波士顿环球》1994年题为“肮脏的交易”系列文章的焦点。文章叙述了一位叫做亚提的印尼年轻女人的故事，她是为该公司制作网球鞋的工人。
亚提在拥挤的厂房里每周工作63小时，每月工资约80美元，相当于一双鞋在美国的售价。小时工资还不到32美分，但已经超过了该地区的最低工资。亚提住在10英尺宽12英尺长的没有家具的小屋里，她和其他两个同伴睡在泥砖混合的地上。
更有效的回答
简单地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对确定一个工厂是否是血汗工厂、或工人是否受剥削毫无关系。血汗工厂是由工作的特征决定的。如果工人被剥夺了组织的权利，承受不安全的弊端百出的工作条件，被迫超时工作，报酬低于基本工资，那么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工作的，也不管他们面临的其他选择也许更悲惨，他们就算是在血汗工厂工作。
仔细读读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交换的文章就能明白，血汗工厂的工作对全球穷人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只是比起农业和非正规部门的一般工作条件来说不是“更坏的消息”。他们的文章也不否认全球出口企业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例如，联合会领袖加格迪西·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说道，血汗工厂的工作是“进入稍微不贫困的门票”。
经济历史学家普拉斯·菲西贝克(Price Fishback)说道，根据1908年美国移民委员会收集的资料看，服装工人的工资高出被调查的21个行业的平均工资8%。工资接近美国本土工人的工资，是意大利或东欧一般工资的三倍。当时，甚至揭发1911年发生大火的三角制衣厂丑闻的记者也承认，坐落在现代高层建筑上的三角公司工厂“比平均水平更安全”，三角工厂的工人也说道，“稳定的工作”使他们“很想为公司出力”。
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准备承认在三角工厂的工作、这个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火灾的地方，对贫困移民来说就是好消息吗?总而言之，三角公司“在许多方面是一家典型的血汗工厂”。它的许多工作是由分包商监管的，这些不法商人付给女工最低工资，经常因为迟到被课以重罚。另外，获得三角公司稳定的工作也是要花代价的。在旺季，工人每天被迫工作14小时。总之，尽管那座现代化大楼有很好的防火设施，1911年的大火使它损失不大，但却没能保住在里面工作的许多工人的生命。
面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批评者
以上论述还没有涉及到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论点：把反血汗工厂运动所提倡的“开明标准”加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工厂头上，会使运动本想帮助的那些工人境遇更悲惨。
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eedman)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赞成要有一定的标准”。这当然包括那些反对血汗工厂、主张遵守当地劳动法的经济学家。甚至他们也承认，劳动与工资的“自愿”交换，必须由集体制定、共同遵守的法规来界定。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些法规是什么?它们是否都是基本法规，能够超越主权界限而普遍适用?经济学家毕竟是不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只是警告道，除了谴责奴隶制度外，关于恰当的劳动标准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协议，即使在契约劳动和童工方面也没有。
尽管如此，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那些对反血汗工厂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人，却赞成在安全、保健、强迫劳动和组织权利方面要有国际劳动标准。例如，经济学家艾丽斯·阿姆斯顿(Alice Amsden)虽然反对确立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标准，但认为要确定其他一些劳动标准。她说道，“问题不在于保健和安全的状况，而是工人作为人的权利，比如，不能因为组织工会就伤害他们，这些权利是不能受侵犯的”。甚至巴格瓦蒂有时也持这种观点。
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的“基本劳动原则宣言”也持同样的立场。劳工组织认为，175个成员国都必须“尊重、推动和实现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有效认可劳资谈判的权利，废除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有效禁止童工，废除职业歧视”。
这些主要劳动标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实证证据具有歧义性。例如，经合组织发现，加强实施这些基本劳动标准的国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经济学家贾·马赫(Jai Mah)则发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的结社自由和不遭歧视的法规，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业绩带来负面影响。另一位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进行的调查显示，核心劳动标准能增强一个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率方面的相对优势，但却阻碍了国外直接投资。
基本工资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提倡提高工资的劳动法前面止了步，这种劳动法反对工资由劳动市场结果来决定，也就是反对主张发基本工资的劳动法。所谓基本工资，是指能使一个工人带两个受赡养者脱离贫困的工资。联合会担心，如果跨国公司在压力下提高工资“惟一结果就是引起雇用情况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使那些原本想给予帮助的工人的集体福利化为乌有”。巴格瓦蒂反对要求跨国公司及其承包商支付第一世界的保护主义在“社会责任”的名义下所要求的那么高的基本工资。他认为，提出在发展中国家支付“基本工资”的要求会削弱这些国家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价劳力。
但事实上，要求跨国公司及其承包商把工资提高到当地最低工资以上、接近基本工资的劳动法，是否就会扼杀就业机会呢?在这个问题上联合会只字未提。
罗伯特·波林等经济学家最近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对墨西哥和美国的服装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对服装在美国的零售成本有什么影响进行了考察。他们的初步结论是，非管理性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美国售价为32美元的男式休闲衬衣的生产成本只增加50美分，即只是零售价的1.6%。即使增加的工资转移到消费者头上，零售价增加的幅度也完全在消费者对“良好”工作条件(不是血汗工厂)下生产的商品愿意支付的范围内。波林等人从1992到1997年对45个国家作了调查，发现服装行业的实际工资与就业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的重大关系。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善全球出口工厂的岗位质量(通过增加工资)将减少岗位的数量这一看法没有得到数据上的证实。
经济社会学家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说道，“向外改变劳动需求曲线几乎是经济发展的定义——就是说使人比他们所需的商品更有价值。”这条通向发展的“通衢大道”具有增加对工人生产的商品需求的额外好处。
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
要求跨国公司及其承包商支付基本工资、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允许工人有组织的劳动法，很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反血汗工厂的活动家及批评他们的人没有异议。分歧在于，这些广泛的影响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改进。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法有可能产生使活力普遍衰竭的作用。他们认为，反血汗工厂的活动家所主张的劳动标准制度化将会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进程中断。劳动密集型的血汗工厂是个良好的开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都是利用这种形式作为改善全民生活水平的跳板的。这些国家千篇一律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来度过“血汗工厂阶段”的，并不是靠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干预来获得发展的。
这些经济学家往往拿亚洲国家作为在发展中扬弃“血汗工厂做法”的典范。其中有在20世纪初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日本，有在20世纪下半叶迅速成为亚洲四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道，这些国家有的依靠外国企业来发展，有的却排斥国外企业。但他承认，这些国家发展的第一步基本一样，“就是靠血汗工厂”。
莫雷·维德鲍姆(Murray Weiderbaum)援引了诺贝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故事。“如果他的父母不愿意在血汗工厂里长时间辛劳工作，他们就无法挣到供他受教育的钱。”“我们应该感谢弗里德曼家族上一代人的投资，感谢能使他们作出明智选择的环境”。
这番论调歪曲了历史事实，误解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首先，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血汗工厂阶段，这并不能证明是血汗工厂引起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产生工作条件的改善。第二，在发达国家，血汗工厂阶段的结束并不是单单由市场力量所致，而是结合了血汗工厂的卫道士觉得非常讨厌的社会行动的。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研究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不平等起了减速效应，但即使他也会认为关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进步理论是有问题的。库兹涅茨的著名假设(即在初始发展过后，不平等现象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减少)不是建立在市场力量单独运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立法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他在1955年的著名文章《美国经济考察》中写道，“在民主社会里，不断增长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各种保护性立法，这些立法大多是为了弥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负面作用的，也是为了支持人民大众提出的在国家增长的收入中占有更恰当份额的要求。”
反血汗工厂运动所要求的劳动法其实就是这样的“保护性立法”，库兹涅茨认为这种立法是广泛普及经济发展的好处的关键措施。
的确，缺乏经济发展，光有劳动标准是很难使工人的生活好起来的。经济学家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等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迅速发展的韩国的工资比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如印度)增长得快，虽然在50年代，印度的劳动标准比韩国好得多。
但如果说经济发展就是根除血汗工厂弊端的惟一途径，也是不全面的。这一点在美国经济史上反映得很清楚。战后初期，血汗工厂弊端的发生率急剧下降，因此国际服装女工协会主席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宣布道，“我们基本消灭了血汗工厂”。而事实上，美国的血汗工厂边缘化了。针织工会的阿兰·霍华德(Alan Howard)说道，“到60年代中，美国服装业一半以上的工人参加了组织，他们的实际工资几十年来一直在提高”。
可从那以后，血汗工厂又在美国服装业死灰复燃。劳工部执行报告宣称，该部在全国进行了434例调查，发现有217例违反了公平劳动标准法。社会学家罗伯特·罗斯(
Robert Ross)应用美国国会总会计办事处制定的血汗工厂定义，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服装业960000个工人中约有60%在血汗工厂条件下工作。
血汗工厂何以会死灰复燃?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项目的削减使劳工部无力执法。70年代卡特政府期间，劳工部有1600名工资和工时视察员，到了里根政府时，视察员降到700名。虽然在克林顿时代的1997年又上升到942名，但他们巡查的场地数却几乎增加了一倍。
美国血汗工厂的复苏强调了政治规则及其执行的重要性，清楚地表明，虽然“经济发展”能提高总体收入水平，但它本身并不会自动消除不人道的工作环境。再者，这也说明血汗工厂阶段是国家发展过程早期的一次性阶段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不管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摆脱血汗工厂的过程的看法是多么错误，但他们认为以往经济的发展都经历过血汗工厂阶段，这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援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1997年对《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回答。他写道，“你们6月22的文章援引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想说明血汗工厂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的确，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存在过血汗工厂，后来产生了许多社会立法来摆脱这些瘟疫。但没有什么情况能要求我们现在重走老路。各国应该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让全球一起来摆脱血汗工厂。另外，我们可以要求跨国公司在国外生产时也采用我们自己的劳工、安全和环境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入乡随俗，应该按我们自己的标准。”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经济学家并非别人，乃是巴格瓦蒂本人。
是过于挑剔，还是商品拜物教?
主流经济学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质问反血汗工厂活动家，那就是，为什么单单提工厂工人呢?
克鲁格曼非常直率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每小时得60美分的制鞋印尼女工就引起了群情激愤，而另一个在田里干活、每小时只得30美分来养家糊口的印尼人，或一个在垃圾堆里觅食的菲律宾人却不会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世界上还有数不清的穷人。1998年，全球约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全球的穷人大多住在农村，他们多半靠菲薄的农业或小商业勉强糊口，其他住在城市边缘的人则在非正规部门从事小贩一类工作。说到出汗问题，克里斯多夫向我们保证道，“这种农田工作比工厂工作要出更多的汗哩”。
那么为什么这些更悲惨的农业工人的境遇却没有引起第一世界的改善运动呢?
“那是过于挑剔，”克鲁格曼回答道。“与那些挣扎在饥馑线上的农业工人不同，制鞋厂的妇女和儿童拿着奴隶般的工资进行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利益，这使我们觉得不干净。因此就要求有国际劳动标准，以便自我净化。”
滑稽的是，克鲁格曼的回答与马克思对这问题的回答没多少区别。马克思的回答是商品拜物教，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变成社会关系的载体。购买商品使我们与工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在洛杉矶、曼谷或雅加达购买牛仔裤、体恤衫或运动鞋，使学生与不健康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的妇女儿童发生了联系。大多数学生通过反血汗工厂运动希望加以改善的正是这些工人的生活。此外，作为消费者和公民，他们有权改变美国公司及其承包商的雇佣方式。
克鲁格曼的抱怨根本不是取消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理由。在历史上，工人组织一直是使政治朝库兹涅茨所描述的民主方向变革的强大力量。但克鲁格曼的抱怨也说明，应该从世界普遍贫困和全球经济日益拉大的不平等这一环境来看待血汗工厂工人的境遇。
由于我们生活在真正统一的市场，因此全球经济就使我们不仅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而且与厂外的受压迫工人联系了起来。向学生们指出了这种联系，希望运动能为世界经济各个方面的劳动群众提出更多的要求。当然，改善全球出口工厂的状况也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运动必须涉及到更悲惨的农业工人、街头小贩、家庭佣人、小作坊纺织工人以及妓女。只有在所有工人的境遇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经济学家才能不带欺骗性地说，全球更多的工厂职位对穷人来说不是浮士德的契约，而的确是好消息。
选自美国《挑战》杂志200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