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农业发展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00）03—0004—08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因此，正确认识新阶段的理论依据，正视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新阶段相应的战略和对策，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适时转换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理论依据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发展的总体特征，从农产品供求关系、农业生产目标和增长方式等角度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亦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农产品供给全面短缺， 以解决温饱为主，主要依靠传统投入的数量发展阶段；（2 ）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质、优化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注重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的优化发展阶段；（3）农产品供给多元化，以提高效率、 市场竞争力和生活质量为主，高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和知识集约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90年代后，我国农业在产品供求关系、生产目标、增长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生产目标由过去的单纯追求数量转向在数量基础上的追求品质、效益和收入；增长方式由过去的主要依靠传统投入和劳动集约转向劳动力数量已开始绝对减少和对资本、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经营形式由过去的单纯的原料型生产转向生产、加工、营销相联结的产业化经营；产业关联由过去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相互隔离转向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判定，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质、优化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注重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的优化发展阶段。
二、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但从目前现状看，农业在整体上尚难以完全适应新阶段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仍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一）农业发展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总体来讲，我国现行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产量，农业宏观政策和宏观管理的各个方面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的。这种以增加产量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以及政策体系，在应对农产品短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不适应于短缺时代结束后对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即不适应于新阶段应对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要求。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以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新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及政策体系。中央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加以解决，但由于新的战略和政策尚未形成和出台，加之过去既有制度和政策运行的惯性，不少地方至今仍然用对付短缺的观念和方法发展农业，仍以数量论英雄或主要以数量论政绩，反映在粮食收购政策上则仍然是重数量而轻品质，领导者和农民的品质意识、结构意识和市场意识普遍较差。实践证明，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不能通过应对短缺的办法实现的。
（二）农业生产结构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出现了明显改善，但与新阶段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基本表现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不能很好地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后对农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消费需求。目前我国的农产品结构，总体来讲是“四多、四少”，即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普通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专用品种少，深加工产品少。品质差，质量低，是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的小麦品种基本上是软粒小麦，蛋白质含量较高、面筋强度大、能磨制强力粉和适于制作高级面包和优质面条的小麦以及蛋白质含量和面筋含量低、面筋强度弱、面筋质量极差、能磨制弱力粉和适于制作优质饼干和糕点的小麦少；小麦专用粉仅十几种，其产量不及小麦面粉总产量的10%，与发达国家小麦专用粉有上百个品种、其产量占面粉总产量9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用我国小麦面粉制成的面包体积小、掉渣，面包评分在30～70分，而用国外面粉制成的面包评分均在95分以上。我国玉米的氨基酸、赖氨酸含量低，专用化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产后加工转化程度低。目前发达国家在玉米品种专用化方面发展非常迅速，并已形成产业化经营，如美国的“伊利诺斯”高蛋白饲用玉米、“奥帕克”高油工业用玉米、高赖氨酸工业用玉米、食用甜玉米、蔬菜玉米等已在生产上形成商业化种植，其中高蛋白饲用玉米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玉米高10%～15%，高油杂交种籽粒含油量高达7%， 比普通玉米高50%以上，高赖氨酸和色氨酸的杂交玉米其赖氨酸和色氨酸含量比一般品种高2倍多，而我国在玉米的专用化选育和利用方面才刚刚起步， 差距很大。我国玉米的加工转化也处于较低水平，深加工玉米比例不到10%，玉米产区的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以玉米原粮作为饲料的现象，全国每年大约都有4 000万吨玉米直接饲喂畜禽，造成极大浪费， 既有的加工转化也是品种单一、开发层次较低。我国种植的稻米以口感较差的杂交稻和早籼稻为主，稻米整体质量欠佳。国外优质食用米属于特长粒，米长为7.2毫米，千粒重为17.55克，直链淀粉含量为20.1%，变幅在18.6%～21.8%之间，而我国的优质籼米米长平均只有6.8毫米， 除湖南软米、中优晚1号、鉴105等的米长在7毫米以上外，其余都在7毫米以下，千粒重平均仅为16.7克，直链淀粉含量只有17.5%，变幅在10.1%～18.8%之间，属低直链淀粉含量型。从技术角度讲， 稻米的品质除了食用的优质化外，还有用途的多样化，如工业用稻米就要求高直链淀粉含量，饲用稻米则要求高蛋白质含量，在此方面我国同样存在着较大差距，如过剩程度明显的早籼稻用作饲料的报酬率很低，经济效益很差，而饲料稻的发展又明显不足。我国是马铃薯生产大国，年产量6 000 万吨左右，均居世界首位，但所生产的马铃薯基本上全都是大路货，在百余个品种中能够加工法式炸薯条的几乎没有，品质与国外品种差距较大。我国马铃薯的加工转化程度也很低。发达国家70%～80%的马铃薯被加工升值，而我国90%的马铃薯则被鲜食。
（三）农业科技发展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上仍然是传统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体制，虽然80年代以来屡次改革使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体制并未从根本上受到触动和得到改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甚至在一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方向背道而驰。概括讲，现行体制的弊端一是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独立设置，且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各自为政，致使农业科研与农业推广、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严重脱钩，这就从根本上割裂了三者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必然联系，割裂了科研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二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农业科研机构重复设置，且缺乏明确分工和横向联系，甚至为了争课题和争成果而人为地相互封锁，这就必然造成研究项目简单重复、研究结果简单重复、研究资源重复配置、各自都难以形成必要规模的局面，必然造成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三是用管理行政机构的办法管理科研机构，科研机构的内部管理也完全套用行政系统的方法，形成了“官本位”的导向和模式，这就扭曲了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价值取向，必然造成科研机构的官僚化或半官僚化。四是科研机构内部的行政和后勤部门庞大，人浮于事，占用和消耗了大量的国家配置给科研机构的宝贵资源。所以，必须大力改革农业科研体制，进行科研机构的重组和科技资源的重新配置。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也仍然是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那种体系，即从品种培育、种子营销到大田栽培的整个体系，都是以高产为核心。显然，这种以高产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已无法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以优化结构和提高品质为主体的要求。
（四）农业资本形成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业发展将日益依靠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但目前我国农业的资本形成水平较低，农业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积累水平较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难以支撑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的需要。总体上讲，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其大部分已年久失修，功能退化，配套不全，保障能力大大下降，许多河道淤积，防洪排涝能力减弱。据调查，90年代因水利设施老化，全国农田灌溉面积每年减少500多万亩。[1]统计资料显示，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率都呈明显增大态势。1975—1979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66 705万亩，成灾面积23 092万亩，成灾率为34.6%；1980—1984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55 220万亩，成灾面积26 595万亩，成灾率为48.2%；1985—1989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69 423万亩，成灾面积34 573万亩， 成灾率为49.8 %；1990—1998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74 610万亩，成灾面积37 619万亩，成灾率上升到50.4%。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农业的受灾面积扩大35%，成灾面积扩大42%，成灾率提高2个多百分点。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和成灾率增大的事实说明，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了。除水利设施外，农业的其他基础设施也很短缺，不能适应农业发展对资本依赖性增强的需要。农业基础设施不仅在存量上与农业发展不相适应，在增量上也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后，我国农业基本建设的速度明显放慢，农业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据计算，我国农业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六五”时期为81.3%，“七五”时期为69.2%，“八五”时期为59.7%，1996年更降至50%以下（为48.2%）。[2]90 年代后期与80年代前期相比，农业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了33个百分点，幅度达40%。在农业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下降中，水利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下降幅度更大。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增量形成的状况是不乐观的。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农民收入问题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下滑，增长缓慢，1997年为4.6%，比上年减少4.4个百分点；1998年为4%， 又比上年减少0.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下降，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1998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由于基层存在着的屡见不鲜的农民收入“兑水”现象，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速比上述统计数字反映出来的增速事实上还要低。农民收入增速减慢，使一度曾有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199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4∶1， 比1997年扩大3%，比1996年扩大1.2%，比1985年扩大近40%。由于农民收入中有一部分要用作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支付各种提留和摊派，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比收入差距还大。农民收入增速的下滑，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新阶段农业的健康发展不利，而且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利。因此，必须高度认识增加农民收入在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动态地看，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民增收的难度还会不断加大，增加农民收入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第一，增加产量对增加收入将不会带来明显作用。在短缺经济时代，增产就能增收，但在剩余经济情形下，供给增加会导致价格降低，增产就不能增收，由于农产品尤其谷物类产品的需求弹性不足，供给增加会使价格降低的幅度超过供给，增产反而减收。模型分析表明，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已明显下降， 1978—1984年为2.05，1985—1990年为0.82，1991—1998年为0.65，这就是说，在目前的经济状态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 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速要远小于1%。可以预计，进入新阶段后， 随着农产品以及整个经济供求关系的持续改善，产量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会继续减小。第二，提高价格对增加收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不可否认，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由于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继续大幅度提高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已不可能。事实上，面对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我国继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空间已经非常小。因而靠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提价将不再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第三，乡镇企业对增加收入的效应也会减弱。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乡镇企业超常规增长的情况不会再现，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从“八五”期间的年均增长42%下降到1996年的21%，1998年进一步下降到17%，增长速度的降低会使乡镇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降低，从而使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增长速度受到明显限制；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使乡镇企业出现了资本增密趋势，资本密集度增高直接降低了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使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的扩张减慢。据分析，1992—1997年期间与1980—1985年期间相比，我国乡镇企业固定资产的就业弹性从1.01下降到0.25，下降了75%以上；增加值的就业弹性从0.45下降到0.27，下降了40%。增速降低和资本增密两个因素作用的叠加，使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数量从“八五”时期的年平均700 多万人减少到1996年的600多万人，1997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3]可以预计，乡镇企业的增速减慢和资本增密趋势会持续下去。所以，进入新阶段后，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收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第四，城市化对增加收入的推动亦将趋缓。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跨区流动，大量进入城市择业，常年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超过6 000万， 城市化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随着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加，城镇失业显现并日趋严重。据估计，本世纪末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将达到1500万～1 800万人，真实失业率将达到8%～9%， 这种高失业状况将会持续一定时期。[4]毫无疑问， 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会减少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对农业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形成了直接抑制，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度会因此而减慢，农民收入的提高会受到直接影响。这种制约作用已经开始显露，如湖南醴陵市，1998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就比1997年减少了8.1%， 人均打工收入也减少了18.1%；已经在外打工的农民也出现回流现象，湖南湘潭县农调队的百户调查结果表明，1998年外出务工农民的返乡率超过了8%。 第五，国际化会给增加收入施加负面影响。由于关税降低，非关税手段撤销，农产品进口量增加将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如根据中美已达成的协议，关税降低后，美国会增加300万吨的小麦对华常年出口。初步估算， 仅此一项就使我国农民损失50多亿元人民币。除小麦外，玉米等谷物类产品的市场准入配额也增加，肉类和园艺类等实行单一关税管理的产品则会随着关税的下调而增加进口。外国产品进入的增加，会使国内农产品市场卖难矛盾更加突出，农民增收更加困难。
（六）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格局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进入新阶段后，根据国际经验判断，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主基调将是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这种转换构成了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统计资料计算，1998年我国农业在GDP 中所占的份额已降至18%；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份额已降至50%以下；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30.4%，如果按国际口径把常年固定在城镇打工的几千万农民及其家属视为城镇化了的人口，则我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已超过了36%；人均GNP 按“艾特拉斯法”即官方汇率计算约为800美元，但这种方法已公认对我国的人均GNP有明显的低估偏误，若按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综合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则我国的人均GNP （现价）已经接近2 500美元。笔者采用“速度矫正法”计算，结果表明，1998 年我国人均GNP按1980年美元衡量已超过1 250美元。根据以上四个宏观指标的数值，对照笔者曾提出的阶段转换标准[5]， 可以明确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整体上完成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即以农补工阶段，进入转向工业支持农业发展即反哺农业阶段。与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转换相应，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基本格局上也应转向工业反哺农业，这是新阶段我国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格局的主线。然而，从目前我国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现状看，尽管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农产品收购价格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农民负担依然较重，化肥、农药、农膜等价格与国际市场相比仍然较高，这些都使国家给农民的好处受到了抵消，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业的格局尚未从总体上得到根本扭转。因此，塑造新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出台系统的反哺农业政策，是新阶段我国农业宏观调控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七）农业的生态支持状况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
新阶段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持。然而，我国农业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难以适应新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水土流失一直是我国生态环境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50 多亿吨，相当于全世界水土流失总量的1／5。水土流失不仅丧失了土壤中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成分，使土地变得贫瘠，而且使河床、水库、湖泊等淤泥增加，河床升高，水库库容减少，加剧洪灾。西北黄土高原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吨，使得黄河在世界河流中含沙量排名第一。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3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90 年代的56.97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占全流域总面积的比重也由20.2 %上升到31.5%，长江年流沙量已达7亿吨，相当于亚马逊河、 密西西比河、尼罗河的总和。土地荒漠化是我国生态环境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据统计，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幅员。荒漠化治理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荒漠化的发生、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总体面积仍在不断扩大。风蚀荒漠化面积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1 560平方公里，增加到70 年代的平均每年2 100平方公里和八九十年代的平均每年2 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蚀荒漠化面积已达179 万平方公里，若包括已经治理的53万平方公里，实际扩大了82.4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江苏、浙江两省土地面积之和的4倍。 全国每年荒漠化净扩展面积超过1 000万亩，仅沙化土地每年就净增加369万亩。荒漠化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沙尘暴发越来越频繁，全国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特大沙尘暴在60年代发生了8次，70年代发生了13次，80年代发生了14 次，90年代已经发生了23次。据估算，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6]相当于西北五省区1998年财政收入的近3倍。 水资源短缺以及数量的不断减少，是我国生态环境中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均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量却排在世界第121位，并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量2 000 立方米就处于严重缺水边缘，我国目前已接近这个边缘。水资源不足及其减少，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全国农田受旱面积50年代平均只有1.7 亿亩，80年代增加为3.5亿亩，90年代进一步扩大到4亿亩。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状况的形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区对自然资源是重开发利用轻培育保护，滥伐、滥采、滥垦、滥牧、滥用现象十分严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纠正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行为偏差，优化农业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是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实现新阶段我国农业健康顺利发展的对策选择
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需要用新的发展方略和政策体系去解决。
第一，调整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新阶段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结构，提高品质，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具体讲，（1 ）生产目标由单纯追求产量向增加产量和提高品质并重转变，在保证基本数量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农产品的质量，把提高农产品质量作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2 ）增长方式由传统投入为主向注重传统投入与资本、技术集约相结合转变，在保证常规投入数量增加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把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作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3 ）生产模式由原料型生产为主向产中与产前和产后紧密结合的一体化经营转变，在保证产中规模扩大和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加工和流通等产后环节及技术服务等产前环节，把实行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4 ）生产类型由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内向型向既面向国内市场又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转变，在继续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开拓国际市场，把国际化作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5 ）发展重点由增加农产品生产向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在保证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增加农民收入，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通过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实现城乡差别的缩小和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6）发展布局由重视东部向重视西部转变， 在保证东部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把实施西部农业和农村经济大开发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通过西部大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和全国农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第二，稳定和优化政策。稳定政策主要是稳定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和政策。家庭经营制度，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是经营农业最有效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策优化主要是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经济制度以及农村民主制度。
第三，培育和营造市场。一个成熟的农业是能够对市场做出有效反应和成功应对的农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如果农业和农民自身缺乏对市场的应对能力，即使政府是有效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亦难获成功。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既然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且不可逆转，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方式就必须调整。政府不能再取代市场，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不能再变相地当“生产队长”，要把配置资源的权利真正还给市场，把生产的自主权真正交给农民，使经营决策的机会真正回归经济主体。淡出市场以后，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培育和营造市场环境，通过制定交易规则，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维护公平交易的秩序，并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全面及时的市场信息服务，帮助农民开拓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国际市场。
第四，调整和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提高品质，使农业更好地适应市场，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重点，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对策。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突出五个层次：（1 ）产业层次上的结构优化。即调整农、林、牧、渔业的产业构成，增加对收入弹性大的产业的资源配置，扩大市场需求空间大的产业的生产规模，缩减没有市场需求增量的产业的生产，使农业生产结构在整体上适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食物消费结构整体性不断转换的需要，实现农业结构在整体上与市场需求相一致。一般而言，动物性食品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健康、安全、享受等生活质量类产品有着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发展经验表明，食物消费结构由谷物类产品主导转向动物性产品主导再转向生活质量类产品主导，是收入水平提高后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两次重大转换，这两次重大转换带动着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与消费结构的整体性转换相应，农业在产业结构变革的推进上就要不断增加动物性食品及其后向关联产业即饲料产业的生产，进而不断增加生活质量类产业的生产，这是今后我国农业生产总体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2）产品层次上的结构优化。即调整各个生产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 优化部门内部的生产结构，使本部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市场对本部门的需求相一致。就畜牧业来讲，牛肉等红肉类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增加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就成为优化我国畜牧业产品结构的基本方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则会拉动种植业中饲料生产的扩大，收入水平提高后还会增加果品、花卉、蔬菜及瓜类等产品的消费，不断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也就成为对种植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3 ）品质层次上的结构优化。即调整每一种产品生产的资源配置，优化每一种产品内部的生产结构，实现产品的品质与市场的需求相一致。在数量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就必须在结构上突出品质，把提高品质作为农产品生产的结构灵魂。增加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增强能够满足多样化、专用化、优质化消费需求的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农产品品质的提高，农业生产产中结构的调整是重要的，但仅仅通过产中的努力还是不够的，还应发展农产品的产后加工。发展经验表明，农产品的产后加工尤其是精加工和深加工，是提高农产品品质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产后加工程度和层次，也是今后我国农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4）上市层次上的结构优化。 即调整农产品的上市时间，均衡农产品在旺季和淡季的市场供应，实现农产品上市的时间结构与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相一致。农业的特性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但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则没有季节性。这样，农产品的季节性生产和经营性消费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实现农产品均衡上市的核心是解决产后储藏保鲜问题。可见，大力发展农业产后储藏业，提高农产品储藏保鲜水平，以优化农产品的上市时间结构，也是我国农业结构优化的一项基本内容。（5 ）贸易层次上的结构优化。即利用国际市场，调整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实现国际国内双重资源格局下的农业生产结构优化。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格局，我们应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畜产品、水产品、园艺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等的进口。我国人多地少，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出口劳务，增加就业；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等于进口稀缺的土地资源。这种资源和市场转换模式，应该成为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基本方向。
第五，完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要按照市场化的基本原则，改革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对现有的农业科研机构进行优化重组，对现有的农业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一体化，形成能实现科技与农业有效结合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其次，要调整农业科技路线，使农业技术供给体系转变到以提高品质为核心并兼顾产量的轨道上来，加强对农业产后开发技术的研究和供给；再次，要加强和改进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建立多元化的灵活高效的推广机构，以技术推广应用为核心，形成全方位的农业推广服务模式；最后，要积极探索培育农业科技企业的路子，积极培育农业科技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和民营科技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
第六，培育小城镇经济增长点。以小城镇建设为龙头，带动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为此，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城市倾斜政策，建立城乡开放统一的大市场、尤其是城乡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拆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政策性篱笆，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和功能性分割，消除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身份歧视。通过制度创新和产业重塑，为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运行机制。
第七，调整和重塑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进而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型的工农业关系模式。如前所述，调整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启动对农业和农民在收入上的保护机制，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在今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应凸现对农业和农民的倾斜，主要通过启动农村公共工程的政策，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让农民主要以“以工代赈”的形式物化这些投资，大力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和农村的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
收稿日期：200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