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汉对勘看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定词论文,全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所有”是现代汉语常见的全称量化限定词，意为“全部；一切”，“着重指一定范围内某种事物的全部数量”，不受事物可否分类的限制。（吕叔湘1996：457/458）在逻辑学中，“所有”与“任何”等词一样，都是全称量词。在进行汉语全称量化研究时，Yang（2001）将“所有”视为一个限定性全称量化词（determiner universal quantifier），董秀芳（2002：221）认为“所有”是指代性形容词，曹秀玲（2005：19）将“所有”称为全称限定符，刘丹青（2008：543）将“所有”归入全称量化词（universal quantifier），董正存（2010）认为“所有”是叠加性周遍表达的统指类词汇形式。虽然术语各异，但是一般都认为，“所有”的语法属性是用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形容词，其语义内容是总括事物的数量。 本文尝试回答有关形容词“所有”形成的三个问题：第一，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是否来源于上古汉语所字结构“所+有”？董秀芳（2002：220-221）认为，“所有’本是指‘拥有的东西’，其中‘有’是一个动词，‘所’加在‘有’前，使其名词化。例如：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龙国富（2004）、毛向樱（2011）也持有相同意见。后者更是明确指出，意为“所拥有的东西”的“所有”是其以后词汇化的来源。但是，名词化短语“所有”出现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而形容词“所有”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所有”句法位置改变的过程及原因。 第二，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获得“全部，一切”语义的原因是什么？董秀芳（2002：221）提及，“全部”的意思是由语境所额外赋予的。从语境中获得的“全部”的意思被融进了“所有”这个形式本身，“所有”最终粘合为一个指代性形容词，意为“整个、全部”。毛向樱（2011：161）认为“‘所有’发生词汇化的动因主要在语用动因，主要指语用推理和语境义的吸收”。现有研究尚未证明“所有”是否由于语用和语境动因获得周遍性特征，又是在何种语境之下获得全称统指功能。 第三，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形成的时间是什么？徐颂列（1989：107）认为，“大约在清朝建国后，‘所有’才逐渐发展成为表示一类中全部的词语。江蕃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汪元亮》中就有‘所有著述，于疾作时，皆投诸火’句。”就目前可见语料来看，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出现时间应当远在清朝之前。董秀芳（2002）举出的例子是：“死至命尽，所有财物，官爵俸禄，故在世间，不随人魂神去。”（三国吴支谦译《四愿经》）毛向樱（2011）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代以后的佛经中，‘所有’这个短语的用法发生了改变”。“所有”的最早出现时间还需要探究。 本文探究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形成是否与佛经翻译有关，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对“所有”的形成过程有何影响，“所有”是如何获得定语的句法位置，又是如何获得“全部，一切”这种全称量化语义特征的。 二 “所有”在历史文献中的使用 2.1 先秦文献中的“所有” 在北京大学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我们检索到“所+有”字段13542例。①“所有”在先秦至民国的中土文献中出现5884条，占43.45%；在佛教文献中出现7658条，占56.55%。佛经翻译在宋元时期已经式微，若是只统计“所+有”在上古、中古汉语（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中使用情况的话，“所有”在中土文献出现的频率更低，仅仅412例，与佛教文献中“所有”的例句数量（7658例）之比约为1:19，差距悬殊。 先秦文献中“所有”字段出现次数极少，②仅发现了60余条，均为名词化短语，并未出现在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语法化临界环境中。从句法上看，名词化短语“所有”倾向于出现在主语、动词（介词）宾语等位置上，也可以充当判断句的谓语，例如：
在上古汉语中，“所有”只能出现在定语中心语位置，受到定语的限定。例如：
从语义上看，名词化短语“所有”发生转指，提取了宾语，意为“所拥有的（东西）”。“所+有”的名词化用法沿用至今，保存在成语等凝固结构里，如“一无所有”“倾其所有”等。但是，量化词“所有”并非上古时期名词化短语“所+有”词汇化的结果，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来自于“所+V”名词化短语。 2.2 东汉《道行般若经》中的“所有” 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后，“所有”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我们在东汉的译经中就发现了“所有”的临界环境用例，早于之前学者所说的魏晋三国（董秀芳2002、毛向樱2011）。现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在《道行般若经》中，“所+有”字段共出现84次，有24例“所有”出现在定语位置上，从数量角度对名词中心语进行限制。③其中，有15个“所有”的前面有范围限定成分，例如：
另有8例定语位置上的“所有”不带有范围限定成分，例如：
定语位置上的“所有”不再只有领属义，而是开始具有全称量化限定作用。例（16）中“一切”与“所有”对举，意义用法相当。上述例子中的“所有”，不但可以出现在定语位置上，在语义上不再表示领属关系，已经成为全称量化限定词。量化限定形容词“所有”的语法化临界环境可以形式化为“（范围NP+）所有+目的物NP”。它的临界性特征为：1）“所有”可以出现在定语位置。2）对目的物NP从数量角度进行限制，“表示论域之类的所有成员，没有例外”（刘丹青，2008：543）。3）范围NP出现与否均可，范围NP与目的物NP并非必须是领属关系。 “所有”能够限定的名词性成分比较自由，可以是名词“香、相、水、人、勤苦、魔、境界、经法、行、功德、法、懈怠”等，也可以是短语“近者”“勤苦之疾”“服饰、玄黄、琦珍”等。“所有”及其所限定的名词中心语倾向于出现在主语位置，宾语位置较少见。 表示全量指称的“所有”经常与范围副词“悉”“皆”同现，表示数量关系，如例（5）（8）。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形容词“所有”形成之初，存在一些特殊的用法，“所有”前还可以出现表示复数的修饰成分“诸”，有“诸所有功能”“诸所有功法”等。 2.3 唐代以后中土文献中的“所有” 中土文献从唐代开始可以见到定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所有”，但数量稀少，例如：
晚唐五代形容词“所有”的使用频率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全称限定形容词“所有”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佛教中土撰述之中，如《敦煌变文》与《祖堂集》等。这也表明，不但全称量限表达成分“所有”的形成与佛教有关，而且它又是通过中土佛教撰述作为载体对汉语产生影响的。例如：
明清以后，“所有”的例频率有了显著增加，在CCL语料库的清代中土文献中，检索到1819个“所有”字段，民国文献中“所有”的字段数量较清代又有所增加，达到2333个。除去少量名词化短语“所有”以外，清与民国文献中的“所有”大多是全称量化限定形容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明代开始，文献中出现了“所有+的+N/NP”结构。“所有”全称表量限定功能显著的语言表现便是“所有+的+N/NP”结构的出现。“所有”与其所限定成分之间由可以充当定语标记的结构助词“的”连接，这说明了“所有”的进一步虚化。“所有+N/NP”与“所有的+N/NP”存在着细微的语义差别，“所有的NP倾向于指称一定范围内的事物的全体，而‘所有NP’倾向于指称一类事物的全体。”“‘所有NP’指称的是封闭集合的集合，而‘所有NP’指称的是开放集合的集合。”（伍雅清、杨稼辉2011：29/30）例如：
从形容词“所有”在历史文献中的分布来看，形容词“所有”最早出现在东汉译经中，并在其后的汉文佛教文献中持续出现。古代汉文佛教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全部的汉译佛经、中土佛教人土撰述和以宣传佛教教义为目的的文学作品等。汉译佛经是佛教文献的主体，它的语言是古代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的基础和主体。虽然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与当时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有一定距离并令当时的读者有些陌生和不习惯的语言”，但是“在佛教力量的支配和印度文化的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汉地人民不但通过汉译佛典了解了印度佛教，同时也熟悉了汉译佛典的语言，进而还有了用这种语言进行的言语创作。这个过程中的实质既是印度佛教本土（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汉译佛经语言向全民汉语的过渡的过程”。（朱庆之2001）随着形容词“所有”在敦煌变文与禅宗语录等中土佛教文学作品中的大量使用，“所有”的全称量化用法开始被中土人群接受。 三 “所有”全称量限用法的产生 3.1 《金刚经》中“所有”的用法 “所有”的全称量化用法最早出现在东汉译经之中，但是在东汉以及东汉之前的中土文献中却未曾见到，甚至连可以重新分析的用例都没有出现。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形容词“所有”的形成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 本文使用《金刚经》梵汉对勘语料，考察“所有”在梵文原典中的对应情况。选择《金刚经》的原因在于，《金刚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在中国佛教界流行极广，僧俗两界对《金刚经》都非常推崇。《金刚经》多次被译为汉语，现存姚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及唐义净等六种译本。《金刚经》的六位译者均为佛经翻译史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人物，代表不同的翻译风格。更为重要的是，《金刚经》有宝贵的梵文平行本存留。而且学界对此梵本作过较多的校勘整理工作，可以保证梵汉对勘成果的可靠性。（胡海燕1985） 对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母语背景译者、不同文体的佛经异译本作共时与历时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有”的全称量化用法只是译经中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译者们共同的选择。如果异时、异地、异语的译者都选择“所有”来限定一定范围内某种事物的全部数量，那么，我们可以有保留地推测，“所有”与梵文原典中的某些词语或构式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用法又通过佛经翻译对中古汉语产生一定的影响。 《金刚经》六种译本出现86个“所有”字段，包括“所+有”随机字符串1个、梵语标句词仿译标记“所有”4个、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81个。“所有”在梵文原典中的对应情况如下表所示：
3.2 “所有”全称统指用法的来源：yāvat引导的量化关系从句 在《金刚经》的六种汉译本中，有68个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与由yāvat引导的量化关系从句相关。④根据Monier Williams《梵英大辞典》（852页），yāvat是梵语中的关系代词，由关系代词yad演化而来，意为“as great，as large，as much，as many，as often，as frequent，as far，as long，as old”。yāvat经常与tāvat配对使用，有时也与关系代词yad或者yathā ukta等搭配使用，意为“applied to the first unknown quantity or so much of the unknown as its co-efficient number”，即通过比况的方法，以某种已知范围内事物的数量来说明未知事物的数量。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1093页）、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1323页）都明确指出，量化关系代词yāvat在汉译佛经中被译为“所有”。朱庆之、梅维恒《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字典）汉译词索引》（279页）也可以给yāvat与“所有”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佐证。 梵文原典中由yāvat引导的关系从句在《金刚经》六种异译本中可以译为“所有”及其所在句子，这是六位译者共同的选择，表现出一种强制性与规律性。例如：
此句意为，须菩提啊，如果有一位女子或男子，三千大千世界中有怎样多的须弥高山，就积聚那样多的七宝之堆，将这些财物布施给诸如来、诸应供、诸正等觉者。⑤相关句子的梵文语法信息标注如下：⑥
梵文原典中这个关系从句的句法、语义关系及六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如下表所示：
在六种异译本中，关系代词yāvat都被译为“所有”。从句法位置看，只有笈多译本中的“所有”位于句首。这与笈多的翻译风格有关。朱庆之（2006）指出，“笈多用汉语的字词将原文的词句，连同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甚至包括了形态成分，按意译的方式全部‘转写’下来，而且完全没有用音译”。梵文原典中的yāvat（yāvantas是其阴性复数体格形式）位于句首，所以笈多便严格依照原典语序，将“所有”置于“三千大千世界”之前。而其他五种译本中，“所有”位于“三千大千世界”与“须弥（妙高）山王”之间。 从梵汉对勘看，例（27）中“所有”有如下两种语义内容： 第一，广义存在关系，即“某处所X存在着若干数量的某种事物Y”。⑦因为梵语主要依靠名词（代词、形容词）格位变化与动词形态变化表达句法关系，所以在yāvat所引导的从句中，可以出现存现动词√bhū（是，有），也可以省略。无论省略与否，梵语依格范围NP与参照物NP之间都是存现关系，所以汉译本中才会出现动词“有”。但是，因为动词“有”前出现了关系代词“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中的“有”不再是句中的完整谓词，而是成为起语义特征作用的降级述谓结构，在句中充当“须弥（妙高）山王”的定语。“所有”因此获得了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资格，这使其进一步语法化为形容词有了可能。 第二，数量关系。“所有”所在句子对译梵文“yāvat.....tāvat……”量化关系从句，对有定范围内全部物体的数量进行概括，从而使“所有”获得了全称量化的语义特征。如果严格对应梵文原典的句法关系及语义关系，例（27）中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名词短语做主语，“所”是量化关系代词，存现动词“有”充当谓语，“须弥山王”是宾语。换言之，汉译本中对应梵文原典yāvat的“所有”具备如下特征：1）出现在由关系代词“所”引导的量化关系从句中。2）动词“有”表示广义存在关系。3）“所有”意为“有怎样数量的……”。4）“范围NP+所有+参照物NP”为“主语+谓语+宾语”关系。 但是，对于不了解梵语语法规则的中土佛经读者而言，“所有”原本的确切语义内容“有怎样数量的……”反而被忽视了。在重新分析之后，“所有”被解读为：1）“所有”意为“一切、全部”。2）“范围NP+所有+参照物NP”的句法关系是“范围定语+形容词+中心语”。这种心理机制造成对“所有”句法与语义特征的双重分析。例（27）中的“所有”存在着“所+有+NP”（佛经译者）到“所有+NP”（佛经读者）两可的过渡状态。重新分析是语法化发生的机制之一。在翻译作品中，重新分析正是以双重分析为前提的。对于翻译作品而言，源头语言与目标语言的差异，译者的意图与读者的理解之间的错位，这些都使得汉译佛经中的某些语言现象存在双重分析的可能，并且进一步推动词汇、语法的演变。 在yāvat单独使用时，“所有”的全称量限表达功能更加明显。例如：
此句意为，像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尘土那么多数量的尘土很多吧？在梵文原典中对应的句子的语法信息标注如下：
佛经梵文原典中与数量有关的夸张笔法很常见，它们常常使用“yāvat……tāvatā……”量化关系从句，而且结构非常繁复。例如：
此句意为“在[如恒河中的沙粒那样多的]恒河之中的]全部沙粒很多吧”，这是一个多重定语从句。层次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存现动词√bhū（有）在yāvat量化关系从句中大都是以祈愿语气形式出现，在句中表示一种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所以玄奘才会将例（29）中的句11-1-4译为“假使有如是沙等殑伽河”。这与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逻辑基础，即基于可能性的假言观相一致。维特根斯坦指出：“所有”不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列举和归纳所得的命题形式，而是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上的假言逻辑形式。（徐为民2005：24）汉译佛经中，“所有”的高频搭配对象是“法、功德、人、境界”等不定指抽象名词，难以计数。“所有”在此的功能并非列举归纳全部实存的对象，而只是强调一定范围内对象的完全性。 根据Heine and Kuteva（2005：81）、吴福祥（2009：195），“所有”的语法化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1）译者，即汉语（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梵语（模式语）中存在一个全称量化表达手段，即由yāvat或yad引导的量化关系从句； 2）佛经译者要利用译经目的语言（复制语，汉语）里可以得到的使用模式来产生与之对等的范畴，即关系代词“所”与动词“有”。 3）于是，佛经译者依照普遍的语法化策略，使用汉语里的关系从句标记“所”与存现动词“有”来创造全称量化限定范畴的语法标记。重新分析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佛经译者的意图与读者的理解之间存在错位现象。这种错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上古汉语存在着与译师创造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相同或相近的词汇或构式。 4）最后，“所有”由“关系代词+存现动词”语法化为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 四 中古汉语新的量化表达手段被接受的原因 限定词是能“限定”名词意义的词类，使名词的特指、类指或是数量等语义特征能够有所明确。根据句法位置，限定词有前限定语与后限定词之分。在汉语全量表达系统中，量化成分不但可以出现在名词短语之前，而且可以出现在名词短语之后，特别是动词之前。也就是说，汉语的量化词不但包括在名词性短语中起数量限定作用的词语，而且也包括其他句法位置上的量化成分，如总括副词“都”等。 上古汉语时期，定语位置上的量化表达手段非常少见。董正存（2010）比较详尽地列举了文献中最为常见的89个统指类全称量化词，如“都卢、总是、尽皆、是凡、一应、凡”等。我们在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台湾中研院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中对这些词语逐一进行检索，上述89个全称量化表达词汇在上古汉语中出现32例，在中古汉语中出现25例，在近代汉语中出现32例。而且在上述89个统指类量化词中，只有19个可以出现在限制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定语位置上，其中，上古汉语中只有2个统指类量化词可以做定语，中古汉语新产生了9个，近代汉语新产生了8个。与定语位置上统指类量化词数量稀少相比，状语位置上可以使用71个统指类量化词，二者数量相差悬殊。这说明，在上古汉语时期，可以充当定语的统指全称量化限定词数量稀少。 因为上古汉语中缺少定语位置上的量化表达成分，所以将梵文原典中的量化表达词汇或句子译为汉语时，译师们需要寻找各种有效的手段。在东汉译经初始阶段，甚至会出现一些语言偏误现象。例如：
“悉”是在甲骨文、金文时期便已经产生的范围副词。上述两例中却误用为定语，对“阿罗汉”“菩萨”进行全称数量限定。 正是因为定语位置上统指类全称量化限定词数量较少，所以中古时期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梵汉语言接触导致汉语全称量化表达新词汇与新构式的获得。汉译佛经中的量化表达方法所受到的影响较为系统，不仅仅是“所有”，量化限定词“一切”“若干”等的产生也与佛经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新的量化词、量化构式与量化句，相较于梵汉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和借用发生之前可以利用的全称限量表达类型，构成了更为广泛的表达手段和话语选择。 五 结语 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形成是翻译活动导致的通常性接触所引发语法化的典型例子。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并非直接来自上古汉语的名词化短语“所有”，而是与其所在小句“X+所+有+Y”有关。“所有”“一切”“若干”等词受到佛经翻译影响，从东汉开始成为量化表达手段，并且沿用至今。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梵汉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发生的影响，绝大多数是以语法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己称代词“自己”、并列连词“若”、句末连词“故”和并列连词“亦”等。（朱冠明2007；龙国富2008；王继红2013；徐朝红、吴福祥2015） 根据临界频率假设，临界环境实例的不断出现引发同一语用推理过程的反复，导致目标义的习用化和惯常化，最终导致语法化的发生。（彭睿2011：15）如果使用“共时强度”和“历时厚度”两个参数来衡量佛经翻译对于“所有”产生影响的话，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历时上千年，语法化项临界环境中的“所有”实例在不同译者、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佛教文献中持续出现，在共时层面增加了语用推理的次数，推理义（目标义）的惯常化程度有所提高，并且能够在人们心理认知经验中与传承，使得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得以实现。 论文曾在基于梵汉对勘语料库的佛教汉语研究工作坊（香港，2014年2月）宣读。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 ①在检索“所有”字段时，并未区分“所有”成词的非典型环境（untypical context）与临界环境（critical context）。“所有”字段既包括合成词“所有”，也包括“所”与“有”的随机搭配。 ②本文检索过的文献包括春秋时期的《国语》《墨子》《左传》，战国时期的《楚辞》《公孙龙子》《谷梁传》《管子》《韩非子》《礼记》《吕氏春秋》《孟子》《荀子》《晏子春秋》《仪礼》《逸周书》《周礼》《庄子》，西汉《新书》《淮南子》《法言》《汉书》。 ③《道行般若经》中“所有”的使用情况还包括：第一，疑问代词“何所”与动词“有”连用4例，如：须菩提报释提桓因言：“拘翼！诸经法皆空，何所有狐疑厌者？”第二，动词，表示领属、拥有1例，如：受经之人无所爱惜，在所索者不逆其意，法师所有经卷而不肯现亦不顺解，其受经者便不欢乐，两不和合，不得学书成般若波罗蜜。第三，名词短语“所+有”55例，其中4例出现在主语位置，51例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如：舍利弗言：“云何若梦中有所作，宁有所得不？佛所说经，如梦中所有。”/识无所生，为非识故，亦不出识中，亦不入识中，法中计了无所有。有33例宾语位置上的名词性短语“所+有”都受到谓语“无”的支配，出现的句法环境比较受限。 ④另有两例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对应于梵文原典的X-samā复合词。例如：如诸恒河所有沙数，如是沙等身命舍以布施。（真谛译本）“如诸恒河所有沙数”对应于原典中的复合词
-nadī-vālukā-samān（恒-河-沙-相同）。samā意为“与……数量相同的”。真谛等译师将samā译为“所有”也是对“所有”全称统指用法来自于量化关系从句的一个证明。 ⑤《金刚经》译文主要参考许洋主（1995）。下同。 ⑥梵文语法信息标注缩略语：m.阳性；n.中性；f.阴性；N.体格；AC.业格；c.属格；L.依格；sg.单数；pl复数；rel.关系代词；indef.pron.疑问代词；dem.pron。指代词；abs.绝对分词；opt.祈愿式；P.主动语态。 ⑦袁毓林等（2009）将“有”字句的基本语义关系模式归纳为四种，分别是领属、包含、包括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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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汉对全名量化的探索看量化限定词“一切”的形成_定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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