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空间理论的困境与当代“空间转向”_世界历史论文

传统空间理论的困境与当代“空间转向”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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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与“时间”范畴相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并不是作为“主词”出现的。提及空间,人们往往把它与物理学、几何学、数学、地理学等自然学科联系在一起,较少论及它的哲学意蕴和社会价值,即使讨论它的哲学和社会价值时,也仅仅作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或依据的手段或工具。直到20世纪中叶,伴随着新技术“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采用多样化、可以再生的能源,新生产方式淘汰了大多数工厂的装配线,新式非核心家庭出现,被称为‘电子住宅’的新结构,以及未来完全不同的学校和企业。新文明为我们指订新的生活规范,带领我们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超越密集的能源、金钱和权力”①,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城市、地域以及领土这些概念开始成为当代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本文正是试图对空间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简要的梳理,从而展示出这一“深刻地改变当代世界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批判理论的阐释性疆域”②。

      一、传统空间理论的逻辑线索

      纵观西方空间观念的发展,即空间概念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形而上学”的空间概念,由亚里士多德开启,经牛顿、莱布尼茨和康德等人,直至黑格尔得以终结;另一条是“主体—身体”的空间概念,经历了空间哲学的主体—身体向度的凸显、空间的心理学实验分析方法的流行以及空间概念的生存论阐释三个阶段,代表人物有洛克、贝克莱、尼采、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人。③

      (一)从朴素的空间观到形而上学的空间观

      关于空间的思考最初是形而上学的。在古希腊朴素的空间观中,大多把空间等同于虚空、处所、有限宇宙、几何空间等概念。原子论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空间”概念,认为在世界和现象界之间存在一个第三者,它是一切生成的载体,某种程度上说,是为天下之母。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把空间(space)与位置(place)等同起来。他认为,空间是指事物占有位置的综合。所有物体都有长、宽、高三个维度,都占据一定的位置,不存在虚空,一些物质离开后,又会有新的物质补上。之后,欧几里得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空间观,提出了几何空间,并成为“唯一的一种适于讨论地理问题的空间语言”④。这一时期对空间的理解主要依据直观经验和比较粗浅的自然知识而进行的理论概括,缺乏一定的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带有猜测的成分,具有直观的、朴素的性质。

      中世纪神化的空间观与上帝密不可分,空间是上帝的属性。这一时期的空间观是一个过渡状态的空间观念,是从斐洛到牛顿的过程。关于空间的理解主要形成了两种趋势:第一,把上帝等同于“位置”。第二,研究空间与光(时间)之间的关系。⑤受犹太神秘主义影响,大多数人把空间和光等同起来。这种观念还影响着牛顿,他把空间当作上帝的感官。除此之外,中世纪还出现了关于城市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兴起,人们由于贸易、政治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城市出现之后,对城市空间的规划问题就应运而生。此时,城市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融合了宗教和政治,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是相对地下之城而言,这里的“城”是社会的意思,进而延伸出国家的观念,可以说,这里的空间观已脱离了古希腊时期纯粹的直观经验形式,蕴含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直到近代,对空间的理解才逐步从朴素的空间观走向形而上学的空间观。最具特色的观念要数牛顿的绝对空间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空间观。牛顿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概念。“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我们的感官通过绝对空间对其他物体的位置而确定了它,并且通常把它当作不动的空间看待。如相对于地球而言的地下、大气或天体等空间就都是这样来确定的。”⑥牛顿虽然承认空间的客观性,但认为空间可以不依赖于某一具体的物质和运动而独立存在,因而他的空间概念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质。之后,康德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空间,提出了纯直观的空间观。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纯粹的直观形式,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中,通过空间人们才可以获得感性的表象。黑格尔则在《自然哲学》一书中,把空间与物质运动联系在一起。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同时物质也离不开空间,物质和空间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黑格尔认为,空间是与运动密切相连的,也是因为运动,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

      从古希腊朴素的空间观,到中世纪神化空间观,再到近代形而上学的空间观,这条空间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是沿着理性迈进的。

      (二)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空间观

      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开启了对空间思考的另一条逻辑线索。空间不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它还是一种文化、社会、经济现象。近代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几何学和数学的发展,主体意识逐渐凸显,形成了主体—身体空间观的最初形态,笛卡儿正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空间观念是建立在数学和几何学的基础上的。在论述物质时,他明确指出,空间就是广延,在自然界,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物质只是广延的东西,不能思想。除此之外,世界还包括“思维实体”,人既有形体又能思想,是两个实体结合而成的。这是最早把空间与思想、身体结合起来的论述,是关于主体—空间的最早雏形。之后,莱布尼茨在论述单子时提出了,在虚空中存在着灵魂和单子,它们以一种前定和谐给予的原则进行活动,前定和谐的灵魂决定了事物之间的秩序,这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是无关事物的纯粹秩序或关系性存在,是“纯粹观念”的东西,在这里,莱布尼茨想要表达空间与人的思维意识存在着密切关系是思维的存在,而不是物质的存在。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身心、物我的统一,笛卡儿等人并没有论述,留给了心理学的空间观来回答。

      柏格森、梅洛-庞蒂试图给予回答。柏格森认为,记忆造成了人的行为。记忆是由知觉生成的,知觉并不是意识性的,而是和身体一样是物质的。记忆有两种,大脑记忆和纯粹回想。大脑记忆是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纯粹回想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纯真的意识。在他看来,只有纯粹回想具有时间性,而物质世界是没有时间性的,只具有空间性。意识具有时间性;身体是物质的,具有空间性。在他看来,身体是有限的,会消亡,而意识是永恒的,因此,时间具有优于空间的特性。通过对柏格森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时已经出现贬低空间、高扬时间的倾向。梅洛-庞蒂则提出,传统心理学是关于视觉和大脑的,而知觉现象学则是关于身体的。他不同于柏格森把身体当作客观对象,物质实体,相反,他认为身体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身体具有知觉并占据空间,这就是身体—主体的空间。空间与人的存在相关,“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⑦。他强调这种身体—主体的空间具有知觉和物质两种特性。这种包容的特征在空间的生存论阐释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探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从现象学与解释学的方法出发,追问“空间如何存在”。在他看来,空间是与人的世界相关的,他把空间看作人的活动的场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显。然而,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空间是依据时间的,他提出了“面死而生”,空间是针对有限的时间而言的。“只有根据绽出视野的时间性,此在才可能闯入空间。世界不现成存在在空间中;空间却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得以揭示。恰恰是此在式空间性的绽出时间性使我们可以理解空间不依赖于时间。”⑧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空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从现象学与解释学入手,把空间与人的存在结合起来,这是对现代社会强调技术、强调功用的工具理性强有力的批判,具有美学意义,展示了空间发展的另一条路径。

      二、传统空间观的理论困境

      “从以往的资料可以看到,有多少种不同的尺度、方法与文化,就会有多少种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展开的人类活动。”⑨传统空间理论的两条逻辑线索:从朴素的空间观到形而上学的空间观与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空间观展示了空间观念发展中的大致脉络和可能状况,但其中也必然存在着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空间理论存在二元论倾向。通过上文中对空间理论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到空间理论逻辑演绎的两条线索分别代表着西方思想发展的两种倾向:科学倾向和人文倾向,它们分别代表着对空间的不同理解和空间内涵发展的状况,代表了对空间理论理解的一种方式,这就无形地把对空间的理解割裂为两个部分。无论是把空间当作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的部分,还是把它理解为文化、经济等社会存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调和,互相矛盾。这种二元论的倾向严重制约着空间理论的发展。因此,对空间理论理解的二元论倾向是传统空间观最大的理论困境之一。

      其次,传统空间理论缺失社会性。对于传统的空间理论,列斐伏尔曾经在《空间生产》一书的开篇中指出,把空间理解为“几何学概念”是由于“数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自然现实或社会现实——并不明显,而实际上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且不断地加深的裂缝”⑩。显然,他十分不满这种脱离社会现实而对空间进行理解的做法。在科学倾向中的空间理论,把空间与自然科学密切相连,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存在性。虽然说在空间发展的人文倾向中对空间的理解涉及了空间的社会因素和对存在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和分析尚是浅层次的。这是由于传统空间理论对空间问题的重视不足以及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尚未发挥重要作用造成的。因此,在传统空间理论中,空间的社会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空间的弱势地位。这两种空间观内部也存在缺陷和问题。形而上学的空间观,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牛顿、康德等人都肯定空间的客观性,但在本质上却都把空间看作一个客观的、同质的载体或者容器,空间是其他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参照系。人类的一切活动,就在这个“为天下母”的空间中展开,而忽视空间的本体论意义。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空间,虽然开始关注与人的存在相关的空间,把人的精神、心理、灵魂等因素与空间分析结合起来论述空间的意义,但存在重视时间,忽视空间的现象,如柏格森的空间、海德格尔的“面死而生”。尤其是伴随着进化论的出现,时间以一种强势的状态占据着思想的舞台,空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人们淡忘。在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的维度是缺失的。正如福柯所言,整个19世纪、20世纪前半叶是“历史(时间)”的时代,它始终作为一种主导精神占据重要地位。“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共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11)

      进入20世纪中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正步入以航天、核能、计算机、电信等技术为引擎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共时性、互动化、网络化特征。由此,“空间”问题也成为自然科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正如爱德华·苏贾所说:“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12)此外,理论本身的发展,推动着空间研究的发展。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决定论逐渐被消解。为空间问题的浮现提空了理论空间,“空间转向”思潮兴起,具体所言即改变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理论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是后现代地理学对空间问题的重视。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空间被赋予了多种属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出版标志着空间理论正式出现。他试图矫正传统社会理论对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看法。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是多样性的时代,空间已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更多的是以一种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展现。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把空间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总之,列斐伏尔开拓了我们对空间的社会维度,有力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系在一个均衡的“三元辩证法”之中。

      之后,经由福柯、吉登斯、布迪厄、詹姆逊、爱德华·苏贾等人的不断深入研究,尤其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空间以强势的姿态占据着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在西方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关注空间的氛围。福柯从政治的角度阐述空间。他透过空间的视角来解读欧洲城市史,提出空间权利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通过规划空间赋予空间一种强制性,达到制约人的目的。鲍德里亚则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空间。他通过对巴特的符号学来解构大众文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形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出现“超现实”存在。詹姆逊的空间理论深受鲍德里亚的影响。他提出了空间迷向,认为在后现代那里是不存在着真实空间(原始空间)的,而是被再生和复制的空间,超空间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人的迷向感。总之,空间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当代社会理论最显著的特征。

      三、当代空间理论的三种路向

      当空间成为一种显学占据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地位之时,它已不再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而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词,并以三种路向即结构主义路向、文化发展路向和地理学路向构成着当代“空间转向”的主线。

      (一)空间理论的结构主义路向

      空间理论的结构主义路向主要是把结构主义的视角引入对空间的分析中,强调分析范畴,强调各个要素、环节、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表明对于空间问题的思考朝着一种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方向发展。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吉登斯,他把时间和空间当作社会实践的建构性因素,独创性地发展出了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领域是由时空中有序组成的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实践进行结构化分析。他提出了结构是时空中社会实践的系统,时空关系是社会实践系统的构成特征。吉登斯提出把时空结构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也就是特定的时空允许特定的资源配置和产生特定的资源的聚集。时空最大的能力就是储备能力,社会在时空中延伸扩展,从而拥有更多的权利,进而展开对现代性的论述,这也是他的时空观最具有特色和创造性的部分。他把其概括为“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tation)。“时空分延”包含两个部分:时空分离和时空延伸。在他看来,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和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一种虚化的时间。此时的时间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日历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第二,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第三,时间的虚化带来了空间的虚化。地点变得模糊不定,不再存在可靠的地点。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时间的国际标准化,时空分延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不能把这看成倒退或者是尽善尽美的单线式发展。“相反,与所有的发展趋势一样,它也是辩证的,也产生出了一些对立的特征。此外,时空分离又为它们与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13)尤其是在论述全球化的问题上,时空分延使得全球范围的协作成为可能,也使得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得以在时空中建立。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因素具有了在时空中伸延的能力,并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吉登斯把时空分延当作现代性激进扩张的动力之一。

      (二)空间理论的文化路向

      空间理论的文化路向是把空间理解为一种文化内涵,代表人物是詹姆逊。正如他强调“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流文化(一种支配性的文化逻辑或支配规范),它允许一系列不同的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征共同存在”(14)。他认为,我们的文化语言现今是被空间范畴所主导的,时间从属于空间,更多的是对空间范畴的维护。然而,在经过最初的仅是对空间范畴的维护之后,他开始深入地研究后现代建筑和空间,尤其是他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一个转变过程。

      詹姆逊关于空间的认识是严格地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沿着文化的路径展开同时融合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他继承了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在把资本主义分成三个部分的同时,也与之相应地提出了三个空间:欧式几何空间、帝国主义空间和后现代空间。按照詹姆逊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空间,或者被他称为超空间,这种空间是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这个超空间使得人们感受到了个体的局限性,并最终在可测绘的地图上迷失了自己的位置。他认为,超空间是一种幻象,是不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商品化的时代,新的文化逻辑是空间而非时间,众多的“摹拟体”出现,并似乎取代了真实的生活。超空间的迷向感很强烈,这为我们认识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人们在其中既不能够(在他们的头脑中)绘出自己的位置,也不能绘出他们所处城市的整体”(15)。詹姆逊认为,面对新的文化形式,个体必须进行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式,他称为“认知测绘”,即“在文化逻辑和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中体察权力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性制图法的能力。换言之,以一种更加敏锐的方法来观察空间如何使我们看不到种种后果”(16)。这是他对超空间迷向的解决方式,是政治美学的一种新形式,关注人们如何在迷失的城市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总之,通过对詹姆逊认知测绘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空间观的文化倾向强调空间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从而拓展了空间新的内涵。

      (三)空间理论的地理学路向

      空间问题一直就是地理学研究的焦点。当代空间理论的地理学路向从更为微观和细致的角度分析了空间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苏贾。

      爱德华·苏贾关于空间的理解是伴随着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展开的。他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为基础,通过空间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融合。他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显学。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现两种维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标示、分析和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他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这主要是对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的吸收和再认识,社会—空间辩证法是指社会与空间的双重关系:“假若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假定,即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偶然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17),社会与空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因社会发展而不断生成,同时空间还是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充分理解了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基础上,他提出了“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源于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二元论之间关系的重构。第一空间是一种空间的物质性,主要指可以用来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指关于空间观念的构想,精神性的或认知性的空间表征。在传统空间理论中,存在着在这两者之间择其一的对立思想,为了弥合这种分裂,苏贾在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空间想象的“第三化”。第三化在他看来是基于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和根据空间想象得来的“第二空间”之间辩证的重新组合和拓展。他也把“第三空间”当作一个他者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介乎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道路。最为重要的是他借助这一概念实现了对当下政治实践的分析和理解,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女性地理学、边缘地理学等,因为政治往往是真实性和虚假性并存的一种实践活动。

      ①[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③参见王晓磊:《论西方哲学空间概念的双重演进逻辑》,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④[英]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1页。

      ⑤Cf.Max Jammer,Concepts of Space:Th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Space in Physics,General Publishing Company,Ltd.,1993,chapter 2.

      ⑥[美]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王福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0页。

      ⑦[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0页。

      ⑧[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8—419页。

      ⑨[英]彭茨等编:《空间》,马光亭、章绍增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⑩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anslat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1,p.2.

      (11)[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2)[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页。

      (13)[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4)[美]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5页。

      (15)[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选自:《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16)[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96页。

      (17)同上书,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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