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中国贸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竞争优势论文,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3—0018—07
一、引言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是指导国际贸易分工的两个基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以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能解释更多的国际贸易分工现象，揭示了两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活动贸易利益的普遍存在性和互利性。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规模经济报酬不变、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等假定条件之下，强调的是贸易的当前的静态利益，所以面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现象其解释力受到很大挑战。
竞争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市场不完全竞争、技术进步等基础上的更符合现实经济活动的一种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它强调通过后天的政策干预或技术进步去弥补先天的自然资源禀赋的不足，创造出不同于比较优势的竞争优势去获得贸易的长期动态利益。
从世界各国贸易发展模式来看，无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以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一国的国际贸易分工活动都有成功的范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比较优势理论原则指导贸易发展模式，发挥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深化加工贸易，实践证明这一贸易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而日本及部分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自然资源禀赋不足，缺少比较优势，但他们采取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政府的市场干预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逐步培养了竞争优势，使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说明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对指导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活动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关键是看各国能否结合本国的经济实际，灵活运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
经过20多年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也得到较大提升。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东部地区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已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但中国经济的区域性二元结构在目前和相当一阶段时期内仍将会以自然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究竟以哪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国际贸易分工活动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前提和特点，研究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阶段特征和条件，并对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进行探讨。
二、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亚当·斯密生产分工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其揭示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亚当·斯密指出了一种按绝对生产成本进行分工贸易的分工方式，即绝对成本理论，这一理论证明了国际间经济分工的互利性，反驳了重商主义者的贸易是对一国有利而对另一国有害的论点。李嘉图理论指出若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生产成本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若具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进行分工和贸易，即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分工具有普遍性，虽然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中认为劳动是产品生产唯一的生产要素，但若对要素的数量进行调整也部分成立，所以该理论具有一般性。赫克歇尔和俄林扩大了生产要素范围并进一步说明了比较优势的来源，即要素禀赋论。但要注意的是李嘉图等的比较成本理论中考虑的生产要素均是以先天形成的自然资源为主，并没有涉及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市场规模和不完全竞争等后天形成的因素，而也正是这些因素成为可能使比较优势发生转变的因素。
比较优势理论又称为比较成本或比较利益理论，其内涵是指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成本上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然后进行贸易活动，则两国都可以比没有分工时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比较优势”有在国内产品生产成本之比中“优者取其重、劣者取其轻”之意。如：若A国生产X、Y两种产品的成本比为P[,AX]／P[,AY]，B国生产X、Y两种产品的成本比为P[,BX]／P[,BY]，若P[,AX]／P[,AY]＞P[,BX]／P[,BY]，则说与B国相比，A国生产产品Y比生产产品X具有比较优势，可能A国生产产品X、Y与B国相比都有没有优势，即一国可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在一般情况下比较优势（只要P[,AX]／P[,AY]≠P[,BX／P[,BY]）总是存在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是其揭示了国际贸易分工具有利益普遍性和贸易双方的互利性，强调了贸易利益的静态性，但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要求各国永远按照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在现实的世界经济活动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具有资源和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发达国家具有资本和技术丰裕的优势，自然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出口资本、技术型产品，进口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世界贸易格局。但这一贸易格局带来的长期结果是：一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暂时的静态的贸易利益，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即形成了“发展中贫困”现象。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多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贸易的社会福利存在下降趋势，在特别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是“不幸的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所以长期固守比较优势理论模式的贸易格局，往往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洪银兴1997）。但是如果就此来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批判，甚至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际意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比较优势理论只是揭示了在比较优势条件下开展贸易活动会使贸易双方比封闭经济条件下获得更大利益，但并没有否定以此为基础选择一定产业、产品，通过后天的努力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获取长期的贸易利益。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若长期固守比较优势理论下的贸易模式，只能说明其对比较优势理论理解的机械。其实李嘉图在提出比较优势思想时已意识到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他认为“只要英国生产的葡萄酒更加便利或葡萄牙生产的毛呢更加便利，两国贸易必然会立即停止”（李嘉图1962，P[,114]），即时间推移和外部条件
的变化会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是建立在两个国家只使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的基础之上，认为劳动生产率高低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唯一因素。赫克歇尔与俄林不仅扩大了生产要素的范围，而且指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原因。其实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因素是有许多的，如一国政府成功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市场化水平、市场规模、技术发展状况等都可能为一国带来比较优势，只不过新古典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仅仅考虑了更能直接影响生产成本的劳动生产率和自然资源而已。这是李嘉图、赫克歇尔与俄林受当时所处时代限制的结果，一方面是当时产业组织理论还不成熟，市场的垄断性不明显，充分竞争被认为是市场结构的常态，另一方面是当时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生产技术对其它生产要素的替代作用和生产技术在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方面没有被充分认知，致使将生产技术这一最能改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的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而技术因素也正是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条件。当后来的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市场不完全性、技术因素考虑到国际贸易分工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进一步地研究可以发现，由于比较优势是本国产品成本间的比较，而不是与外国产品的成本比较，可能A国在生产产品X和Y中均没有优势，即A国处于绝对劣势之下，但由于A国在产品Y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所以A国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获得比较利益，但是这一利益是脆弱的、暂时的和具有依附性的。一是因为生产要素的相互可替代性可能使产品X、Y的生产成本比例倒置，即在A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A国具有比较优势），但在B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B国也具有比较优势），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样处于绝对劣势的A国有可能被失去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机会。二是当在三个国家间分工生产和交换两种产品时，必有两个国家在其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产生竞争以获得绝对竞争优势，其中必有一国处于劣势，从而失去参与国际分工机会。如有A、B、C三个国家，只能生产两种产品X、Y，若P[,AX]／P[,AY]＞P[,CX]／P[,CY]；P[,BX]／P[,BY]＞P[,CX]／P[,CY]，则相对于C国，A、B两国在产品Y上均具有比较成本优势，A、B两国都可以分工生产产品Y与C国进行贸易以换取产品X，但A、B两国在分工生产产品Y时就必须对生产成本进行绝对比较，若P[,AY]＞P[,BY]，则C国与B国进行贸易能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所以A国就会被排挤出贸易分工之外。三是国际直接投资弱化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普及化和规模化使一国先天具有的比较优势已不为一国所独享，直接投资不仅弱化了一国的原有的比较优势，也可能使比较优势全部为外国所用。四是长期固守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分工，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按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社会生产成本，实现产品消费的多元化，以达到比封闭经济下的较多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此时的国际贸易分工活动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下，从而产品生产成本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时的初级阶段。随着生产技术进步、政策对市场管理水平、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生产技术、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和政策干预等对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逐步扩大，此时单纯的劳动生产率和自然资源禀赋已不能成为构成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所以会出现一国可能具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但却没有竞争优势。
所谓的竞争优势对于一个企业或产品来说，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源于产品或劳务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源于产品或劳务的生产过程，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般都具有市场垄断性。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竞争优势可以概括为某个国家通过采取外部或内部的措施，如扩大市场规模、对部分产品实行垄断经营、对产品出口进行补贴以鼓励出口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补贴支持等，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竞争优势可能产生于各种优势均弱于其它国家的国家，从而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理论，竞争优势的发展要经过4个阶段。一是要素推动阶段。此时的竞争优势表现为简单要素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其特征是产品的生产成本主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自然资源丰裕程度， 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以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第二是资本推动阶段。此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大量的资本投入，生产设备的更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特征是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取决于资本的丰裕程度。即资本已代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为决定产品成本的主要因素。第三是创新推动阶段。创新活动应理解为技术、制度和市场管理水平的创新。新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政府的市场干预都可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状况，产生竞争优势。由于政府的市场干预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反对，市场规模的扩大不能被人为控制，所技术创新对一国竞争优势产生的积极作用为各国家所认同和追求。第四是财富推动阶段。此时一国已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能凭借经济发展的惯性自动推动各种创新活动的进行以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持续，但由于国家的创新机制运行会受到社会摩擦力的反作用，创新的动力不断递减，如一个国家没有长期的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则国家有可能丧失创新的动力，从而失去已有的竞争优势，被后来的国家所超过。
影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因素有许多，包括技术管理创新、市场规模、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其中市场规模、市场化水平和政策干预是影响转化的外生变量，可以通过人为作用的，而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创新则是内生变量。当外生和内生因素不能改善一国原有比较优势状况时，则国际贸易分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当内生或外生因素可以改善一国的比较优势状况，从而形成竞争优势时，则会按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国际贸易分工。
对一个国家来说对竞争优势的追求是发展的目的和进一步发展的手段，但比较优势是一国与生俱来的，而竞争优势则要通过长期的着意培育的。否认比较优势的基础地位和静态利益或否定比较优势在竞争优势发展过程的作用，片面追求竞争优势的动态利益都是不可取的，长期固守比较优势下的贸易分工的初级阶段，放弃对竞争优势的追求和着力培养，将使一国永远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经济的“不幸增长”。同样，若忽视比较优势的基础作用，不切实际地片面追求竞争优势往往适得其反。根据各国具体情况，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是明智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忽视了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产业发展政策与我国资源禀赋间极大的矛盾，不仅人为地扭曲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能源及原材料价格、货币利率、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市场的高度计划性，而且竞争优势并没有得到提升（林毅夫，1996，P[,30]）。
三、中国贸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到底是利用比较优势还是大力发展竞争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分工在我国理论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建国以来我国对比较优势理论重视不足的反省，理论界普遍接受了比较优势的观念，但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贸易分工格局长期化使我国贸易条件逐步恶化（见表1），对外贸易有陷入所谓“比较优势陷阱”的趋势。
表1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情况
年度
19851989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价格指数
185.35 130.4
129.7 100
89.12 99.57 93.95 75.21 87.86
进口价格指数
77.59
87.93
95.93 100
103.75 106.65 108.5 110.25 111.80
贸易条件
238.9
148.30 135.2 100
85.9
93.7
86.2
68.2
78.6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近年来对如何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忽视我国地区经济差别，从而轻视比较优势的基础作用的现象，致使全国不同地区纷纷以发展绝对优势为目的制定政策，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浪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较大区域经济差别的经济大国而言，区域上的比较优势已等同于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即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如相对于我国的中西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其产品特征是具有更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的产品则以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为主，但我国产品同发达国家产品相比，又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劳动力水平的多样性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差距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采取单一的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去指导国际贸易分工，而必须从各个区域实际出发，分别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指导，采取不同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才能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表2 我国东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比较
外贸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
全国47 25 22
东部68 35 33
西部9
4.6 4.4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数据整理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理论，对外贸易主要以生产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对外加工贸易为主，致使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化，贸易条件逐步恶化，对外贸易利益增长率大大低于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长期固守以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的对外贸易格局所导致的贸易利益递减的矛盾日益突出。
表3 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转移
农产品矿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制造业
1978年
商品比重(%)3617 31 15 46
世界市场份额(%)0.5
0.5 2.2 0.2 0.6
比较优势指数
2 0.7 2.940.320.8
1985年
商品比重(%)21.7 28.835.512.950.4
世界市场份额(%)2.3
1
5.2 0.4 1.2
比较优势指数
1.5
1.3 3.3 0.260.78
1990年
商品比重(%)12.4 9.4 50.826.880.1
世界市场份额(%)2.4
1.6 10.31.2 2.8
比较优势指数
0.93 0.6 4 0.471.08
1993年
商品比重(%)9.2
4.7 56.828.887.9
世界市场份额(%)3 1.6 17.42.1 4.8
比较优势指数
0.71 0.384.130.491.14
注：比较优势指数，为中国出口商品比重与世界出口商品平均比重的比。例如产品X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R＝（产品X出口额／出口总额）／（世界市场产品X出口额／世界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宋立刚《贸易自由化与商品结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贸易体制改革与贸易自由化”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从表3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1993年，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已从农产品逐步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已丧失，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得到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增长缓慢，甚至出现滑坡，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低和产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产品缺乏竞争优势造成的。同时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从而出现了产业结构固化在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和没有竞争优势产品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而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对比较优势产生较大的依赖性。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格局，即波特竞争优势发展理论的初级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在下一步我国的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中，东部沿海地区应率先跨入以资本和技术推动竞争优势形成的第二、三阶段，而将以自然资源和劳动推动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转移让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这一贸易战略调整转移过程中政府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一是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再投资和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要进行产业和区域上的指导，利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低优势，鼓励和引导投资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投资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
表4 东、西部地区主要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比较
城市
劳动生产率1
劳动生产率2 城市
劳动生产率1
劳动生产率2
(万年/人.年) (元/元) (万元/人.年) (元/元)
上海
5.49 7.74 南京
3.83 6.95
宁波
3.31 12.67武汉
2.89 8.95
广州
4.72 6.92 西安
1.77 6.77
深圳
5.40 7.88 重庆
0.94 9.18
杭州
3.39 10.91成都
2.36 9.83
苏州
4.91 17.25哈尔滨 2.04 6.99
注：劳动生产率1为每个在岗职工年均创造价值，主要反映劳动者的工作技能水平；劳动生产率2为每投入一元的劳动支出所生产的价值，主要反映劳动力成本高低。
资料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整理
表4反映出东部城市在职工的工作技能和水平上优于西部地区，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西部城市具有一定的优势。部分城市如宁波、苏州等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是因为近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集中到这两个开放度较大城市工作的结果，但进入新千年后， 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的能源、电力、劳动力基本要素供应日益紧张，要素成本也不断提升，限制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在中西部地区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对全国的产业、行业进行区域性的战略性调整应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利用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改善产品生产与出口结构，促进出口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无论是从产品供给还是需求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强大的规模经济的作用足以使中国可以在一些产品上形成强大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对规模经济作用的利用还远远不够，以至我国在世界市场真正具有竞争优势产品为数不多。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的结果，低档次的重复建设和人为的市场分割及市场垄断不仅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而且客观上造成在产品出口中竞相压价，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减少。这就要求政府要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优势为目的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调控，减少地区、部门的重复建设，对资源和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出口实行出口配额、征收出口税等管理性的贸易政策，限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质量。
三是对部分产业、行业要实行战略贸易政策。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在汽车、半导体、钢铁等产业，韩国在汽车等工业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虽然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不同于日本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代，但对中国来说对一些关键产业、行业，如电脑软件开发业、航空制造业等产业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必须的。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历史上四个最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无一不是在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下开始工业起步与发展的。
四是对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作适当调整，对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在国家的出口退税的出口创汇优惠政策鼓励下，生产企业具有极大的出口积极性，但是普遍适应性的出口退税政策使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生产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满足于目前的低层次产业结构下的产品出口以赚取国家的出口退税补贴，这样虽然国家的外汇收入大幅增加，但产品的竞争力并没有提高，甚至出现部分产品出口利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出口优惠政策要对东西部地区分别考虑，对东部地区的出口优惠政策应针对于具有竞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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