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外汇储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增长给金融领域带来的热点问题是，“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我认为研究这一问题要着力考察传导机制，对此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
（一）是否改变了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
1994年，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据权威部门统计增加了4586.21亿元，其中外汇占款增加3072.1亿元，占67%，有人据此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2/3，还有人认为是75.1%，是通过外汇占款改变了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如果仅就1994年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增量看，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但值得探讨的是：
1.存量结构比例的经济含义及其局限性。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一般说来有四：一是对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二是央行的直接贷款；三是财政的借款和透支；四是外汇占款。第一个渠道具有经常性和返还性，第二个渠道不具有经常性和返还性，第四个渠道具有经常性但少具有返还性。应当说具有经常性和返还性的渠道对基础货币的吞吐量较大，因为央行对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按期归还，还了再贷。这样，年末存量基础上的增量就不能全部反映央行在这一时期中通过这一渠道投放了多少基础货币。比如年度中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投放了2000亿基础货币，在年末前归还了1800亿，年终只增加了200亿，我们能够据此说截至年底为止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200亿，但不能说这一年中只有200亿的基础货币是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投放的，因为时点数是静态数，反映的是过程的结果，时期数是动态数，才反映过程本身。1994年的实际情况是年初由于央行收回对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基础货币的投放比上年末减少，而当年末增加的投放是在年度中新增的，它不包括返还的部份。应当说具有经常性但少具有返还性的渠道对基础货币的吞吐量较少，它呈现出只增不减——递增的趋势。我国外汇占款增加反映外汇储备增长，只要央行不卖、少卖出外汇，外汇占款始终少不了。1994年的实际情况是央行没有经常地大量地在市场上卖出外汇回笼本币，因而外汇占款总是保持递增的趋势。其递增余额也自然表明截至年末为止，在投放的基础货币中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是多少，但还难以肯定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或绝大部份是通过外汇占款渠道。
要考察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可以用存量结构指标，也可以用流量结构指标。存量结构指标表明截至一定时刻为止在已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各个渠道各占多少；在有的渠道具有返还性和有的渠道不具有或少具有反还性的情况下，存量结构指标与流量结构指标是不同的。按权威人士提供的数据计算，1994年基础货币投放的存量结构指标和流量结构指标如下：
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存量结构指标流量结构指标
再贷款和再贴现 0.18
0.305
直接贷款0.15
0.125
财政借款和透支 0.02
0.015
外汇占款0.65
0.555
这表明：存量结构指标不同于流量结构指标；能够说截至1994年末为止在投放的基础货币中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占18%，通过外汇占款的占65%；也能够说在这一年中有30.5%的基础货币是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投放的，有55.5%的基础货币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可见，以年末存量基础上的增量求出的存量结构比例来说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改变是有局限性的，在这里它夸大了外汇占款渠道所占的比重。要比较准确地说明多少基础货币是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宜用流量结构指标，在这里是55.5%而不是65%，更不是75.1%。
2.新增外汇占款是否等于收购外汇新增投放的基础货币。据报道，1994年人民币外汇占款的统计口径包括：外汇买卖、外汇人民币资金。留成外汇调剂人民币资金。外汇额度人民币资金等四个项目。外汇买卖项目在外汇体制改革前直接反映专业银行买卖外汇的状况，买进外汇供给本币，卖出外汇回笼本币，但专业银行收购外汇大都卖给中央银行，所以这个项目反映的是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外汇体制改革以后，要求外汇银行以自有资本买卖外汇，这样的自有资本应当来源于自身的积累，但在外汇银行自有资本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可能来源于再贷款，如果在原有的再贷款中划出一笔作为外汇银行买卖外汇的资金并视作央行买入外汇的货币投放，把它纳入外汇占款的统计范围，则1994年外汇占款的增加额就不完全是当年新增的基础货币投放。一般说来，外汇占款的增加会等额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买卖项目是否等额反映当年的基础货币投放，需要进一步考察。至于外汇人民币资金、留成外汇调剂人民币资金、外汇额度人民币资金，分别反映不同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是无疑的，但后两项不直接反映外汇储备的增加，因为外汇调剂实际上是弥补牌价与市价的差额。而外汇额度人民币资金反映的是收购外汇分成的额度，不是现实的外汇。
3.1994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大了，是否已改变了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我国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是逐年增加的，已累计投放的基础货币已达17000多亿，其中包括4500多亿的外汇占款，约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26%。这表明：尽管在1994年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外汇占款占了大部份，但在投放的基础货币累计额中仍占小部份约1/4，我们能据此说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已改变了吗？
（二）由外汇占款而增加的基础货币是怎样派生存款的
金融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派生存款的条件：一是要有超额准备金，二是要有可投资的资产项目，三是存款货币银行能以非现金结算取代基础货币。因此考察外汇占款增加而增加的基础货币是怎样派生存款的，一要看由此增加的基础货币能不能和在多大的程度上形成存款货币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二要看有没有可选择的投资的资产项目，三要看非现金结算取代基础货币的程度。一般说来能不能和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存款货币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受现金漏损、法定准备金的比率和备付金比率的限制；有没有可投资的资产项目受企业效益和货款规模的限制；非现金结算取代基础货币的程度受结算方式和结算范围的限制。1994年由上述四个渠道形成的基础货币其构成如下：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1995》
构成表明：1994年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4722.9亿（与上述4586.21亿比较，有统计误差）中，有33.8%成为流通中的现金，有40.8%成为金融机构的存款，有25.4%成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是不能派生存款的基础货币，因为它不再存款货币银行手中；金融机构存款中的缴存准备金是难以派生存款的基础货币，因为它必须按规定比例上缴，而且必须经常保持，存贷货币银行不能动用；非金融机构的存款一般是不能派生存款的基础货币，因为它不具有派生存款的条件；这样，能够派生存款的基础货币只能是金融机构的在人行的存款即超额准备金。1994年这一部分占金融机构存款44.13%（850.6/1927.2)占基础货币增加额的18%（850.6/4722.9)。这种状况表明：新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不能或难以派生存款；如果从年末增量来考察，甚至还能够说在新增的基础货币中，只有小部份能够派生存款。
既然如此，由外汇占款而增加的基础货币能派生存款的也只能是一部份，仅管我们难以测定有多大一部份，但能够从传导机制分析，这一部份的比重不可能高于其他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的比重，因为：（1)在推行结汇售汇制度下，创汇企业把外汇卖给存款货币银行，一方面增加创汇企业的存款，另一方面要减少这家存款货币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当这家存款货币银行把购买的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后，才又增加超额准备金。这样“一买一卖”的过程，先减少超额准备金后增加超额准备金，即先削弱派生存款的可能性，后增大派生存款的可能性。（2)引进外资卖给银行（其中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或以外汇做抵押取得人民币贷款，同样会产生先减少超额准备金削弱派生存款的可能性，后增加超额准备金扩大派生存款的可能性的效应，这“一先一后”在时间上限制了派生存款的倍数效应。（3)一部分外汇占款直接投放的是现金，它存在于银行系统之外，不能派生存款。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由外汇占款而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派生存款的能力相对小。有人说，1994年我国的货币乘数为2.8倍，与上年无大变化，如果这一论断基本正确，则由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应当更低。
（三）外汇占款派生存款增大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有多大影响
货币供给量是社会某一时点上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总和，它是金融机构的负债，是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资产。我国公布的货币供给量是通过编制货币概览和银行概览求得的：M0=现金；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M2中包括着货币和准货币；货币表明能现实地直接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它们是流通中现金和活期存款；“准货币表明不能现实地直接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它们是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1994年1-4季度各层次货币供给量所占比重如下：
以季度余额计算，其比例为：
项目 第1季度第2季度第3季度第4季度
货币和准货币(M2)
100 100 100 100
货币(M1)
44.42
44.15
43.59
43.8
现金
35.532.70
33.73
35.46
活期存款
64.567.366.27
64.54
准货币 55.58
55.85
56.41
56.2
定期存款6.27.18 7.3 7.37
储蓄存款
83.42
82.04
81.50
81.55
其他存款
10.38
10.78
11.20
11.08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1995》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货币供给量中M1在1994年的各个季度中平均占43.99%，也就是说有不到一半的货币现实地直接发挥着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而大部分货币处于“准”货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能把物价上涨全归咎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呢？进一步说又怎么能说把物价上涨主要归咎于外汇占款派生存款增大货币供给量呢？一般说来，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物价上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准货币”是在考察期不作用于商品需求，对商品价格的波动不会产生影响的货币，因此笼统地说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物价上涨，是不加分析的说法，表面上有理，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人以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与物价上涨的速度对比，说货币供给量增长加快，通货膨胀率上升，如1994年货币供给量（M2)增长34.4%（其中M1增长26.8%），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4.1%，零售物价指数增长21.7%这似乎在理，但这只能说它们之间有一定联系，很难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就是因为货币供给量的同幅度增长。
1994年我国物价大幅度上涨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着涉外因素。一般说来涉外因素影响通胀有三：一是出口增加——国内消费品的供给减少；二是外汇储备增加——投放的本币增加——国内消费品增加；三是进口消费品成本上升——内销价格上升——同类商品价格相应上涨。在这三个因素中，应当说：第一个因素的影响较小，我国出口增加，但国内的消费品供给并未减少；第二个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因素存在，但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因为由这一因素引起的本币投放大多数属于创汇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这类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较高，所投放的本币更多的形成“准货币”。至于第三个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作用的面有限，一般说来它不会引起我国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而1994年的通胀中，农副产品价格率先大幅度上涨是主要的。
（四）怎样减轻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压力
有人说“外汇体制改革推行结汇售汇制度使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增加，使中央银行被动地投放过多的货币”，“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挑战……”。基于1994年的现实，这样的描述应当是在理的，问题在于如何应付这种“新的挑战”。可以展望，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出口的增加，外资的引进，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基础货币的投放受涉外因素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可以说去年呈现出来的状况才刚刚开始，要说“挑战”将是在未来。
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随着经济不发展将逐步增长，但其变动会稳定在一定的幅度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十五年来，M0平均以24.7%的速度增长，M1平均以20.6%的速度增长，M2平均以25.3%的速度增长，1994年这三个层次的货币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它们分别是24.3%，26.8%、34.4%）可以说受涉外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以后会不会逐年递增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因素很多：经济的增长速度、价格的升降幅度、货币的周转速度、金融商品的可替代程度、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等。总的说来货币供给决定于对货币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供给的变动将大体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如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其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变动如下：
年代
19851986198719891990
货币供给量增长率 %8.2 9.4 3.5 5.0 3.0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1992年第1期
既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会大体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央行的基础货币的供给也会稳定在一定水平上，或者说会在一定的幅度内波动，因此央行的金融宏观调控不仅要调控货币供给的总量，而且要调控基础货币供给的渠道。上述四个渠道仅仅是我国目前基础货币供给的渠道，如果随着公开市场业务、货币市场业务的建立和发展，基础货币供给的渠道还会增多。因此要减少外汇占款对增加基础货币的压力必须“广开渠道，弹性调控”。在这一方面中央银行可选择的方式有：（1)买卖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2)开展再贴现业务，增减基础货币；（3)调整法定准备金，约束基础货币；（4)允许一部份创汇企业有条件地意愿结汇；（5)扩大外汇银行持有外汇的数额和经营外汇业务的范围等。总之，要通过市场来减轻这种压力。我主张把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在这一方面可以考虑：（1)允许机构间的外汇交易，让外汇市场分流人民币资金；（2)扩大外汇银行的外汇持有额度，在金融机构之间推行外汇抵押贷款；（3)允许个人在一定额度内买卖外汇，扩大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4)建立外汇储备基金，让财政预算资金进入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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