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心理学”的挑战:反“文化心理学”_心理学论文

“模块化心理学”的挑战:反“文化心理学”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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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文化心理观”,是指现今流行的“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所表达的一种心理学观念;人的心理(Mind)本质上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勿庸讳言,在一般心理学家心目中,再也没有哪一种心理学观念像这种观念那样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于许多人从没有想到这种“天经地义”的观念可能还有问题!幸好,随着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脑(或Mind)工作(或加工)的“模块性”(modularity)逐渐得到客观的证实,因而重新审视人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观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旨在根据我所倡导的“模块心理观”(Perspective on Mental Module)[1](p135-139)[2](p88-94),对文化心理观的基本假设、立论依据和主要观点进行初步的质疑和批判,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引发进一步的学术讨论。

一、“文化心理观”的基本假设

说人的心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所谓“文化心理学”那里,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或不只是一个假设。而是其客观性已得到证实的“心理学原理”或“心理定律”。但依我的理解,由于文化心理学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常识心理学”层面的经验性、直观性的论证,因而在概括其基本观点的内核时我仍然把它当作“基本假设”。

假设一:人是“文化存在物”。

这一假设一般称之为“社会文化决定论”。它强调文化或社会的制度、规范、规则、习俗和信仰等支配着人的心理与行为。根据这一假设,例如,中国人与美国人由于绝对的文化差异,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天壤之别,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共享的价值观、道德观:中国人痛恨“第三者”(第三个人不道德地介入已有的婚姻关系中),而美国人以充当“第三者”为自豪;中国人搞“婚外恋”不符合以德治国精神,而美国人视婚外恋为家常便饭。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可能客观地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正义、自由、权利、价值等彼此赞同。这就意味着,只要人是被“文化”决定了的,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着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特质。

假设二:既然人是文化存在物,那么研究“心理”与研究“身体”(或脑)必然遵循不同的方法或途径。

根据这一假设,人的“身体”(包括脑)显然具有生物属性,身体的结构是基因的遗传决定的。你不会相信:人这个有机体是通过经验的学习才有手臂而不是有翅膀:某一个器官的基本结构是来自一个偶然经验的结果。当然,你可以相信,身体结构的某些方面会有差异,如身材的大小,发育的快慢等,这些,无疑是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人的“心理”(如认知的结构、行为类型、人格发展等)就不是遗传决定的了。在这里,社会环境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心理发展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任意的、偶然的。众所周知,当行为主义者华生宣称“给我一打健康、没有缺陷的婴儿,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任何一种人”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正是这种心理发展与身体发展相分离的研究思路。

假设三:既然人是文化决定的,那么“人性”(Human Nature)的本质是非普遍的(特殊的)、无限变异的,有柔韧性(Malleability)和可塑性。

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显示出“种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如关于爱斯基摩人的报道,说他们关于“雪”的词汇有200个或100个,也许48个或9个,他们把太太借给陌生人,吃生海狗的脂肪,把老人丢到野外去喂北极熊,等等。更有甚者,有些“事实”说,斯巴达和日本武士的母亲在听说他们的儿子战死沙场时会微笑。这样一来,全人类并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或“人性的普遍性”。难怪人类学家米德断言:“人性”是出奇的“柔软”和“有韧性”,不管环境所给予的相反的文化条件。假如我们要想达到比较丰富的文化,将“多元的对立价值观”加以比较,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整个潜能是相互交织在“社会的结构”中,每一个人的天赋技能都能找到适合它的地方。

假设四:既然人是文化塑造的,那么就存在一种“领域普遍的”或“普遍目的的”(general-purpose)学习机制。

根据这一假设,婴儿出生时,除了少数一些反射性反应外,惟一拥有的就是学习能力。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教会儿童任何你想要教的东西;同样,只要儿童愿意,他可以学会任何他想要学习的东西。儿童获得文化是经由教育(教导)、奖励与惩罚、角色模仿等而实现的。

下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上如此受到心理学家普遍认同的文化心理观的假设,是如何受到新的挑战的呢?

二、模块心理学挑战文化心理观的理论论证

根据我的理解,“模块心理学”(Module Psychology)是解释“人脑如何工作”(How Mind Work)的一种新视野或新范式,是以“心理模块”(Mental Module)或“模块化心理”(Modular Mind)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它假设人的心理(或认知)实质上是许多功能上独立的单元(即模块)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目标是要探究全人类所共有的心理机制,或者说要寻找“人性的普遍性”即人类所有种族都具有的共同心理特质。

在文化心理学看来,由于人的文化历史存在和心理的文化历史属性,因而要发现所谓“全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能被预先假设的”[3](p8-11)。这就是文化心理观的“假设一”。而模块心理学首先要挑战的正是这一假设。

首先,所谓“人的文化历史存在和心理的文化历史属性”的提法,只是一种从来未经质疑的常识经验心理学的先验的假定。常识经验的“心理学”是人们天赋的、朴素的、直觉的日常心理观点。例如,人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仅长得不像,而且行为表现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成长的历史(个体经验),因此每个人对同样情境作出的反应必定不一样。正是基于这种门常心理常识,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

但是,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断言,也许对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来说,可以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或先验假定,但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则不能这样。心理学家必须要考虑Mind对于文化起了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心理基础的问题。你说心理是“文化”决定的,那么我可以问:文化又是什么决定的?难道文化是“纯自然”产物吗?(如果不是,那么就只好说是“上帝的意志”?)难道文化完全与人的Mind无关吗?它可以离开人的Mind而独立存在吗?显然,文化心理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不考虑文化的心理基础问题。当我们考虑到文化的形成离不开Mind的时候,这种单向度的、纯粹的文化决定论,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太大,我将另行撰文讨论)

更何况,“人是社会存在物”,较之——或许可以说——“人是生物性存在物”而言,可能离科学真理更远!尽管人们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但你无法否认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你总是把那些你看起来能直立行走、有两条腿、说着话的东西看作“人”,而不会把它看作袋鼠什么的;一座名人的蜡像看起来栩栩如生,但你不会想要去跟它说话,甚至去亲吻它。为什么?这是由人的生物性决定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论证思路,人是以某种生物禀赋为特征的。胚胎最后成长为成年人,是由于胚胎的遗传密码在环境的触发作用和形成作用之下展开的结果。有机体用不着学习生长两臂或学习成长到青春期——这是一个由遗传决定的、在出生以后很久才成熟的例子。这些发展都是由遗传禀赋决定的。当生物程序开始时,一个相互作用的器官和结构的系统逐渐成熟——心脏、视觉系统等,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它们大部分是按预先决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的。

既然如此,作为心理学家,就不能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那样过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那点表面上的个别差异。既然人本质上是生物性存在物,生物属性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决定性的(请见近期“行为遗传学”,特别是“分子遗传学”的数据),那么心理学要想成为科学,它就必须成为生物科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的一部分(乔姆斯基一生都是这样看的)。

幸好,模块心理学已经向这一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它假设“心理模块”是人脑中进化了的心理机制。其要义有二:一是说模块是人脑中的心理机制;二是指这种心理机制是进化的产物。为什么说模块是人脑中的心理机制?若用信息加工的语言来说,“模块”就是一种信息加工的机制。这种机制旨在于解释人的认知加工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模块心理学看重的是一种“机制决定论”。根据这一机制决定论,我们对心理的研究必须从其“机制”入手。一个模块就是一种心理的机制;而构成心理的各个不同系统都是非常自主的机制;这些机制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无论什么样的协同运作就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现象。说到底,模块心理学就是对构成心理和行为的功能单元及其运行机制感兴趣。

模块作为心理机制有其进化史的根据。这是目前“进化心理学”所倡导的研究领域。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面临着无数的适应问题。由于特定的适应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大量特殊的问题就需要大量特殊的解决方案。正如我们的身体包含了数千种特殊的机制一样,人脑也一定包含成百上千个特殊的机制。因为众多不同的适应问题不可能仅靠几个机制就能解决,故而人类心理一定包含了大量已进化了的心理机制即模块。总之,模块就是进化了的心理机制,它是人类用于加工相应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经决策规则转换成输出的一系列程序[4](p134-140)[5](p163-166)。

这样一来,心理学想得到全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的目标,就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也不再是文化心理学家所断言的“预先假设”的了。

再来看“假设二”。将身体(脑)研究与心理研究的方法绝对分离开来,也许是不恰当地沿袭笛卡尔“二元论”的恶果。根据这种“二元论”,身体和心理是两个绝对不同的“实体”。身体当然是由遗传决定的,但心理却可以超越这个先天的约束;基因遗传只适用于生物和身体的范畴上,而心理则不包括在内。现在,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脑功能成像)、认知神经心理学(脑损伤患者的认知模式)的发展已经一劳永逸地宣布了这种方法的错误。现已确认,脑功能状态与心理状态具有内在的相互作用;不存在与脑功能状态无关的“纯粹的心理状态”。事实证明了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乔姆斯基认为,作为心理研究的出发点,心理的研究可以用“与人体的物质结构研究相似的方式”来进行。心理能力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某一种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身体研究——特别是大脑的研究。正像身体的物质结构一样,人的心理结构或认知结构也是在环境触发作用和形成作用之下按照一种生物禀赋决定或引导的过程生长着的——就像营养物或营养水平使哺乳动物按预定方式成长一样。于是,“我们可以有用地把语言的能力、数的能力等等,看作为‘心理的器官’,类似于心脏或视觉系统,或协调和计划运动神经的系统。身体器官,知觉系统,运动神经系统与认知能力之间在这些有关的方面都没有清楚的界限。”[6](p158-159)因此,在乔姆斯基看来,当我们转而研究心理及其产物时,这与我们在研究身体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心理中,我们也发现了非常复杂的“结构”,它是非常一致地发展的,而且远远超过触发和形成心理成长的有限的环境因素。总之,知识系统和人体组织一样都是生物属性的一部分。

既然模块心理学所理解的Mind不过就是大脑(Mind as Brains),那么文化心理学的“假设三”就不能成立了。如果Mind中有模块的话,或者说,Mind的运作是模块性的话,那么所谓“人性”就是一个有固定的结构的东西;这种固定结构是普遍的、稳定的、不变的,说到底,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柔韧性,没有可塑性。这样,心理模块可以使我们相信存在着“普遍性的人”(Universal People)或“理想化的人”(Idealized Humanbeing)。难道不是吗?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拥有语言能力(所谓“语言模块”),使他们可以使用和精通自然语言;所有的人都有自然的逻辑或实用的逻辑(所谓“逻辑模块”),使他们可以基于情境作出能解决他们各种问题的推理,所有的人都以“数量感”——一个集合中物体的数目——来对世界进行归类(所谓“数字模块”)。说到底,全世界无论何种文化的人的大脑内都拥有一套同样的内在表征系统,正是它,使得表面上看起来的文化差异下面存在着共同的普遍性,或“人性普遍性”(Human Universals)。

至于文化心理观的最后一个假设,至此便不攻自破了。如果心理是模块性的,那么就不存在各个领域通用的学习机制,或者说,“学习”并非由某些普遍性目的的机制来执行。因为每一个模块都有它特殊的逻辑和法则,学习者只有在模块所限定或允许的范围内去学习它自己应该学习的东西。若大脑内没有内在的机制就不可能有学习的发生。

当我们去面对模块心理学所提供的观察和实验证据时,文化心理观所提供的那些人类学、人种志学的素材,便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三、模块心理学挑战文化心理观的实证依据

模块心理学挑战文化心理观的实证依据主要基于以下最新学科的发展成果:实验认知心理学(对正常人的认知提供合理的理论解释)、认知神经心理学(脑损伤患者的认知模式)、认知神经科学(脑功能成像研究)和认知科学(计算理论或计算模型)。这些“关于Mind如何工作”的跨学科研究表明:文化的变异性、种族的差异性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作为“人”,我们的大脑内都拥有一套同样的内在表征系统,或同样的心理机制即模块;正是“心理的模块性”使得表面上看起来的文化差异下面存在着普遍性人性。

(一)“语言模块”的跨文化普遍性

自从乔姆斯基以来,应该不再存有疑虑的是: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没有一个心理学家会否认语言对于Mind的重要性,至少它是我们窥视Mind如何工作的直接而便利的“窗口”。如果语言不是来自文化或某种文化,那么心理的文化决定论便很难坚守得住。跨学科证据表明:

(1)语言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但语言的心理机制则具有单一性或一致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种族或部落是没有语言的;也没有任何记载显示世界上哪一个地区是人类语言的“摇篮”;也不知道语言是从哪里传播到其他地方去的。所谓“土著语言”,就像任何语言一样,都可以表达抽象的观念,看不见的物体,以及复杂的推理过程。可以说,现今有“石器时代的人”,但没有“石器时代的语言”,因为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的一样复杂、精密,一点也不“原始”。就算是所谓“文化贫乏”,也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低下。过去曾认为,美国黑人儿童由于文化上的贫乏而缺乏真正的语言能力(因为黑人学生在标准测验上的表现并不好)。现已表明,这是“传统英语世界对语言的偏见”,美国黑人文化的词汇相当丰富,特别是街头青少年的亚文化,更是把他们的价值观非常巧妙地嵌入语言中。语言复杂性的这种普遍现象,令人怀疑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宁肯说,语言是设计精良的“自然”(Nature)产物。因为从微观角度看,语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不是那么任意的、偶然的,也不是无限的。在全世界的语言下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即大脑设定的语言蓝图或“普遍语法”。

(2)语言学习或语言获得并不是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父母教的或学校教育出来的。乔姆斯基对语言至少有两大发现:一是人们所说的或所听到的句子几乎都是全新的句子(第一次在宇宙中出现),所以语言绝对不可能是刺激—反应的联结。人的大脑必定有某一种设计,它可以用有限的词造出无限的句子。二是儿童很快就发展出这套复杂的语法(不需要学校老师正式的教学),而且都会用这套语法去解释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句子。因此,儿童必然天赋地具有一个解释全世界所有语言的蓝图即普遍语法。有了这样的普遍语法,儿童就可以从父母的言谈中把特定语法提炼出来。这样,儿童学语言跟他学如何看钟、如何打球是不同的。语言学习是我们大脑中预先设计的一个特别控制。语言是儿童自然地发展出的一项复杂能力,并不是因特意的学习而得来的。现已表明,一个学前儿童内隐的语法知识,比目前最好的计算机语言系统的水准还要高。

(二)“生物模块”的跨文化普遍性

所谓“生物模块”是指所有种族都具有对生物(植物和动物)的一些天赋的“常识生物学”(Folk Biology)直觉。也就是说,在直觉层面的比较上,人们对于动物、植物的直觉比对纯自然物、人造物的直觉要好或强。

(1)进化心理学表明,“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Era)的采集—狩猎人是称职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他们用几百种名字来称呼那些野生植物和动物,而且对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生态和行为都有很深的了解,使他们可以做出严谨的推论。如观察出动物痕迹的形状、方向,再从时间、季节、当地土质的情况来判断出是什么样的动物,往哪里去了,可能有多老、多大、多饿,等等。

(2)科学(专业)生物学是以直觉性的常识生物学为基础的。民间的动植物分类法显然是“林奈分类系统”的前身。即使今天,专业的分类人员也很少会去挑战“土著人”分类他们当地动植物品种的方法,他们的分类完全是“层级性的”,每一个植物或动物属于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种”;每一个种属于一种生命形态,每一个生命形态只能是动物或植物,动物和植物是活的生命体;所有的东西要么是有生命的,要么是无生命的。他们认为,有生命的东西似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又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过程”。可以想象,正是这种直觉驱使“第一个”专业生物学家把植物和动物带进实验室并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3)生物的直觉概念似乎有特定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与其他概念结构不一样)。例如就人造物而言,不论居住在地球哪个角落的人,都说一个动物不可能既是鱼又是鸟,但他们非常愿意说,一个轮椅既是家具也是交通工具,或者说钢琴既是家具也是乐器,这表明,对“自然物”的推理方式与“人造物”的推理方式是不同的。

(4)“范畴特异性损伤”的实验证据发现,脑损伤患者具有语义范畴(或不同实体类型的知识)特异性损伤现象,即对个别语义范畴的认知能力相对缺失。这似乎表明不同实体类型的知识——如生物(以动物为代表)和非生物(以人造工具为代表)——可能存储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也就是说,属于不同范畴的实体(人、非人类动物、植物和非生物),其心理的组织是有区别的,它们有进化而来的不同的专门神经机制。如在3种不同实体范畴(人、动物、人造工具)的命名任务中,发现了其命名成绩与大脑不同区域的损伤联系在一起:人名识别差与左颞极(TP)损伤相联系;动物命名差与左侧下颞叶(IT)相联系;工具命名差与后外侧IT相联系。而正常命名的被试没有一人在这些区域有损伤[7](p698-700)。

(三)“心理理解模块”的跨文化普遍性

所谓“心理理解模块”,是指人们具有一种按“信念”“愿望”“意图”等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直觉。这种模块的跨文化普遍性表现在:(1)各个种族对他人心理的理解具有普遍性形态:例如,都看重口才、说闲话、说谎,误导,口语的幽默、损人的幽默、出口成章、讲故事、叙述的能力、比喻、作诗词的能力,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如大叫、尖叫,从行为推论意图,辨别喜、怒、哀、乐、惊讶、讨厌和轻蔑的面部表情,用微笑作为表示友好的打招呼,哭泣,用眼睛来挑逗,喜怒不形于色,修饰或模仿脸部表情,爱悦的展示,等等[8]。(2)实验发现,新生儿特别喜欢注意观看各个成分像“面孔”那样安排的刺激,这表明婴儿出生时就具有关于人类面孔的某些先天规定的结构信息。婴儿和学步儿特别关注“同种”及他们的行为:言语、步态,互助模式等。(3)神经成像技术发现,人脑有专门的“心理理解模块”定位:正常人解决心理理论任务时的大脑激活模式(通常激活了左边额叶中部即Broadmann第8区);在心理理论方面有先天缺陷的自闭症儿童的认知神经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理解心理理论的正常大脑系统的发育受到损害);脑损伤病人(如右半球受过撞击等)的心理理论具有选择性受损。这表明,人脑有个特殊的区域专门负责心理状态的归因。[7]

应该说,以上“语言模块”“生物模块”和“心理理解模块”只是模块心理学所提供的人性普遍性的几个基本模块。此外,“物理模块”、“数字模块”、“知觉模块”、“动作模块”、“自我模块”、“记忆模块”、“实用推理模块”等,都是全人类共有的内在表征系统。对这些标志着人性普遍性的模块来说,用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是不能把它们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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