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的哲学思考_克隆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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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93/Z(2003)06-0012-06

20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特别是遗传基因工程拉开了生物学世纪的序幕,已成为全球科学界和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一大热点。笔者相信,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到宇宙进化、人类进化、社会进化和科学技术进化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 人类需要继续进化

从广义进化论的视角看,以大爆炸为起点,宇宙进化至少有150亿年,大阳系的进化至少有47亿年;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大约是在36亿年以前开始的,沿着进化树的阶梯到50万年前,从古猿——智人——真人进化出了现代人。人是这个星球上的超级生物物种,最高贵、最复杂、最聪明,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一个物种——且正面临着人自身制造出来的生态灾变以及其它自然灾变的威胁。

从现代宇宙学的视角看,银河系是个普通的星系,太阳系是银河系边上的一个中等怛星系,而地球又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当中并不起眼的一颗行星。可是,由极为罕见的复杂机缘组合造成的生命进化及其最高产物——人,的确太珍贵了!近年火星观测器从近距离发回的信息告诉我们,在火星上找到最低形式生命的希望更渺茫了;至于在银河系乃至宇宙中,找到与人类相像的智能生物,则恰如大海捞针。

从系统科学的视角看,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可以还原成系统的进化过程:自组织系统——自复制系统——自学习系统——自创生系统——自创造系统。笔者认为,人不仅是自创生系统,或如圣菲研究所提出的自适应复杂系统,而且是更高级的自创造系统。正是人的脑——手并用创造出了地球上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今天,人类文明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上攀升,人类的智力也明显地在向上进化;可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其进化似乎早已停滞,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退化。

总的来说,人类的体能退化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这是靠医学的进步。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人类的生物遗传基因库中总共潜存着4000多种遗传性疾病!

另一方面:地球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却在日益恶化。为什么心血管疾病是人类死亡的第一杀手?原因是脱离体力劳动和缺少体育锻炼削弱了人们的心血管系统功能,并且沉重的工作生活负担、无形的社会压力、烟酒和过度饮食又加重了心血管系统的负荷。为什么癌症成了人类的第二杀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业社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人类机体抗污染的能力却没有相应的进化。突然冒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无情地摧毁人的免疫系统,它的扩散和致死人数都在直线上升——足令我们“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此外,未来学家告诉我们,不可逆转的温室效应继续加剧,肯定会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变和瘟疫流行。稍微远一点,1000-2000年后新的冰期就会到来,约2000年后地球磁场逆转、极光随处可见;再远一点,平均1500万年一次的小行星碰撞,周期2600万年的彗星雨,几亿年一次的强大的γ射线暴,都会逐一袭击地球,造成大规模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的灭绝。[1]人类要逃出这些劫难,做到“劫后余生”,首先当然要靠科技进步,其次应当弘扬“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继而奋起,设法扭转我们自身机体的退化并重新推动自身机体向上进化。

二 走向人工生殖的必然

人类要重新推动自身机体继续进化,就需要借助当代生命科学技术来优化生殖质量。

图1 最简单社会系统模型

上图是笔者绘制的“最简社会系统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分析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各个生产部门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则会发现“人的生产”从自然生殖走向人工生殖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技术探索。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过去几百年里,科技进步首先使“物质生产系统”中的工业生产从自然系统生产走向人工系统生产:手工生产→手工→机械生产→机械化生产→半自动化生产→全自动化生产。现在正在使农业生产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城市居民的大部分牛奶、蔬菜、肉鸡、鸡蛋、鱼虾等都是由人工——自然系统(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奶牛场、温室、家禽养殖场、水产品养殖场)生产出来的;而转基因农作物又昭示着人工系统农业这样一个发展方向。现代科技也使文化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逐步朝手工机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同样,管理系统也在同步应用上述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特别是近来应用大型电脑做信息的搜集、处理,然后人机结合作出预测和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和技术开始介入“人的生产系统”了。产前检查、人工接生技术、人工喂养、避孕工具、避孕药物、器官移植等的普遍应用就是明证。有鉴于此,现在利用分子遗传学知识和遗传基因工程的各项技术,进一步在器官、组织、细胞、基因的层次上诊断与治疗各种生殖疫病、预防遗传性出生缺陷、优化人类的生育质量这是符合人类意愿和生命科学规律的新尝试。

遗传基因工程包括产前检查、人工受精、试管婴儿、借腹生子、人造子宫、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器官移植、克隆人、安乐死等技术,它指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笔者认为,那就是要超越两性自然生殖,进化到两性自然与人工生殖相结合的先进层次。这是符合现代科技和人类生殖方式进化规律的生殖创新与进步。

三 妇女的身心解放

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最深的根源,在于双方合作完成生殖和养育后代及家务与社会活动中,男女的责任和付出是极不平等的。在男欢女爱的性生活当中,男人付出一个精子就算完成任务了;女人却不仅要付出一个卵子,还要付出十月怀胎的心血和经受分娩的痛苦与危险。1997年中国平均每10万产妇分娩死亡63.6人,而据2002年3月6日来自布鲁塞尔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每年有60万名妇女因怀孕和分娩而死亡,感染严重并发症者40倍于这个数字!去年“9·11”发生在纽约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3000多人死亡,全球震惊,至今还有许多人沉浸在哀痛之中;可是,对去年有200倍于这个数字的女同胞死在全球各地的产床上这样一个事实,全人类却无动于衷!

在生儿育女方面,女性超过男性的额外付出还远不止于此。试想,有多少女人一辈子仅仅充当生殖机器?有多少女人因生殖损坏了容貌和健康,放弃了学业?有多少女人因生殖而失去了工作岗位?因此,只要人类还采用男女不平等的自然生殖方式,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就只能是皮相层面上的操作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因此,笔者提出一个新概念“妇女的生殖解放”和两个新命题:“只有实现妇女的生殖解放才能实现妇女的身心解放”,“要实现妇女的生殖解放就应当借助生命科学的生殖技术”。在这方面,同克隆人相比,“人造子宫”技术要简单得多,并且既不破坏现有的对偶婚姻制度和双亲家庭,又不引起伦理、法律和社会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有一位青年医生,在人造子宫中成功培育人的受精卵36天,可惜这项试验由于教会的干预而被迫中断。近年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研究中心的华裔博士刘宏清及其助手做出了人造子宫,并让人类胚胎在其上着床发育了6天。2002年2月22-23日,以“自然母亲的终结?”为题,一个关于人造子宫的大型国际会议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举行。这似乎露出了妇女生殖解放的一线曙光。

来自西方的报道说,越来越多的白种人年轻女性不愿结婚、不愿生育,所以整个社会的人口呈零增长甚至下降,还面临“褐色化”的危险——有色人种的移民都生多胎。现在,同样的情形在中国也发生了。2003年3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族”家庭正在迅速增加。21.0%的居民赞成“结婚但不要孩子”,比5年前增加了15个百分点;另有21.7%的居民表示“要孩子的原因更多来自双方父母的压力”而非出于自愿。这项调查还显示,女性赞成不要孩子的比例高于男性,且文化水平越高、收入越高者赞成不要孩子的比例越高。[2]从西方到东方,这种日趋上涨的统计规律提示,新时代的女性正在谋求以获得生殖解放来实现身心解放。

四 科学技术与积极优生

遗传基因工程及其相应的各项技术作为新型的优生工具,牵涉到优生学问题。优生学分积极优生学和消极优生学两种。在传统上,积极优生学是通过选择性繁育来改进某个生物或物种的遗传特征;消极优生学则是通过系统地消除个体或群体中的有害基因来达到优生。

从理论上讲,人类追求优生肯定是正确的、有必要的好事。系统科学的原理之一,就是要对系统进行优化,令其结构和功能达到最佳。从古至今,人类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对农作物和牲畜进行优化——选种、育种、杂交等等。类推事理,人类岂能不对自身的生殖产物进行优化?但是,人类是有意识、有尊严和讲人性价值的超级物种,我们不应当仅限于消极优化,而应大力发展积极优化。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剥夺某些弱势人群生育的权力,不应当虐待或歧视有生理或病理缺陷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自缚手脚,不敢利用现有的科技努力改善人类的生育质量。

遗传基因工程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人类优生手段,特别是在完成人类基因图谱并掌握了引发遗传性疾病的基因位置之后。以中国为例,每年大约要降生2000万个婴儿,其中至少有100万带有某种遗传性生理缺陷或疾病,这不知要给他们自己、家人和社会造成多大的麻烦和损失!既然将来要花很多时间和钱财来治,而且多半还治不好,那么利用遗传基因工程在一开始就彻底根治之,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五 从延年益寿到长生不老

热爱生命和畏惧死亡是人的天性。从古至今,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延年益寿,幻想长生不老。在20世纪,由于经济的发达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由于医药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不少国家人的平均寿命已从30多岁延长到70多岁。这是伟大的成就,但距离长生不老还差得远呢。

纵观人类的历史,凡人类幼年时期的幻想,到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都能实现,但总是以幼年时期想像不到的方式实现。例如人类在早期幻想过自己具有像马那样的驮载和奔跑的能力,现在实现了——不是人有了同样的能力,而是人发明和制造的汽车和火车有比马更强大的能力。人类还幻想过自己能像鸟一样在空中自由地飞翔,现在实现了——不是人长翅膀飞起来了,而是人发明的飞机有比鸟强千百倍的飞翔能力。因此,人类应当对自己的发明创造能力有坚定的信心,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实现延年益寿的幻想。

在笔者看来,目前人类正沿三条革命性的轨线实现延年益寿的幻想,那就是器官移植、克隆人和机器人。

先来看器官移植。19世纪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基于当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水平,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新陈代谢”。那时侯只认识到蛋白质是生命物质,蛋白质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因此,旧的蛋白质死去了,被新复制出来的蛋白质取代了,这就是生命。20世纪中叶,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等科学家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是发生在细胞和组织层次上的新陈代谢,还计算出了代谢(自我复制和取代)的速率。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在更高的层次——器官层次上的新陈代谢(自我复制和取代)当是生命更深的机制和意义所在,可惜包括人在内的生物都没有器官自复制能力。当代医学采用的器官移植,可以看作是通过异体借代实现的生命延续。问题是,无论是从他人还是从动物身上取得供移植的器官,都很困难,而且还有排异反应。现在,运用生物遗传工程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能培养出本人自己的胚胎干细胞,再进一步通过胚胎干细胞的分化生长出可供自体移植的各种器官,那么个人肉体器官的修复与寿命延长就成为真正的现实了。

1998年克隆羊多莉在英国诞生,开拓了克隆技术的一个新时代——借助人工系统实现哺乳动物整体复制的时代。假如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并且走通了),克隆人诞生了,那就开创了人类借助科技整体复制的时代。这或许是人类的另一种长生不老术,它要比器官移植实现的长生不老术更有系统性。可惜这只是在最低层次,在人的生物机体层次上实现的复制,因而是最低层次的长生不老术。用中国的成语说,就是复制出一个“行尸走肉”。并且,目前克隆的动物体弱多病、早衰、寿命短,说明此项技术并不完善。另外,人还有更高层次的存在,即心理—自我意识的存在,以及社会文化意识的存在。倘若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也复制到克隆人身上,那就真正复制出一个同原型一模一样的人来了,即身心全息性高保真的复制或复生,也就是说人类用科技手段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真正的长生不老。可惜,人类离实现这后两步还非常非常遥远。

人类的第三种长生不老术是制造机器人。现代科技最高的整合结晶体将是智能机器人,人类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深蓝”计算机击败棋王卡斯帕罗夫,已经显示出智能机器人无限的发展潜能。假如将来心理—自我意识存在的个人、社会化存在的个人也能复制到智能机器人身上,那不啻是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长生不老吗?当然,这是广义上的人类功能之长生不老梦想,机器人与人类自身生命意义之间仍有本质性差异。

六 克隆技术中的科学规范

在生物遗传工程领域,最富挑战性和最有争议的就是克隆人。我们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消极方面看,对人的克隆技术是一种倒退和停滞的做法,从有性生殖倒退至无性生殖——单细胞复制,截断了人类通过两性配子繁殖所拥有的无限多的变异可能性,从而造成人类生物个体变异和进化的停滞。如果我们如实地把生物个体的繁衍看作是生物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过程,那么克隆人这种单调的转录和翻译几乎只能是由于信息残缺而复制的有缺陷的个体,而不可能复制出更优良的个体。这样看来,克隆人除了能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和制造轰动效应外,在人类的生存、繁衍和进化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从积极方面看,用克隆技术繁殖牲畜有可能为畜牧业打开一片新天地。用克隆技术繁殖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如中国的大熊猫、金丝猴之类),将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宝贵的贡献。如果克隆高等动物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将来这种技术被用来克隆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意义的。本着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应用有规范的原则,笔者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范围内,首先,克隆人可以用作脑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多种学术研究的对象,确定在先天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和能力究竟有多大影响,从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效果。其次,分子治疗和生殖医学上的基础研究,可以为优化人类生命探索深广的可能性。例如,克隆技术消除了有性繁殖不可避免的随机变异的不确定性,倘若同基因检测、剔除、矫正、镶嵌技术相结合,那就可能繁殖出更优良的个体,因此不失为一条积极优生和加速人类自身进化之路。

让我们再看远一点,终有一天,地球乃至太阳系变得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时,为了延续人类的存在,人类不得不向其它星系上适合人类生存的行星迁移。然而那些星系都在几光年,几十光年,甚至几百光年之外,按现有的技术条件我们无法想像人类能飞到那里去;也很难想像一对年轻的宇航员,经过超长时间的宇宙航行,到达那颗行星之后没有衰老,没有丧失生殖能力,居然通过有性生殖繁衍出人类的新一代来了。我们惟一能想像的是,将一套克隆人程序冷冻在克隆人装置里面,由宇宙飞船运坻那颗行星,然后自动启动繁衍出人类的新一代来;然后再由随同抵达的智能机器人充当父母和教师,抚养和教育他们长大成人——对他们进行文化遗传,讲授地球人类的故事,告诉他们肩负的使命。当然,这是研究意义上的特殊应用情形。

这样看来,基础性研究性的“克隆人”技术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如果同生物遗传工程的其它技术相结合。其积极意义远比消极意义大。笔者赞成“科学无禁区”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这两条原则,因此不赞成对用于严肃科学研究的“克隆技术”(包括与人有关的技术)设置绝对与泛化的禁区,并建议政府和国家科研领导部门建立遗传工程战略与条例,授权给那些个别经严格精细遴选的国立科研机构进行克隆技术的基础性研究,治疗性研究也要从严控制。尽管多国政府宣布反对和禁止克隆人,但大家都知道克隆人的出现是早晚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超前立法和制定应对战略,以便当他真正出现的时候,人类能够有效控制和合理利用之;否则,缺少对策的事后惊讶和愤怒与事无补。

七 论未来的“零亲家庭”:技术与价值分析

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问题看似简单——只有两个元素或两个变量,其实非常复杂,无奇不有。

根本问题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早期人类是个乱交的物种,而且性欲、性能力、性占有欲和生殖能力都非常强——这也许是他能进化成万物之灵的重要条件。可是大约在5000年之前,由某些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决定,他却强制性地把自己纳入了父系——对偶婚姻的自禁锢模式,这就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人性不可改变,但被部分压抑,或转化升华;婚姻——家庭的模式不能不遵守,但却到处寻求突破。在性和婚姻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难免心身不一。

于是,5000年来,人类被禁锢的乱交的自然本性从父系——对偶婚姻模式的万花筒中喷发出无穷无尽、千奇百怪的花样: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包办婚姻、自由恋爱,沾花惹草、红杏出墙,应招女郎、午夜情人,性勾引、性骚扰,性压抑、性饥渴,性变态、性冷淡,乱伦、情杀,养汉、纳妾,偷情、私奔,面首、妓女,小秘、二奶,强奸、轮奸……。不知出了多少鳏夫寡妇、痴男怨女,望穿的双眼、独守的空房,徇情的恋人、冤死的鬼魂,被抛弃的女性、无人认养的孤儿,悲欢离合的故事、缠绵悱恻的诗篇,唱不尽的爱情歌、流不尽的辛酸泪……。更不知有多少人为爱情牺牲了学业、为家庭放弃了工作,为儿女拖累了事业、为养家糊口耗尽了心血……。以至爱情故事和婚姻家庭始终是文学艺术和电影电视的第一主题,不管已经有过多少希奇古怪的故事,却依然能够花样翻新魅力不减。

到20世纪,这种千疮百孔的父系——对偶婚姻家庭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模式对人本性的压抑和造成的身心病变,避孕套、避孕药和人工流产的普及又为性与生育的分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从西方蔓延到东方的性解放如决堤的洪水,女权运动更为其推波助澜。现在,即便在保守和伦理至上的中国,早恋、婚前性行为、少女怀孕、非法同居、单身贵族、丁克族、高离婚率、单亲家庭等等,也早已司空见惯了。在有的国家,单亲家庭已占育龄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

既然如此,下一步,遗传基因工程顺着这个方向再给它添几种人性生殖优化与心身解放的新花样,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家庭进化史可能暗藏着一条“多亲家庭→双亲家庭→单亲家庭→零亲家庭”的统计规律。例如,采用人造子宫和克隆技术,就是从人工辅助生殖进化到人工生殖,从而使人类的性生活同人类的生殖活动彻底分开,迈出从“单亲家庭到零亲家庭”新一步,从而使人类逐渐摆脱5000年来的矛盾、压抑、虚伪和混乱。性同生殖分开,各得其所,幸许是阿弥陀佛,善哉!

八 遗传基因工程的伦理——法律问题

尽管做了以上的论述,但笔者并不赞成现在就匆忙做克隆人的试验。因为克隆技术远未成熟。根据医学业惯例,应当先多做克隆动物试验,不断改进技术。待技术成熟后,笔者不反对出于科学的目的(特别是医学的目的),进行克隆试验。

一般来说,伦理——法律是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前者是自然形成的习俗和个人的心防,后者是人为制定的强制执行的条文。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不是人们的社会行为随伦理——法律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伦理——法律与时俱进、符合人类发展的新要求,随人们的社会行为改变而改变。

在古代中国,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合伦理的。现代中国,女孩子走出家门去上学、工作甚至走遍世界,是合伦理的。儒家伦理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现在城市街头男女相拥热吻,旁人熟视无睹。在中国,一百年前“一夫多妻”合法,现在男人娶第二个老婆犯“重婚罪”。20年前中国媒体常用“非法同居”这个短语,现在则用“同居”,去掉了“非法”二字。眼下人们还在争论“对人类配子做遗传基因检测和矫正”是否合伦理、是否合法,50年最多100年后,不做这种检测和矫正的父母可能会触犯家庭生育科学条例与伦理规范而被判刑蹲大牢!

近些年遗传基因工程是中国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许多文章说“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科学是人的精神的自由探索,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科技进步的辩证法只能是科技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永动机”“以太学说”搞了几百年,最后自我否定了。“炼金术”搞了上千年,最后被化学扬弃了。人们原先寄希望于“飞艇”,经过许多试验和应用,最后被飞机取代了。遗传基因工程各项技术的发展也会是这样,当然,相关的技术应用也应尽量符合造益人类伦理生理心理价值这个基本标准;而相应的基础性理论性科学研究则保持中性价值和自由品格。为此,笔者主张给遗传基因工程的基础科学研究创造一个宽松的伦理——法律环境:

(一)人类有权力做“上帝”,改变自己的生物遗传基因,选择自己进化的轨线和速度。

(二)在人类整体利益和正当价值范围内,个人拥有对自己的生命、器官和生殖方式的一定的决定权,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三)拿任何人的生命、器官和细胞做科学实验须先取得他本人的自愿、知情和同意。

(四)实验者要对自己实验产生的结果承担社会责任,并对结果负责到底。

(五)严禁有损人类尊严的人兽杂交克隆。

至于超出科学研究的范围进入成果应用(特别是商业应用)的范围,笔者主张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如《安乐死实施法》《人工辅助生殖法》以至将来的《克隆法》。因为科研成果的社会应用都是利弊参半的,惟利是图的滥用会损害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应的法律规范的作用是兴利除弊,保护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九 中国文化和遗传基因工程

在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主导价值系统中,既有有利于遗传基因工程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

就有利方面说,在中国古代,夏朝人信“天命”,商朝人信“鬼神”,周朝人却把“天命”和“鬼神”抛到一边,专门注重“人伦”。据笔者所知,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古希腊人和中国人这么早就在精神进化方面达到这样的高度——超越了“天命”和“鬼神”的观念,没有宗教或神学的束缚,只相信人的力量,这非常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科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会受到“神创论”的宗教或神学的束缚和干涉,他们相信辩证法的发展观,接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当代科学的广义进化理论。

就不利方面说,“子不语乱、力、怪、神”,大大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儒家文化首先把人当作一个道德主体,奠定了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论,以伦理束缚人心,反对任何形式的革新和变异,只求获得社会的稳定。同儒家一起共同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是道家,它强调顺应自然,从来不提“征服”和“改造”自然。另外,在元、明、清三朝长达600年的高压和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之后,中国人失去了科举创造力,只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和抄袭,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目前,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技术和资金条件都不错,可是在遗传基因工程方面并没有做出理伦与技术上的原创性重大贡献。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上述有利因素没有发挥出来,不利因素仍占据了上风。我们应当把克隆技术与克隆人加以区别。

本文旨在说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亚洲还是在欧美,在遗传基因工程领域,正确的价值选择应当基于如下坐标:人性进化的价值高于人类现有的价值,人类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高于科学的价值,科学基础理论的中立性、超前性和探索性价值不应受制于现时水平的伦理——法律的价值,伦理——法律的价值高于商业应用的价值,而不能是相反。

收稿日期:20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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