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
王 进 李 强
[提要] “混融自我”是指在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在多维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文化自我之间的混融。本文以“混融自我”作为分析工具，以当代中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梳理了中国社会三种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的关系，并从文化会聚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人“混融自我”的建构，即三类认同两种文化的二重“混融自我”和一类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进而指出中国人理想的自我系统应该是三种文化自我和四种混融自我的并存，最终指向“多元一体”的具有统整性的自我系统，其中，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是并存、包容和指导的关系。
[关键词] 混融自我；三重自我；文化会聚心理学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接触、碰撞和混搭，个体对多元文化的接触和认同可以由于迁移而产生，这是广义的文化混搭；也可以是某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同时遭遇了两种以上的文化，这是狭义的文化混搭[1]。文化混搭影响个体的自我和身份建构[2]，多种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的自我系统不仅包括多种文化自我，更会在多维涵化的过程中形成“混融自我”。目前，中国社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处于三种文化混搭之下，除了出国之外，当代中国人可以通过观看外国电影、阅读西方的书籍、吃西餐、穿外国品牌服装、学习外语、与外国人交流等方式接触西方文化，加上中国社会自身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共同影响，这三种文化的并存、混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反相成、互相借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是一个僵化和封闭的过程，恰恰是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养分，才能充分保持其生命力和创新力。
同样地，三种文化的混搭影响着中国人三种文化自我的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集体我、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关系我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个体我，这三重自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并存、混融的，在经过长期的紧张冲突、动态建构和相互混融后，形成了两两混融的二重混融自我和三者混融的三重混融自我，与三种文化自我共同构成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系统。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中国人独特的自我系统中，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占据指导地位，并包容、接纳和引导个体我、关系我，进而形成层次有序、内部整合的“多元一体”自我系统。
对于660MW等级切圆燃烧Π型锅炉和对冲燃烧型锅炉，屏底温度变化对水冷壁、过热器及再热器等受热面的吸热量影响规律基本一致。随着屏底温度的提高，水冷壁吸热量明显降低，而过热器、再热器、省煤器吸热量均有所上升。其中BRL工况下，四角切圆燃烧型锅炉屏底温度每提高10℃，水冷壁吸热量降低1.21%，过热器吸热量提高1.74%，再热器吸热量提高0.63%；对冲燃烧型锅炉屏底温度每提高10℃，水冷壁吸热量降低1.28%，过热器吸热量提高1.20%，再热器吸热量提高0.87%。具体结果见图4。
本文通过对“混融自我”的界定、三种文化背景的梳理，证明了当代中国人自我结构中三重自我和混融自我的并存；混融自我概念的提出，也为分析三种文化并存、混搭下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何为“混融自我”？
“混融自我”(polycultural self)是指在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在多维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文化自我之间的混融，混融后的自我不是几种文化自我的简单交集，而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构念。“混融自我”的出现，是个体面对多元文化环境，增加文化适应性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会聚心理学研究范式下“自我”研究的新成果。“混融自我”最早出现在移民身上，那些因为迁移而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背景的个体，如果采用了整合的涵化方式，最有可能形成多重文化自我和混融自我，并具有更好的文化适应能力；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个体足不出户就需要面对自身族群文化和全球性文化的碰撞和冲击，因此，发展出多重“混融自我”是个体应对多元文化环境，增加心理弹性和创造力的有效方式。
这一构念最早由杨宜音提出，并以“独立互依我/互依独立我”作为混融自我的例证[3]，相似的概念还有库查芭莎提出的“关联型自我”与“自主型自我”混融形成的“自主-关联型自我”[4]-[6]，以及陆洛提出的由中国传统“互依包容的自我”及西方文化“独立自主自我”混合形成的“折衷自我”[7]。然而，以往研究中多探讨了两种文化自我的混融，而没有涉及到三种以上文化的混融，这使得“混融自我”理论的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不能很好地应用于三种以上文化并存的社会中，而且对“混融自我”概念也没有做出系统的界定。因此，本文首先对“混融自我”的形成和可能存在的形态进行了初步界定，继而探讨了两种文化混搭下形成的双重“混融自我”和三种文化混搭下形成的三重“混融自我”，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分析，讨论了三种文化背景下“混融自我”的形成和各种形式。
(一)“混融自我”的形成
混融自我是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多个文化自我并存、混合和融合的结果，混融自我的形成在个体身上是一个动态建构、长期混融的过程，多个文化自我之间/内部充满了紧张、冲突；混融自我的形成过程代表了个体与混搭的几种文化之间相互建构、彼此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个体的多种自我受到多元文化的形塑，另一方面，个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又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因此，个体形成后的混融自我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下图表明了在多元文化并存和混搭背景下，个体混融自我的建构过程，图中两个圆或三个圆交叉的部分就是两种文化或三种文化混搭下形成的混融自我。
两种/三种文化下“混融自我”的形成过程图
在“混融自我”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为了应对不同文化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借助两类策略：首先，可以借用赵志裕等提出的“区隔”策略[8](P.323)和杨国枢提出的“心理区隔化”策略[9](P.330)。具体来说，采用区隔策略的个体，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自我之间是冲突或矛盾的，因此，主动将彼此冲突的文化自我区隔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或不同的生活范畴中，赋予不同的运作法则和行为策略。例如，在家遵守A文化的规范，在工作单位遵守B文化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区隔策略是个体处于相互冲突或矛盾的文化自我中时，协调冲突、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此外，一种更积极的协调多种文化自我冲突的策略是，根据个体需要将不同文化要素进行融合，建构出更具有整合性、灵活性，能够融为一体的混融自我。有学者提出了三类多元文化认同协调策略：转换策略、整合策略和协同策略[10](P.173)。转换策略是指根据文化线索，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个体可以根据情境启动不同的文化自我方面；整合策略和协同策略是将不同文化中的文化要素进行结合的过程，整合策略是将一种新的文化要素加入已有文化，即以某一种文化自我为主，将其他文化自我的元素融合进去，融合的程度较小；协同策略则是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原先文化自我的新的混融自我。从转换到整合，再到协同策略，个体不同自我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自我结构内部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在逐渐增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强调“集体我”，重视集体的作用，强调个体应成为集体的一份子，个人应将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结合起来。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文化下的“集体我”是个人界定自身与群体关系的参考框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下的“集体我”则强调，个人所参加的集体会成为一个心理共同体，经由共同活动塑造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集体价值感。比如，“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是一条很多学校张贴的标语，学校作为一个群体或集体，是个体界定自己的参照群体，但是学校这个集体的光荣却可以让个体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这本质上是个体“集体我”的自我实现，再往大一点说，个体“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感到骄傲”也是一种“集体我”的自我实现。
文化混搭影响个体的自我与身份建构，形成了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的共存和混融。当代中国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同时面临着对这三种文化的习得和认同，建构起多种文化自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混融自我”。如果套用视觉三原色原理，将红色表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强调集体优先的“集体我”的建构)，黄色表示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关系和谐的“关系我”的建构)，蓝色表示为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成就的“个体我”的建构)，那么这三种文化的“原色”可以组合为单个个体不同的“文化自我色彩”，颜色的组合情况代表着三种文化对每个个体的不同影响，也代表着三重自我的不同方面在个体身上的建构情况；每种颜色的深浅，代表着个体某种文化自我的强弱，颜色越深代表文化自我越强，极端情况下，个体可能形成单一文化自我；混合后的颜色，代表着个体“混融自我”的构成，混合后的颜色上，色斑越多越大，表示个体“混融自我”中包含的冲突越多越大。
(二)“混融自我”的存在形态
混融自我是个体与多元文化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不同个体形成的混融自我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本文尝试从两个角度对混融自我进行分类，一种是从个体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出发来进行分类，另一种是根据不同文化的混合或融合的方式来进行分类。
首先，身处多元文化并存、混搭中的个体，对不同文化认同程度高低不同，且与文化适宜性自我行为策略的展示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个体可能掌握了某种文化下所应该展示出的文化适宜性行为，但未必对该文化存在很高程度的认同，比如，一个人在家里孝敬父母、维护和谐、行为合宜，但内心未必认同传统文化，在家庭外可能是个叛逆程度很高的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双面人”。因此，对个体混融自我的分类不依据其是否能展现出良好的文化适应的行为策略，而是依据其对多元文化的认同程度。在两种文化并存、混搭的情况下，可以产生认同两种文化的双重“混融自我”；在三种文化并存混搭的情况下，可以产生认同两种文化的双重“混融自我”和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
康提尼·巴黎塔的伊莎拉酒庄建立于2012年，由印度尼西亚人和意大利人合伙经营。除了瓦利尔慕斯卡特和阿方斯莱弗宁，酒庄还种植了黑玛尔维萨和西拉。目前，酒庄仅酿造3款酒：伊莎拉莫斯卡托白葡萄酒、伊莎拉桃红葡萄酒和伊莎拉红葡萄酒。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主要指一系列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复合体，该复合体又体现了一定的共同趋势。人们把某几个地域相近、沟通频繁、共同发展成相近文化特征，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地理范围划分为同一文化圈。因此，学者把世界划分为五大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西方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欧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则属于大的东亚文化圈范围，而对于区域内加强合作与信任，共同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还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稳定的泛北部湾文化圈。
如果按照个体对这三种文化的认同来对中国人三重自我及其混融自我进行分类，其中，传统文化(Confucianism)，以C代表，强调“关系我”；西方文化(Western - Culture)，以W代表，强调“个体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Chinese Marxism)，以M代表，强调“集体我”；认同程度的高低区分为高认同、低认同，理论上可将其区分为七种类型，三类认同单一文化的自我(C，W，M)，三类认同两种文化的二重“混融自我”(CM，CW，MW)和一类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CMW)，具体结果见下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混融自我的分类仅仅是基于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修改或验证。此外，以此概念架构作为工具，能够分析某一多元文化社会中多个文化自我和混融自我的并存。本文以当代中国人作为分析对象，探讨中国社会中并存的三种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这三种文化下形成的三重自我及其混融自我。
二、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的并存及文化根源：多元文化心理学研究范式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伴随着两种文化的传入，西方文化(个人取向)的传入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集体取向)的传入，这两者长期并存，相互纠结与颉颃[9]。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带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随后，1919年的五四青年运动更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将其称为“世界新文明之曙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长期居于指导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的，古代中国人重视相互社会责任或集体能动意识[22]，通过对巫史传统的理性化和继承，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一代代延续下来[23](P.13)，儒家强调“仁、义、礼”和“五伦”角色关系，形成了中国人的关系取向。“关系”(Guanxi)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个敏锐性的概念，是理解中国人传统文化自我的关键。中国本土心理学视角下的自我研究，强调的是文化特异性路径，即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而且在中国人的自我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对丰富的学术成果[12]，如费孝通“差序格局”中的自我，许烺光“情境中心”的自我[24](引言P.32)，何友晖从儒家文化出发提出的“关系我”概念[25]，杨国枢建构出的“社会取向自我”，以及由此衍生提出的“华人自我四元论”[26](P.91)，杨宜音的“关系我”(Guanxi Wo)[3]等。这些华人自我研究的背后，所依据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对个体角色和义务的强调，形成了中国人“关系我”的文化根源。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子女[27]，如果孩子成龙成凤，父母会觉得非常自豪，这正是父母“关系我”的自我实现。
以上研究证明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个体多种文化自我并存的关系，且不同文化自我会随着不同文化线索实现文化框架转换，表现出与文化线索一致的文化自我方面。在中国社会中，并存的三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分别塑造了中国人三重自我系统中的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关系我”(Guanxi Wo)
对于双文化个体或多元文化个体而言，两种或以上的自我是可以并存于一身的。康萤仪等利用文化启动研究，捕捉到了双文化个体文化框架转换的体验[16]，证明了独立我和互依我在个体身上并存的可能；特安迪斯提出，每个人都拥有三种类型的自我，私密自我(the private self)、公共自我(the public self)和集体自我(the collective self)，但不同文化会影响个体对这三类自我的选择[17]；Brewer和Gardner提出了三重自我理论，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括三个部分，个体我、关系我和集体我[18]；塞迪基德和布鲁尔进一步发展了三重自我理论，假设这三方面的自我表征均是社会性的，共存于同一个体体内[19]；Hardie，Kashima和Pridmore在澳大利亚人中证明了三重自我共存的假设[20]；Brewer和Chen则进一步提出三重自我分别对应于个体主义、关系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范畴[21]。
需要澄清的是，西方个体主义背景下也有类似的“关系我”构念，如Cross，Bacon和Morris提出的“关系互依性自我”(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RISC)[28]，后简化为“关系性自我”(relational self - construal)[29]，Andersen和Chen等人提出的“关系我”(relational self)等[30]，但与中国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关系我”存在一些差别，如北美和西欧人的“关系自我”更倾向于表征亲密关系，如和父母、配偶、好朋友和同事，建立、发展、维持和谐与亲密的关系，与中国人的“关系我”在文化根源上是不同的。中国人的“关系我”强调个体的角色性以及对角色规范的遵守，如重视维持个体与他人、家族和群体的表面和谐，依据角色关系按不同的互动法则进行交往。比如，与家人之间是情感性关系，遵循需求法则进行互动；与朋友、同学、校友之间则混合了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进行互动。
(二)西方文化和“个体我”(Individual Self)
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和现代化历程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外源现代化[31](P.141)。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文化(这里的西方文化特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进入中国，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不断碰撞、交流、混搭与融合。原本不被中国传统文化看到的“个体我”，随着传入的西方文化而逐渐凸显出来。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点上”[32]。中国传统文化下从来不强调个体，而是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关系，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西方文化下强调的“独立我”或“个体我”在中国人的自我中逐渐显现，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不断觉醒。
西方传统文化，始于古希腊文明，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权力在于个人，发展出个人能动性意识，对世界充满好奇，通过发现规则来理解世界[22]。西方文化是个体主义文化，从马库斯和北山提出了独立我和互依我构念开始[33]，人们了解到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独立我”是西方文化强调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互依我”是东亚文化强调的，随着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逐渐吸纳西方人的“独立我”或“个体我”，使“个体我”在自我系统中日益突出，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彰显自己的个性，重视个人的喜好，“我喜欢”、“我想要”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个人努力追求个人目标和自身价值，正是“个体我”的自我实现。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和“集体我”(Collective Self)
多元文化心理学(multicultural psychology)兴起于2000年前后，采取动态建构主义进路，关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认知模式问题[14]。在该研究视角下，不同文化建构起双文化个体或多元文化个体不同的自我认同，个体可以依据不同的文化线索，实现不同文化框架间的灵活转换[15]，根据情境的变化，策略性地唤醒某种文化认同，灵活地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转化为与当下情境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使个体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在复杂文化情境中建构自我同一性[10](P.161)。
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形成后的混融自我并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文化自我，而更可能的结果是与原有的文化自我并存(如图1)，但具体哪种文化自我或混融自我会凸显，则取决于情境线索，即在A文化中表现出与A文化一致的自我，在B文化中表现出与B文化一致的自我，在两种文化混搭的情境中，则表现出AB两种文化混搭后形成的混融自我，三种文化的情况亦然；其次，个体并存的多种文化自我和混融自我的最终指向是，形成一个内部结构有序的统整性自我系统。借用詹姆斯提出的主体我(I)和客体我(Me)的概念，个体的自我系统可以描述为一个主体我和多个被不同文化塑造的客体我(多个文化自我和混融自我)，类似于费孝通所提的“多元一体”格局[11]和方文的“多元一体”完整生命[12]。因此，个体自我系统的整合最终指向“多元一体”的具有统整性的自我。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系统中存在着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分别产生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而且，中国人的三重自我结构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刘艳和邹泓采用问卷法，探讨了大学生的三重自我建构[34]；苏慧丽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我、关系我和集体我均已凸显，而且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离，证明了三重自我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的现实[3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三重自我的神经机制[36]。
在幻灯片母版中设计不同类型的版式，可以提高幻灯片的制作和修改效率，制作幻灯片应从设计各种不同的版式做起，在设计过程中应规划好各个章节幻灯片的制作格式和内容顺序。如图3所示。
三、当代中国人的“混融自我”：文化会聚心理学视角
文化会聚主义理念是由历史学家Kelly(1999)和Prashad(2001)最先提出，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认为个体是不同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产物[37]；Morris、Chiu和Liu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 psychology)视角，认为文化是由“一套包括观念、实践及社会制度的松散组织系统”，个体可以与不止一种文化接触并被塑造[38]。文化会聚心理学是文化与进化双重融合的视角，或进化文化心理学视角，是一种对双文化甚至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和超越的文化心理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会聚主义提供了文化混搭的理论基础。本文借由文化会聚主义视角，指出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的碰撞、并存、混搭和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的混融，即“混融自我”。目前，许多研究已经支持了二重自我的混融，Benet-Martínez等人提出了“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简称BII)”的概念，可以说明个体整合两种文化的方式，并建议该概念可以从两种文化扩展到三种文化[39]；虽然在理论上三种文化自我的混融是可能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实践上对三种文化混融的研究却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探索。本文以中国社会三种文化下混融自我为例，首先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
除服饰特点外，每个民族还有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信仰和奇异的人文传说，追述这些历史文化也能让画家们心醉神迷，以广西地区为例，这里有壮族的“歌圩”、苗族的踩花山、仡佬族的走坡，还有别具一格的打油茶等浓郁的民俗节日活动，那么以表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画作也不胜枚举。
1.3.3 产程中观察指标及关注要点 ⑴为了尽量确保孕妇的安全分娩，发生紧急情况，可及时进行剖宫产终止妊娠，尽力保障在30min内实施紧急剖宫产，产科、麻醉科、儿科和手术室人员齐全，有抢救小组的支持，保证母婴的生命安全。⑵临产后持续胎心监护和心电监护；产程中不使用催产素；注意子宫下段压痛情况。⑶由于子宫破裂的最常见的体征是胎心异常，有效的麻醉并不掩盖子宫破裂的症状和体征。⑷VBAC娩出胎儿分娩机转和胎盘娩出与正常阴道分娩并无不同。但当子宫大量出血或低容量的体征是子宫破裂的表现，需要仔细探查软产道。
其次，根据不同文化的混合或融合方式来进行分类，以两种文化并存、混搭下形成的混融自我为例，借鉴彭璐珞、赵娜提出的文化混搭的反应类型[1]，将“混融自我”区分为叠合型、统摄型、镶嵌型、融通型和协同型。(1)叠合型混融自我：是指个体的两种文化自我同时并存且相互作用，在动态的变化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类似于北美华人基督徒的“叠合认同”，即他们可以在各种文化环境中行为得体，依据环境的不同，自由地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在美国人中像美国人、在华人中像华人、在美国人中像华人、在华人中像美国人[13](P.222)；(2)统摄型混融自我：是指以A文化为主干，吸纳B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形成的混融自我，形成该类型混融自我的个体以某一种文化自我为主，吸收和接纳了另一种文化中的某些元素；(3)镶嵌型混融自我：是指A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与B文化中某些元素之间形成互补，从而构成一个两种文化互补基础上的混融自我；(4)融通型混融自我：是指找出A文化和B文化中的普遍性共识，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混融自我；(5)协同型混融自我：两种文化自我之间相互交流、互动、协调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不同于单一文化自我的新的自我，这类混融自我是混融程度最高的一种自我形式，也是混融自我的理想类型。
多元文化认同及“混融自我”类型表
在上表所区分出的四种混融自我中，“个体我-关系我的混融(CW)”类似于库查芭莎的“自主-关联型自我”、陆洛的“折衷自我”和杨宜音的“混融我”；“关系我-集体我的混融”(CM)类似于杨宜音提出的“关系式我们”和“类别化我们”的双重形成[40]，但杨宜音没有具体描述这两类“我们”的融合情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家族式私营企业，一方面要考虑家族内部关系的亲疏远近，另一方面要考虑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效益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融合关系我和集体我的特点，形成一种关系我-集体我混融的自我构念；“个体我-集体我的混融(WM)”很典型的一个情境就是因读书或工作而来到大城市奋斗的个体，他们从熟悉的家族关系中脱离，而嵌入到非自己人的组织和企业等集体中，一方面想追求个人成功，另一方面在集体中建构身份认同、获得集体感，因此，形成“个体我-集体我的混融”就是很好的一条自我整合之路；最复杂的混融是“个体我-关系我-集体我的混融”(CWM)，中国人在应对日常生活时，如果能平衡好三重自我，并在个体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混融这三种自我，一定能成为一个灵活处事、自我和谐、人格完善的社会成员，三重自我混融的实现也是中国人理想的自我观。
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个体的自我系统应该是三种文化自我和四种混融自我的并存，并可以根据文化情境线索凸显文化适宜性自我，并展现出恰当的行为策略(三重自我建构个体的情境启动效应已经在以往研究中得到证实，混融自我是否可以在文化混动情境中得到启动，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证实)；但是，在多元文化涵化过程中，个体可能无法很好地应对多种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没能发展出“混融自我”来很好地平衡多种自我内部的冲突，使得自我系统的发展停滞在某个阶段，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由于中国文化的变迁过程，个体三重自我的结构在代际上和地域上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受到更多西方文化影响，从小学习英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个体我”在自我结构中的地位逐渐凸显，而他们的父母还是非常重视“关系我”，那么父母子女之间因自我结构不同导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父母对成年子女催婚、逼婚、催生子，甚至出现父母代劳的“中国式相亲”，以子女成家生子作为自己“关系我”的实现，但成年子女更想先为事业打拼，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完成“个体我”的自我实现；再比如，生活在农村的个体，与生活在大城市的个体相比，关系我更加凸显，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更加频繁。此外，混融自我的形成，并不能脱离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多元文化的指导。构建当代中国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中国人自我系统中的体现，就是提倡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而其主导地位的形成，不是盲目、被动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恰恰包含了个体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学习、理解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凸显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之混融自我的指导地位。
四、结语
“混融自我”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并存、碰撞和混搭下，个体经由多维涵化形成的一种新型自我，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个体自我上的展现，呼应了中国社会三元文化并存、混搭的现实社会背景；也为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的冲突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汾渭平原是黄河流域汾河谷地和渭河平原及其台塬阶地的总称，北起山西省代县，南抵陕西省秦岭山脉，西至陕西省宝鸡市，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包括山西省和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运城、临汾、太原等11个地市，总面积近7万平方千米，位列中国第四大平原，也是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冲积平原。本研究区域包括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以及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图1所示为汾渭平原地形及主要城市分布情况。
首先，“混融自我”的提出，创造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为分析多元文化社会中“多元文化个体”的自我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利用这一概念和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的三元文化混搭现状及其形成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进行了应用分析，证明了这一概念的应用价值；其次，对某一多元文化社会中成员之“混融自我”的分析，可以从微观层面反映出该社会内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混搭情况，对不同代际、地域个体“混融自我”的分析，也能反映出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变迁，以及文化分布的地域差异性；再次，个体经由多维涵化形成“混融自我”的过程，是个体管理多元文化自我之矛盾、冲突的动态历程，良好“混融自我”的建构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基于“混融自我”建构的心理健康策略的探索，是解决当代中国人多元文化自我冲突的有效途径；最后，“混融自我”概念的提出，扩展了文化心理学在自我研究方面的成果，是不同文化心理学研究范式下自我研究的必然结果，即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范式下对“独立我——互依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到多元文化心理学研究范式下“双文化自我——多元文化自我”之文化框架转换研究，再到文化会聚心理学范式下“混融自我”构念的提出。
“现在的种植者，尤其是经济作物种植者，种地回报率较高，所以对于农资的投入还是很舍得的。同时他们的意识非常超前，不会让地里缺少哪一种元素。”袁军说，“土壤中各种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都不缺的情况下，农作物会出现一些病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种植者最为关心的，也是我们服务的重点。”
此外，中国人三重自我的并存、混搭，“混融自我”的展现，不应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之间相互对立，如何在中国人平衡三元文化、混融三重自我的过程中，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集体我的指导地位，培养人格成熟、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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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5—0215—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农民工心理健康素质的现状及其促进策略”(13JJD190004)、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人心理健康学识与干预”(2018JWZD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进，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李强，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天津 300350
收稿日期 2019-02-18
责任编辑 程 融
标签：混融自我论文; 三重自我论文; 文化会聚心理学论文;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论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