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上的风景：中央苏区纸币的图像设计
肖 龙
摘要：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是革命历史情境下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于一体的特殊产物。苏区纸币共有壹圆、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等五种计八个版别的劵面设计。设计师黄亚光等人依靠群众路线自力更生、集思广益、克服各种困难，遵循科学的设计规范与美学标准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设计任务。苏区纸币普遍采用了通俗的民间剪纸样式以及直白的、写实性图像修辞手法，延续或移植了具有现代构成性的底图花纹，将苏区民众的生活诉求与宣扬革命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为支援革命战争，支持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央苏区；纸币；黄亚光；图像；设计
中央苏区纸币，被誉为“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货币史长卷中一幅绚丽的画卷。”①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同年7月开始统一在中央苏区发行货币，从此结束了共和国没有货币的历史。从1932年7月～1933年8月印制和发行了面额为壹圆、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的纸币，五种计八个版别。在此前后，中央造币厂还仿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银元，以及生产了贰角银币和伍分、壹分铜币等。纸币由中央苏区的中央印刷厂印制，其流通范围以瑞金为中心，包括江西东南部、西南部及福建西部地区，后扩大至赣、闽两省等29个县的广大地区②，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③。中央苏区货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民众生活的社会愿望，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于一体的特殊载体，同时体现了当时苏区的印刷和制作工艺水平。④发掘它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贡献，对于研究苏区货币的设计、流通和宣传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苏区的纸币品种
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制并发行的纸币品种、部分图例如表1所示。各纸币品种正面印有“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的暗号（实际是防伪标识）⑤，均注明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国家银行”以及版别年份等字样。面值以元为单位（如0.1元、0.05元）分别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醒目地标明。纸币尺寸按照面额大小依次递减，形成等级差序。具体的尺寸、字样、图案等可以结合表1中的图例进行对比。
二、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师及印刷情况
1931年冬，根据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
相关规定，临时中央政府开始决定筹办国家银行。由于当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很容易被敌人伪造。中央苏区实行银本位制，纸币币值的稳定直接反映国家银行的银元储备。敌对势力正好以查堵、藏匿中央苏区仿铸银元为突破口开展货币攻击，借此扰乱苏区的经济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⑥为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示要设计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以维护苏区金融稳定。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于是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并把纸币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黄亚光。黄亚光（1899～1993）出身在福建长汀一个富裕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以教书为业，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做文书工作⑦。他不仅会画画，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显然，在烽火战争年代拥有这样的技能使黄亚光在中央根据地被视为奇缺人才。黄亚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为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设计了九套货币、公债券等共70余枚（张）。
表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品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政策。据黄亚光回忆：
据时任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1906～1991，江西兴国人）回忆，1933年春在中央苏区流通市场上曾出现过伪造的贰角银币。⑯《红色中华》报1934年3月1日和4月26日报道：“最近在明光县（今连城县）就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假造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1934年初夏，福建省还破获了阙渭明“用木刻印板伪造一元一张的国币的经济反革命分子”。⑰这些信息提醒，中央苏区的纸币设计必须处处防范被“反革命分子”伪造、伺机破坏。因此，与老宋体、黑体等标准字体相比较，带有手写书体特征的字体设计不易模仿，无疑成为一道稳固的防线。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设计、材料、设备和印刷等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后来毛泽民派出专人并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从上海秘密买来了绘图笔、圆规、油墨及铜版等。在香港购买的印刷设备也因敌人封锁，一时难以运抵苏区。直到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才从厦门购来部分印刷材料，国家银行才于当年7月正式开始印刷纸币。
李桂明炒完菜，胡乱地扒了几口饭，便于12时40分上班去了，到单位门口正好与张秋打了个照面——这也是他事先安排好的。
式中：τ、τ0分别为浆液的剪应力和屈服剪切力；μp(t)为浆液黏度随时间的变化函数；-du/dz为剪切速率；u为浆液的流速；z为铅直方向的距离。
苏区纸币由中央印刷厂负责印制（图1）。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9月成立，又称“中央政府印刷厂”，隶属中央印刷局和中央出版局管辖，下设石印、铅印、铸字、排字、刻字、油墨、裁纸装订、编辑和总务等八部一处。⑧其中，石印部负责印刷纸币等票证、布告和公债券等，铅印部则负责《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及文件、传单、书籍等的印刷。纸币的纸张质量不同于一般报纸、传单或书籍等，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柔韧性和专属性。但是，在苏区印制纸币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缺乏造纸原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毛泽民采纳了这些意见，带头挑着箩筐，走家串户，收购破布、烂棉絮和烂麻袋，发动苏区干部和银行职工上山砍毛竹、剥皮，然后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泡七天七夜，用土法造出了色白质韧的造币用纸。”⑨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小学美术教学对学生的发展和核心素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小学美术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导致素质教育没有得到落实，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使教学脱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阻碍了小学美术高效课堂的构建。因此，小学美术教师要积极创新教学方式，转变教学观念，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促进小学美术高效课堂的构建。
土法造纸一方面突破了封锁状态下原材料的获取问题，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提高了苏区纸币的识别性。中央苏区依靠群众路线、自力更生，在瑞金的高围兴办了中央造纸厂，同时土法生产了印刷油墨。印刷厂人员最多的是石印部和铅印部，各有20多人，有五部对开印刷机、圆盘印刷机、11台石印机，是中央苏区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之一⑩。纸币的整体设计由黄亚光担纲，然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师傅把图案雕刻在铜版上。其印刷工艺为“制版→印布纹→印正面→印背面→印签字→裁（切）边→打号码”⑪，整个工序最为关键的是石印版制作，它的优劣程度自然影响纸币印刷的精度，直接关系到苏区纸币的稳定与质量。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及分支机构等部分工作人员随军长征，中央苏区的纸币印制、发行机构也被迫逐步停止了活动，发行的货币最终退出了流通领域。
图1：国家银行印刷纸币的石印机
三、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历程
中央苏区纸币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一特殊时期设计的，它维系着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命运，是苏区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写照。黄亚光“设计的货币、公债券，图案朴实、精美，既有浓厚的革命政治色彩，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⑤苏区货币的发行为红色政权的巩固以及币制的统一、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苏区军民的物质生活起到了稳定作用。黄亚光于1932年初开始着手纸币图案的设计工作，同年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发行了第一套货币。
1、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主题
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主题主要是宣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确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合法性。它以人物、镰刀、斧头、五角星、红旗、梅花以及具有国际共产主义性质的世界地图、列宁像等为元素，配以中国传统书体的文字、象征革命的红色和蓬勃生机的绿色油墨印刷工艺，渲染苏区的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强烈地表达革命诉求和革命意志，体现了设计形式与革命内容的有机统一。
图2：壹圆券与贰角券上的列宁头像
图3：伍角券正面（左）与贰角券背面（右）对称性设计
图4：1929年东古平民银行铜元票拾枚券背面
意识形态常常被视为一种将“概念、形象、理论、故事以及神话迷思”所形成合理体系模式的综合，透过（国家或种族、阶级、派系、个体与团结等）影像来传达。“如果真的是这样，理论、形象、口号三者结合起来，将使看似无影无踪、似隐似现、飘忽不定的‘意识形态’具有了一种强制性与权力。”⑳中央苏区纸币采用了写实和象征两种修辞编辑图像，浸入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播撒强烈的意识形态（图 6）。
“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师法苏俄，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共产国际的领袖、苏俄的领袖，要用就应当用列宁的头像。”⑬
沙沟沟道特征为形成区、流通区纵坡坡降较大，堆积区逐渐变缓，沟道宽度在形成区较宽，流通区变窄，为治理工程设置拦挡坝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流通区设置拦挡坝长度相对较小，且这些沟段沟道纵坡较缓，上游为开阔的宽谷地带，修建拦挡工程其库容较大，对泥石流峰值流量的调节作用效果显著[5]。
尽管毛泽东形象并没有出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套纸币上，但是列宁与毛泽东形象在领袖形象塑造上有着极为相似的审美需求和功能诉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运用“列宁符号”来建构自己的政治象征体系、传播其政治理念的一种策略，使党的理论符号在无形中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成为人们革命认同和信仰的重要标识。⑭
采用VSC-HVDC并网的直驱风电场次/超同步振荡特性//陈宝平,林涛,陈汝斯,郭紫昱,盛逸标,徐遐龄//(22):44
按照前述纸币的印刷工序，其版式构成大致可分为底纹、边框、中心图案、角隅图案、文字与号码等六个层次，它们通过程式化搭配成“花纹边框与孤岛”型的基本样式，与1929年东古平民银行发行的铜元票（图4）和1931年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铜元票在版式结构上保持一致。如伍角券的边框由近二十朵梅花组成，四角再分别叠压大朵梅花和文字。其它币值正反面的设计结构亦是如此，严格遵循轴对称的设计法则，在平面上像一个围合的巨大的堡垒，是革命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的象征。
2、中央苏区纸币的版式与图案设计
从苏区纸币的整体构图来看，它的版式设计借鉴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剪纸结构。5种纸币八个版别的正反面均采用了轴对称的方式，有的纸币不仅按照纵轴对称，甚至使用了纵轴、横轴同时对称设计（图3）。实际上这五种纸币八个版别的版式结构大同小异。这种设计手法容易获得视觉上的平衡，它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设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安排纸币的中心内容，确立视觉元素的政治核心或权威地位（如贰角券正面的列宁头像和背面的苏维埃徽章），同时也是苏区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样式。
镰刀、锤子、五角星、红旗、麦穗和世界地图等图案进一步强化了纸币的设计主题，这些符号全都来自俄国，其形制突出了强烈的革命色彩。贰角券、壹角券和伍分券的背面正中间均印有“镰刀斧头”组合徽章，表明了货币的无产阶级党性。尤其是伍分券正面描绘的“工农集会”的漫画图景，集中体现了纸币的阶级性和革命政治的叙事性。中央苏区纸币“以普遍雷同的意象进行革命叙事”，尽力将设计问题的思考与社会变革的现实联系起来，其主题意义十分鲜明。⑮
黄亚光坦言自己并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完全是凭着对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来设计纸币图案，花边也是由外地弄来的一种广告商标纸上的花纹剪裁拼成的。通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中央苏区纸币的版式结构、花纹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确实有许多相像之处，而1932年以后设计的苏区纸币花纹更是直接借用了此前的铜元票图样（表2）。
不过，新设计的苏区纸币虽然移植了部分版式结构与花纹图案，但这些图案仅仅充当了纸币的“底图”作用，相对而言属于次要的装饰元素。从1929年至1931年东古平民银行或江西工农银行所发行的铜元票“孤岛”图案可以看到，其内容基本上是具有西方透视点的、写实性的园林风景（图5），部分保留了民国纸币的设计印迹，体现了作者高超的绘图设计水准，推测它很有可能出自于专业设计师之手。显然，国家银行发行的苏区纸币则削弱了它之前的世俗性，将强烈的意识形态嵌入纸币的“孤岛”设计当中，增强了苏区纸币设计的政治意味。
表2：民国纸币与苏区纸币的版式结构、花纹对比
3、中央苏区纸币的字体设计
苏区纸币的文字分为面值数目（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数字）、银行名称、兑换说明、版别、号码与冠字、防伪签名等六种，包含楷书、隶书、仿宋、行草（签名）、罗马体等五种书体，采用了朱文与白文、中西结合两种写法。字体设计形式多样，笔锋锐利，清晰工整，保留有明显的手写痕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纸币金额的主体字体粗壮、醒目，可以提高面值的辨识度。它一般也采用对称的方法分列在“孤岛”两端，底图设计世界地图或五角星纹样，其遒劲的笔划与细密的底纹形成疏密、黑白对比。伍角、贰角及伍分券字体近似颜体字，刀刻感重；壹圆和壹角券字体与前者稍有不同，不仅字号更小，且显得更加活泼。纸币正面用楷书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背面隶书简写“国家银行”四字（贰角券除外），这一方面强调了国家银行的信誉度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加字体书写的伪造难度。
图5 ：1931年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铜元票（局部）上“孤岛”的风景图样
“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和封锁，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⑤
在这五种苏区纸币中，饶有趣味地是，壹圆券（背面）是唯一印有罗马体英文“ONE”的货币，大致推断壹圆券有可能是最早设计的纸币，照搬了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纸币的英文字样。黄亚光有留日背景，除了前述移植花纹图案，他将早期国内外纸币的设计惯例也借用过来了。此外，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的命令明确规定：国家银行壹圆纸币一张兑付光洋一元。⑱或可说明在中央苏区坚持实行银本位制的同时，应当还会考虑到对外贸易过程中纸币交换与流通的便捷。
图6：苏区纸币上的两种不同图像语言：伍分券（工农集会）与贰角券（徽章、五角星）局部
中央苏区纸币的字体品类较多且严肃端庄，就设计角度而言，纸币所倡导的手写书体不仅增强了伪造难度，而且打破了纸币刻板的构图模式，保存着纸币的民族品格，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表征。有研究者就指出：“字体，也就是文字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是思想和意识的表皮，当它被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一种力量”⑲。苏区革命正是在呼吁这种凝聚力量！
四、中央苏区纸币的图像修辞
壹圆券和贰角券正面均设计有列宁头像（图2）。据黄亚光回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设计苏维埃政府的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他曾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但遭到毛泽东拒绝。实际上，早在1924年1月27日，邮电人民委员部就发行过第一枚按美术家伊·杜巴索夫的素描绘制的列宁肖像邮票。⑫列宁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他的个人身份及国家政权与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相符，也是苏区人民熟知的伟大领袖，其政治形象印在苏区纸币上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毛泽东在审定纸币图样时证实了这一事实：
首先，苏区纸币对写实性手法的运用是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曾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国币的地位。1932年6月，人民委员会重申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纸币及苏维埃贰角银币，其他杂币概不收受。这些政令确立了苏区纸币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但是，长期从事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深谙仅有强制政令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苏区人民整体文化水平低、识字率不高的状况，必须结合通俗易懂的漫画插图才能取得良好的宣传和说服功效。写实的图像语言更加符合自然世界的叙事原则，苏区纸币正是以现实主义的革命场景确保图像的宣传效果。
本文提出基于最小生成树的K-Means算法划分脑区或ROI。利用隐马尔科夫模型揭示了大脑不同网络之间的转换不是完全随机发生的，这种非随机的大脑网络序列本身是有层次结构的，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亚稳态网络系统。基于SVD算法计算出网络内聚力的大小，全面分析当前大脑状态动力学的有关研究。
其次，通过纸币操纵象征符号对于明确宣传意图、区分革命组织、传播革命理念等方面也具备同样的功效。几乎在设计苏区纸币的同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旗就曾作出规定，镰刀、斧头、谷穗、地球及五角星是基本的设计元素。因此，无论是列宁像还是镰刀、斧头、五角星等，都是大众熟知的革命隐喻符号，它们与苏区革命气氛、宣传口号、政策纲领等形成了图文的“互文性”。中央苏区纸币诞生、制造和发行期间，适值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疯狂“围剿”，纸币上的象征符号对人民群众而言，既是一种阶级身份识别更是一种革命情感认同。
利用图像修辞手法将阶级和革命的概念放置在这些视觉语言当中，相对于报纸、传单、标语、广播来说是一种更为潜行的宣传手段，它以最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悄悄地进入家庭私人空间、最广泛地接触了最底层的民众。纸币具有一种自然化的效果，它版面虽小，却是苏维埃政府向广大苏区工农群众宣传红色革命的一个窗口，是鼓励工农群众革命斗志的一种工具。中央苏区纸币设计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权力实践策略和技术的初次尝试，在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重要历史作用。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在革命根据地扎根下来，红军与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苏区群众也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给予了高度赞誉。
①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5、107页。
结语
中央苏区纸币的设计与发行，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创立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它为支援革命战争，支持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事业具有重要贡献。尽管当时苏区生活环境艰苦，制作和印刷设备简陋，设计手段落后及设计人才稀缺，但是设计人员遵循科学的设计规范与朴素的美学标准，整体上依然获得了较好的视觉效果，并为红军长征以后重新设计、发行苏区纸币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苏区纸币普遍采用通俗的、民间剪纸样式的设计，手法朴拙，颜色庄重，在十分苛刻的制作条件下仍然不忘注重苏区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心理。并且，纸币大胆延续或移植了具有现代构成性的底图花纹，不仅提高了纸币的防伪性能，而且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智慧。当然，纸币程式化设计语言所导致的刻板、雷同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
苏区纸币设计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开展经济建设、巩固红色政权的一次有益探索。它将苏区民众的生活诉求与宣扬革命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通过隐喻的革命符号以及直白的、写实性图像将抽象的革命口号、理论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红色革命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注释：
但是应该说明的是，本研究利用该一致性方法便于以量化的方式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考查框架及存在问题，结果只具有参考价值，并不是旨在说明哪些试卷是“好的”，哪些试卷是“差的”，也不是追究哪个“出的错”.一致性也只是试卷质量分析的一个视角，并不能代表对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全部评价.在研究过程中，考试大纲标准中对于某些知识点的划分过于笼统，以至分析试卷中对于试卷的内容主题和认识水平的分类编码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分析者对同一题目所考查认知水平的确定，受分析者经验和水平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②夏道汉、陈立明：《江西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③孔永松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6页。
区域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5行区，小区面积20平方米，并设不少于4行的保护区。实收中间3行(面积12平方米)全部果穗，风干脱粒后称籽粒重量，测含水量，折成14%水分计产，与对照品种比较计算增（减）产百分率。
④周明贵：《川陕苏区货币设计初探》，《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1-13页。
⑤张建新：《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第56-59页。
⑥刘国昆：《浅析中央苏区货币的历史及思考》，《金融与经济》，2009年第9期，第26-29页。
服务器端处理其他端的请求时，有时候要操作磁盘文件，这包括创建存储地震应急图片资源的文件夹、判断指定文件或文件夹是否存在、删除指定文件或文件夹等。
⑨冯都：《毛泽民与苏区货币》，《四川统一战线》，2000年第11期，第24-25页。
⑧江西省与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8页。
从短时强降水日分布统计发现：午后至上半夜短时强降水较为活跃，各等级强降水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日变化趋势，14～03时段短时强降水较为频发，每年该时段小时平均出现15次以上短时强降水，08～12时为短时强降水低发时段(图5)。其中50 mm/h以下的短时强降水午后17时最活跃时段，≥50 mm/h的极端降水因为发生次数较少，统计资料有限，并未有明显的日活跃特征表现(图6)。
⑦张新明：《访问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图案设计者：黄亚光同志》，《中国钱币》，1983年第2期，第68-69页。
⑩朱先林、钟明星：《中央印刷厂》，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风云录》，内部资料，1991年，第221页。
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4页。
⑫朱福源：《邮票上的列宁形象》，《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87年第4期，第40-41页。
⑬古向东：《中华苏维埃货币上列宁头像的由来》，《东方收藏》，2011年第8期，第114页。
⑭胡国胜：《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第93-103页。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秘色瓷文化品牌打造有了更好的了解与认知。由于本人的专业水平有限，所以在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不足，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能够给予批评指正。
⑮钟福民：《论中央苏区时期设计艺术的革命叙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47-49页。.
⑯陈毅：《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7页。
⑰刘国昆：《浅析中央苏区货币的历程及思考》，《金融与经济》，2009年9期，第27-29页。
⑱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编：《红色中华》，第25期，1932年6月30日。
3.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对于油田工程施工企业而言，加强法律风险管理是实施走出去战略、适应外部市场需求的客观要求。由于油田内部市场空间狭小，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加之国企改革，促使施工企业不断走出去，占领外部市场，创造更大经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打造工程铁军。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面临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市场竞争压力正在加大，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强国企，成为企业的重要课题，而打造强大法律风险防控体制、建立全面风险防控体系，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⑲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美术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27页。
⑳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杨娆：在北方，冬天说降温就降温，哪怕昨天还是晴朗天，也不影响第二天大风呼啸，气温骤降。在整个冬天，我就反反复复地感冒，没几天舒服的时候。怀孕感冒了，不敢随便乱吃药，只能硬挺着。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冬天孕妈妈这么容易感冒呢？
The Scenery on Paper Money: Banknote Image Rhetoric of the Central Soviet
Xiao Long
Abstract : As a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machine, The paper money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Bank in 1932, was used to be the special output under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which combined the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nd culture.There were ONE YUAN, FIFTY CENTS, TWENTY CENTS,TEN CENTS, and FIVE CENTS with total five kinds and eight patterns paper designs.The designer Mr.Huang Ya-guang and his term with abiding scientific designing rule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relying on the mass line, drawing on self-reliance and the wisdom of the masses, overcome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successfully fulfilled the designing task ordered from the CPC.The Chinese Soviet banknote adopted popular patterns form from folk paper-cut, used directly or realistic image rhetoric devises.It also lasted and transplanted the underlined the timely construction pattern, which combined the life appealing of people in Central Soviet Area together with the enhancing of the revolution ideology.It also contributed a lot for the support of th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s.
Key words : Central Soviet Area; Paper Money; Huang Ya-guang; Image; Design
中图分类号： J5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518 (2019) 02-0091-07
基金项目： 201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项目编号:YS162002）；201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规划课题（项目编号:YG2016075）。
肖龙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博士生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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