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艳妮[1]2015年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竞争的信息社会环境。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尤其是对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大学生,传媒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和深远。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培养和训练人的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要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传媒环境中发挥引导思想、培养道德品质、规范行为习惯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将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入学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现状与问题的实证调研,提炼归纳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与接受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根据传播要素及传播过程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情况,构建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核心概念等进行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展开打好基础,做好铺垫。第二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基础。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三个层面展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如何是评价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第三章,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依赖及嬗变。本文以传播要素为横轴,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历史为纵轴,分析和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历史特征和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固定模式和传统的路径依赖逐渐失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凸显。第四章,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行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本章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静态层面——传播要素对有效性的影响,动态层面——传播过程环节对有效性的影响。当然,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环境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对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传播结果的有效性。第五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的优化。主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传播要素本身应该具备的积极属性及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如何继续提升和优化这些积极属性以实现有效传播。第六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及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在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考察,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及提高有效性的路径问题。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鉴传播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同时,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教育者(传播者)和受教育者(受众)都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双方地位平等,关系紧密,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第二,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分析研究多采用本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在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三者的统一。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的要素构成、效能发挥、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的传播障碍,寻找消除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初步构建了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第三,构建了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模式,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尝试和探索。目前理论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传播模式,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展现出所有的传播活动。因此,本文分别探讨了不同信息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曾丽清[2]2007年在《媒介融合—网络时代电视媒体的发展之路》文中研究说明媒介融合是大众传播领域一个相对新鲜的话题。作为未来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媒介融合通过整合或利用处于单一、混合所有权之下的电视、网络、报纸、期刊等媒体，以增加新闻和信息平台的数量，从而使稀缺的媒体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活动。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下，这些融合的媒介形式以及被重新包装的媒介内容，将提供给受众更大的信息量，从而领先竞争对手保持优势地位。本文系统并全方位地对网络媒体与电视媒体的融合进行了分析。文章选取网络与电视融合的几种具体方式，如网络电视、媒体博客、节目组现场BBS、手机电视等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解读。透过网络和电视相互融合的这些表象，分析网络与电视相融合将导致电视传播由大众传播模式向人际传播模式的深层次转变。把目前自发的网络与电视的融合上升到理论层次，并推断未来电视将可以随时、随地、随意观看，而且传者和授受者的界限不再特别分明，不再是“你播我看”的单一模式，传输双方将可以即时互动的发展趋势。本文还分析探究了电视与网络融合后，电视媒介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目标受众群体、信息消费方式、媒介组织结构、管理运营方式、盈利模式的变化，并尝试着提供了相关的变革措施。
王婷[3]2016年在《多维视野下的中国手机媒介》文中研究指明手机媒介的诞生,尤其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使用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扩大了人际传播的影响和范围,颠覆了新闻信息的传播路径,取代了闹钟、钱包、手电筒、日历等日常用品,丰富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娱乐选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其平等、兼容和开放的特性对文化多元、社会互动和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相关领域的管理与规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手机媒介既是现代社会多种媒介融合的典范,又是消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限的推手；既使人跨越时空障碍而与他人取得联系,又使人在中介化的交流中日渐疏远；既融多种实用的物质功能于一身,又能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精神产品；既为人类排忧解难,又产生许多复杂难题……为了厘清手机媒介拥有的多重角色,对手机媒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十分有必要。研究以对如下四方面的思考为切入点进行：第一,手机何以成为人须臾不离的媒介?换言之,手机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探寻手机媒介传播规律和功能融合是研究的第一个思路。第二,手机媒介的融合性将人“捆绑”在手机上,人的社会关系也依附于手机媒介。手机媒介重构的社交方式和人际关系是研究的第二个思路。第三,仅凭社交上的便利还不足以催生出沉迷于手机的“低头族”,丰富的内容和应用也是令他们乐此不疲使用手机的重要原因所在。以手机游戏、手机音乐和手机视频为代表的手机内容产业的盈利模式以及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是研究的第三个思路。第四,在新媒介形态产生之初,政策的鼓励和法律的宽松都是为了促进其更快发展,但在媒介逐渐发展成熟时应对其产生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手机媒介的融合性与传统媒体规制的分业性相冲突,加大了管理与规制的难度。如何理顺政府机关、手机媒介企业、行业协会以及用户个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手机媒介的管理与规制框架是研究的第四个思路。在这四个思路的指导下,研究以技术文化史为纲分析手机媒介在各个时期对当时的人、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首先将手机媒介置于媒介进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以功能升级和系统更新为标准划定手机媒介的发展分期。手机媒介从没有太大实用价值的实验室概念产品发展到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将人从特定的空间解放出来,赋予人在行走中与不在场的人交流的自由。进入2G功能机时代,手机媒介从语音通话工具发展为拥有文字、图片、音频以及简短视频的多媒体终端,其塑造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逐渐消弭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3G智能手机延伸为物联网的中心设备,媒介杂交固然可以释放巨大能量,但是其相伴随的破坏性也绝不容忽视。手机媒介带来的多任务处理将媒介的人性化逆转为人的机械化,媒介对人的物化值得人们警醒和深思。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无论从基因选择还是从习得体验而言,人际交往在个体进步和社会发展中都有其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时期的人际沟通工具总是与这个时期个体移动的频繁程度和活动范围的远近相适应。手机媒介作为人际沟通工具成为现代社会变迁的产物,它将即时或延时、同步或异步等多种社交方式融为一体,其建构的移动性和半虚拟性情境一方面赋予主体与他人的连接自由,另一方面又弱化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唯一性。在人与媒介形成的相互形塑与共同演化的关系中,呈现出媒介的人性化演化和人的机械化发展趋势,这在抬高媒介地位的同时无疑降低了人的地位。手机媒介超越时空限制使人处于永远在线的状态,刷新了亲密与孤独的界限,长期的中介化社交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舍近求远”的人际关系,最终致使人们忽视现实世界的人与事。只有将手机媒介还原到工具位置,通过“社交泛在化”以尊重自身的方式塑造技术,用线下活动转化线上虚拟关系,发挥手机媒介的组织与协调功能,将真正的社交还归现实生活,才能恢复人之为人的本性。手机媒介在通讯功能与社交功能之外,还因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产品和文化服务而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现代社会是媒介社会,移动互联网络的升级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被海量的信息包围,手机媒介内容产业成为信息时代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游戏是人类的天性,人类需要优秀的游戏以获得深度的、持久的乐趣。手机游戏契合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微操作、微体验与微社交的“微文化”,受到不同年龄阶用户的欢迎。手机媒介的便携性特征和视听播放功能使音乐成为手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保护和用户价值是手机音乐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在“三网融合”政策的推动下,兼容多种视频资源的手机媒介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关注的焦点。手机视频产业虽然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其在内容生产与运营、用户喜好与培养以及盈利模式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借助大数据思维,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合、挖掘以及分析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手机媒介在使用与传播中产生了种种仅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垃圾短信泛滥和社交网络谣言四起、闯入公共空间和侵犯私人空间、色情内容屡禁不止等等,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规制。现阶段,从纵向上看,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以及各级政府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构成手机媒介规制的五大层面；从横向上看,每个层面中涉及的管理与规制内容又可以分为基础设施管理、服务提供者管理、个人信息保护和传播内容管理四大方面。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手机媒介规制的基本框架,尽管如此,作为融合性媒介和新媒介代表,手机媒介的管理与规制无论从政府的他律、行业的自律还是从用户的自我约束和监督而言,依然存在不少难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新媒介规制的先进经验,从立法约束、政策规范、行业协会以及用户媒介素养方面提出我国手机媒介的规制办法,对于推动我国手机媒介恰当使用和内容健康传播大有裨益。手机媒介绝不仅仅是信息时代的技术创新或当下社会的潮流写真,人们对手机媒介的使用、接受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态度和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手机媒介不仅对人作为真正社会人的生存提出挑战,也对既有的文化生态、社会秩序和经济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
矫雅楠[4]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研究说明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著,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三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李勃[5]2016年在《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当代最蓬勃发展的信息传播平台新媒体为视域切入角度,借鉴美国学者拉斯维尔的传播学理论,系统地分析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五维度要素,进而剖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机遇与挑战、问题及原因,谋求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新媒体路径策略。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圈,形成了丰富而美丽的画卷。马克思本人就非常重视通过媒体宣传自身,拓展受众,并反观自省,完成自我修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日臻成熟。从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在不断探索自己的传播路径,变革传播方式,不断创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有近百年的历史,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完备和系统。当代世界,以数字技术、光纤技术、网络技术等作为技术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各种新媒体平台登上历史舞台,包括早期的MSN、QQ、网页,现代时兴的Facebook、Skype、微博、微信等,为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需要根据时代变迁做出新的发展。学界对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建树颇多,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数量可观,质量逐步提升。但是,这些研究普遍缺乏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及信息技术角度进行多元分层研究,切入视角虽然精细,但是宏观把握往往不足。本文试图突出新媒体平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整体性影响分析,融合哲学思辨、社会因素剖析、人际心理接受、信息传播学原理及规律认知、数字技术革命性发展等要素,从逻辑上进行系统地梳理研究。关于“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学界虽有不同定义,但仍可梳理出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传播特性也越来越被学界所共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在其独立意义上,也具有本身的内涵和特征。新媒体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带来了转型和变化,凸显了时代的特质和意义。对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做整体分析,就要分步骤、分要素地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基于拉斯维尔的传播学理论,对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五维要素进行了逐项分析,共筑对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结构的概览和清晰认识。任何事物的发展,必有其机遇和挑战,“发展”与“限制”共生共存,而所谓的“限制”,经过克服和整合,定会成为新的突破点和进阶。通过新媒体机遇和挑战这“一体两面”问题的探究,辩证地看待当下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处境,既不能一味鼓吹,也不能只看到带来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找到困难和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和路径。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和路径的寻找,正是本文最后提出相关策略的契机。本研究进而继续讨论了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这里的问题不同于前文的挑战,挑战和问题是两个定义域,挑战具有需要克服并借之作为台阶而实现升华的意味,而问题存在一种需要被解决的指向,需要找出根本原因并予消灭和清除。挑战和问题,共同构成了从现状到策略的行文逻辑桥梁,也诠释了本文从逻辑上上保持系统性、整体性分析的旨归。而且,在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激烈现状和意识形态角逐的状态下,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树立阵地意识和竞争意识,既要合理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的长处,又要坚持原则,以我为主,以主导姿态推动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无论是信仰认同、主体选择、与西方差距,还是意识形态对抗,都应被引入并加以分析。西方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高的外部特性,往往掩盖了其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会出现政治敏感度低的倾向,本文对意识形态在新媒体领域的斗争保持关注,并在各个环节有所体现。策略问题,是本文的逻辑终点,也是现实中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最具实践意义所在。本文从内外两个角度着手,即从内部完善和改进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从外部营造传播环境、影响传播客体、建构完备的监督审查机制等等,谋求形成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共同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局面,规划出我国当代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通衢。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作为紧随时代潮流的现象,无论是从新媒体的技术基础、运行模式、平台创新,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传播不断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特色,以及时代发展中人的心理及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等等都在不断变革之中,这决定了其研究空间仍在不断拓展,问题域不断涌现,我将继续努力求索。
莫智勇[6]2013年在《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生产要素流动性日益发展的今天,城市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社会公共空间,是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的汇聚地,也是现代经济与社会活动最重要的载体。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认知和感受的综合反映,是形象信息的受众对于城市综合因素在情感与态度上的心理反应。城市形象是一种城市的无形资产,也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国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加剧,导致了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升城市形象传播力与城市竞争力成了城市良好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连通着社会受众和城市形象信息的传达与反馈,是城市形象形成不可或缺的助推器。媒介社会的传播特性使城市形象传播变成时代特征,由大众媒体塑造和传播“象征性现实”的城市形象同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媒介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最主要工具,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等一系列因素都将影响着城市形象最终的传播效果。当下,数字新媒体与网络社交化媒介工具的普及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信息传播环境,使传播信息的传受关系与沟通模式在不断地变革中。基于媒介融合与创意传播大背景下的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城市形象影响力传播的需要,更是城市文化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提升的现实迫切需求。因此,如何进行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以提升城市形象的传播力,自然有着其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跨学科视野、多专业角度出发,运用理论阐释推理与案例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城市形象传播及其传播力的相关要素进行解读；接着比较分析城市形象传播实践运作机制与模式等问题,然后运用SWOT方法、USP观点、CIS原理以及“钻石模型”战略理论,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型传播模式演进的路径作了深入探讨；最后对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提升机制与策略模式进行了具体的的阐释。具体地说,本文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还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回顾了城市形象的起源与历史沿革,对国内外城市形象传播的研究视角及观点作了简略梳理；并对城市形象传播力等相关概念进行解读,着重阐述了城市形象传播与城市形象传播力互动关系、城市形象传播力与城市竞争力的互动关系、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媒体创意传播形态与城市形象传播力的关系。第二部分以描述与解释型思路为出发点,运用传播学中“5W模式”理论对目前城市形象传播实践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把脉；并从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视角,深入地剖析了城市传播实践活动和城市形象生成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然后分别选择韩国首尔和中国杭州两个代表中外城市形象传播实践案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城市形象传播运作机制与模式策略上的有益启示。第三部分是以策略解决型为思路进行探析。阐述从媒介融合现象和新媒介传播形态及模式演变的时代背景,如何运用波特“钻石模型”战略理论、“USP”定位理论、城市形象CIS战略系统等,分别从战略上和策略上论述了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提升的实践思路与运作机制的可能。并就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的形成、作用、提升策略模式进行了理论归纳与模型架构。其间重点探讨的是,媒介融合与创意传播形态及方式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提升策略分析与运作模式的构建。从媒介主体策略、传播内容策略、媒介工具策略和传播模式策略出发,进而实践公关传播活动策略、整合营销活动传播策略、互动创意传播策略等模式的研究,为我国城市形象传播实践提供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的对策研究成果资源。
倪万[7]2009年在《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微观角度来看,数字化是指新技术条件下传媒的数字制式全面替代传统的模拟制式的转变过程;从宏观角度来看,数字化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传媒领域中引发的深刻变革,是数字技术从信息领域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也与“数字”联姻,并对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研究。目前,对于“DigitalArt”,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许多定义,但对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拿出一个统一的界定还为时尚早,对其基本概念、存在状态、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创作方法、艺术价值、艺术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学术界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察。从目前的研究看,“Digital Art”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过程以及事物本身等多重所指,因此本文将其界定为“数字化艺术”。一般认为,艺术传播是指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艺术信息或作品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长期以来,艺术传播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中更未考虑到“传播”一词所具有的“交流”的本意。直到接受美学开始将艺术研究的中心从艺术家、艺术作品转向艺术欣赏者,传播学也由传者中心论向受众中心论转移,艺术传播的研究才具备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架构。二十世纪传播媒介的大发展,拓展了艺术传播的渠道和类型,变革了艺术传播的观念,使艺术传播研究在当代艺术活动领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常认为,形态指的是事物的形式与状态,既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指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存在的情形与态势。与“形式”、“方式”等概念相比,“形态”包含了在一定的条件或背景下,“事物的具体表现”、“各部分的组合状态”和“条理性的结构安排”等涵义。因此,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形态研究既要考虑传播的类型、模式、基本要素等层面的问题,更要考虑赛博空间与数字化场域中数字化艺术传播所表现出的性征与状态。论文的第一章略论了数字化艺术的界定、发展的脉络、研究的历程与现状,以及艺术传播研究的源起、媒介变革对艺术传播的影响、艺术传播研究的视角与路径,阐述了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的概念及其研究的意义。论文的第二章论述了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形态及其类型与模式。目前的传播学理论普遍认为,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与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类型,数字化艺术传播有其特殊性,其类型也可以突破既有的标准而基于“面向对象的方法”考量。从当前艺术传播研究的著作中不难发现,其论述结构一般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基础,将艺术传播与其他传播类型的研究等同。但是,在数字化时代,媒介形式与艺术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5W模式”的研究架构显然不能解释当前艺术传播的全部内涵。然而,作为传播学研究中必然涉及的一个基础理论,这一模式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思路,主流传播学中在其之后提出的其他模式,都可看作是对“5W模式”的补充、修正、扬弃和发展。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一件数字化艺术作品的一次传播流程,更不可能回避“5W模式”的基本传播结构。学界也基于上述考虑,从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提出了“双向模式”、“基本总合模式”、“相对于一个节点的微观模式”、“泛传播模式”、“氩原子结构传播模式”等模式,借由多种角度来研究其传播问题。论文的第三章论述了媒介融合视域下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基本要素。在当前的媒介现实下,可以认为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基本形态由数字化艺术作品、数字化艺术传播媒介、传受关系等基本要素构成,其传播平台是不断发展与融合中的“网络”。“网络”这一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Internet,如果将其视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概念又过于泛化。在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网络”指的是以各类物理性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随着媒介间及媒介功能的不断融合,沟通着人类在信息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在媒介融合现实下的社会网络中,每一个与数字化艺术传播相关的人、群体、组织甚或大众均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各个节点通过数字化的媒介链接,传播着数字化艺术作品。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以“网络”这一名称来涵盖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媒介形态,显然不能凸显当前媒介现实的本质,不如直接用“数字化”这一称谓更为确切。因此,当我们运用“网络”这一名称时,已经将其所指确定为物质形态的各类数字化系统的集合及其相互连接的关系。此时,“网络”与“数字”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罢了。从媒介角度看,数字化作为一种发展方向,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正全方位地进入传媒的各个领域,媒介形态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马歇尔·麦克卢汉、杰克·富勒、罗杰·菲德勒等学者从各自的时代特征出发,以不同的视角深入研究了媒介形态变化的历程及其变化规则,这种变化也给传媒业注入了新的运行方式、发展轨迹和运作规则,特别是网络形态的出现以及当前技术条件下媒介间的交融与互动,使数字化艺术传播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从传受关系看,数字化艺术传播既包含了传统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又蕴含着新技术条件下主体间性的交互关系,这不但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理念,无形中也推动了受众的分化和个体传播的发展;从数字化艺术传播内容看,将传统艺术的分类标准照搬到数字化艺术的分类中,显然仅能阐述数字化传统艺术的艺术样式,而不能涵盖数字化艺术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兴起的新的艺术类型,数字化艺术的分类问题并非在传统艺术的类别中产生新的类别,而是以数字化艺术的特性为基础进行的重新设计,这也将促进创意产业核心——数字内容行业的整合与规划,并在实践中产生更多层面的技术和服务。但是,在数字化艺术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对人的思想空间的拓展及对人的异化作用均显而易见,这需要不断挖掘数字化的人文内涵,并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把握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另一方面,数字化艺术的无限复制性导致了技术对艺术的进一步“祛魅”,以及市场化、大众化背景下艺术精神追求的缺失,这需要我们以人类的深厚文化积淀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价值为主线、以真切的人文关怀为内涵,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艺术的创作。论文的第四章论述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空间与场域问题,也即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存在的条件与背景。从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上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传播研究开始关注那些偏重于抽象且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传播模式所导致的“以偏概全”的弊病,并将传播研究延伸到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突破了主流传播学简单线性模式的操纵。在数字化艺术传播中,这一场域多被称为“虚拟空间”或“赛博空间”,场域便是对空间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各种客观关系所形成的那个“网络”的宏观审视,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研究显然要考虑数字化术传播在这个场域下的性征与状态。在这个场域中,这一研究同样交织着媒介、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宏观因素。就数字化艺术传播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与理论界和批评界相比,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传媒界、文化界、产业界和教育界更为关注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现实效益。因此,文化视野与市场策略成为当前数字化艺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空间与场域显然存在于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之中,而“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彼此相伴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文化策略不可避免地要走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另一方面,数字化艺术传播空间中所展现的信息和想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转化为工业化的生产对象,这种产业形态也就是人们在论述当今产业化现实时所说的“信息产业”、“文化工业”、“媒介产业”等,并逐步形成了数字化艺术传播的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同时社会的文化诉求也转化为大众的消费行为,数字化艺术的产业化成为其传播的最重要的形式。论文的第五章论述了后现代语境下数字化艺术传播的自由与管控问题。如果让我们从文化角度对当今数字化时代里的这一场域进行界定的话,恐怕没有比“后现代”更为合适的了。根据美国后现代理论大师詹姆逊的归纳,后现代表现出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性/距离感消失等特征。后现代语境下的传播媒介为传播的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为传播的自由提供了现实条件。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形态特别是其网络传播平台正具有这些典型的特征,这也与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后现代语境中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现实,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思考。正是由于数字化艺术传播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才使得对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把关”成为难以实现管控的行为,甚至这可能使成为传播主体的那个或那些“人”拥有技术赋予的“无限”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有可能演化为一种媒介权力。可见,对这种媒介权力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处理好自由与管控的关系,引导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何威[8]2009年在《网众与网众传播》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提出“网众”及“网众传播”的新概念,用以分析信息传播技术(ICT)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媒体系统和传播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即:网众传播正在崛起,大众传播逐渐网络化,网众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模式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构成“网络化传播”的新的信息传播范式。“网众传播”指的是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性媒体”中介的传播行为与现象。“网众”是“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网络化用户”指的是人们通过积极的媒介使用行为,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了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这些积极的媒介用户就此被“网络化”,成为网络化用户。本文首先分析了网众传播崛起的语境: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的变迁和相应媒介图景,当下中国社会中网众的构成,以及网众传播对“非网众”的意义。网众传播的行为主体是网众。网众置身于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中,并拥有包括搜索引擎和协作过滤的信息过滤新机制。新的信息环境对网众既构成赋权,也形成约束。赋权体现在网众的媒介生产能力与行为,约束则让网众难于匿名,而是渐趋使用相对固定和真实的身份,隐私观念有所改变。网众传播的媒介是社会性媒体,它同时具备六大特征:所有者隐身幕后;人人均可参与;形成社会网络;用户创造内容;聚合内容“源”,形成内容“流”;不同社会性媒体网络化。它可分为八种类别:个人出版与个人广播;公共讨论与在线论坛;微内容广播流;对等通信和群体沟通;内容共享和大众分类;社交网站;协作编辑和你问我答;虚拟世界。大众媒体与社会性媒体的实力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网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始终在控制之下,其结果并非完全由其行为主体即网众决定,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互动与合力决定。通过对六个个案的探讨,本文发现网众传播中信息流动的一些规律与特征,也提炼出网众传播的模式。最后本文以“权力博弈”的视角审视兼具工具性和场域性的网众传播,考察网众与大众媒体、与政治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权力博弈。
王飞[9]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前所未有地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面对挑战而积极应对挑战,通过改进政治传播的方式,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梳理概括,也存在着传播的难题亟待破解。本文围绕前述缘由,尝试从理论背景,历史演进,主要任务,难题及破解理路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论述,努力构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将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与遵守党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指出了衡量党报党性原则的标准就在于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四个方面。他还提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政治传播中国化的含义,即对内宣布和对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了适合于国情的面向不同大众的分层传播组织,形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以红军政治传播为辅助手段的特色传播网络,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打赢和国民党的宣传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反转。建国以后,党继续强化运用党报等新闻宣传工具,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形势,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从宣传鼓动、新闻报道到创新融合这样的传播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逐渐表现为政治理论传播、政党和国家形象塑造、动员和沟通民众三大形态。面对着媒介融合改变了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生存方式,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与冲突,迫切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担负起价值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桥梁职能。党通过聚焦政治任务,培养传播精英人才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党媒新版图的构建也在逐步形成,对外传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媒介公信力不断回归,舆论引导力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政治传播受众普及化、年轻化、群体化和网络化的转变,适时地作出了调整,使党的政治传播观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愈加明显,如何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需要政治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的互动不够,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提出的新要求。破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困境,应从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对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对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对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出发,做到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念,增强传播效果的关注度、认同度。同时,也要科学地认识政治传播自身的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信息传受规律,探索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推动政治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体补充,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乃至个体作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使其成为与政党互补且良性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改革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治传播,改变现有对外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强化对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准诠释与传播。
鲍立泉[10]2010年在《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文中研究说明媒介融合作为当前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试图从传播技术发展的视角,解读媒介融合的演进过程及其内涵,展望媒介融合带来的传播创新。论文首先综述了国内有关媒介融合的定义,提出了笔者对媒介融合理解,认为传播技术发展是媒介形态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技术体系与媒介形态发展呈现对应关系。而媒介融合正是数字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形态变革。论文简要回顾了前数字传播技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和限制以及数字传播技术出现后的新媒介发展情况,指出数字传播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介群现象是媒介形态融合的基础,并按照机械模拟传播技术时期、当前数字传播技术时期和后数字传播技术时期将媒介发展划分为媒介协作、媒介融合、媒介形态统一三个演进阶段。随后,论文将媒介细分为内容生产、渠道和终端三个环节,着重分析了传播技术视角下媒介融合带来的内容载体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终端融合,分析了媒介融合趋势下传受关系变革和传播模式的创新,并探讨了三种目前带有融合特质的新媒体。最后论文从历史维度总结了传播技术发展及传播媒介演进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技术发展和媒介演进的“双循环”关系。
参考文献：
[1].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 任艳妮.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2]. 媒介融合—网络时代电视媒体的发展之路[D]. 曾丽清. 南昌大学. 2007
[3]. 多维视野下的中国手机媒介[D]. 王婷. 山东大学. 2016
[4].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5]. 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研究[D]. 李勃. 山东大学. 2016
[6]. 中国城市形象传播力研究[D]. 莫智勇. 武汉大学. 2013
[7]. 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研究[D]. 倪万. 山东大学. 2009
[8]. 网众与网众传播[D]. 何威. 清华大学. 2009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D]. 王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D]. 鲍立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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