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哲学思想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兰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于1996年12月23日收到。
［内容摘要］本文对乌兰夫哲学思想的探究中，阐明了在蒙古民族解放、统一、自治问题上的两种社会历史观的斗争；论述了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两种思想理论的斗争；揭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内蒙古民族解放、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普遍意义。
[关键词]乌兰夫 社会历史观 思想理论 思想路线 创造性地工作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乌兰夫同志为党、国家和民族所建树的卓著功勋，同时探究他的哲学思想，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历史的经验，展望美好的未来，对不断推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在蒙古民族解放、统一、自治问题上的两种社会历史观的斗争
蒙古民族是勤劳朴实、英勇尚武的伟大民族，在满清贵族、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大汉族主义分割统治和伪满洲国的奴役（东部地区）下，渴望民族解放、实现统一、自治，过自己当家作主的优裕生活，并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地斗争，而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既有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民族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革命队伍内部思想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在以白云梯、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补英达赖为代表的封建民族主义的所谓蒙古民族解放、自治、独立运动和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革命民族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蒙古民族解放、自治、统一运动之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的尖锐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蒙古社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不过，作为内蒙古社会主体的蒙古民族还有其本身的特点。乌兰夫同志分析说，蒙古民族很长时期一直受异民族压迫，过去是满清贵族、北洋军阀的压迫，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最近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威胁以及蒋介石卖国集团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内部则存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历史提出了蒙古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中国封建主义的代表）与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特别是由于“历史上民族矛盾一直为主要矛盾”[2]，因而摆脱帝国主义、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压迫，实现蒙古民族的自决自治原是蒙古民族的共同要求，但历史上在本民族内部产生了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以蒙古封建上层为代表的对帝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妥协投降的道路。”“一条道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蒙古工人、农民、牧民、知识青年为主体，联合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各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压迫，彻底解放蒙古人民的道路。”[3]很显然，两条道路区别的实质在于它的阶级性。列宁说得好：“在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现代民族。”[4]“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5]
以蒙古封建上层为代表的道路：蒙古封建上层想摆脱异民族压迫的同时又想做本民族的统治者，在斗争中害怕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因而不主张发动人民、组织群众，使民族解放运动显得无力，无法持久。他们只好对异族统治者乞求独立自治而不能采取坚决的革命态度。当异族统治者威胁利诱时，或满足于个人的私利而消声匿迹，或受他们的操纵、利用，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统治人民，或索性投入帝国主义、大汉族主义的怀抱，叛变蒙古民族，葬送革命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白云梯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1925年10月，他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迫于大革命的形势，同意大会通过的反帝、反军阀、反对王公贵族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宣言和决议。他利用其社会地位和耍两面派等手法，篡夺了最高领导权——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他是蒙古封建上层的代言人，会下说什么“在内蒙古提出反王公是行不通的”[6]。可见，他实际上是不同意大会提出的反王公贵族的。因而，压制、打击革命派，甚至杀害革命青年。他本质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搞投机，企图掌握内蒙古的大权，统治内蒙古人民。正因如此，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投靠了南京政府。乌兰夫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出卖内蒙古革命”、“出卖了蒙古人民的利益”，成为“民族败类”[7]，千秋罪人。蒙古封建上层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他们心目中只有封建“王公”，而蔑视人民群众，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攻击蒙古人民的解放运动，终究被人民群众所唾弃。
以蒙古革命人民为主体的道路：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带领各民族各阶层的革命人民，为彻底解放内蒙古人民所走的道路。坚持这条道路，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坚定地站在民族与人民的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封建王公进行殊死地斗争。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代表执委会向人民表示：“我们一定要为内蒙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并向人民宣誓：“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有背于内蒙古民族解放的利益时，愿意受内蒙古200万人民的民族纪律的处分，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共同信念。”[8]沿着这条道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经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白色恐怖、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这条道路是“内蒙古人民有了觉悟，逐渐地走上蒙古人民自己解放的大道！”[9]乌兰夫同志说：“群众翻身是用群众自己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力量，我们一切工作都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来干，群众是有办法的，我们不能以一种恩赐的观点和态度去为群众服务。”[10]这种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为群众服务的群众观点正是奠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1]这一唯物史观的原理之上的。因此，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所走的胜利的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继而又向内蒙古西部地区伸出侵略魔爪。不久，大敌当前，国民党政府却抛出了《蒙古盟旗组织法》，继续加强对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统治。当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的德王，1933年，在百灵庙发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可是，德王究竟如何实现民族自治呢？我们从乌兰夫同志和德王关于民族自治的对话中看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历史观。
首先，实现蒙古民族的自治，由谁做主，主要靠谁。乌兰夫同志认为：“蒙古民族的自治，乃我蒙古民族之事，凡事应自己做主”[12]。实现蒙古民族自治所需的钱粮、武器与人马，“当然主要靠我们蒙古民族自己”[1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14]。乌兰夫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时候，乌兰夫同志坚定地认为：“任何敌对阶级也挡不住人类历史进程的。”[15]他深知蒙古民族长期过着受压迫、剥削的悲惨日子。然而，正是这种处境，便是起来革命，同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因，即“民众的痛苦是异常深重，客观上革命的要求自很易唤起”[16]。同乌兰夫同志所坚持的群众史观相反，德王所推崇的是英雄史观。他认为实现民族自治，或者靠像他这样的所谓“英雄人物”，“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17]或者靠别人的施舍来实现，“在这多事之秋，要振兴民族大业，就要有钱有粮有枪炮和人马……这些靠谁给呢？”[18]他只看到了“蒙古民族多少年来处于当牛做马的地位，缺衣少食，瘦羊的肠子里能有多少油？”的一面，却看不到走头无路的广大贫苦农牧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力量。在封建民族主义者德王的心目中，只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封建上层，因而，他所搞的所谓“高度自治”也只能是维护封建阶级的利益。正如乌兰夫所说：“封建上层的自治实际上是继续封建统治，这是与人民的自治不相容的。”[19]这是德王所搞的民族自治运动终归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看不到蒙古族人民群众是实现蒙古民族自治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对蒙古自治的“兴趣”上、恩赐上，甚至转而求救于宗教及其领袖人物。对如何实现蒙古民族自治，有人向他建议说：“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史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古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20]德王认为“这个建议”“很以为是”，于是从各旗集资十万余元，建庙两所，让班禅唪经，班禅也为他的“高度自治”助了一臂之力。然而，在人民的抗日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西蒙工委三人小组的领导下，发生百灵庙暴动，“蒙政会”保安队脱离德王，投入武装抗日的行列，同时宣告了利用唯心主义的宗教迷信来实现民族自治企图的破产。
其次，实现蒙古民族自治，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的帮助。乌兰夫同志说：“中国如此之大，我们一定会找到真正的朋友帮助我们的！”[21]这里说的“真正的朋友”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少数民族的解放和自治。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提出“由人民统一中国”，促成少数民族“自治”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22]的主张。根据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主张，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1年和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都对民族区域自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县级、县辖区级的民族自治地方。乌兰夫同志这时期就参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研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1947年，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是党建立的第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区。乌兰夫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23]
与此相反，德王找了什么朋友呢？他找了国民党，找了蒋介石。他说：“这些年来，为了民族自治，我几次亲自找过蒋介石，蒋介石也亲自来过归绥。”[24]德王从蒋介石求得一个有限的自治：“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又称百灵庙蒙政会）。蒋介石不可能真正支持蒙古民族的自治事业，用德王的话来说，就是“口是心非，不感兴趣”。蒋介石对德王也不相信，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而不给他准备组建的蒙古骑兵师的实权。德王在谈到这段事情时说：“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许可自治，并不是为内蒙人民着想，仍是想把我做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消极方面达到相安无事的目的，积极方面是实现他‘防共’的企图。”[25]的确，蒋介石就是把德王“做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通过他继续维持蒙古封建王公对蒙古族人民的残酷统治与剥削，变本加厉地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因此，蒋介石对德王许诺，或者恩赐道：“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26]保持“蒙古王公制度”，这就是德王所求的“高度自治”，也是蒋介石所许可的“高度自治”。而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享受到自治权利”[27]。自治是一种政治制度。两种自治的根本区别的实质在于是谁行使自治，对谁实行专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工农（牧）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而国民党反动派所允许的自治是极端腐朽的蒙古封建王公对广大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贫苦工农（牧）的封建阶级的专政。国共两党主张的民族自治是如此之经纬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德王却说什么：“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于蒙古可能都是一样。”[28]这不仅充分暴露了封建民族主义者德王的反动阶级本性，而且也足以证明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以及上述唯心史观是其反动封建阶级立场的思想基础。
第三，德王利用日本而反被日本利用的真面目。这时德王降日的决心已定，因此，非常肯定地说：“现在只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搞高度自治！”[29]乌兰夫同志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日寇的真实企图：“那日寇占领了我东三省之后一心想吞并全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因而，决不会“真心实意的帮助蒙古民族独立”[30]的。德王辩解说：“我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31]乌兰夫说得好：“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难说了！”[32]并且以古今之秦桧和溥仪为例，警告他不要步他们的后尘。乌兰夫和西蒙工委三人小组按照中央的指示，以抗日的大局为重，想方设法争取德王到抗日这边来。然而，德王与日寇勾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达到唯命是从，成为日寇的傀儡，甘当日寇侵华的帮凶，对蒙古民族和全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彻头彻尾地被日本利用了。所以，乌兰夫同志说：“在蒙古人民看来，与其称他是德王，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魔王。”[33]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很复杂。“当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34]。
“八·一五”后不久，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政府头目是伪蒙疆政府的法院院长、大蒙奸战犯补英达赖，成员包括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和一批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出现所谓“内蒙古独立”，对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利的。补英达赖和白云梯、德王都是为了“继续封建统治”。按照蒙古革命的任务，在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就要推翻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和蒙古王公的封建统治。然而，他反其道而行之，顽固坚持反对进步，主张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甚至居然搞起分裂活动来！根据党中央指示，乌兰夫同志“单刀赴会”，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带领一些同志前往处理。乌兰夫同志对其政府成员，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做说服、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向他们说明，我们党“主张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不是什么‘独立’”。又特别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下，要使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不独各方面不能认可，就说内蒙古人民，也是不能允许的”[35]。在绝大多数革命青年的支持下，乌兰夫同志妥善地解决了这个很棘手的问题。后来，他在总结这次斗争时说：“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的胜利是和反对反动的封建上层的‘独立自治’、‘孤立自治’的斗争分不开的。”[36]从思想方法上看，有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摆好局部和全局关系的思想。乌兰夫着重讲明蒙古民族的解放与全中国革命形势关系的道理，离开全国的革命斗争，内蒙古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主张国内各民族共同斗争，共求解放”[37]，因而，只能“自治”而不能“独立”，从而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二是分阶段持续发展的思想。乌兰夫同志在具体解决时采取了“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38]。首先对政府主席与部长实行改组，随着决定政府搬迁，并就此停止了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尔后将愿意合作的政府成员吸收到自治运动联合会中，政府就自然取消了。周恩来总理曾经赞扬乌兰夫同志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39]
1945年11月26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在内蒙古历史上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的性质为半政权半群众团体的组织。乌兰夫同志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和20年前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得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40]联合会的任务就是领导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使唤散着的蒙古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为彻底实现全内蒙的地方自治而奋斗！”[41]
在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和苏蒙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在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挣脱出来的东蒙古人民，期望建立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政府，求得民族平等和自由。东蒙古地区部分蒙古民族上层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在大多数中下层进步青年（包括青年军官）要求自治的潮流推动下，于1946年1月16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附近的葛根庙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这个政府亲近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蒙古，亲近中国共产党。因而一经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乔巴山公开承认；苏联驻军也给以支持；中共东北局、中共西满分局均致电祝贺。胡秉权等同志应邀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唯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拒不承认的敌对态度。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顺应蒙古民族普遍民族觉醒的时代潮流，实际上代表东蒙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运而生的。诚然，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是在没有发动群众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成立的。在政府机构中，虽然封建上层保守分子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甚至混入了个别极右分子，但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民族的中坚分子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大进步的革命青年，中下层青年左翼分子控制了军队。正因为这样，这个政府才能最终引导东蒙古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全国和内蒙地区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内蒙古的革命斗争，为建立东蒙古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6年4月3日，乌兰夫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在承德召开了东西蒙首脑会议（即“四三”会议），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问题。经过几天筹备会上的讨论，最终“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意见”[42]。会议确认：“内蒙古地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43]会议的这种主要精神，是符合东蒙代表的初衷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东蒙方面便派代表前去联系，介绍东蒙的情况和要求，“总的要求东西蒙统一，联合起来”[4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乌兰夫同志《在“四三”会议上的致词》中说：“内蒙古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争取奋斗的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不约而同。”[45]因此，东蒙代表从内蒙古革命的大局出发，放弃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局部利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接受了会议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是：由东蒙自动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省政府；内蒙古自治军改番号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经中央批准，先后吸收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三”会议是内蒙古解放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长期被分而治之的局面，实现了统一。从此，内蒙古的革命斗争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
二、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两种思想理论的斗争
“四三”会议，虽然作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东蒙自动解散的决定，但是，这个问题未能从组织上、思想上得以彻底解决，因而，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两种思想斗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正当在东西蒙自治运动统一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46]，有些同志主张重新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他们认为内蒙古没有工人阶级，没有普遍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因而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易为广大群众接受，便于开展工作。领导会议筹备工作的中共西满分局的同志们认为“这是想从理论上打开缺口，同我党争夺对内蒙古地区的领导权”[47]，是不能回避的一场斗争，于是同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领导会议筹备工作的西蒙来的同志合作一致，采取党内外结合的方式，展开“内蒙古地区应当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的大讨论。在党的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诚恳的帮助、教育下，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西满分局本着团结他们，以利以后工作的方针和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对这些同志的错误，按思想认识问题对待。”[48]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1947年3月23日所发《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诸问题的意见》中说：“……如果内蒙古人民中积极分子主张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而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我们应予以赞助，并以中共分子加入成为核心……”1947年4月1日，东北局所发电文中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应慎重考虑，待内蒙共产党及群众有相当基础，东蒙领袖分子能经过考虑，进一步靠近我党时，看情况是否需要再定。此问题弄得不好，可能搬石头打自己脚。目前是首先成立内蒙临时自治政府，组党问题，以时机未成熟，慢慢考虑，不提出。”[49]从这两封电文看，党中央和东北局是不主张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要是考虑提出这种主张的“东蒙领袖分子”的态度。而这些同志在“四三”会议上既已作出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决定之后，重新提出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其意见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党中央和东北局对他们的错误采取了极为慎重和宽容的方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
经过党的领导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的广大革命分子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思想、理论上的是非澄清了，大家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为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1947年5月1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同志当选为主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说：“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同胞……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内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全国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设新内蒙与新中国而奋斗。”嗣后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指示[50]。这样，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了！从而结束了内蒙古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彻底改变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实现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自治、统一，是内蒙古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这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她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蒙古民族和区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享受自治权利，作了社会的主人，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并且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建设新内蒙与新中国而奋斗”。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还为进一步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建国后在全国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继苏联人民、外蒙古人民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又一个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揭开了各民族平等、自由，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历史的宏伟篇章。
乌兰夫同志为蒙古民族以至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为全面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出了卓著功绩。实践证明，他是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
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展创造性地工作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与运用。我们考察乌兰夫同志一生的革命生涯，无不贯穿着这个思想路线。因此，可以说，乌兰夫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便是实事求是。
乌兰夫同志总结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说：“研究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内蒙古实际之‘的’，要创造性地工作，要踏出一条符合内蒙古实际的路子。这是我在内蒙古多年工作的真实体会，从多次成功和挫折中深切认识了的一条真理。”[51]一切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解决民族解放、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乌兰夫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切身体会之深刻的总结和概括。
在争取民族解放、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乌兰夫同志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创造性地工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乌兰夫同志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启发教育下，在学习理论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中，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后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学习、工作，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内蒙古民族问题，以至全国的民族问题，只能在中国革命的总的发展中去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52]如果没有当时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内蒙古自治政府就难以成立；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也就没有蒙古民族的完全解放。乌兰夫同志一向重视学习，具有很高理论修养，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民族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中国民族问题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乌兰夫同志从内蒙古的历史特点、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认为内蒙古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的革命斗争历史，把蒙古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同全国其他民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只能在统一的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实行区域自治，而不能搞所谓“独立”或“合并”。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53]这样，乌兰夫成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倡导者，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驱者。乌兰夫分步骤地解决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召开东西蒙首脑会议，统一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都贯穿了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解决民族解放、实现自治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为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内蒙古牧区要不要实行民主改革，如何进行民主改革？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其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认识和做法。赞成民族自治的有些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物，他们害怕民主改革，对土地、牲畜所有制的改变顾虑重重。他们赞成那种富人捐献土地、财物的“互助运动”。有一些同志认为，在农区划阶级、斗地主、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牧区也应划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实现“牧者有其畜”。结果照搬农区作法的局部地区，使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幸好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没有酿成全区性问题。接受这一教训，乌兰夫同志经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从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牧区阶级结构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以及牧主经济的性质，本着既要废除封建特权，又要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的原则，善于辩证思考，勇于创造，制定了“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公开划阶级”（除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外），“扶助贫苦牧民，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了“稳宽长”（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步骤和时间要长）的方针，对牧主经济采取办公私合营牧场方式的赎买政策解决了封建剥削问题。正如乌兰夫同志所说：“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都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取得的独创性的成果。”[54]这种符合牧区实际的做法对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内蒙古自治区在牧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所创造的成功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赞赏和肯定，并根据内蒙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在民族解放、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中，凡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合实际的做法，都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在其中，处处闪耀着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灼灼光辉。
ON WULANF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LiFeng-ming
(Editorial Departmet of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University)
SYNOPSIS This paper,in exploring Wulanf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clarifies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viewsof history on the questions of national liberation,union andauto-nomy ofthe Mongol nationarlity,expounds the struggles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thougts and theories on thequestion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brings to light,throughhis creative work,the success 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in adhering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dialecticalmaterialism o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antonomy,democraticreform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Wulanfu view of history ideological theoryideological line creative work
注释：
[1][2][3][6][10][16][19][36]《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内文出准字(87)等84号，第415、415、416、34、474、50、419、419页。
[4][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19页。
[7][8][9][33][40][41][45]《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7、163、10～11、18、19、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12][13][15][18][21][23][24][29][30][31][32][34][35][37][38][39][42][43][50][51]《乌兰夫回忆录》，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68、102、167、168、25、168、168、169、169、169、212、212～213、212、213、525、216、217、254、26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17][20][26][28]《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集，内蒙古自治区期刊登记证000074号，第185、7、4、186页。
[2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社论：《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25]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71页。
[27][53]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
[44]《兴安革命史话》第2集，内新图准字(88)第27号，第49页。
[46]关于重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提出，是在“五一”大会上，还是前后，人们的说法不一，此据多数人的说法。
[47][48][49]《兴安党史文集》第1集，内新图准字[92]第4号，第7～8、8、16页。
[52]《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4页。
[54]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转引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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