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改革开放观的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有一本中国大陆出版的书深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喉舌“美国之音”的青睐和赏识。这本书就是《交锋》。应该说，《交锋》这个书名起得恰到好处。在该书的字里行间，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观的交锋跃然纸上。更重要的是，该书旗帜鲜明地表白了作者站在哪种改革开放观的一边参加交锋，——这是《美国之音》为之加油呐喊的根本原因。
《交锋》把交锋的突破口选在1989年下半年，指责道：“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就抬头了。”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众所周知，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为了捍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界限。”江泽民同志进而指出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此后，江泽民同志又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江总书记的这两次重要讲话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书。通过这两份政治宣言书以及党中央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采取的正确而有力的措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正是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之后，重要舆论阵地重新回到了正确的立场上。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大批优秀的理论文章不断问世。这些文章客观公正，内容充实，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反对“和平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学习江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和这些优秀的理论文章，我们这些迷茫的年轻人才渐渐从“八九风波”的阴霾中走出，开始用正确的眼光去认识社会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真正建立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世界观萌芽之初的年代，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甚嚣尘上之时，社会主义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印象不是“文革”，就是“大跃进”，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左”。当时我们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盘西化”。然而，谬误就怕与真理相比较。“八九风波”之后，我们开始反思，江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注入了清醒剂，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至今同学们相聚时还回忆当年争抢报纸、剪贴报纸、收藏报纸的情景。记得199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连载闻迪的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曾在我们年轻的同龄人中引起轰动性的积极效果，许多同学感慨地说：“如果在80年代我们能读到由年轻人写的像这样有说服力的文章，也许当时我们就会多一份理智，少一份盲目。”至今我们还珍藏着这篇文章。当时的许多文章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坚定的，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没有受到“文革”那种“左”的污染，又接受了“八九风波”的免疫，还经过了正确舆论的熏陶。有些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那是白日做梦！
事实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了过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束缚中挣脱了出来，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既与“文革”的“左”的一套有着根本区别，又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道扬镳。
由于这次思想解放是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爆发的，因此无论怎样地高度评价它的历史意义都不为过。作为这次思想解放的发端和重要标志的江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在国际共运史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作为纲领性文献而载入史册。正因为这次思想解放的意义如此重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才千方百计地想使人们遗忘它，这招不成，现在就干脆明目张胆地丑化它，抹杀它，诋毁它。《交锋》就是这样赤膊上阵的。该书把这次思想解放污蔑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是极左思潮，断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无论理论的还是实际的进程都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那时的舆论也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交锋》对这次思想解放中的重要理论文章横加指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攻讦的矛头所向，任何读者都十分清楚。
《交锋》如此憎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功绩，这恰恰从反面再次证明了那次思想解放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次思想解放打乱了国内外某些势力“和平演变”的计划表，扭转了曾经几乎葬送中国社会主义前程的那种国内“小气候”，教育了人民，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有些人再想欺骗和愚弄人民就没有过去那么容易了。这些人能不气急败坏吗？能不找个时机回过头来算帐，报复一番吗？
《交锋》反对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集中表现为不许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一些人断章取义地演绎出来的“可以不问、可以冲破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弥天大谎，被宣传的频率之高足以使人误以为这就是党中央的观点，真可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须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谈不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谈不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在涉及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时，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我们部队的许多官兵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概括了这个很深刻的道理，他们说：“上街买东西还要问一下是真货还是假货，改革开放这么大的事怎能不问一下姓‘社’姓‘资’？”在部队开展的教育中，不少官兵很尖锐地提出：“军委江主席强调要划清七个界限，有人却针锋相对地大讲要冲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界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说穿了，只有在当你不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时，某些人才能顺利地抛售姓“资”姓“私”的东西。这的确和卖假货是一样的。
《交锋》在向人们贩卖理论假货时，没有忘记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没有忘记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其中最显著的两大特点，一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把什么都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大杂烩。二是在理论上把私有化的具体内容隐蔽起来，把资本主义的本质遮盖起来，在舆论宣传中大谈这也不是私有化，那也不是私有化，就是不谈什么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江总书记所指出的那些“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应该能讲清楚了吧，可他们偏偏避而不谈。80年代“趋同论”的陈词滥调经过包装就变成了9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观”而粉墨登场了。党和人民不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吗，不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吗，好，我给你们献上的良策都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公有制”的。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竟然同党和人民玩起了指鹿为马的把戏。
《交锋》除了极尽曲解之能事外，就是把“文革”中的“帽子工厂”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其中产量最多的帽子是“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改革开放”。他们采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建议如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坚持改革开放，说成是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改革开放。当年讨论真理标准时，不就有人把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争论，说成是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争论吗？相隔20年，手法依法是那么地相似——拉大旗作虎皮，然后瞪着眼睛恐吓道：“你敢反对这面大旗吗？”然而毕竟相隔20年了，这套把戏已经不那么灵验了。我们党恢复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中强调把听取群众的意见，包括批评的意见，作为制订和完善政策的重要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人们正是从拥护改革开放、与党同舟共济、为党排忧解难的主人翁意识出发，才向党敞开心扉，推诚直言的。被《交锋》当做靶子来批判的人们向党中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恰恰展现了作者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展现了一颗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交锋》的转述，尽管很不完整而且走样，那些意见和建议却在老百姓中不胫而走，谈论这些意见和建议的人远远超过了谈论《交锋》的人。这奇怪吗？一点也不。这些意见和建议所提出的问题，有的正是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问题还要改革干什么？有的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困难，仍需要我们在改革中解决。人们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会阻碍改革，而恰恰是这些问题阻碍着改革。同时我们还应警惕一种危险的现象，即有一些人借“改革”之名实施摧毁国有企业的计谋，得手后却倒打一耙，说国有企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从而堂而皇之地搞私有化。改革开放20年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交锋》作者才万分恼怒，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对人们进行人格侮辱，说他们是抱着“耿耿不能得志的心情”。看来《交锋》的作者们大概认为自己是正当踌躇满志之时了。这至少说明《交锋》作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道世界上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心装着党和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人！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江泽民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的要讲政治。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讲政治，绝不是像境外一些报刊歪曲的那样，中国又回到过去搞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搞什么‘左’的那一套了。更不是也绝不会去搞什么运动。他们制造这样的舆论是别有用心的。”《交锋》所使用的手法正是如此，既不新鲜，也不高明。不过这倒提醒了我们，在诸如什么是思想解放，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不带引号的左，这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相当混乱。有人认为只要是新的、奇的，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东西就是“解放思想”。对于什么是“左”，有些人的看法更为离奇。其中最荒谬的是把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思想都当成“左”，把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当成“左”，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形态当成“左”，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当成“左”。“左”左不分，是非颠倒，最终必然坠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淖。
《交锋》向我们贩卖的货色，早在80年代我们就领教过了（当时还真的上当了），尽管今天又经过了重新包装，把一切都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但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是80年代国门初开时那么好骗的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我们已经开始能够正确地分辨了。在我们眼中，歪曲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那帮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他们在人格上甚至还不如那些在80年代公开提出《私有化宣言》的“精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