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京论文,洛阳论文,北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1-0109-08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代替了唐朝，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一 洛阳在唐末的大破坏及五代时期的初步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2]（卷五）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1]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3]（卷五）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3]（卷六十三）“寂无鸡犬之音”。[3]（卷五）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4]（卷二）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3]（卷六十三）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5]（卷二十）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6]（卷十四）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6]（卷十四）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6]（卷十四）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積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積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刲，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6]（卷十四）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閴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踰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1]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县，管4乡54坊；一曰洛阳县，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7]（卷三）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县，32个隶洛阳县。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祐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1]“按唐街陌，分榜诸坊”。[8]（卷三十二）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3]（卷四十）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1]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二 三城垣墙与皇宫
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蹟》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泝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3]（卷十四）《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珪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9]（卷十七）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9]（卷十六）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8]（卷三百二十四）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
舍。[10]（方域一之二十四）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10]（方域一之二十四）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昪“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8]（卷三百五十六）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8]（卷三百五十六）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8]（卷八十五）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8]（卷八十五）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踰”。[12]（卷四十八）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三 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
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
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14]（卷二十五）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
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17]（卷一）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瞭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12]（卷四）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经过数代经营，园中“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有道院，又东有池，前后有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而洛阳独以松名”。由此可知，这个松岛园，以种植松树为主，而兼种栝、柏、枞、杉、桧等美木，多为长青树，在城市内形成一大景观。
张氏会隐园，“水竹树石，亭阁桥径，屈曲迥护，高敞荫蔚，邃极于奥，旷极乎远，无一不称者。日与外方之士傲然其间，乐乎哉，隐居之胜也”。[18]（卷四）这个园又称大字寺园，本唐白乐天园第，在履道坊，所谓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竹千竿是也。到了张氏手里，园的面积只有白乐天园第之一半，“水竹尚佳洛阳”。
至于司马光的独乐园，在诸园中只能是小园一个，但亦有五亩之大，内有读书堂、渍花亭、种竹轩、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等，颇受世人注目。
其他如《河南志》记载有很多官僚宅第，大多有园池之盛。如赵普宅在从善坊，“后有园池，其宏壮甲于洛城，迄今完固不坏”。杨凝式宅，“其地南北长，园林称是，而景趣萧洒，人号锦
鑻”。王史馆园，相传本唐徐坚宅，“林木丰蔚，甲于洛城”。向拱为河南尹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伎，纵酒为乐”。大体上说，在洛阳的官僚宅第，都有一定面积的园林建筑，只是大小程度不同而已。正是这些众多的官私园舍，利用当时的优越条件，竞植花木，才使洛阳成为一座典型的园林城市，市区内绿化面积之大，在全国是少见的。
园林建筑，除山石、树木、泉水、房舍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花卉种植如何。洛阳园林之中竞植花卉，其品种之繁多，在全国城市中可以说居于领先地位。花卉之中，洛阳牡丹最为人们所称道，所谓“洛阳牡丹甲天下”，这在宋代载籍中屡见不鲜。如司马光诗云：“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沃土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12]（卷十一）宋人彭乘亦有记载：“古牡丹惟以药见本草，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19]（卷七）当时，花工们对牡丹的培植采用了许多新措施，尤其徽宗宣和年间，“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赏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20]（卷二）由于宋代花工掌握了许多植物的变异技术，不断培育出新品种，仅牡丹就有90余品，而以“姚黄居第一”。姚黄是姚姓花工精心培养出来的，每逢花季来临，“黄河南岸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姚家门巷车马填，墙头墙下人差肩”。[21]（卷二）苏舜钦有诗云：“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今年夸好方绝伦，明年更好还相比。”[22]（卷二5）由此可知，牡丹遍布全城，日新年异，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花种，上等的要向宋廷进贡，其余在花开季节向游人开放，堪称洛阳一绝。
应当说，宋代洛阳的花卉，决不止牡丹一花独放。菊花也是当地一大盛景。宋人刘蒙记载：“洛阳风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数，比他州为盛。刘元孙伯绍者，隐居伊水之，萃诸菊而植之，朝夕啸咏乎其侧，盖有意谱之而未暇也。……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多余种，可以类聚而记之。”[23]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刘蒙的《菊谱》，就不难发现，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洛阳种菊的经验而写成的，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刘元孙的未竟之业。
其实，洛阳的草本花与木本花，都是相当突出的。宋人周叙，原籍鄞江，生于南方，少年时“闻洛阳花卉之盛甲天下”，未及目睹，不敢深信。及长，到洛阳畅游“精兰名园”之后，才对少年所闻深信不疑。他在洛阳居住一年有余，四季之花，均曾见到，可是，“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奇花异卉十未睹其四五”，已深为洛阳园林花卉所陶醉。南方人只知道洛阳牡丹甲天下，还不知道洛阳芍药，其品不减于维扬（江苏扬州），他说：
……若天下四方所产珍藂佳卉得一于园馆，足以为美景异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而栉比，其宦于四方者，舟运车辇。致于穷山远徼，而又得沃美之土。又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拟其美且盛也。[24]
关于洛阳园林的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周叙的意见与苏辙基本相同，这里所提的养植技术，则是前者未曾论及的。《河南志》所谓：“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属，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与其土产无异。”这里所指的“今”，应为宋，元《河南志》基本原于宋敏求的《河南志》，有些口气也未变更。从这些记载里，反映出洛阳园林之盛与嫁接技术有直接关系，许多难植的南方花木，能够在洛阳安家生长，使洛阳成为南北园林花木的集大成者，在全国独树一帜。这是北宋洛阳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四 洛阳的官僚势力与“生居洛阳”之说
本文在洛阳园林兴盛的政治因素中，已提到西京洛阳是官僚
集的城市，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官僚势力，在北宋一代，始终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敢于与开封相抗衡。
自五代后期至北宋之初，洛阳的官僚及皇亲贵族，就是一股无人敢惹的势力。如周世宗的父亲柴守礼，造大第于洛阳，居住15年，“颇纵恣”，其他如王溥、王晏、王彦超、韩令坤等一批将相人物的父亲，皆住洛阳，横暴不法，号为“十阿父”。[25]（卷二十）宋太祖赵匡胤王皇后之弟王继勋，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自开宝六年（973年）冬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间，“手杀婢百余人”。[8]（卷四百六十三）这个作恶多端的外戚，长期无人敢于过问，直到宋太宗时，才命斩于洛阳市。上述官僚贵族的种种不法行为，多沿袭五代旧习，但表明这里官僚势力之豪横，是非常清楚的。
根据《河南志》的记载，整个北宋一代，继承五代之风，官僚们在洛阳安家者比比皆是。如从善坊有故相赵普园第，周司空苏禹珪宅在赵普宅之东，另外还有杨凝式宅，宰相魏仁浦宅，太子太师王溥宅。睦仁坊有张齐贤、温仲舒、李迪宅。归仁坊内有丁度园，本唐相牛僧儒园，“池石仅存”。惠和坊有节度使兼侍中石守信宅。思训坊有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晦叔宅园，家有小书楼，此坊另有尹洙、刘元瑜等宅。福善坊有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知白宅。嘉善坊，在天禧中有御史中丞李及宅，尚书右丞赵安仁宅，太子大傅致仕赵稹宅，太子少师致仕任布宅，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宅，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宅。延福坊有寇莱公宅，太子太保吕端宅。敦教坊有吏部侍郎吴育宅。履道坊有端明殿学士李淑宅。集贤坊有太师致仕卢钧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尊贤坊有观文殿学士张观园，龙图阁直学士郭稹园。永泰坊有尚书工部侍郎张去华宅，直史馆乐史宅，直集贤院李建中宅，观文殿学士张观宅，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会节坊有故相张齐贤宅。乐成坊有礼部侍郎吴育宅，驸马都尉王承衍宅。安远坊有李道谦宅，魏王符彦卿水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恐怕《河南志》漏载者尚不在少数，而该书所载者，又多北宋中期以前事，大体上反映此时洛阳官僚的住宅情况，有一官一宅的，也有一官两宅的。
北宋中期以后，官僚们向洛阳建宅的情况仍未间断，如宰相富弼、司马光、御史中丞王拱宸等等。熙宁年间，王拱宸在洛阳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被人戏称为“巢居”。[26]（卷下）这种三层楼住宅，在全国城市中还不多见。北宋的官僚之所以看中洛阳，有地理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这里距开封较近，只有六个驿程，自然条件又好，所以，有的官僚在东京有居第，而洛阳园宅又不愿舍弃，有的退休之后，不愿住东京，而愿住西京，因此，洛阳成了士大夫的渊薮。当时有这样的谚语：“生居洛阳，死葬朱方。”[27]（卷二十一）这里的朱方，指今江苏镇江，从整个谚语看，似为南方人之语。其实，就北方人来看，洛阳不仅是生活的好地方，而且也是埋葬的理想之地，这里北靠邙山，土层深厚，为历代达官贵人的阴宅之处。宋人亦有“贵人多葬洛阳”[8]（卷二百九十一）之记载，这应是“死葬北邙”一说的先声。
由于洛阳官僚集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形式，组成某种团体，这在北宋社会内也是一个较早的城市。仁宗时，欧阳修、张尧夫、尹师鲁、杨子聪、梅圣俞、张大素、王几道等组成“洛中七友”[16]（卷二十四），彼此唱和，发抒心声，对社会影响颇大。神宗时，围绕变法之争，洛阳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变法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这就是有名的“耆英会”。
“耆英会”以富弼为首，这位前宰相因不同意变法，退居洛阳，园舍之大，在当时属一流的。史称富弼以不晓新法为由，归养后，“虽居家，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8]（卷三百一十三）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要求到洛阳编写《资治通鉴》一书，随之在那里买田定居。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以太师守西都，很快把那里的守旧派官僚组织起来，仿唐白乐天“九老会”之事，组成了一个“耆英会”，其中有：富弼（79岁）、文彦博（77岁）、司封郎中席汝言（77岁）、朝议大夫王尚恭（76岁）、太常少卿赵丙（75岁）、秘书监刘几（75岁）、卫州防御史冯行己（75岁）、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73岁）、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72岁）、宜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宸（71岁）、太中大夫张问（70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70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64岁）等共十三人，[28]（卷九）内中只有王拱宸不在洛阳，而在大名，但如上述，他已在洛阳安家。他们名义上聚会游乐，实际上则互相吹捧，甚至发泄政治上的不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集团。
在此同时，文彦博在洛阳还组织过一个“同甲会”，与会的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二程之父程珦、以及席汝言等，后来程颢、程颐兄弟向这一班人靠扰，决不是偶然的。此外，司马光还组织过一个“直率会”，也有一帮人马。这些社会名流组成的各种“会”，在洛阳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很快就形成一个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高太后立即召司马光从洛阳回京辅政，司马光又大力推荐已经退休的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物色一班人马，很快就把新法罢废。从这一历史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出，洛阳官僚集团确实有着雄厚的政治势力，在诸城市中，除首都开封外，概莫能比。
研究某个城市，不仅要重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了解某一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在封建社会里，政治地位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理应加以重视。
五 西京洛阳的城市经济
洛阳的经济，似远不如政治、园林的地位那么重要，但它毕竟是城市的一个方面，仍需要进行论述。由于史料缺乏，这里只能就几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如前所述，自五代以来，洛阳恢复的过程中，原先的坊市分离旧制已被抛弃，变而为敞开型的坊市合一制度，即商店、居民面街而居，临街开店了。这是宋代城市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洛阳亦在其中。宋政府为了充实洛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迁太原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9]（卷二十）。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宋廷为适应“富民巨贾，萃于
市”[10]（方域八之四）的发展情况，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10]（食货六九之七九）。这是宋代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的较早记载。当时，城市人口称为坊郭户，定等之时，按资产多少分成十等，其中上五等乃“从来兼并之家”，而下五等乃“贫弱之家”，由两者构成城市贫富不同的对立。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从洛阳开始，说明它有着定等的典型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洛阳城市坊郭上等户的比例应是相当大的。
关于宋代洛阳经济，从商税收入来看，神宗以前，西京洛阳城本身及河南府所属县镇26务，每岁60456贯，熙宁十年（1077年），城内为37943贯984文，河南府其他县镇为29604贯555文，按全国商税收入排位，名列第17位（注：岁额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全国税额城市排序时，四川地区原为铁钱数，与铜钱比例按二折一计算。）。当年东京开封商税为40万贯，西京还不到东京的十分之一，可见商业不甚发达，但在3万贯以上，也属较发展的城市之一了。
从曲酒税来看，制度一如东京，官造曲卖于酒户，由酒户造酒出卖。官府的这项收入，神宗以前，西京及河南府23务，每年为114195贯，绢35匹。熙宁十年，租额为120848贯637文，买扑27698贯510文[10]（食货一九之一），两者合计为148547贯147文。曲酒税在熙宁十年（1077年）统计时与商税有别，仍沿用以前贯例，没有将西京与县镇分开，无法得知西京洛阳城之酒曲税数。不过，我们按熙宁十年的商税比例折计，大体相去不远，足资参考。那年河南府总商税为67548贯539文，其中西京应占56%有余，其他各县镇不足44%。依此而计，西京曲酒税应为83000贯余。这年东京开封曲酒税额为355804贯，那末西京约占东京的四分之一强，由此可知，西京销酒量大，表现出它消费城市的特点，究其原因，应与官僚上户聚集那里有关。
关于曲酒还有一个情况应当注意，熙宁四年（1071年）时，东京官造曲180万斤，计钱36万贯；元丰元年（1078年）东京官造曲150万斤，由于曲价提高，收入额不变。按西京酒税为东京五分之一折计，元丰元年，西京造曲应为30万斤，因为造曲与造酒都是按比例配给的。如果再以仁宗时曾下诏给三司，召人承包（买扑）东京白矾楼酒店，每年买官曲5万斤者，可拨给在京脚店（向正店批发售卖的小酒店）3000户，于白矾楼取酒沽卖（注：《宋会要辑搞·食货》二○之四记载，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白矾楼“自来日输钱二千，岁市官曲五万”。又同书《食货》二○之七记载，天圣五年（1027年）八月，召人买朴（亦作朴买），“出办课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拔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根据这一记载，西京选曲30万斤，应相当于6个白矾楼的用曲量，那末需要脚店1.8万家为其推销出售，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是否有误，不得而知，如果不错的话，西京酒户即如没有1.8万家，其数量也会不小的，真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酒店当然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
洛阳的酒业在唐时已很发达，韦述所记之修善坊，“坊内多车坊、酒肆”。[1]至宋代，酒楼之盛者可与东京比美，当时有人说：“酒苑叔平无比店，洛中君锡有巴楼。”叔平指赵叔平，曾在东京任过参知政事，筑第东京丽景门内，后致仕返乡，府第改为酒店，这座府第“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君锡指李君锡，此人有点口吃，当时“洛中新建酒楼壮丽，李过其下，忽大言曰‘巴’，时人对作‘巴楼’”。[29]（卷七）洛阳的这座“巴楼”，可与东京的“无比店”相比，其壮丽可知。
由于洛阳园林发达，人们爱花成癖，花市是一个重要行业，许多园林亦把游人观花当作一项可观的收入。牡丹花中的姚黄，魏紫，“一枝千钱”，并出现一些种牡丹的专业户。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记载有天王院花园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万本。凡城市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有园之家，都按洛阳风俗，向游人开放，所谓：“洛中春月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30]（熙宁六年条）这虽不是公园之类的门票钱，但有一定商业性是可以断言的。
其他如洛阳的王迪，“造墨选烟极佳”，[31]这可以反映造墨业的水平。洛阳贤相坊，宋初有一李姓染工，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善于染出花样。当时向宋廷进贡的物品中，除牡丹、蜜腊之外，还有瓷器二百事，[32]（卷四）说明制瓷等手工业与商业也是相当发达的。由于史料缺乏，洛阳的许多经济资料被忽视了，治史者应当共同努力，尽量加以弥补，才能得知西京经济之全貌。
总之，宋之西京洛阳，在当时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政治上保持陪都地位，“衣冠将相占籍繁多”，[10]（刑法二之三三）在宋廷拥有较多的发言权，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园林上有突出特点，“生居洛阳”，这里是士大夫们向往的地方。经济及至文化等，也有相当实力，交通便利，人文荟萃，在宋代城市中仍有它的典型意义。金灭北宋，洛阳再次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元气大伤，只能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云：“天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在北宋以前确实抓住了这个城市在全国的地位及其特点，北宋之后，这个城市的特点再不像以前那样鲜明了。
【收稿日期】 200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