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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旨在调控系统功能，因而追寻事物有序、稳定和组织的一面，舍弃无序、非稳定、非组织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控制方法并非无条件的普适。因此，在讨论控制和控制论的同时，有必要讨论“非控”问题，建立非控理论。非控理论的意义在于剔除偏执一端的片面性，重寻“为”与“无为”的互补性，再造天人共存的均衡性。传统的“人为论”、“无为论”和“天人合一论”，涉及“控制”与“非控”的思想，各有其局限，又各有其精华，可以经过生发阐释赋予时代新义。“控制”与“非控”相对立而存在，相交替而发展，体现出逆向制衡的法则。非控理论可以影响文化决策。对不可控者，知其不可而不强为；暂不可控者，蓄势积力以创条件；无需控者，依乎天理以待成功；实现控者，警惕“反控力”带来危害；控过头者，解开束缚以待新生；需要控者，抓住机遇以求作为。
“非控”这一概念相对于“控制”这一概念而言。“控制”在于强化有组织系统的有序状态和稳定状态，而“非控”则在于消解控制，降低有组织系统的有序状态和稳定状态，以便打破旧有平衡，实现系统的转换、变更和新的发展。没有“非控”功能对旧事物的离散和瓦解，就不会有新事物产生。当人们大谈特谈“控制”以致形成控制论时，也有必要研究和讨论“非控”问题，建立非控理论。尤其是在过分夸大控制论作用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事实上，“非控”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老子“归真反朴”的追寻中包容了“非控”的致思。庄子“浑沌不可凿”的体悟发现了事物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有序与无序、平衡与非平衡、稳定与不稳定的内在联结。协同学既研究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又研究其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化规律。当然，把“非控”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以前还未曾见到。我们认为，非控理论能起到控制论本身起不到的作用。学科发展证明，逆向的理论范畴具有相应的互补功能。欧几里得几何学出现以后，就有非欧几何学出现；组织理论出现以后，就有非组织理论出现；结构主义曾轰动一时，很快就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冲击。贝塔朗菲认为，根本的实在是对立面的统一。非控理论的提出，旨在与控制论从不同的方向上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文试就非控理论谈一些初步的看法，期望能够抛砖引玉，将这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引向深入。
一
就本质属性而言，控制论与系统论是相通的，因而有关控制的思想和方法也可以包含于广义系统理论之中。本世纪40年代后期，贝塔朗菲、博而丁、拉波波特等人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系统学科，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博弈论、决策论、网络理论、管理理论、科学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统称为系统论。在同一时期，维纳的《控制论》出版。控制论着重研究系统的信息和控制过程。它揭示了由信息和信息反馈构成的系统自控规律，指出了系统的减熵趋势，为人们调节和改善系统使之稳定运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诞生，“宣告一种有强大推动力的新世界观的来临”（贝塔朗菲语）。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近几十年来，从国外到国内，出现了一些过分夸大控制论作用的倾向。曾担任过前东德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的格奥尔格·克劳斯就试图推翻维纳关于“控制论是关于机器或生命体中的通讯和控制”的定义，把控制论概念不加限制地泛化和绝对化，抹煞其作为横断学科、方法学科的特殊性，声称要用控制论思维建立“现代社会主义者的世界图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a]。我国也有人盲目崇拜系统论和控制论，如要求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解决一切，或主张用“自控制系统的客观目的”来作“正负价值的界标”[②a]。针对这种过分夸大控制论作用的倾向，有必要阐述“非系”和“非控”的论点。关于非系统理论，我国哲学界已有学者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③a]，本文只讨论非控理论问题。
控制论旨在建立、调整、改善系统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追寻事物的有序性、稳定性、组织性。事实上，任何事物的有序、稳定、组织只能是其存在、运动中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一种形式。从控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到具体控制的操作行为，对事物有序性、稳定性、组织性的追寻，也只能是一个方面、一个侧点、一个层次上的追寻。我们知道，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不仅具有量的无限性，而且具有质的无限性。无限性意味着整体结构中的要素及其联系都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图景。多样性图景又蕴含着两重本性的对立与和谐、排斥与协调的辩证统一。当人们致力于寻求事物的有序性、稳定性、组织性的时候、事物所具有的无序性、非稳定性、非组织性并不因此而消失。一个组织往往在建构过程中已包含了瓦解、消散的作用。达尔文发现生物自组织系统不断趋于进化的同时，物理学家却发现宇宙趋于组织瓦解的退化趋势。
“有序”指事物结构各要素间特定的联系方式。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万物有序”的命题即已发现了事物结构的排列、组合和聚集关系。从宇观星系运动到微观原子运动，都有秩序和规则。但有序状态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序状态中又包含着无序状态。某个原子由于吸收或放射一定的能量，引起电子在不同能级上的跃迁，造成原子结构的变动，则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无序状态。星系运动同样缺乏恒定的规则例如，1994年7月下旬，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碎片撞击木星，造成分解运动，形成一系列无序状态。无序状态决定了浑沌现象、随机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古人早已指出“絪緼不分是为浑沌”。被称为逻辑斯蒂射的简单系统X[，n]+1＝aX[，n]（1－X[，n]）（X记状态量，n记离散时间变量，X[，n]记n时刻的状态量，a为控制参数），该系统的分叉浑沌图中，O≤a≤a[，∞]为周期区，a[，∞]≤a≤4为浑沌区[①b]。有些系统中，有序居支配地位；另一些系统中，无序居支配地位。随着事物发展运动，二者相互依存和转化。就整体而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忽略不计。
“稳定”意味着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不变性。任何事物的结构中，稳定与不稳定相辅相成地存在。稳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恒常的。稳定使结构得以存在，不稳定使结构得以更新。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分子和原子核的结构稳定与否，取决于结合能的大小。结合能的数值愈大，事物的结构愈稳定；反之，结合能的数值愈小，事物的结构愈不稳定。现代科学已充分证明，一般系统都具有不稳定轨迹，而且相当稳定的结构随着运行也会出现失稳态。在结构改变、新陈代谢的临界点上，失稳态起着一种革命性效应。新陈代谢的变相完成后，失稳态又成为一种破坏系统的因素。可见，稳态和失稳态相辅相成地存在，交替更迭地运动。
“组织”是指事物相对独立的结构模式。有序是组织生成的基础，稳定则是组织存在的条件。事物的组织状态，是特定的质的规定性的体现，它由一定的物质、能量、信息相互联系而构成。太阳系有自身的组织，人体有自身的组织，原子结构有自身的组织。事物的有序运动建立了组织，而无序运动又不断瓦解组织。从波尔兹曼关系式（S＝KlnW）到信息论几率定义（H＝log2W）中的熵概念，都证明了分子热运动的混乱度、不定度、无组织度。事实上，“广义熵”概念在非分子热运动的其他事物运动中同样具有普遍性。
事物客观存在的无序性、非稳定性、非组织性，充分说明了控制论研究对象的有限性。维纳对控制论的学科性质和研究目的作了这样的概括：“控制论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语言和技术，使我们能有效地研究一般的控制和通讯问题，同时也要寻找一套恰当的思想和技术，以便通讯和控制问题的各种特殊表现都能借助一定的概念加以分类。”[①c]控制论为了追求控制和通讯，不仅要建立自身的概念范畴，而且要瞄准自身的特定目标。控制目标不可能、也无必要囊括信息链条中一切可能存在的环节。控制论只建构与控制、通讯有关的模式。换言之，“在描述一个有机体时，我们都不是企图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个分子并且把它们一一编入目录，而是企图去回答有关揭示该有机模式的若干问题。”[②c]于是，控制论从追寻指向上瞄准了特定的有序、稳定和组织，同无序态、不稳态、无组织态展开斗争。严格地讲，控制方法的普适性，只是一定维度上的普适。同时，控制方法还因对象的差异而出现适应程度上的差异。一般说来，指令性强的事物，容易适应控制方法，而指令性弱的事物，则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控制方法。因此，控制方法难以序化本来就无序的“浑沌世界”，难以解释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矛盾”现象，难以描述以至消除事物的不规则运动和随机涨落现象。麦克斯韦在研究气球的飘泊不定现象中领悟到世界的真正逻辑是概率变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阐明，获得严格精确的初始条件在原理上是不可能的。社会领域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因素大于自然领域。控制论所使用的数学统计和功能模拟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在社会科学中，极难使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者之间的耦合减到最低限度”，“社会科学家没有永恒的、与时间地点无关的角度来冷静观察他的科目的那种便利”[③c]。事情十分清楚，“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论概念的一个好基地”[④c]。特别是在宗教和审美领域，心理世界的神秘微妙造成了无限的丰富性、多样性，统一有序的控制模式反而成为枷锁。审美自由使有人喜欢绚丽浓艳，有人喜欢轻描淡写。信仰自由使有人相信“黄鬼”，有人相信“绿鬼”。诸如此类，无需定向控制。既定的控制目标无论怎样设计，总是：（1）有时空范围性；（2）预构、设定外界环境的稳定性；（3）给定相关的条件，然后依赖数学模型、逻辑形式去解决问题。而人的潜意识运动，恰恰存在着非逻辑、非模型、非定式和不可计量等特征。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都有非可控的一面（当然也有可控的一面）。诗神的重量无法用数据显示。李白酒酣挥毫，诗思泉涌，痛快淋漓。倘若事先将他的创作主题加以定向，题材加以限制，文字加以定量，那么，他的激情、诗思和韵味就被割裂和破坏。事实证明，那种苦心孤诣地建构控制美学的尝试，已被活生生的创作实践所抛弃。
由此可见，控制万能只是一个神话。控制方法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方法。
二
非控理论决非对控制理论加以否定。如果说，控制论强调的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非控理论强调的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当然，二者又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印证，相互参照。我们知道，“万物负阴而抱阳”，矛盾对立而又统一。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立面的事物，在深层又可能相协调、相补充。这正如和谐的音乐没有对立物的撞击就无法形成的道理一样。不过，非控理论并不像控制论讲究逐层对应。控制论首先是作为一种应用方法、操作技术而出现的，继而上升为一种思维方法。但非控理论不可能是一种应用方法、操作技术，而只能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或思想方法，从不同方向上对控制论加以补充和矫正。一种理论的正确性，一种方法使用的普适性，从这种理论和方法自身难以得到证明，它需要从对立面的投影中来发现“庐山真面目”，就像一个人从镜子中观看自己一样。非控理论的意义在于如何使控制行为适度而不至于过头。在当代人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下，非控理论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概括地说，非控理论旨在剔除偏执一端的片面性，重寻“为”与“无为”的互补性，再造天人共存的均衡性。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早见端倪，只不过是古人致思的内容还比较宽泛和笼统而已。我国古代关于天人问题的论点和观念，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为论、无为论和天人合一论。
人为论不是一家一派的理论，而是广泛渗入民族文化中的一种观念。人为论强调人力、意志力的作用。诸如“制天命而用之”、“强力而为”、“人定胜天”之类的命题，在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屡见不鲜。这种观点天长日久，渗入人民生活观念之中，以“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俗语格言体现出来。“愚公移山”、“铁杵磨针”之类的故事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即是人为论的形象注释。在诸子学说中，儒家强调作为精神因素的道德意志力，认为内在的精神可以改变外在的客体。
无为论主要是道家的理论。道家认为“有”生于“无”，“实”来自“虚”，故摧崇虚无清静，淳朴自然，主张致虚守静，见素抱朴，守道而法天，无为而自化。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力阐发“无为”、“不争”、“贵身”、“自静”、“虚无”等思想，淡化仁义，鄙视功利，要求剖斗折衡，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著书十余万言，多用寓言形式阐述“无为”思想。魏晋玄学发挥了无为论中虚无、玄秘的一面，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命题。无为论的本质就是反对人为，追求清静自正，无为自化，一切顺应自然。其目的在于解开心灵绳索，放下文化重负，除去伪诈机巧，减低冲撞耗损，造成自然和谐、无拘无束的生长化育状态，进而达到纯粹不杂、大道自然的高妙境界。显而易见，“无为”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非控观念。
天人合一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究天人之际”是古代思想家的一个中心议题。孔子讲“天命”，孟子讲“知天”，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战国时思孟学派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思想家普遍认同。董仲舒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朱熹谓“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当然，汉儒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以人道附会天道，以天道正名人道。宋明理学家进一步从伦理政治角度寻找天人之间的内在联结。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为论、无为论和天人合一论都带有时代局限性，表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偏失、片面以至牵强附会，但它们各自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了生命生存的奥秘，具有积极意义和思想光辉。人为论的缺陷是夸大了人力的作用，把人当成自然的主人，把自然当成人的奴仆，把主观意志当成超自然的存在。这种观点一旦膨胀，就会不顾自然规律而想入非非，导致无效率的时间浪费和生命消磨，也导致过分地征服自然而引起天人失衡。当然，人为论又有其积极的成分。它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能激励人积极进取，推动社会进步。无为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地强调自然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笼统地否定了人为的必要性，把人类文化简单地同文化异化现象混在一起。道家主张的用“无为”达到“自正”、“自化”，用“灭文章，散五彩”来使人心归于质朴，显然不能解决人类复杂的社会文明问题。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把有差别的乃至对立的事物齐一化，取消了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例如，庄子认为“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言下之意是说，人对动物的役使是对自然的破坏。玄学家的“谈玄物无求”，只求精神超越，忽视物质利益。但是，无为论又有其独到的发现。它发现了文化的异化现象，即文化可能变为人的枷锁，变为人的异己力量；它看到了人类的进步往往以某种退步、退化为代价；它揭示了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面。概而言之，人为论和无为论都揭示了天人关系中的一种状态，一种属性，一种方向，它们各有合理的成分，而又各有偏颇。天人合一论则强调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和谐，有深刻的人类学和生态哲学思想。当然，限于古代的认识水平，天人合一论更多地从自然本体的神秘力量和人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心理出发来解释天人关系，因而夹杂着玄秘的、附会的成分。
正因如此，生活在当今的人们，需要踏着古人的足迹，重寻“为”与“无为”的互补性，再造天人共存的均衡性。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日益认识到自身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自然生态平衡和文化生态平衡的意义。应当说，自然既不是人的主人，也不是人的奴仆，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地。人既要有计划、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又要合目的、有节制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可以给人带来有利的结果，也可以带来不利的结果。而且，有利的因素中又往往包含着不利的因素。严格而论，主体对客体的每一重大控制力都将引起自然不同程度上的反控制力。环视全球，现代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诸多灾变，不胜枚举。车祸和空难屡见不鲜。现代化武器使战争更为残酷。人造化合物阻滞了大自然“血液”循环。沙化、水土流失、酸雨、臭氧层破坏等，引起严重的生态失调。地球上每天有30种生物灭绝。人口膨胀和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一个惊人的数据摆在人类面前：工业革命只有300来年历史，仅占迄今人类史的0.2%，而其消耗的能源占人类历史所耗总量的99%以上。到下个世纪20年代，世界人口将达80亿。面对这一切，人类的致思点不再是一味地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是谋求可持续性发展，谋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共生共存。于是，我们需要借鉴传统的人为论、无为论、天人合一论，把它们综合起来，重新加以生发和阐释，赋予现代意义。
三
控制与非控是一对特殊的矛盾。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控制与非控的两重属性。人类文化运动亦不例外。我们可以把控制与非控看作是实施逆向制衡的两种方式。当然，强调逆向制衡不是混淆对立双方不同的价值属性，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调和。不同的控制，有不同的价值属性。比如，化学有毒物进入鸟类肌体，体现为负价值，而天花病在人类干预下于70年代末灭迹，则表现为正价值。辩证法在指出事物的矛盾性、双向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宇宙线的存在可以判定星系中反物质的含量不会超过正物质含量的万分之一。从一般生物到人类社会，进化、进步是主要方面，退化是次要方面。人不因有环境污染而统统关掉工厂，不因有静电污染而砸坏电器、电脑。因此，不能把控制和非控放到一个等值的天平上，而要具体分析，具体看待。控制与非控在不同系统以及同一系统的不同阶段上，有着不尽相同的作用和属性。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分清这样几个“区间”：（a）自然控制与人为控制。从自然本身看，每一系统的运行过程，就是一个自控制过程。从人类历史看，社会系统也是一个自控制过程。但两个系统的自控性质不同，一个是纯自然运动，一个渗入了人的目的和意识。同样，自然意义上的非控和人为意义上的非控性质不同，一是指旧有控制力的消散，一是指非人力而任自然。（b）人可控与人不可控。在宇宙运动中，人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有人可为的方面，也有非人力所为的方面。比如说，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但不能消灭或创造规律；可以认识和利用物质，但不能消灭和创造物质。（c）暂不可控和永不可控。在人难以控制的现象中，有些是由于条件、力量、技术还达不到控制水平而无法控制的，但有些是永远也无法控制的。尽管由于人力增长和科技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提高，但这不等于人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自然。（d）改变控制和解开控制。缺乏必要的控制能力，人只能生活在浑沌无知的的幽暗之中，但过头的控制使人陷入自我编织的罗网。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要求人不断改变控制形式，不断解开不必要的控制。
要深切领悟非控理论的哲学内涵，除了分清控制与非控所涉及的“区间”属性，还要灵活机动地掌握文化选择之舵。我们可以把非控理论影响人类文化选择及决策走向的意义概括为六个方面：
永不可控者：——知其不可而不强为。
认识和弄清永不可控的事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不可控的现象，人类只需要认识它、了解它，而不必追求征服它、控制它。这样，就更利于确立、瞄准人为意义上的控制对象，从而也就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热力学第一定律确立以前，不少科学家、技术人员曾试图创造一种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这种设想的动机自然不错，它能使人一劳永逸。但是，热力学第一定律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总量在变化中是不变的，转化能力是永恒的。它证明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以后，人们又发现了单一的热源吸收的热量在一循坏过程中全部变成功是不可能的，一切涉及热现象的实际的宏观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从而证明单元热永动机也是不可能造成的。热力学定律的发现使人们放弃了永动机的尝试，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暂不可控者：——蓄势积力以创条件。
认识和弄清暂不可控的事物，可以使人们不把它和永不可控的事物混为一谈，也不和已经可控的事物混为一谈。许多在古代条件下无法控制的东西，到了现代条件下成为可控的东西。“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话已变成了生动而逼真的现实。在古代医学条件下，许多常见病无法控制。抗菌素的发现，使不少病菌已被控制。现在，医学上对癌细胞还不能完全控制，但这只是暂时的，人类总有一天会征服癌。对于暂时无法控制的事物，人类就需要加以认识研究，蓄势积力，创造条件，以求达到按人的需要加以控制的目的。
无需控者：——依乎天理以待成功。
人作为生物环境中的一部分，总是同生态环境保持着同一性。人类生命的形成，归功于地球30多亿年积累的能量。人体生物钟是宇宙自然节律的信息转移、化生为人体节律状态的结果。自然中存在着人的异己力量（如天灾疾病等），但这不等于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异己力量。对于人的生命运动轨迹与自然运动轨迹同一的地方，对于人无需控制的地方，人无需煞费苦心加以控制，而应当依乎天理以待成功。揠苗助长是对自然节律的人为破坏。道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争而善胜的思想，包含了一种驾驭和利用自然势能的深刻哲理。面临能源危机，人类将重新考虑利用风、潮、水等自然力。自然力的借用既可得益，又不损害自然。在社会、经济管理领域，同样存在着客观性势能。因势利导则事半功倍，“不知常、妄作”则凶灾必至。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①d]，固然有失偏颇，但又包含着不可低视的哲理。在历史上，予民休息的政策使得国富民安，而大折腾则搞得民疲国惫。
实现控者：——警惕“反控力”带来危害。
人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都不能看作是一种力的单向作用。控制的成功，隐含着反控力。当人们从地下获取石油、煤炭的时候，大地也会悄悄陷落。历史每前进一步，特别是科学技术每发展一步，人类在“有所得”的同时，又失去一些东西，甚至会失去借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基因工程开发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发达国家，基因工程带动了农业革命，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一个极为可能的后果是，农产品为服从经济规律而出现单一化和整齐化，从而牺牲生物的多样性，引起生态学意义上的后患[②d]。在技术发展史上，控制成功和效率提高往往导致更大规模的浪费，这就是所谓“杰万斯佯谬”。因此，在人为控制取得成功的时候，不必过分地乐观。盲目地欢呼胜利往往会加深脚下的裂缝，以致在成为陷阱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补救的良机。
控过头者：——解开束缚以求新生。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建设、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清除、重建的过程。人类要谋求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从自然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还要从自造的罗网中获得解放。尽管文化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但文化也有可能变为栏栅和枷锁，对人起到隔离、束缚以至摧残作用。例如，人创造“神”是为了得到恩赐和保佑，但“造神”运动发展到极端时，非但得不到恩赐和保佑，反而带来了绞索和桎梏。这种现象，就是文化价值的异化。异化了的文化，对人表现为负价值。控制过头容易导致文化异化。学术、政治、管理、风习等领域都可能出现控制过头的异化现象。旧模式的僵化和板结，往往是控制过头的产物。例如我国古代的“宗经征圣”的思维模式，源于宗法政治的长期控制。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③d]它只论经典，不管现实，把“子曰诗云”作为不可更改的法则，用经典教义的权威裁决鲜活的现实存在。有僵化、板结的模式，就有改弦易辙的变革；有过分的控制，就有解控的必要。经济管理中的“松绑”、“放开”、“搞活”、“合理竞争”等等，实质上是解开旧的管理模式，适应经济自身的规律。
需要控者：——抓住机遇以求作为。
弄清“非控”，目的还在于施用正确的、适时的、适事的控制。需要控制的时候，必须不失时机地加以调控。“机遇”、“选择”、“趋利避害”、“迎接挑战”、“克服困难”、“除旧布新”等概念和说法，都意味着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即使大讲“无为”的道家，也不否认抓准机遇的重要性。老子说：“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①e]，就是说要有预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无数事实证明，坐失良机，后患无穷。
总之，“控制”与“非控”是万物运动中相辅相成的两面。任何事物，要发展，要更新，要变化，就有一个“非控”问题。非控思维可以影响文化决策。这一点，对所有扮演决策角色的人——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的决策人来说，尤为重要。
注释：
①a 这种观点体现在该作者《从哲学看控制论》等书中。
②a 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第59页。
③a 见陈志良《非系统理论》，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5、6期。
①b 参见J.格莱克《浑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①c 《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②c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4页。
③c 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④c 《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
①d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②d 参见《福音还是祸水》，载《东方》1996年第1期。
③d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