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法论文,主义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04)05-0001-09
国际语言学界通常认为，功能主义是对立于形式主义的一种学术思潮，其思想来源于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论”，他们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注重语言形式的信息传递功能，联系社会使用环境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与形式主义相比，它没有一个公认的代表人物，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但是这一学派的语言学家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比较一致。功能主义致力于澄清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要解释语言功能是如何决定语言结构的。就其含义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自然语言的功能观为基础，注重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这类语法理论通常区分语言的三种功能：语义功能、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英国的Halliady、荷兰的Simon Dik和美国的Susumu Kuno的功能语法都属这一类。另一类功能语法以语言成分在结构中的功能关系为基础，研究它们在话语中的作用，关系语法和词汇—功能语法基本上属于这一类。第三类则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功能进行解释，并且有单独发展为认知语法的趋势。
一、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功能语法研究特色
汉语的功能语法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Li & Thompson，但那主要还是在国外。20世纪80年代初期，汉语语法学界就开始有少数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来进行话语分析和篇章分析，代表性人物是廖秋忠和陈平。至于比较系统地介绍有关的理论，则更晚了，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主要是胡壮麟等一批外语学界的学者。
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认为：句法不是一个独立体，而是与语义、语用息息相关的，因此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其表现，这就是交际功能语法。有的功能主义还认为：语法不是自足的，还要在语言之外去寻求解释，这就形成了功能语法内部的一个新流派——认知功能语法。客观地说，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是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认知功能语法。在中国，功能语法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相关的学界：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
1.1外语学界。他们主要着重于功能语法理论的引进、介绍和评述，并且有意识地结合汉语语法的某些现象进行探讨。正如黄国文在《系统功能语法40年回顾与展望》中所指出的，中国的系统功能语法，最早介绍的是方立、胡壮麟(1977)，以及王宗炎(1980)。研究的主将是胡壮麟、徐盛桓、朱永生、张德禄、杨信彰、黄国文、束定芳等。这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了不少专著或论文集。概论性质的主要有：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1994)。尤其是前者系统地介绍了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的理论和方法，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关语篇、文体等研究的有：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1988)、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张德禄《功能文体学》(1998)等。论文集方面，重要的有胡壮麟主编《语言系统和功能》(1990)、朱永生主编《语言·语篇·语境》(1993)、任绍曾主编《语言·系统·结构》(1995)、余渭深、李红、彭宣维主编《语言的功能——系统、语用和认知》(1998)、朱永生主编《弦歌集》(1998)、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2001)、朱永生主编《世纪之交论功能》(2002)等。有关研究的评述和回顾，主要有胡壮麟、方琰主编《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1997)。
从1989年起，外语学界每两年就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并且出版论文集，1995年还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功能语法研究会，这对促进功能语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国际功能语法语言学第二十二届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更是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发展。外语界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1)理论研究；(2)语篇分析；(3)语域理论；(4)语法隐喻；(5)英汉对比。不足之处是结合汉语语法明显不够。
1.2汉语语法学界。他们主要研究如何运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并且在理论上作出若干修正、补充或发展。20世纪80年代影响比较大的是陈平、廖秋忠等人。他们在《国外语言学》、《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而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开拓了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新思路。
《廖秋忠文集》(1992)是廖秋忠去世后，由刘坚、卫志强、詹志芳、徐赳赳编辑而成的论文集，其中绝大部分是以汉语为分析对象，重点是篇章结构研究，包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表达、篇章中的“指同”、“连接”、“管界”以及“框—棂关系”等语言现象以及语言成分的顺序问题。可以说，这是运用功能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篇章的开创性成果。
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1991)收入了作者的10篇论文。作者自序中说：“所选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讨论现代语言学中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另一类则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描写与解释汉语和英语中的一些语言事实，所涉领域主要是句法、语义和话语。”所谓“有关理论和方法”，就是指功能语法理论，该书不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现状，并且还把功能主义的理论运用于汉语话语分析中，尤其是对“零形回指”、“时间系统”、“反身代词”等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汉语话语分析的先导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功能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显的标志是年轻学者迅速崛起。最突出的成果是张伯江、方梅的专著《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该书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汉语的信息结构，揭示主位、主题、焦点等一系列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语法现象，并初步论述汉语语法形式的语法化以及词类范畴的认知基础和连续性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运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汉语语法的专著，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外，刘丹青、徐赳赳等的研究也别具一格。
1994年由戴浩一和薛凤生主编、廖秋忠和沈家煊等人翻译的《功能主义和汉语语法》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台湾和国外的汉语功能语法的研究。全书共收入13篇论文，其中既包括功能语法的理论研究，如《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戴浩一）、《现代汉语中语法、语义和语用的相互作用》等，也有具体专题的论述，如《汉语使成式的语义》（邓守信）、《论“着”的核心意义》（黎天睦）等，这对开拓内地学者的视野，扩大功能语法的影响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方面的研究最出色的代表是沈家煊，他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就是借鉴功能语言学的“标记理论”对汉语语法中各种对称与不对称的语法现象进行认知上的解释，其中不少观点很有参考价值，例如他指出“标记模式”具有“相对性”和“关联性”，“主语”和“宾语”的不对称实际上是“施事”和“受事”的不对称、“话题”和“焦点”的不对称。袁毓林的研究也很引人注目，他先后出版了《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以及《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句式的功能作用研究以及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计算分析方法来解决汉语语法中的具体问题方面有所建树。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屈承熹《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世界汉语教学》1999年第4期）等。
二、功能语法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的学术研究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一直到80年代初，功能主义理论几乎和形式主义理论同时进入我国的语言学界。但是，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实践，两者在中国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在国际语言学界，形式语法无论在人数、知名度，还是论著数量等各方面都压倒功能语法，属于主流学派；而在中国，功能语法的影响却远胜于形式语法。一般情况下，国外的语言学新理论总是外语学界先介绍、引进，然后汉语学界再运用、发展。而功能语法却不然，虽然80年代初有人做了一些介绍，但在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显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真正产生影响的则是汉语学界运用功能主义对汉语的具体研究，例如廖秋忠和陈平的有关研究。这说明中国的汉语学界对功能语法的兴趣实际上超过了形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开始引入功能主义学说至今，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功能语法的如此兴旺，可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2.1它与中国语法和修辞等传统的研究思路大致吻合
西方的功能语法理论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学者早已有了重视语言交际功能因素的优秀传统。从古代开始，便有了对篇章的研究。例如，刘勰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章句”篇论述句子和篇章的关系，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文章和中心思想的关系，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篇章和层次的关系，开头和结尾的关系，材料和搭配的关系。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也涉及段落篇章。《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也研究和分析了语体和段落篇章。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4）中更就表达功能的形式表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修辞学界，《修辞学》（曹冕1943）和《实用国文修辞学》（金兆梓1944）中都涉及到了文章学。而我国语法学界有关功能主义最早的宣言书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一书中便出现了，朱自清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转引了陈望道的一段话：“国内学者还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可见，从传统上讲，我国学者历来对功能主义就比较重视。
2.2它更有利于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
语言中用来表示语法关系、表现语法意义的语法手段多种多样，重要的有：形态变化、词序变化、虚词运用等。与印欧语相比较，汉语是孤立型语言，体现出如下特点：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主要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期，传统语法侧重从意义上分析语法现象，后来受到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分析的重点由意义转向了形式，更多地从结构形式而不是从语义范畴或者功能系统出发来考察语法现象。对此，我国学者早就发现了弊病，例如朱德熙在《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一文中就提出：“不仅传统的印欧语语法是以句子为坐标来描写句法，现代新兴的语法理论如生成变换语法、格语法等等也仍是以句子为坐标来描写句法。这是因为印欧语的语法构造允许或者说宜于采取这种描述方法，而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类型的语言不宜于采取这种描写方法。”（《语法丛稿》1990）功能语法恰恰在揭示汉语语法特点方面表现出与形式语法不同的理念和取向。
2.3功能主义着眼于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语言现象
功能主义侧重于解决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关系、变化和作用，这就不同于以往主要进行静态分析的研究，因而提出许多以前不太注意的新课题，特别是口头话语或者书面篇章中出现的某些特定的语言现象，例如句子中某些成分的指代联系，句子的表达时的时间参照因素和空间参照位置，句子以及句法成分的衔接、句子或者句法成分出现的顺序，等等。新的课题必定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这就为语法研究开拓出新的思路。
2.4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比较适合从事功能语法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这两大潮流面前，更易倾向于功能语法，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涉及到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背景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传统。形式主义提出语言描写的形式化、数字化问题，认为应该通过对语言进行数学公式的描写，把一切观察和论断进行高度的抽象并予以形式化，使其精确无误。而我国的学者，大多比较熟悉人文科学，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因此很难做到像形式语法的代表人物Chomsky一般同时拥有语言学、数学和逻辑学的知识背景。这样，很自然地，我国学者大多倾向于功能语法的理论与方法。
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主要成果
功能主义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强调语法必须从语义、语用的角度进行解释。它具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3.1汉语主位与话题的研究
主位和述位是布拉格学派的Mathesius在功能句法观中提出的一对术语，前者是说话的出发点，是已知的信息；后者是说话的核心内容部分，传递新的信息。话题和述题是Hockett在《现代语言学教程》(1958)提出来的，话题是说话所要叙述或谈论的对象，述题就是对话题所作的具体说明。可见，主语、主位、话题以及谓语、述位、述题应该分别属于不同层面的术语。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68，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认为汉语的主语相当于话题，因此主张汉语是话题型语言。但大部分人倾向于将话题和主语区别开来。Li & Tompson的《Subject and topic：a new typology and languag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在其“主语—话题”类型学理论中，将汉语归入“话题优先”型语言，并列举了这类语言的几个特征。曹逢甫《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1979，语文出版社中译本1995）进一步指出话题与主语的一大区别是话题常常将其语义范围扩大到单句以外，并提出他认为最重要的6个话题特征，他认为主题的交际功用在于指称以及语段组织，因此，主题是语段和句法的桥梁。徐盛桓《主位和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1期）和《再论主位和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是内地最早的有关研究，也很精彩。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里的主位结构》（《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认为汉语注重功能，句法制约力相对较弱，所以他们借用了主位—述位框架来描述汉语口语的信息结构，并把主位结构分为“篇章主位、人际主位、话题主位”；他们还提出句中语气词是主位结构的形式标记，并且还分析了主位后置的易位现象。袁毓林在《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中描写了主谓谓语句的大／小主语跟谓语动词的各种语义连结模式，揭示从主谓句到主谓谓语句的派生过程及其所受到的句法、语义约束。接着分析汉语话题化的有关操作手续和汉语话题结构的语法特性，并探讨话题化跟名词化、同指名词代词化或删除等语法过程的关系。
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徐烈炯、刘丹青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1998)，他们把话题看成一个句法概念，并以汉语及方言（主要是上海话）的有关语言事实为基础，研究话题的结构和功能，对汉语话题方面的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石毓智《汉语的主语与话题之辨》（《语言研究》2001年第2期）论述汉语主语与话题在语法性质和语义特征方面的区别。此外，徐烈炯、刘丹青的《话题与焦点新论》(2003)收录13篇论文，主要讨论主话题、次话题以及话题的语法化。
3.2焦点与预设的研究
焦点是一个语用性的话语功能概念，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它不是一个句法结构成分，但跟句法有一定关系，是功能语法研究的重点。而预设(presupposition)是由德国学者Frege提出的重要的哲学和语言学概念，它是指交际双方所共有的隐藏于句子背后的命题，也就是交际双方预先设定的先知信息，也被广泛应用到了对句子的语用研究中。陈平《话语分析说略》(1987)提出了对个别词语进行语用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也”、“连”、“再”、“就”、“都”、“还”等副词或连词的用法，这些词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与预设、焦点、蕴含等语用概念有关，对单个词的语用研究，可以抓住一个个具体事实，发掘其内在规律性。方梅(1995)则通过对预设的分析，区别了句子的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同时指出了汉语里除韵律手段外，标记词标示对比成分是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焦点标记词只有两个：“连”和“是”。关于这两个焦点标记词，除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1996)外还有很多论述，如崔希亮《汉语“连”字句的语用分析》(1993)，杨成凯《高谓语“是”的语序及篇章功能研究》(1995)、周小兵《汉语副词的篇章语用功能》(1996)等。
值得注意的是刘丹青、徐烈炯(1998)根据焦点和背景的位置不同，区分了三种焦点：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题焦点，按照这种分类法重新分析汉语“连”字句，指出“连”所带的成分属于话题焦点，该句式的强调作用，来源于其特有的预设和推理含义。此外，还有把焦点的概念运用于某些重要虚词的语义句法分析的，如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1999)，袁毓林的《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2003)等；还有运用于句子类型分析的，如范晓(1998)的《汉语句子的类型》中对疑问焦点、否定焦点、个别词的焦点的研究等都有所涉及；运用于语法范畴的解释和分析的，如徐杰、李英哲的《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1993)等。
3.3及物性研究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研究与传统语法中用来界定动词类别的及物性不同，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反映主客观世界，这就是及物性。及物性包括三大语义范畴，即起核心作用的过程，与过程相关的参与者，过程发生时的环境，并且这三者都可以进一步细分。现在，“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存在”等六种过程已经得到比较多的认同。这种按语义分类的方法原则上可适用于汉语（胡壮麟 1990）。国外学者如邓守信、李英哲、屈承熹等都对汉语及物性作过专门的研究，例如邓守信的《汉语及物性关系的语义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
有关及物性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合句式进行研究，如王惠《从及物性系统看现上代汉语的句式》(1992)通过实证，将语法中的及物性和篇章功能联系在一起，考察了汉语4种句式的及物性程度，说明语法和语用的同一性。周晓康《汉语方位句》(1993)认为在汉语及物性中存在过程不如方位句更能表现汉语的特征，为此，她根据方位句的静态与动态、载体的简单型与复杂型、载体的出现与消失、方位词与主位的重合与否、方位词与新信息的重合与否、作为主位的方位词和显明性与隐含性、施动的有无，整理了方位句的系统网络。唐立中等人《从存在过程析现代汉语的存在句》(1993)对现代汉语存在句作了深入分析，运用信息理论对不同句式的体现作出功能主义的解释。此外，周晓康《现代汉语物质过程小句的及物性系统》(1999)以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框架，从系统和功能两方面对现代汉语物质过程小句的及物性系统作综合性考察，为这一类小句的语义选择和句法结构提供一种新的描写方法。根据过程参与者的数目、性质及其构成划分物质过程小句及物性类别，并将它们纳入一个各子系统互相作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系统网络，从而为这一类小句的计算机生成提供一个以语义为本、辅之以结构的计算语言学模式——一个具有语义特征与句法结构相结合、集词汇和语法为一体的系统网络。
另一类是语义范畴成分的研究，如杨国文《汉语物质过程中“范围”成分与“目标”成分的区别》(2001)根据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考察了汉语物质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宾语的“范围”属性和“目标”属性，给出了它们各自在物质过程系统中的位置，说明了物质过程中“范围”成分与“目标”成分各自在语义上和语法上的特点，并比较了汉语和英语之间相应的差别。
3.4指代范畴研究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对指代词的篇章功能和指代范畴语法化历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书中关于实指和虚指，任指、特指和泛指，前指和回指，有先行语和无先行语，直接称代和转承称代等概念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思想。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1986b)具体描述了现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常见的指同表达式的类型并探讨了这些表达式的制约条件。陈平《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1987b)系统分析了有指与五指、定指与不定指、实指和虚指以及通指与单指这四对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并研究了这些概念在汉语中的表现方法，同时揭示了相关的各类名词性成分的语法特点。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1987d)提出汉语话语结构特征对于零形回指的使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所指对象在话语中具有强烈的连续性，是回指时以零形式出现的必要条件。该文为衡量所指对象微观连续性和宏观连续性的强弱设定了具体的评判标准。张伯江、方梅(1996)按照吕叔湘《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中把指代词区分为指示、区别和替代三种作用，进一步具体描写三组指代词在当代口语中的功能变化，共时差异及其语法化倾向。陆丙甫《“的”的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从描写性到区别性再到指称性》(2003)更是提出虚词“的”具有从描写性派生出来的语用功能之指称功能。熊学亮《英汉前指对比研究》(1999)把英语和汉语的前指现象作了对比研究。胡建华《指代不确定性研究》(2002)主要是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的反身代词和空语类的指称。徐赳赳《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2003)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建立起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的分析框架，重点是研究第三人称代词“他”。
3.5语气、情态及其它
语气和情态也是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比较重要的功能范畴。很明显，汉语的语气系统不同于英语。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人关注语气的研究，如胡明扬(1981)等，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语气词的分析和功能解释上，而有关语气系统或语气范畴的文章不多。对这一问题讨论得比较全面的是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1992)。他根据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包含功能语气系统、评判语气系统和情感语气系统等3个汉语语气系统，并且提供了相应的书面识别标志。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1992)通过实验手段主要探讨了北京话语气的韵律特征，并根据语气意义和语法表达形式的结合，把北京话的语气分为4类11种，初步建立了一个北京话的语气系统。孙汝建《语气和口气研究》(1999)强调3种区别：语气和口气的区别，具体句子和抽象的句子的区别，划分句类的依据和标准的区别，并以此为立论依据，详细讨论了汉语的语气和口气。叶军《汉语语句韵律的语法功能》(2001)则从语音学出发，考察了语气和口气的语调表达和语法功能，以及基本的语气类型。齐沪扬《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2002)分别以“表示说话人使用句子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和“表示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或情感”为依据，划分出语气的功能类别和语气的意志类别，指出语气词往往是功能类别的形式标志，而助动词、语气副词则往往是意志类别的形式标志。虽然现在有了构建汉语（主要是现代汉语中标准语）整个语气范畴的尝试，但是很难作到系统和全面，并且也缺乏详细的语义分析和功能解释，特别是语音实验数据的支持。
3.6其他有关专题研究
对汉语中的省略和隐含现象也有人从语用、篇章的新角度加以考察，如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1984)探讨了主语和宾语省略的问题；《篇章中的框—棂关系与所指的确定》(1986)考察了框架承前省略实现确定名词的所指的现象。王维贤《说“省略”》用三个平面理论解释省略应该有三种不同的省略。范开泰(1990)讨论汉语的省略、隐含和暗示的区别与特点。
功能语法中还有一些关于句法象似性、标记与不对称、概念结构等研究主要牵涉到语法的认知解释，可以归入认知语法的内容，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1999)运用功能主义观点，特别是新的标记理论描写和解释对称与不对称的语法现象。
类型学研究也引起大家的关注，例如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详情可参见周红《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态》(2002)和王道英《汉语语用研究概述》(2003)。
四、结语
汉语学界的功能语法研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还是初露锋芒，那么到了90年代，功能语法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已经在汉语语法研究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扎根，而到了20、21世纪之交，则进入了全面开花、结果的收获期。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1)弥补了形式语法只注意句子本身的局限，联系语境来进行分析，从而把句子之外的因素引入了语法范畴；(2)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句子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话语或篇章的结构以及句子与句子的衔接和联系的研究；(3)重点不是致力于刚性规则的归纳，而着力于带有倾向性的趋势的揭示，即指出某种发展的趋势和概率；(4)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分析，把言语行为以及言语策略作为研究的重点和中心；(5)在交际功能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联系民族和文化来挖掘其认知上的原因以及策略。
由于理论手段的丰富，很多语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也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角，从而得以更细致地和更具解释力地去探究汉语语法现象。然而，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国内语言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两张皮”现象：外语界的同仁虽然对国外的语言学理论比较熟悉，然而缺乏对汉语语法的全面认识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训练，以致很多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的文章显得有些削足适履；而汉语界的人容易埋身于传统的语法研究思路，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不深不透。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了解世界语言学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汉语语法事实进行研究。同时，虽然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成了语言学的两种泾渭分明的研究学派，但是可以看到，发展的趋势是双方已经尝试着进行沟通，我们不必评判孰高孰低，更不能在极力鼓吹一种研究方式的同时，对另外一种研究方式置若罔闻，甚至于拼命反对。也许，对具体问题的最科学的分析恰恰需要几种理论有机的结合。另外，从功能语法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而言，还没有达到科学研究的系统性和穷尽性的要求，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关于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如何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语义的分析，如何与汉语实际更好地联系，以达到对语言事实的最大的解释力，这有赖于整个语言学界同仁的共同的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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