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市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研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史研究
1.图书市场的形成
1.1. 市场是商品关系的总和。因而，图书市场涉及商品化的图书、图书的生产者、购买者以及买卖图书的场所。
图书市场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图书成为商品。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买卖图书的机构是西汉末年产生的书肆[1]。印刷术发明前，图书的传播和复制主要靠手抄，汉朝，抄书之风日盛，出现了一种职业抄书人，他们以抄书换取报酬，供养家小。同时，随着社会对图书需求的增加，又产生了专门从事图书流通的书肆，书肆兼抄兼卖，是初级的书籍发行部门，书肆的出现标志着早期图书市场的萌芽。
1.2. 纸的出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图书的生产和图书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大量复制的图书进入了流通领域。出版业开始逐渐独立出来，形成特有的形式、机构、格局以及人员建制。
宋代，图书出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当时，书籍的出版地点遍及全国，中心地区有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此外，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出现了技术水平很高的刻本。宋朝的整个社会出版系统可分为三大类：书肆、官府出版机构和私人集资机构。
商办书肆，又称书坊、书棚、书摊、书籍铺。出版种类繁多，包括民间日常用书，文艺书籍，科考书籍，经、史书，历书，蒙童读物，字书，占书，医书，杂字。书肆以盈利为目的，集编、写、刻、卖于一体，是古代图书市场的中坚。
官办出版机构包括中央的殿、院、监、司、局，各地方的路、司、州、县、学校，以出版正经正史为主，兼及字书、韵书、医书、农书和自然科学书籍。这些书以收藏和赠送为主要目的，也有部分出卖。
私人集资出版有关的机构包括私宅、家塾、寺院、道观、祠堂，以出文集为主，多以惜书、传书、文化积累为宗旨。
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前后，历时900余年。
1.3.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版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表现为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的引进和推广。清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即开始推行适于汉字的现代印刷术。几十年后，印成《马礼逊字典》750部。[2]随着铅印和石印技术传入的同时，中国出版界也通过聘请外国技师来华传授技术，出国考察，改进和直接引进西方印刷机械等手段主动学习，模仿。由此导致了图书产量的提高和图书的普及，对国外新思想、新学说的传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意义尤其重大，对于图书市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表现为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业的兴起和新的经营方式的产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危亡，无论是维新派，洋务派还是革命派都注重学习西学，积极倡导出版事业。1860年，创立同文馆，是中国教育制度中渗入现代观念的先导。1867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翻译西书。以后新学、新型学堂兴起，书籍需要量陡增，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业的诞生和蓬勃发展。在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出现后，民营出版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出版格局被打破了。另一方面，现代印刷技术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交流增多，导致经营方式、销售制度、促销方法及竞争机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再次，表现为新闻报刊在中国广泛传播。从宋代的“邸报”到清末的“京报”，古代中国报纸的雏形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已经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迅速扩大到华中、华东和华北，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占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中国知识界也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自己的报业道路，1898年6月，光绪行新政，准官民办报，一时报纸比1895年猛增3倍。辛亥革命前后，全国报社达500多家，销售量达4200万份。新闻出版使千百万中国人得以睁眼看世界，从蒙昧中解脱出来，走上振兴中华的道路。
第四，表现为出版业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出版业出现很早，但发展缓慢。官府只重藏书，民间书肆则一直处于集市性和小商贩的经营方式。中国古代出版，从外部关系看，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行业，从内部结构看，成员间尚未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工。近代出版，最早从印刷厂或者说从印刷机开始，书商同时以印刷出版者的面目出现。出版业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促使出版业内部专业分工的逐步形成，20世纪初，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中已有明确的印刷、出版、发行、编辑等分工。与此同时，出版业在西学传播、教育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生产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大规模的出版则强化了这一趋势，中国出版业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后，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五，表现为版权思想的萌芽。早在1710年，英国就有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是十八世纪出版业发展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版权思想随西学一起传入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明清时期，书籍版刻中就常有“不许翻刻”、“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的标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版权思想的滥觞。是书籍出版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要求保护著作人私人利益、私人物质、精神财产不受侵犯的法权要求的萌芽。早期代表人物王韬、康有为、谭嗣同都积极倡导法制，在他们的努力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等，宣统二年(1910)，公布了中国第一个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版权思想的产生表明中国出版业正向大规模、规范化方向发展。为近代图书市场形成奠定了基础。
1.4. 伴随近代出版业的兴起图书市场也完成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过渡。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商品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实际上，图书市场的发展与出版业的进程是一致的，出版业必须有图书市场的支持，而图书市场是出版业发展的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最初，图书市场的雏形萌芽于书肆，市场受当时文化、教育、生产水平的制约，需求不大；另外，图书作为传播文化思想的工具，在中国数千年“不言利”的正统思想下，其商品经济的属性很难表现出来。因此，图书市场长期处于一种隐性阶段，或者说，并不能形成有效市场。到近代，西学的传播，经世致用等观念使图书的需求猛增，而出版业的发展正好适应了这一趋势，于是图书作为商品出现在世人面前，图书市场逐渐形成了。
1.5. 近代图书市场与近代中国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图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增大，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这种关系尤为明显。
近代中国经济分三个阶段[3]。1840～1894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初步半殖民地化与近代工业的产生时期。1895～1927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与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时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由资本主义侵略转变为帝国主义侵略。1928～1929年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危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衰落和崩溃时期。
中国近代图书市场也可以这样分期，1894年前，是图书市场的孕育阶段，标志是现代观念的出版业的引入。图书商品化的加剧和印刷机械化程度的提高。1895～1927年是近代图书市场的成形期，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业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是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1928年以后是近代图书市场的发展期，各种经营方式已经运用，供求机制也相继发生作用。
2.近代图书市场分析
2.1 市场需求。需求是消费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对某种产品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如果只有购买的欲望而没有购买能力，或者只有购买能力而没有购买欲望，都不能产生有效需求，在市场上形成实际购买力。
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有购买者的收入、人口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与意识因素。对单个消费者而言，则要受文化、社会、个人和心理因素的制约。
近代图书市场的需求同样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2.1.1. 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图书市场的影响。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清咸丰元年(1851)，人口已达4亿人，以后至民国，基本在这个水平，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1840～1894年，随着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过渡，收支规模扩大。1842～1849年，收入4808～5342万元；支出4681～4913万元；1885～1894年，收入9352～11799万元，支出9585～10783万元，而物价指数仅从1874年的65上涨到1894年的74。经济有所发展。鸦片战争后，封闭的国内市场被打破。表现为：a.市场扩大。商业中心开始形成，商品种类和流通数量增加。b.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闪起。c.商业与产业的联系逐渐密切。不少商人搭股外资企业。这时的图书需求与此相适应，以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为主，由此导致现代出版业的萌芽。
1895～1927年，对外贸易增加，外国投资猛增，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和从属关系同时加强，国内商业迅速增长。1910年，财政预算收入39072万元，支出达58176万元；1920年，工农业总产值占10.8%，物价上涨了16.6。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必然对图书市场产生极大需求。中国出版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1928年，中国政治经济上起着较大变化，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仍严重阻碍20年代大好机会下的中国近代化。1937年以前，经济继续发展，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34.6%。图书市场继续扩大。1937年以后，抗战爆发，物价飞涨，物价指数由1937年的124.1猛增到1949年的1212200000。人民生活尚且不保，更不用说买书了。1928～1949年，中国出版业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残酷的环境下，不断适应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艰难地生存和发展。
2.1.2. “西学东渐”对图书的需求。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第二次大融合。这次，由于中国自身的衰败，表现为由自大的抗拒到惊诧的怀疑再到痛苦的接受。这时，对图书的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教士试图用图书和出版来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广学会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认为中国士大夫的心智闭塞得“恰如中国妇女那双缠得密不透气的小脚一样”，认为唯有文字出版，才是“以千方百计地进行感化”的最有效办法。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枪炮，使国内广大有识之士普遍产生一种危机感，而奋起学习西方。最有效的途径自然便是书籍。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早就是以富国强兵为根本目的。中国人一向以读书为荣，于是学西文、译西书呼声渐高，办报纸、著小说的认识日新。
西学东渐极大地刺激了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形成了近代出版两大支柱：翻译出版和新闻出版。西学东渐的作用到辛亥革命前后渐渐消失，但是翻译图书始终是近代图书市场需求的热点。
2.1.3. 教育对图书需求。面对民族的危亡，传统教育制度已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西学的输入，使科举制度也不得不废除。新的教育体制开始确立。孙家鼎在《官书局开设缘由》[4]中认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楼。”因此，近代学校和图书馆大兴。
鸦片战争后，京师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和自强学堂，仅1896～1898两、三年间，成立学会87所，学堂131所；同文馆成立时学生仅30人，1867年达57人，1879年则每年有100人。来华传教士也办教育，1877年教会学生有5975人，1920年达245049人[5]。还开办了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大批高等学校。民国后改学堂为学校，教育更加普及，教育的兴盛为出版事业带来了巨大而稳定的教科书和教育图书市场。
公共图书馆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近代第一家公共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安徽、浙江也出现了公共藏书楼。教会也开办了一大批教会图书馆[6]。如格致书院藏书楼、徐家汇藏书楼。民国后，公共图书馆更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4年共建有18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各种学校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也纷纷建立。民国十七年(1928)教育部曾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图书馆成为图书消费大户，对图书的需求极大。
2.1.4. 政治运动对图书的需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百余年，经历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袁世凯复辟、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有抗日战争，政治运动纷繁复杂，政权更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突出。
政治运动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支持，书籍便是这些政治思想的反映。洋务运动时，西书大盛；辛亥革命时，资本主义进步图书对人们影响巨大；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则使马列主义书籍得以传播。例如，毛泽东在湖南开办的文化书社[7]，有革命图书200种，杂志40多种，报纸数种，而且数量较大，但多随到随尽，需求极大。
进步书籍常遭查禁，但却依然层出不穷，1936年，国民党查禁目录有676种社会科学书刊，1941年，则查禁了961种。可见，需求是图书市场不断发育完善的动力所在。对此，《中国青年》发刊辞中道出了广大出版者的心声：“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但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生气勃勃的青年，……我们必须为青年们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
2.2. 图书市场的供给。图书供给是一定时间内，出版企业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对商品化图书能够提供的数量。如果价格太低，企业不愿出售，即使有产品也不能在市场上形成有效供给。从长期来看，供给量与生产量是一致的。
近代图书市场形成于1895年以后，供给已初具规模。
2.2.1. 出版机构分析。最早的经营性出版机构是教会开办的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8]。中国教育会开办于光绪十六年(1891)，主要出版西方教科书，到1903年其所售书额达1万元。广学会创于光绪十三年，光绪十九年售书达800余元，1897年增到1万5千余元，1903年出书250部，售价达25万元。30年间广学会共译书400余种。
清政府也办有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到1880年江南制造局已刊成或出售书共98种，235册，销售31111部，83454册。1896年，清政府广设官书局，其开办章程中，藏书籍、刊书籍、广教肆、筹经费都已有明确规定，已有很大经营成份[9]。
随着图书市场需求的扩大，资本主义民营出版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书业商会已有会员22家，绝大多数以教科书为业，未入会者还有11家。辛亥革命后，出版机构发展更快，1929年，出版汉译西方著作的出版社就达48家。1935年，生活全国总书目中汇集了全国80余家书店及研究机关书籍。民国时可考的古籍出版家至少有500家[10]。这些出版机构中，以商务、中华最为著名。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11日创于上海，1902年开始正式出书，到1927年，已出书5700种，13320册；1927～1932年出书2614种，4480册；1932～1937年出版图书7040种，13523册。到1930年，在全国设分支机构38处，营业额由1903年的30万元增加到1930年的1200万元，增长近40倍[11]。1922年注册资金达500万元。商务印书馆是近代民营出版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商务的图书1934年占全国总出版量的45.07%，1935年达46.55%，1936年更达到惊人的52.24%。
中华书局创于1912年1月1日，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到1949年，共出书6000种[12]，1917～1925年出书约700册，1935年，年出书增至1068册，1936年达到1548册，1937年，中华书局资本达400万元，年营业额约达1000万元，在全国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局40余处。中华书局仅次于商务印书馆，1934年图书占全国总出版量的7.78%，1935年占11.57%，1936年达16.48%。
另外，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使进步出版社也开始出现，192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新青年社等四个出版发行机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等也出书籍，国民党统治时虽多遭查禁，但在苏区、陕甘宁等地进步出版活动仍很活跃。
2.2.2 近代出版规模。1927年前，印刷用纸多靠进口，因而图书出版情况可通过印刷纸进口情况加以分析。（编者按：原文附表略）1903年进口纸为2684437海关两，至1926年达到27668692海关两。二十四年猛增十倍多。印刷用纸间接反映了我国出版业发展情况。同期图书市场也在逐步扩大。据王云五先生推算1927～1936年全国图书数量如表[13]。
年份 数量（千册）
年份 数量（千册）
1927 203519321517
1928 241419333484
1929 317519346197
1930 280619359223
1931 243219369438
1934年以后，抗战爆发，出版业不可避免地落入低谷。
1903～1936年图书市场平均增长率为1.16，这一时期图书出版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现了9次高峰，1905～1936年，1910年，1913年，1916年，1919～1920年，1923～1924年，1926年，1928～1929年，1933～1935年。在1933年达到极盛，1933年图书与1932年的比率为2.2947，增长129.47%。这一时期的增长波动也说明供求机制的调节作用已很明显。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虽然从图书出版总体上看，中国图书市场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但是，出版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不断适应环境，不断总结经验中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
2.2.3. 图书类型分析。根据王云五先生的统计数据，1928～1936年图书按学科分布如下表。
表中数字为学科出书种数占当年图书种类的百分比。
从出书种数上看，由多到少依次为总类、社科、文学、史地、语文、应用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哲学和宗教。
具体从图书出版的内容和数量分析，近代图书市场出版主要集中在教科书、翻译图书、工具书和古籍、文学书籍几大类。
教科书市场。近代教科书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教会开办的学校，1877年，教会曾组织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制了一大批教科书，涉及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1921年，南洋公学出版了朱树人的三本《蒙学课本》是最早国人编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教科书以文明书局为最多，广益书局次之。商务出版了大批教科书，1902年，出版《最新教科书》27种，另有配套教授法10种，详解3种。辛亥革命后，出《共和国教科书》49种[14]，被称为“教科书之巨擘”，五四运动后又出白话文的《新法教科书》28种。《新学制教科书》等。近代其他经营教科书的机构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开明、新中国、光华、南京、北新、文化书社和立达书局等。事实上，大多数出版机构均以教科书起家。中华书局之创始者陆费逵就是看准辛亥革命后的广阔的教科书市场而创办中华书局，并一举成功。近代教科书市场，商务占六成，中华书局占三成。1912～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教科书400余种。
翻译图书市场。中国出版业兴起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西方著作在中国知识界拥有极大市场。鸦片战争后，同文馆译书26部，江南制造局出书178种，辛亥革命前，是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出版事业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仅光绪末年，所译图书达535种。五四运动前已不下于3000种。近代的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各出版社也重视西书出版，商务出版了严复的8种学术译作，林纾的167种小说中大部分也在商务出版。1912年全国出版译书407册，1920年猛增到1284册。君素在《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一文中记有著作152篇，并对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学著作占多数，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著作流行。表明翻译图书已能反映市场需要，具有先导作用。
工具书市场。从前表可知，总类图书占有巨大优势，其中工具书占相当部分。据徐祖友、沈益先生的《中国工具书大辞典》统计，1840～1929年就编有各类工具书111部，若加上其他方面资料，则可达217部[15]。单从年鉴上看，1909～1949年，共出过70种年鉴，122次印刷[16]。商务、中华都很重视工具书出版。商务出版过《辞源》、《植物学大词典》、《动物学大词典》、《中国古今地名词典》、《综合英汉大词典》和《四角号码词典》等，形成了商务系列出版辞书的传统。商务还大量出版了年鉴、统计、索引等工具书。中华书局出版过各类工具书30多种，以《中华大字典》和《辞海》最为著名。
古籍市场。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西学的兴盛而衰败，古籍出版一直很兴盛，民国时古籍出版家有500余家。商务出版古籍中以《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突出，影响最大。《四部丛刊》采用涵芬楼藏本，“书凡323种（24史不计），8548卷，2100册”。1934年已印刷三次，前两次印数超过5000部，尚供不应求，可见古籍热销之一斑。中华书局出版的重要古籍达600余种，以《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最有代表性。《四部备要》分5集351种，11305卷，2500册，销路极好，曾于1922、1924、1926和1934年四次印刷。
文学书籍市场。晚清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出书不少于1000种，著名学者阿英分析“当时的知识阶层受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的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另外，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及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学，从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爱国。”《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共收翻译小说400种，创作小说120种。1907年统计，有15家出版机构出书120余种，其中以商务为最多，达44种。《初编新文艺出版物编目》(1919～1923)有文学书162种。中华书局1912～1949年出版的文学书也达1000余种。
除此之外，丛书和革命书籍也广有市场。丛书能使图书馆系统收藏，反映新潮流，又便于购买，因而出版机构大多出有丛书。1929年，商务出《万有文库》第一集，计有1000种，2000册，并附10大本参考书，就完全是为满足图书馆而出，销售极好，以后中华书局等相继仿效。革命运动使进步书籍的出版量也很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物简目》(1921～1927)收有170种，随着进步思想的传播，出版量也愈大，这从国民党查禁目录的数量越来越多就可知道了。
2.3. 近代图书市场分析。对一个市场的考察，应从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是否完善加以分析。
2.3.1. 近代图书市场刚刚形成，必须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需求比较盲目。公奴先生在《金陵卖书记》中描述内地人购书的心态时写道：“内地人购书，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星，则书之善否不暇问也。其次问价值，版即是不良，价在1元内而有3、4册，则其他亦不问矣。其稍有辨别力者，则视泽笔，明白了解，无所留难，则其说之果当与否，亦所不计矣。……，能越此范围者，殆百不及一。”王维泰在《汴梁卖书记》中载，他曾带《周礼政要》30部，数日告罄，人们还不断相寻，他很奇怪，“问以究竟何用，皆莫能言其故，风潮所感，正复不可思议哉！”
其次，发行渠道不畅，出版信息不灵。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主要条件，便是供需双方充分占有信息。即出版社了解读者需要什么，并及时提供；而读者能知道出版社出了什么书，并能及时得到。近代中国图书出版分布很不平衡，多集中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或苏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内地庞大的市场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开发。1932年陆费逵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版之书，多则销二三万部，少则销一二千部”，严重阻碍了出版业的发展。
再次，竞争机制不发达，垄断严重。中国近代图书市场虽出版机构众多，但商务、中华占有绝对优势，很难有其他机构与之竞争，在同行竞争中很容易被吞并。1912年，商务曾吞并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则吃掉了中国图书公司而称雄一时。1934年，商务、中华两家占全国图书市场的52.84%，1935年占58.12%，1936年更达到惊人的68.72%。
2.3.2. 近代图书市场同样取得了许多先进经验。第一，在经营方式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以商务为例，商务注重多门类出书，多品种经营，商务的经营管理方针都极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在谋求盈利中，注重企业发展，有较远大的眼光。商务除出版课本、期刊与图书外，还自造印刷机器，制作仪器、标本、模型，并附设学校、图书馆等，带有托拉斯性质。1922年成立“通讯现购处”，职员由最初7人发展到190人，扩大了图书市场。商务设立了公关性质的人员，还最早开办职工福利。在竞争中，注意在发行方面放宽尺度、在售价上公开用折扣来争取客户，实行薄利多销。并用举办展览、送书上门等方式扩大影响。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近代各出版机构都注重收罗和培养人才。1902年，商务聘张元济为编译所长，出版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销10余万，一举而定商务的地位。商务经理以上职员多由公司出资派往日本和西方各国考察学习。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最早就是被商务看重，以重金聘之，而成为出版业的巨擘。中华书局也培养了戴克敦、姚汉年等一批出版家和经营管理人才。
第三，注重供求的结合，顺应时局变化。近代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既为出版机构的发展带来了困难，也带来了机遇。商务开办之初，全国学新学、兴学堂，谈维新，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那时的《蒙学读本》多以“大清皇帝治天下”等教条为主，商务看准这一势头，立即请人将英人所编印度课本逐课翻译，并以白话注解，出版发行，名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适应了需要，获利甚丰。
3.近代图书市场评价
近代，是图书市场的成形和发展时期，其中有平心先生在《出版界往哪里走》中描述的“一个小暴发户式的黄金时期。只要是一本书，书店老板是不愁没人买的。”也有如抗战时期的萧条。近代图书市场的关键阶段是在1895～1937年这四十多年间，这时，出版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市场也不断扩大，市场机制也开始发挥作用。可惜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势头被阻止了。
中国近代图书市场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是很小的，也很不完善，而且可以说步履维艰，但是近代图书市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端，而且为现代信息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