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制度创新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的凸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 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两大趋势。伴随这两大趋势，全新的高科技产业和网络经济异军突 起，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空前提高，经济自由与放松管制的潮流迅猛发展，新的全球 经济开始形成。所有这些，都使各国企业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从一般的成本和规模竞争 变为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从国内和区域竞争变为真正的全球竞争；从充满各种保 护、限制的竞争变为自由竞争。正是在竞争升级的巨大压力下，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为战胜竞争对手和维持领先优势，率先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企业制 度与组织改革，从企业制度安排、企业内外部组织形式、资本结构和企业规模等方面进行了 广泛的调整、重组和创新。这些调整和创新，与现行的标准企业理论出现差异，对后者提出 挑战，从而也为企业理论在新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调整和创新对 处于相对后进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企业提出严峻挑战又给予启迪，使其可以在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跨越性地进行制度创新。这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把这种调整与 创新归纳为外部组织结构重组、内部组织结构重组、制度安排创新等几方面进行分析，最后 讨论这种调整对企业理论发展的挑战。
一、大公司间战略联盟的发展——企业外部组织结构重组
说到90年代以来国际企业的制度调整与创新，战略联盟的迅速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虽然 战略联盟本身算不上绝对的新现象，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但是，90年代以后国 际战略联盟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作为一种普遍性制度安排的建立，则是此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的。关于战略联盟的准确含义，本身并没有一个严格而公认的说法。有人把战略联盟理解为 企业间在保持各自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商业合作，有人更广泛地把战略联盟解释为企业间一切 出于战略目的的合作（注：参见李新春：《企业联盟与网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这两种定义都有问题，没有体现出战略联盟关系的特点。我们倾向 于同意把战略联盟理解为企业之间介于传统合约关系（市场买卖、许可证等）和紧密的股权关 系（合资、购并等一体化关系）之间的形态，就是说，企业间建立的既非一体化关系，也不是 纯粹市场性商业合同关系的关系属于战略联盟关系（注：M.Y.Yoshino & U.S.Rangan:“Strategic Alliances-An Entrepreneurial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5.
）。对于这种关系的经济本质的认识，比 较重要的是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战略联盟被认为是一种介于市场与 企业之间的新的制度安排。众所周知，科斯以来的企业理论把企业作为一体化组织形式，其 实质是以科层组织的内部交易代替外部市场交易。但是，现实越来越表明，企业这种制度安 排 也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一体化并不总是有效率的。然而，传统理论和思维逻辑把企业与市 场的关系想象为非此即彼和严格替代的关系，把企业高度抽象为一体化的科层组织，整个企 业理论的研究都专注于企业为何代替市场，而较少研究如何代替市场，更不会考虑反向的替 代。虽然80年代中期以后，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如威廉姆森）开始注意到介于中间状态的准市 场交易形式（注：O.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The Free Press,1985.
），但总体上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的。现在，战略联盟的发展使这种思维方式显得 不合时宜了。如果市场与企业是严格替代的，那么，作为中间形式的联盟安排就没有存在的 基础，而企业的发展也不会出现从一体化退回到准一体化的情况。但是，现实表明，在科层 组织与市场之间，也就是在一体化与完全商业关系之间，还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企业之 间可以通过购并建立内部化关系，也可以通过分拆从内部化回到市场关系，还可以形成一种 既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体化关系，亦非市场关系的关系。你说它是商业合同关系，它却存在着 长期合作、协调行动、互惠互利、控制指挥的关系，这当然不是市场合同关系所能涵盖的； 但你说它是一体化关系，它有分明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企业，从股权到财务都是严格分开的 。这就是典型的战略联盟关系。它的出现旨在既消除纯粹市场关系的过高交易成本，又避免 一 体化科层组织的过高管理成本。企业究竟选择那种关系，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的比较。迪屈 奇通过引入“治理结构的收益”这一概念，将一体化、准一体化、市场关系三者相互替代的 理论变为一种通论，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准一体化形式下交易成本低于科层组织，也低于市场 安 排。企业战略联盟就属于这种介于市场与企业科层组织间的“准市场”或“准科层组织”关 系，在科斯式企业理论的框架内使联盟形式得到了解释（注：M.Dietrich,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Beyond:Towards a New Economics of t he Firm,Routledge,1994.
那么，作为准一体化或者准市场关系，战略联盟形式的优势或价值为什么直到20世纪90年 代才异乎寻常地凸显出来？莫道考塔斯认为是由于市场和科层组织的效率都在提高，使准一 体化形式并不是必然选择，因而长期受到忽视（注：P.Mourdoukoutas,The Globule Corporations:the decol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Quorum Books,1999.
）。我们认为，这恰恰表明90年代新经济、全 球化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的重大变化，即使市场和科层的效率有所提高，仍不能满 足 环境变化的需要。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企业之所以普遍建立战略联盟，正是为了应对 新经济下知识的作用空前增长、技术竞争空前激化的挑战。
国际战略联盟的发展首先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知识的互补效应。由于新经济下技术更新日益 迅速，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垄断其所在领域的所有技术优势。针对技术优势分散的特征，通过 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可以形成技术互换和优势互补关系。而这种互换或互补，在传统的制度安 排下是无法获得的：如果通过纯粹市场交易购买别人的技术成果，市场安排的交易成本问题 依然存在，而且总是处于技术的后进地位；如果通过内部一体化组织自行开发，则必须承担 一体化的成本，风险也无以分散。于是，现实中许多跨国公司都广泛地建立了准一体化形式 的战略联盟，最明显地表现在IT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通过这种互补和互换，大企业相互分 享各自的成果，共同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地位，保证其在新经济挑战面前立于不败 之地。
除了通过战略合约实现技术分享以外，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盟进行共同研究开发也是跨国 公司间国际战略联盟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新经济下研发成本的日益提高和技术更新的 加快，使大型跨国企业也不愿（不能）单独承担研发的成本和风险。于是，国际大企业之间往 往为某些重要技术项目的开发建立起契约性的研发战略联盟。联盟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其 成员各自独立，但紧密协调，合理分工，其成果在参加联盟的成员间具有共享性。可见，在 技术和创新作用日益重要，研发规模空前巨大的新经济下，各自为战的形式使企业力不从心 ，而市场关系又不能保证企业对技术和知识的拥有。准一体化的联盟形式则保证了入盟企业 的技术所有地位，成本和风险又是可负担的。当然，联盟形式的代价是与别人共同拥有技术 ，而不能独家所有。不过，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的扩大，几家共有仍能保证企业获得足够的营 业规模和市场利益。因此，如IT产业中的微软、IBM等巨无霸式的大企业90年代都建立的许 多这样的联盟。当前，包括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在内的许多重要技术都在采用战略联盟的形 式进行研究开发。
除了技术互换和共同研发外，缔结战略联盟还是跨国公司低成本进入市场的方式。随着跨 国公司全球竞争的加剧，销售网络也成为竞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在 新产品销售中的巨大作用，拥有销售系统就更重要。而对于许多产品而言，建立销售网络是 一项巨额的固定成本投入。然而，销售网络具有近似于公共产品的性质，网络一旦建立起来 ，新的产品进入销售网络并不妨碍原来产品的销售，而销售量越大，单位固定成本分摊越低 。因此，互相提供进入对方销售网络权利的战略联盟，使每一个伙伴都避免了一大笔沉没成 本支出。譬如美日制药厂商之间的合作，就属于这种性质。
总之，国际战略联盟是新经济时代企业外部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新。新经济的发展和知识 、技术在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国际大企业必须解决知识创新和技术优势把握的问题，而这 一任务依靠传统的企业内部研发（一体化形式）或者外部市场获取（市场形式）都是不够的，准 一体化的战略联盟刚好成为最有效的形式，于是，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 高度。通过这种联盟，企业建立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市场关系或者纯粹一体化关系的新型关系 形式，形成了一个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外部网络。这种外部网络大大丰富了企业外部组织 结构的简单市场合同关系形式，使企业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一体化的、市场的和准一体化（准 市场）的三种形式，以此适应了新经济时代竞争加剧、研发成本提高、市场范围广大、更新 和淘汰迅速等挑战。
二、公司结构的网络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
在以战略联盟进行外部组织结构重组的同时，为应对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国际大企业 还进行了普遍的内部组织结构重组。这种重组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即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与 多元化，组织形式的外部科层化与内部市场化。
跨国公司作为大企业的代表，其传统组织结构是典型的“公司帝国”结构。由于层级众多 ，半径过长，它必然具有反应迟钝、决策缓慢、脱离现实、压抑基层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问 题。如果说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时代这些问题还不足以形成致命威胁的话，那么，在竞争日 益激烈、创新和更新日益迅速、小规模多品种代替大规模标准化、企业的触角伸向全球并且 呈现出多中心趋势（甚至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和重要性超过了母国母公司）的情况下，上述传统 组 织形式的问题就足以使企业被市场淘汰。正是这种情况使大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大企业自 90年代以后，纷纷进行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革与调整。
在管理结构扁平化与多元化方面，这种趋势首先表现在跨国公司母公司或大企业总部作用 的变化上，即母公司和总部正在从传统的决策中心变为支持性机构。它把许多原来由自己做 出的决策转给底层，自己转而主要负责规划整个企业系统的远景目标和战略，协调各成员的 利益关系等重大决策。而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子公司的发展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都交由 子公司独立负责。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从总部剥离而又不适于分散行使的职能，为适应职能 专业化的要求，跨国公司设立了一些职能性专业机构来掌握。如负责零部件采购的总部、研 发总部、销售公司等等，这些原属于母公司的职能转出后更有利于总部对战略问题的协调。
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是子公司独立性和自主权的扩大。为调动子公司的主动性，在国际大 企业和跨国公司中也普遍出现了企业家职能从上层向下层转移的趋势，母公司（总部）与子公 司等分支机构的关系从“命令—执行关系”演变为“协商—交易关系”。总部对子公司的管 理除在重大战略与长期计划上的指导和决策权外，其他方面都比较灵活、宽松。
作为上述制度和组织结构调整的结果和前提，跨国公司整个管理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 。随着下层组织权力和独立性的扩大，大公司纷纷大幅度削减其中间管理层级，以便信息流 动和管理行为更有效率，使上述职能转变得以实现。据有关资料，全球500家企业在90年代 上半期平均减少管理环节3个（如IBM公司的管理环节从7个压缩为4个，而GE通过取消生产副 董事长而由13个主要公司的主管直接向董事长汇报使上层管理环节从3个减为2个（注：刘云海：《现代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调整与启示》，《世界经济文汇》1998/8。
））。通过 管理层级的大幅度缩减，大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正从金字塔型结构变为扁平结构。在这种结 构下，总部直接面对生产单位，实施战略管理，管理距离变短。
以上管理层级方面的调整是国际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的一个方向，另一方向则是组织结 构的外部科层化与内部市场化。先从内部市场化来看，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企业 内部市场化机制，以发挥下级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子公司的 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指令服从关系正在被讨价还价关系和激励刺激关 系所取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各子公司以及网络内各成员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关系，这使 得跨国公司系统内部的关系具有了市场关系的色彩，我们把它称为内部市场化。内部市场化 的例子有很多。譬如著名的瑞典ABB公司，为鼓励公司网络的各个成员自主经营，面向市场 ，成员公司的规模逐渐专业化、小型化。300亿美元资产的ABB集团由5000多家小公司构成， 每家公司都是一个法人主体，都独立编制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而每家公司的的平均 规模只有200人。这5000多家小公司与控股母公司之间的收益分配方案都是通过谈判和讨价 还价达成的（注：参见邱巍：《全球化经济中的跨国公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未发表之博士论文，2000 。
至于外部组织结构的科层化，指的是，大跨国公司不再仅仅是控制着巨大的资本性资产的 企 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跨国公司还通过正式合同或者非正式 合同控制着巨大的“合同性资产”，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以正式合同 或非正式合同形成的网络，在一定意义上说，大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 部科层组织”。这一科层组织虽然不同于通过股权控制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但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具有了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功能：同样具有紧密协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 同体的性质。跨国公司虽然不拥有外部科层系统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 们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价值增值服务，同样可以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以IBM的外部 科层系统为例。IBM在个人电脑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管理 着众多的外部供应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部网络。作为IBM外部科层组织成员的，包括网 络公司、软件公司、零售商、远程网，还包括存储器公司、数据网络公司，甚至包括西门子 这样的大企业。IBM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对网络中的企业既有紧密合作、利益共享的关系， 也有某种权威机制。这些特征与企业内部科层具有某些共通的东西。
显然，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外部科层化和内部市场化体现的是一种相同的趋势，即在全球 竞争日趋激烈，新经济带来的科技潮、创新潮和信息化潮流导致企业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 洗牌的大背景下，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努力扩张其外部控制边界，提升内部活力。就是说， 在全球化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但企业规模的扩大不同于传统的资产规模 扩张（当然不排除资产扩张，譬如购并，本文对此存而不论）而是控制规模的扩大。这里，起 主要作用的是控制权而不是所有权。只要能够通过控制力和影响力把外部资源纳入自己的控 制体系，企业并不追求资产的所有。同时，在新经济的柔性生产、小规模、多品种、更新迅 速、知识因素凸现的背景下，企业内部又必须化整为零，更加专业化、市场化，以船小好调 头的灵活机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消费者的变化、技术的变化，以某些单个公司的竞争和淘汰 避 免整个企业的被淘汰。
三、人力资本作用的提高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企业制度安排的创新
新经济的核心是知识和创新，而知识的发展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掌握技术和知识的主体— —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这方面，IT产业特别是软 件产业的发展可成为最典型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国际大企业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同时， 也通过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造，突出人力资本的作用，构造出有利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
传统企业理论下的和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实践都强调货币资本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依此 构造出的企业治理结构也是以出资人（股东）为中心的结构，企业的经营目标理所当然地被确 定 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不过，这种制度到80年代开始出现松动，到新经济风起云 涌的90年代中期，这种体制已经被许多企业（特别是代表新经济发展潮流的高科技企业）所抛 弃，全球性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造变为一种大趋势。
趋势之一是放弃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惟一目标的教条，代之以兼顾股东（货币资本所 有者）和人力资本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协调模式。这一趋势主要以美国80年代中期 以后开始的对《公司法》的修改潮流为标志。随着这一潮流，典型的美国式股东利益至上的 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在与欧洲大陆型的均衡结构发生趋同与融合（注：崔之元：《美国二十九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研究》，199 6/4。
趋势之二是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所实行的人力资本治理结构。在新经济潮流中发展起来的软 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企业，由于企业的核心价值集中在一两项关键技术上，它 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这时，货币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作用退居其次，大量货币追逐关键技 术并愿意以多种形式与技术结合成为一般状态，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控制者和所有者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形式显然无法容纳人力资本的作用：无论资本 家愿意付多高的报酬，只要是固定收益，就意味着对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因为一切可能的 剩余还是归资本家。这时候，倒是应该由人力资本所有者付给出资人一个较高的固定报酬， 作 为对出资人的风险回报。现实中，虽然人力资本拥有企业的情况还不多见（在我看来主要原 因在于理论上尚未找到一种人力资本控制企业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形式），但强化人力资本作 用的各种治理结构变化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技术控股制、人力资本所有者持股制、股票期权 制等都成为很通行的制度安排。高科技风险投资制度的发展更强化了这种人力资本治理的 趋势。虽然风险投资持有公司相当一部分股权，甚至持有大部分股权，但风险投资的持股期 限是有限的，对经营管理的介入也是有限的，这使得风险资金具有某种“借贷资本”的性质 ， 较多注重收益而较少注重管理。人力资本治理结构因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新经济条件下 最典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形态。
趋势之三是董事会作用的弱化和CEO体制的形成。在典型的现代公司制度下，董事会对经理 的监督和激励构成该制度的基础，也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思路。然而，随着许多大 公司普遍实行CEO制度，情况发生了变化。CEO拥有远远大于以往总经理的权力，不仅正常的 经 营管理，而且在公司战略、重大投资、财务安排等方面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和 监督作用都开始弱化，董事会的权力只局限于挑选一位合格CEO，当公司战略出现重大 失误或者业绩出现严重问题时选择新的CEO代替前任。与此想对应的是，为保证权力巨大的C EO不滥用权力，CEO常常以管理层收购或者购买期权的形式拥有相当数量的公司股权，不再 是单纯的公司雇员。这也使得代理问题虽然依然存在，但已不似以往严重，道德风险得以降 低。这种CEO持股体制虽然尚未改变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但无疑已经使其发生了变化。
四、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理论的发展
上面从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及国际企业为应对冲击所进行的调整与创新角度分析了新经 济时代企业制度的变革趋势。实际上，除了上述几方面之外，近几年大规模的国际企业购并 与分拆的潮流也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调整，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讨论。那么，从总体上来 说，新经济和全球化所要求的新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未来 信息经济时代的所谓“后现代企业制度”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虽然新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 只是初露端倪，尚难准确描述，但从欧美发达国家上述企业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与创新 中，还是可以大致把握新经济时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轮廓的。
在企业股权安排方面，代理人（管理者、企业家）拥有部分股权，从而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 者和剩余索取者，出资人的作用弱化为获取收益（剩余收益），以此解决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 分离及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或者说，新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具有某种两权重新合一的倾向 ，当然它不是古典企业的复活，而是超越。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
在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无疑将日益重要，不排除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 所有者，成为剩余索取者，从而成为风险承担者，甚至会形成某种劳动雇佣资本的状态。企 业 的目标也从纯粹的股东利益最大演变为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和协调。有论者认为转轨经济 中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应是劳动雇佣国有资本的劳动所有的企业（注：刘恒中：《另一个改革取向：变国有企业为以劳动雇佣国有资本为基础的劳动者所有的 企业》，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www.Unirule.Org.cvn)。
），虽仍有许多疑问，但它 比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纯粹古典私有制企业更有前途，也更符合新经济的方向。
在企业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方面，资本市场所代表的外部治理和大股东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 将 成为所有企业的共同结构。虽然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会有所差别，但不会 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普遍发展，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控制的作用会趋于增大 （注：也有的研究认为大股东控制会成为未来的通行模式，在历来被认为股权分散的美国则是 基金控股。不过，在没有对基金的消极投资者问题得到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仍然怀疑基金控 股的治理结构意义。参见，《大股东控制型公司治理效率评价》，国研网(www.drcnet.cvm.cn)，2001、7、19。
）。至于激励，诸如员工持股、股票期权等制度安排将成为普遍采用的制度。
在企业的控制边界和企业规模方面，新经济和全球竞争要求的企业规模会更大，但这种规 模不是简单地以股权控制为纽带形成的股权控制体系，而是以股权控制、长期合同、战略联 盟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的网络。未来企业会更强调控制而不是所有，企业的边界也从清晰的 所有权边界向不很清楚的控制权边界转变，企业控制边界大于所有权边界。
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企业内部关系中市场和科层组织的界限日益模糊，介于市场与科层 之间的“准市场”关系形式会普遍化。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替代市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 心，而未来的企业关系将不是简单的市场与企业的替代，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的互补和 共存。市场已非昨日的市场，企业也不再是昨日的企业，一种新的准市场或者准一体化形式 将成为企业关系中的重要形式。
最后，我们就新经济下企业制度变革的理论意义做一些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弄清，新经 济下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变革与调整会对传统企业理论产生哪些影响，企业理论会朝什么 方向变化？
众所周知，目前通行的现代企业理论是以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现代公司制度为 基础的。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和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新世纪，作为企业 理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大规模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尚未根本改 变企业理论的基础，但使其面临着许多新因素。而企业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顺应这些 变化，对其作出反应，从理论上对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进行检验、总结，或者，对新 变化作出理论性的怀疑。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企业理论可能的发展之一是深化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的本质究竟 是什么，自科斯以来虽然论者众多，但其基本结论在科斯那里就已经确定了，即企业是市场 的替代物，企业与市场互相替代和竞争，经济活动的组织基础，两者必居其一。但是，近年 来的实践所体现的更多是两者的互相融合：新的更有希望的组织形式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 形态。从传统的意义上理解，它即非纯粹的科层组织，也非纯粹的市场，即是科层，也是市 场。这种居中的形式利用了科层与市场两种制度的优势，在新经济和全球化竞争时代显出了 其更大的适应性。科斯的贡献是在生产成本之外把交易成本引入企业制度分析，但是，在生 产成本概念已经因信息化和智能化生产而发生或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交易成本节约的意 义 也要重新审视。准一体化、合约性组织就是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条件下新经济时代 的最佳制度形态。对这种准一体化的研究虽然有了一些（如前述威廉姆森的研究以及霍姆斯 托姆和罗博斯对资产专用性并不一定导致一体化而可以长期合同代之的观点等（注：霍姆斯托姆和罗博斯发现，在美国和日本汽车业中，资产专用性很明显，但并未导致一 体化。通过分包和长期合同，完全可以解决套牢问题。参见，B.Holmstrom & J.Robers.“T 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Fall 1998.
）），但显然 还不够。如果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能够大大丰富起来，并且是在既有企业理论的框架内和逻辑 上进行立论，将大大丰富企业理论的宝库，并改变自科斯以来企业理论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证 明企业存在的基础的研究方向。如果说以往企业理论的逻辑是“企业或市场”，那么，新的 理论的逻辑将是“企业和市场”。
企业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将集中在对控制权的研究以及由此派生的对企业边界的认识。 这当然算不上新的方向，但有新的含义。以往对企业产权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所有权，对控制 权的研究则集中在委托—代理问题上。但是，在今后的新经济中，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仍然 存在，仍然是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它已不具有前沿理论的意义。就是说，随着管理者 持股、控股的发展，随着人力资本在未来企业治理中作用的不断提高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地位 的形成，两权分离模式会退居其次，不再是企业制度中的先进形态，所有权和控制权在新的 意义上和新的基础上达到某种形式的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与古典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不是因 为所有而天然成为企业家（古典企业），而是因为是企业家作用的至关重要使其必须成为所有 者（后现代企业）。如何认识所有权与控制权这种统一，特别是将其与现代企业制度前的古典 企业相区分，以及在这种同一下企业目标的合理化，都将是企业理论的重大课题。
关于企业治理理论，两种治理模式的趋同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两种治理模式本身的 研究将退居其次。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提高，对人力资本治理，特别是关于人力资本承担风 险的能力、人力资本成为剩余索取者、人力资本治理下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人力资本治理下 企业的资本形成方式和融资制度、“风险型借贷资本”的运作规则，这些都将成为企业理论 研究的重心。其中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前途的是对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要素条件下货币资 本与人力资本结合方式的研究。按照传统的股份公司逻辑，人力资本承担风险的问题不易解 决，但以“风险型借贷资本”形式建立人力资本雇佣货币资本的制度，实际上有助于解决人 力资本所有者问题。这时候，货币资本不是以入股的形式而是以风险贷款的形式与其它生产 要素结合。风险投资则是在传统公司框架内的结合。
在企业的外部关系上，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是重要问题。在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市场规模 更大但竞争者更多的情况下，大企业之间的串谋（合作博弈）更容易，很可能会更多、更频繁 地发生，以合作瓜分全球市场（当然，这还需要理论证明）。果真如此，将大大改变企业外部 关系的形式和性质。套牢问题在合作博弈基础上也将获得新的解释和解决。这样，对合作博 弈的研究将会更加重要。与此相关的是，合作将大大强化外部控制边界与企业资产边界的 分离（通过长期合同和战略联盟将使核心企业拥有对外部企业的足够控制权，虽然后者在法 律上仍然是独立的），而控制边界比法律上的所有权边界更具有意义。对这种分离的研究， 以及对控制权赖以存在的长期合同、合作博弈、战略联盟的研究肯定会成为企业理论的重要 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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