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探微”一书四论_王昌龄论文

“意境探微”一书四论_王昌龄论文

对《意境探微》一书的四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书论文,意境论文,意见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读古风教授《意境探微》(以下简称《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真切感受到目前学界对意境这一中国美学、文论重要范畴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在众多关于意境研究的同类著论中,我以为《探微》所取得的学术收获,无疑是精彩而值得肯定的。

这不等于说该书所论述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不应拿出来作进一步的商榷与讨论。

我对意境问题谈不上系统的理论探索而对此一向颇有兴趣。在此愿浅谈一些初步意见,与古风商榷,以望进一步推动意境问题的研究。

第一,关于意象与意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意境问题的研究,往往有学人将意境等同于意象,以致造成概念、逻辑的混乱。

《探微》一书也说,“作家内心的‘意象’(《文心雕龙·神思》)通过‘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文心雕龙·体性》)的心灵走廊,再用语言文字把它书写到纸面上来,就成了语言意境”。(该书第46页)这里,暂且不说“语言意境”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仅仅称“语言意境”只比作家内心“意象”经“心灵走廊”多了“书写”这一点,就已可见,这是一种建立在将“意境”等同于“意象”之基本认识基础上的见解。《探微》又说,“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意境,就是作家心中的‘意境’(即‘意象’)”。(该书第47页)这里,也且不说刘勰究竟是否是这么“看”的,而仅是将“作家心中的意境”,直接等同于“意象”这一点,就颇值得质疑。

诚然,意象与意境属于同一范畴群落,两者共通的心理营构之要素,是意、象及其相互生成。《易传》云,“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是“见”在主体心灵的图景与印迹,而不是客观外在的“器”及其“形”。象的心灵生成,是外在之物(器)形与声等同五官感觉及主体之认知、意志与意绪等心理因素对应作用的心理成果。就心灵而言,象离意则无象,意离象则无意。要么意、象俱“在”,要么意、象都不“在”。离意之象,离象之意,都是不可思议、不真实的。在王充之前,文本表达意义上的意与象确是分立的,如通行本《老子》所言“道”者“其中有象”、《易传》所谓“立象以尽意”然。但是,心理意义上的意、象本来就是浑融、互渗的。《易传》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象”在何处?依我之见,“象”在形上、形下之际。象未必是器(形、声之类)必然的心灵实现与呈现。只有当主体感官、心灵与外在之“器”实现了对接、对应,它才能是一种心理现实。象作为感官感觉(可以是视觉、听觉与触觉之类)的心理成果,由于印现于“心”,这在古人看来,是显得神秘而神奇甚至是不可理喻的。比如,古人仰望高远而深邃之苍穹,他所见到、听到的,实际是苍穹之星云或电闪雷鸣等等,而出于对天的神秘敬畏,遂将所感觉的天的形状、色彩与声响之类,统以“天象”名之,以至直至今日,学界还有以“象”为客观自在之“物”(器、形)的见解,引起有关“象”为“主观”抑或“客观”的争论。这也便是比如《易经》所言卦象、爻象明明不是画在纸上的卦爻符号本身,而人们在言辞、文本表达的习惯上,偏偏会将卦爻符号直接称为卦象、爻象的缘故。

象实际即意象。意象确为意境的心灵之根。两者在心理上自是相通,它们共通于意,共通于象,都是“见”在心里的,都具有物我、主客谐调的心理浑契结构,都共通于艺术审美。

而共通者未必相同,意象与意境的区别仍是明显的。

其一,意象作为心理现实,自人类诞生就存在,意境作为心理现实,尽管其根植于意象,却是人类感觉、认识之趋于成熟与具有人文深度的心理成果。

其二,意象的心理存在是普遍而常在的,人人心中都有意象,而人人心里未必时时、处处都有意境,原因是因为,意境具有一些为意象所不具备的、特殊的人文、心理素质。

其三,就美学与文论之文本表达而言,“意象”一词是普遍可适用、可传达的,西方文籍有“意象”的描述,这是大家熟知的。有些民族的美学、文论之类不用“意象”这一范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意境”仅属于中华民族,其适用性要“差”得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意境”的民族文化特质非常顽强。

其四,就中华民族的美学与文论而言,历史上“意象”与“意境”两范畴同时或交替使用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并不能证明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同的。就两者物我、主客的浑契结构而言,意象与意境所达到的浑契层次与人文深度大有区别。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曾经指出,“如果说意象主要是就艺术审美所涵摄的广度而言的,那么,所谓意境主要是指艺术审美所达到的深度。”[1-p206]我们平时常说“意象壮阔”,“意境深邃”,通常不言“意象深邃”、“意境壮阔”,已是有力地说明了问题。如李白《古风》其三“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候尽西来”,或《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云”等句,此所营构的,显然主要是审美意象而非意境之美。王国维称相传为李白所作《忆秦娥·箫声咽》“太白纯以气象胜”,其“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2-p194]这里所言“气象”,也主要指审美意象而非意境。又如杜甫三吏、三别句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绝句》之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与《水槛遣心》之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名句,所传达的,大致都是审美意象。意象偏于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其物象在文本的表达上偏于直接,主观之“意”比较显露。而审美意境,则意味着以“境”代“象”——由于“境”是“象”的“象外之旨”及意蕴,而可能达到人文心理相对深致的程度,有如唐张继《枫桥夜泊》与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等诗作所传达的意境。

其五,艺术审美意象之心理结构偏于执著于物(有)象,意境之心理结构处于无、空之际。这问题有些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注:已另文撰述)。简约地说,那些写实的、具体描绘物象且作者之“意”执注于物象之作所唤起的美感,往往意象丰赡而意境少欠。就虚、实论之,意象之心理氛围偏于实有,意境则偏于无、空,意象之美实笃而意境之美空灵。意象有如《探微》一书所说的“实境”。“什么是‘实境’?‘渚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句句在目,历历如画,这就是‘实境’。”(该书第83页)意象与意境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对物象的执著与否。意境之虚灵空幻,指主体之心境的不系累于物象,如王维禅诗然。《辛夷坞》云,“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此诗确是笔笔明写物象,而其所传达的恰恰不是“实境,”而是无、空之境,关键在诗人之心境不系累于此物象,其意境是虚灵、虚寂的。

意境这一美学范畴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酝酿过程。《老子》以“致虚极、守静笃”言说“道”之品性,已标“虚”、无;《庄子》所谓“虚室生白”、“唯道集虚”以及“心斋”、“坐忘”之说等,也为中国美学“意境”说,贡献了本体意义的思想资源。时至唐代,王昌龄《诗格》首标“意境”,确是熔铸了佛禅之学的思想与思维成果。这一成果,一言以蔽之,即祛“有”、存“无”且向“空”境生成。在哲学本体意义上,意境是趋转于无、空之际的动态的心理结构。有如王维禅诗《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空翠”之境,是渗融了“禅”境的审美意境。在审美心灵上,它无执于“有”(物)而自由往来于无、空之际,有如清人斌良《空心潭》所描述的那样,意境“清虚本无累”,具有“朗鉴证妙明,澹泊归太始”的审美素质与品格,一般所谓意象,与此不可同日而语。

其六,艺术审美意象之心理结构是动态的,而意境是静而寂的,是静而动,它是静、虚、寂之中的生气流渐与灌注甚或沉郁。关于这一点,只要将诸如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与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略加比较,即可体会一二。宋代大诗人苏轼的“意境”说有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乃深谙“意境”三昧之见。唐释皎然有诗云,“古磬清霜下,寒山晓月中。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寓魏王弼玄学贵无论“得鱼忘筌”之喻,而“法性”即佛性、即空,“筌空”,道出了意境品格静(无)、寂(空)的一面。这种意境,有如冠九《都转心庵词序》所描绘的那样,“清馨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静、寂而无、空的意境,与一般意象大异其趣。

第二,关于王昌龄的“诗有三境”说

由于中国美学史、文论史上的“意境”说首倡于唐王昌龄,因而,如何严谨地解读王昌龄的“诗有三境”说,这对准确理解“意境”是至关重要的。

《探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昌龄却是明确地将‘意境’划分为‘物境’、‘情境’和‘意境’三种形态,这分别是对山水诗、抒情诗和哲理诗创作经验的总结。”(该书第55页)我以为,这是“探微”一书对王昌龄“诗有三境”从而对其“意境”说的一种误读。

王昌龄说:“诗有三境: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关于这段著名文论,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一、王昌龄的“诗有三境”之说,并非如《探微》所言“明确地将意境划分为‘物境’、‘情境’和‘意境’三种形态。”《探微》如此表述,首先是不合逻辑的。“诗有三境”,不是指诗有三种“意境”。“物境”,“情境”尽管是诗境,却不等于是诗的意境。二、“诗有三境”,也并非是山水诗、抒情诗和哲理诗之“意境”创作经验的“总结”。天下所有山水诗、抒情诗和哲理诗,都可能营构了各别的诗境,但显然并不都是有“意境”之作。王、“诗有三境”,指诗境三大品格或曰三大层次。它们依次为“物境”,“情境”与“意境”。

“物境”之品最低。创作主体虽能做到“神之于心”,“了然境象”,却依然“处身于境”(注:此“境”,指客观生活环境),即诗之精神始终不超越于“物”而系累于“身”,因而,这种品格的诗境,仅仅是“形似”之境。“情境”这一诗之品格,已经“深得其情”,比起以“物象”、“身缚”、“形似”为审美特征的诗的“物境”来说,自是别一诗境,它跨越了“物”累,有“驰思”、想像之品格,然而仍“处于身”,为“娱乐愁怨”所滞碍。“娱乐愁怨”者,情。情为世俗审美意义的诗境、诗美之要素,无“情”焉能为诗?可是,接受了佛禅思想影响的王昌龄的诗之“意境”说,并不以为这“深得其情”的诗之“情境”是最高的诗境。因为这类诗之“情境”,依然沾染于“情”,系缚于“情”,为“情”所累。佛教否定情欲,称“情猿”者,心猿意马、内心纷烦扰攘不已,佛教以妄情为心垢,要求“制情猿之逸懆,系意象之奔驰。”正因如此,王昌龄所推崇的诗的“意境”,正是这种消解了“物”累、“情”累的最高的诗境。这“意境”独得其“真”。此“真”之诗境,用王昌龄《论文意》(注:据考,目僧遍照金刚(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地卷《十七势》、《六义》、南卷《论文意》等,均收录王昌龄诗论。参见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的话来说,“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炼意魄”。又云,“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然可观。”这种“意境”,实乃静虚、空灵的“天地之境”,是从世间之有、无向出世间之空超拔的一种诗境。它是主体心灵的一种“无执”,无法执,无我执,无善无恶,无悲无喜,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一般而言,儒家执“有”(政治伦理、物质利益之类)、道家执“无”(自然),佛家主张无所执著于“有”、“无”而有的执著于空(大乘有宗)、有的无所执著于空(大乘空宗)。无执于有、无而执著于空,这用佛学“三识性”来说,是超越了“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而进入“圆成实性”之境。

第三,关于意境与境界的关系

在中国美学史、文论史“意境”说建构之前,古代文籍早有“境界”这一术语、范畴的提出。汉刘向《新序·杂事》有“守封疆,谨境界”之言,此“境界”实指疆界,具有空间、地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境界”,见于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云,“演说如来广大境界,妙音遐畅,无处不及。”其卷五又说,“信解如来境界无边际。”佛教以“空”为境界,如法执、我执,便无佛之“境界”,便是所谓“妄觉”,这正如《入楞伽经》九所言,“我弃内证智,妄觉非境界。”因此,从术语、范畴之发生角度言,“境界”比“意境”资格更老。

然自从“意境”一词出,学界便往往将“意境”等同于“境界”。如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境界第十》所言“境界”,实指绘画之意境。清华琳《南宗抉秘》云,“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特恐初学而造此境界。”亦是如此。诚然,在美学、文论中,凡说到审美意境、文学意境等地方,用“境界”二字代“意境”,于义可通。

可是,“境界”这一概念、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又毕竟不同于“意境”。笔者以为,“意境”仅适用于艺术审美领域,而“境界”的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可指称艺术、审美意境在内的人生一切时空境域及心理、心境。在用法上,说“人生境界”可,说“人生意境”(如“儒意境”、“道意境”、“佛意境”)则未免别扭,此可证两者并非绝对相同,并非可以随意通用。

《探微》一书说,“……在王国维那里,‘境界’与‘意境’是相同的,甚至‘境’、‘情’、‘景’与‘意境’也是相同的。”(该书第121页)何以见得?在《人间词话》中,有“境界”一词凡十三,“意境”仅一。在十三处“境界”用语中,所说大凡都是艺术“意境”的意思,因而,此“境界”实指意境。可是有一处所言之“境界”,断不可以“意境”代。这便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3-p203],是何缘故呢?因为此所言“境界”,已经远远超出文学艺术与审美意境的范围,两者在文化内涵上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宗教境界、哲学境界与道德境界之类,倒底不能说成“宗教意境”等。因此,我们在研究“意境”问题时,不能随意地将“意境”与“境界”等同。也不能说,在王国维那里,甚至“‘境’、‘情’、‘景’与‘意境’也是相同的。”学人一般将“情景交融”说成就是“意境”,其实“情景交融”只是构成意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情景交融”者,不一定是意境,因为意象的心理结构也是“情景交融”的。《探微》一书说,“如‘上阳人,苦最多’一句,质而无文,空而无象,但却写尽了上阳宫女的苦情,意境还是鲜明的。”(该书第187页)想以此证明此所言“苦情”之“情”即“意境”。可是,既然这“一句”确实“质而无文,空而无象”,又怎么可以说其“意境还是鲜明的”呢?就“上阳人,苦最多”这一句而言,是何等的概念化,连“情景交融”都根本谈不上,何来“意境”?在此我们看到,《探微》一书十分明智而正确地提出反对将“意境”“泛化”的见解,而其自己的“意境”说,却依然有些“泛化”的缺失,未免令人遗憾。

第四,关于“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世界化”

先略说“意境”理论的“现代化”问题。

《探微》一书认为,“从梁启超的‘新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便拉开了‘意境’理论现代化的序幕。”认为现在“‘意境’理论已基本上现代化了”。(该书第364页)并说其“现代化”“表现”有三,“一是以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方法,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意境’。”“二是以现代文论和美学为参照,给‘意境’范畴注入了现代的血液,并将它建构在现代文论和美学体系之中。”“三是将‘意境’作为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术语,广泛地用于中国古代文艺、现当代文艺和外国文艺的研究、赏析和评论领域。”(该书第364、365页)

问题是,《探微》这里所言三大“表现”,能证明这便是“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吗?而且,我们又为什么要去追求这样的“现代化”呢?

我以为,“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它决定于“意境”这一范畴本涵的“现代化”。然而这能够做得到吗?在我看来,这恐怕是做不到的。“意境”是一个民族性、时代性极强的范畴,其文化、美学本涵,早在唐王昌龄时代已是熔铸完成。在王昌龄之后,历代都有学者对“意境”进行“现代”研究与阐释,如清王夫之以“情景交融”释“意境”那样,其“眼光”、“意识”、“方法”与“角度”确是“现代”的,而且已将“意境”这一术语广泛地运用于“研究、赏析和评论领域”,然而这一切,仍不足于证明是“意境”本涵进而是“意境”理论的“现代化”。《探微》试图用以证明的“意境”“现代化”的三大“表现”,如果我对此理解无误的话,不妨可以概括为指“意境”的“现代”研究、建构与运用。这当然是事实。可是,其一,现当代学者的“意境”研究,只是从古代“意境”理论采掘思想与思维资源,以完成新时代的中国美学、文论建设,这种研究在文脉上确与古代“意境”理论具有联系,而不能也没有将“意境”这一范畴“化”作“现代”的东西。否则,不仅“意境”,而且一切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与命题,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现代化”的。而且,请允许我在此引申一下,面对古代中国的一切文化、学术遗产,人们要么不去研究,似乎一旦进行“现代”“研究”,都可以“现代化”了。试问,研究甲骨文、金文能使其“现代化”吗?出土文物如郭店楚简,战国楚竹书能“现代化”吗?又如,诸如道、气、象、太极、阴阳、中和、虚静、神韵与空寂等范畴,尽管我们今天不可避免是以“现代”的理念、方法去“研究”它们的,但是没有也无法将它们“现代化”。其二,就所谓“现代化”意境理论的“建构”而言,大凡“建构”,不可不与古代文化思想传统有必然的历史与逻辑联系,但是“建构”本身,起决定意义的,是当下、本土文化现实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按皮亚杰认识发生论的见解,是这内在矛盾运动顺应与逆对、悖立与整合的产物。建构是消解旧质文化的新质文化。正如《探微》一书所言,梁启超确曾大力倡言诗的所谓“新意境”,似乎确曾“给‘意境’范畴注入了现代的血液”,但是这样的“新意境”究竟是什么呢?梁启超曾称颂黄遵宪名作《今别离》之一《咏轮船火车》是“新意境”的代表作,称其诗句如“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与“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等,这到底建构了什么“新意境”?读者们都会感到,这算什么有“意境”之作?不过是顺口溜而已。所谓“新意境”,实际是无意境,离本来意义上的“意境”相去太远。又凭什么说这是“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其三,至于说到“将‘意境’作为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术语”与“意境”一词的“广泛地用”,也不等于说,这便是“意境”理论的“现代化”。现代、当下文论、美学文本确“广泛地用”“意境”这一术语,就连笔者这一小文,也到处可见这一“术语”,然而,我们总不能因这一“术语”的广泛运用以及传播而断言这便是“意境”的“现代化”。便是《探微》一书自己也说,所谓“意境”的“现代化”,“即将现代的新思想‘化人’‘意境’论之中。那么,‘化入’‘意境’论中的新思想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该书第366页)《探微》又指出,“‘意境’便成为中国审美文化史的活化石。”(该书第33页)真是说得太好。既然如此,那么又如何实现“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呢?

再简约地说说“意境”理论的“世界化”问题。

“意境”理论能否“世界化”,这是笔者与《探微》一书作者的又一个分歧。《探微》说,“我们现在要将‘意境’范畴‘推广到西洋文艺’中去,即实现‘意境’理论的‘世界化’(internationalize),可能吗?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中外文论和美学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该书第383页)笔者不认为我们不可以将中国“意境”论等美学、文论思想“推广”到“西洋”或“东方诸国”去,而且这项工作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无停止的时候,诸如汉学家的努力与国际会议的交流等,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推广”与传播难道真的就是“实现‘意境’理论的‘世界化’”?如果是这样,则“世界化”的实现实在是太容易了。其实,我们不能将国际学界之际的学术交流、传播、对话与推广等同于“世界化”。“世界化”这一概念太嫌笼统与宽泛,使人感到不着边际。而为了加强“世界化”之见解的说服力,《探微》作者特地以2000年11月中旬某教授在昆明“中国美学与民族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为证据,称说,意境范畴将可能成为世界美学本体论的范畴(该书第383页)似乎这样一说,“世界化”便不成问题、便是“可能”的了。可是我不免要问,说“意境”将可能是世界美学本体论的范畴,其证据与理由何在呢?按照一般理解,“意境”仅是艺术美感意义上的一种心理、心境,它可以成为“世界美学”的“本体”吗?而且,这个人类居住的星球上,到底有没有一种统一的所谓“世界美学”,看来也是有疑问的。

以上粗浅意见,敬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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