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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1.7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406(2005)01-0071-06
彝学作为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博大精深的彝族传统文化，亟待彝学工作者去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之外，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就是彝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同样需要进行科学阐释。为此，本文拟对彝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略的论述。
一
彝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彝学无疑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彝族有着善于追根溯源、重视历史文化的传统，历代彝族文人、史家、经师无不关注彝族的历史文化。他们分别对彝族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自观性本体研究，并有大量的著达成果问世，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彝经。彝经中所蕴涵的彝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无疑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中国历史上对彝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他观性客体研究者亦不乏其例，许多文人、史圣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并予以阐述和介绍。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西南夷列传》为篇名，大量记载和论述了彝族先民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有关历史文化面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也用诸多篇章论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唐代樊绰的《蛮书》则是对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的地理、风俗、民族分布和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考证之后的著作。其后，西南地区的历代学人和史家及方志纂修者，更加重视载录彝族各方面的文史资料。特别是近现代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涉足彝族文化研究。由此可见，研究和探讨彝族历史文化，从不同角度认识了解彝族的学问，可谓源远流长，确实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然而，以社会科学的高度加以审视，她只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建立，不仅要有研究对象和有人对其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要形成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还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学术研究部门，更需要系统的理论学说，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并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持续发展和不断开拓与创新。以此论之，虽然许多学科，早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彝族及其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但是，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各有侧重，各取所需，极少对彝族及其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加之各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和合作，没有形成研究队伍，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特别是在彝族及其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中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诸多彝族文化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一批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成百上千的彝族和其他民族的新老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彝族文化学术研究的行列之中；有关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关，先后创办了多种彝族文化学术刊物，为彝学研究工作者开辟了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经过广大彝学工作者的潜心研究和勇于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多部彝学理论专著，对彝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从而使彝学在各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说，彝学是在数千年彝族文化积累与一百多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对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二
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就把彝族及其文化作为进行社会调查和人类学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先后多次深入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与风情民俗，搜集彝文典籍。如：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以特拉格来所到之处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再转凉山会理，又到昭通、大关，再去宜宾，沿途搜集了彝族地区的人文、自然、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1890年，法国亲王奥尔良深入彝区，曾到过四川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搜集了一大批彝文手稿，运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法国人沙尔雅，也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彝文碑刻，并从汉人手中搜罗各种彝文碑铭和文化典籍。在此期间，彝文典籍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有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先后问世。如：《华西的倮字》（1882年）、《倮倮及其韪书》（1882年）、《云南倮倮文研究》（1899年）、《倮语研究论文集》（1899年）等等：出现一些在彝族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法国人享利·科尔迪埃于1909年在他所主持的《随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倮倮的现时形态问题》，文中不仅综述了当时国外学者对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情况及其研究成果，而且还具体论述了彝文在历史上的使用。美国学者哈里·伏兰克在他的著作《华南漫游记》中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彝族的情况，文中称彝文为“诺苏文”，并说：“这种文字单音节，有五音，无字母，是表意字而不是表音字，比汉文更简单，很有点像史前的象形文字。”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区生活了30年，他专心学习彝族语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撒尼彝语，对彝族的社会历史与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把彝文原著翻译为法文之后，以彝文和法文对照形式公开出版。如《宇宙源流》一书中收录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典。他著有《倮倮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书。他的论著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为当时的彝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依据，法国文学院根据他的学术成就，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1928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受原中央研究院和广州中山大学之派遣，前往西南彝区从事民族调查。他在深入彝村山寨的田野考察中，特别注重彝文典籍的搜集与研究，著有《云南罗罗的文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罗文起源及其一般内容》和翻译注释的《彝文〈十二生肖经〉对译》。他的学术成就对后来的彝文典籍和彝族传统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杨先生本人也经过两年彝文典籍的田野考察和短暂的研究之后，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带到国外，留学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曾获得民族学等方面的博士学位和高等院士文凭，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1930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趁地质调查工作之余，从事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先后收集若干部彝文典籍和碑铭，邀请彝文经师罗文笔先生把部分经书翻译整理为彝汉文对照，并用字母注音的四行体译本，为彝汉文对照科学本开创了先例。丁氏主编的这部彝文与汉文合壁的巨著——《爨文丛刻》，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后人研究彝族文化，常采用（丛刻）中的文献资料。正如马学良先生在《边疆语文研究概况》一文中所言：“丁氏之功固不可没，而罗文笔尤可谓翻译倮（彝）经的开山祖。”
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国际学术研究环境恶化，影响到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致使国外对彝族文化的考察和学术研究逐渐冷场。正当彝族文化研究在国外遭到冷遇的时候，国内学人则开始对彝族传统文化和彝文典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领土不断沦陷的严峻关头，西南彝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民主堡垒。北京、天津等地的大专院校，经过长途迁徙，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将许多著名学者聚集于昆明。时逢彝族上层集团在云南当政，大力倡导民主之风，自由民主的环境为学人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许多有志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深入到彝村山寨，他们在人类学、语言学等西方学术思想和先进理论与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彝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礼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考察和专题研究，使彝族文化研究热潮再度掀起巨浪。这个时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涉足彝族文化研究。其中，调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最深入、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者，首推马学良先生。他在导师李方桂指导下进行撒尼彝语研究，撰写以《撒尼倮语语法》为题的硕士论文，并著有《撒尼语文研究》一书。之后于1941年冬天深入滇东北彝区调查黑彝语文，历时近两年，先在寻甸县记录凤仪乡阿世卡村及洗马宁村的黑彝语言，继之在鲁公村从呗耄（黑彝的巫师通晓经文者）学习彝文，其后又到禄劝团街乡安多康村及武定县暮莲乡万德村，与人合作翻译彝文经典和搜集彝文图书。后来他将收集到的两千多册彝文古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平图书馆和北大、清华、南开等图书馆。马先生曾根据两千多册彝文古籍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指出彝文经典的种类约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碟、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及引文翻译汉籍等经书。进而他对彝文典籍和彝族传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水平。
20世纪50年代初，在彝族文化研究和彝文古籍的聚集与整理方面曾有过短暂的机遇。当时来京的各地彝族代表，以彝族文化典籍作为珍贵的礼物，敬献给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在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彝文典籍，多数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当年转赠入藏的。再者，为了民族识别、史书编写以及语言文化教育的需要，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间文学采风等活动，在此期间，《阿诗玛》的整理者根据民间口碑资料和彝文翻译材料将其搬上文坛，使阿诗玛的恋歌回荡在祖国大地，乃至飘向海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并翻译注释了《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族文化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彝族文化的研究者主要投入语言调查、民族调查，为民族识别与新彝文的创制寻找依据；从事社会历史研究，则多倾心于对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考察分析。尽管如此，也或多或少地涉猎到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凉山奴隶制研究离不了家支制度和有关礼俗及习惯法的考察。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彝文典籍中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历史研究，最注重文史资料，更赖于文字依据，所以离不了彝文史籍中的史料。如60年代编写的《彝族简史》和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讲义等大量使用彝文典籍中的资料。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和彝文典籍整理工作的再度兴起积蓄了力量。如中央民族学院50年代培养的彝语文专业学生充实到了有关教学科研单位，第四语文工作队的调查与实践也锻炼了一批彝汉学者，为80年代彝学的崛起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著名彝文典籍翻译家罗国义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事《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文典籍的翻译注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与翻译注释经验，编纂出一部收字七千多的彝文字典。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施学生先生，为配合民间文学调查工作，曾翻译了大批彝文典籍中的文学作品。一批解放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彝族知识分子在从事各项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对彝族传统文化及彝文典籍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激发出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研究彝文典籍、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他们为彝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奔走呼吁，奋笔疾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唤起彝族人民的本体文化意识。在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宣传组织方面，果吉宁哈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早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已开始着手彝文及其典籍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对彝文及其典籍进行考察，并对彝文的社会功能和彝文典籍的学术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刘尧汉先生用彝文宗谱论证南诏族属，也唤起了许多学者对彝文典籍资料的重视。冯元慰等一批彝族著名学者率先译注和研究彝文典籍，带动了一大批中青年学子涉足于彝族文化的研究工作。
三
自20世纪80年代彝学形成独立学科以来，从事彝族文化研究的各学科领域在融入彝学的综合性研究行列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将其引向深入。诸如彝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和彝族原始宗教、彝族历史、彝族哲学、彝族文学、彝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有了重大进展。
彝文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率先开创了新局面。根据彝族文化典籍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的实际情况，国家民委于1979年发文指出：“抢救彝族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我们建议，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随着这个文件的深入贯彻落实，在彝族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彝族典籍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党中央的这一文件精神，进一步给彝文典籍整理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家民委又于1982年发出179号文件，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和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和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出版工作。”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文件精神为彝文典籍学术研究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纲领，从政策和组织上保障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发展。这就给彝文典籍学术的研究工作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也为广大彝文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遇。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在此情况下，把握机遇，将彝文典籍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不断充实和扩大队伍，组织一系列的课题，练兵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增订《爨文丛刻》、《彝族医药学》、《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文文献译丛》、《彝文文献学概论》、《彝文古籍概要》、《彝族典籍文化》、《彝族典籍文化研究》等一系列古籍译注本和学术著作的出版问世，标志着彝学研究已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彝族传统宗教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入。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的一种宗教形态。而任何宗教，无不从原始宗教脱胎出来。所以，研究原始宗教更可以帮助了解现代宗教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彝族传统文化中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颇有特点，彝文典籍中有关宗教的经书也尤为丰富，可为研究彝族原始宗教提供重要的文字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先生就开始研究彝族宗教，译注彝文宗教经籍。30年代，丁文江先生编的《爨文丛刻》（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集翻译十一种彝文经典，其中有关宗教的经典就有八种。40年代，马学良先生在云南调查研究彝族语言时，常随彝族呗耄（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掌握阴阳占卜知识诵经的）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发觉很多宗教仪式还保存着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其后他在研究和翻译《作斋经》、《作祭献药供牲经》、《百解经》等彝文经典当中得知，彝文经籍中的原始宗教资料较之口头流传和呗耄（司祭者）所作的种种宗教仪式更为翔实，信而有徵，并对各种宗教仪式，说明其渊源。他认为如能“把民间流传的宗教活动与彝文的记载结合研究，可收相得益彰之功。”于是潜心研究，颇著成绩。80年代，马学良先生又组织力量对彝族原始宗教进行系统全面的专题调查研究。先后在川、黔、滇三省彝族地区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多个点，进行为期七个月的实地调查。调查期间，不仅访问了当地彝族专家、老人、呗耄，并实地考察彝族宗教仪式现场和参观当地宗教古迹，还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和民间传说。其中参考价值较大的资料，如：毕节三官寨的“热冷丧指路”、“还愿”等仪式；威宁的呗耄分类及其形成问题；路南的“密枝节”、“献山神”、“祭祖”等仪式；禄劝的“作祭”、“作斋”等仪式；大姚的“祭土主”仪式，祖宗木偶像及画像；巍山的“祭土主”、“火把节”等仪式；美姑的“粗尼木”、“召魂”、神鬼故事、苏尼（巫师）法术故事；甘洛的“撮毕”、“撮日”、“西要博”等仪式，以及苏尼巫术表演等。调查结束后，把所获得的珍贵资料整理成《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予以出版。调查研究表明：各地彝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直到解放前夕，四川凉山地区彝族还保持着奴隶制；云南武定、禄劝地区的彝族残存着封建领主制；云南和贵州的大部分彝区都已处于封建地主制阶段。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原始宗教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如彝族历史上各个社会阶段存在的“祖先崇拜”，各地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从氏族女性祖先崇拜开始过渡到氏族男性祖先崇拜、部落贵族祖先崇拜、宗族祖先崇拜，直到家庭近祖崇拜的情形。从彝族现有的传统宗教中，体现了原始宗教受人为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变形现象。在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原始宗教中，已渗入大量的道教、佛教内容，如轮回观念和把玉皇大帝、阎君等塑造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神灵。彝族是西南地区民族中人数最多、历史较古的民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有大量彝文记载的经籍，不像其他一些民族只保留口头传说。所以，研究彝族的宗教文化，对研究西南其他民族也提供了重要的信史资料。若把民间保存的宗教仪式与彝文宗教经籍结合起来，不仅可以阐明原始宗教的本质和根源，而且对于以往的许多疑问，可以得到启发性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说，《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是彝族原始宗教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代表了目前这一学科的研究水平。
彝族历史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史学界很早就开始着手研究彝族历史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多数专家学者仅凭有限的汉文文献中的史料进行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历史问题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近年来，大量的彝文古籍文献被整理翻译出版，为彝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史资料，极大地克服了彝族历史研究资料不是的缺陷。随着彝族历史研究资料来源的不断扩展，极大地促进了彝族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著名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彝族古代史》，在使用汉文文献的同时，大量引用了彝文文献中的史料和有关考古资料。他以翔实的史料，无可辩驳地复原了彝族古代历史的基本面貌，把彝族古代史提前了近千年。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也辑录了大量的彝文史料。《彝族简史》和《彝族史纲》充分应用了彝汉文史料，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特别是在彝族族源问题探讨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随着《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展开，彝族历史学术研究水平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在彝族哲学、文学、语言文字、现代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彝族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这方面，以“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推出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为代表。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从1985年第一部问世到2001年7月，已出版了近40本。诸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刘尧汉、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杨和森著《图腾层次论》，龙建民著《市场起源论》，岭光电著（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回忆），吉克侧伙·史伙记录，吉克·尔达侧伙口述《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卢央著《彝族星占学》，刘小幸著《母体崇拜——彝族祖灵葫芦溯源》，李贵恩、刘德荣等搜集、整理《铜鼓王——彝族英雄史诗》，杨继林、申甫廉著《中国彝族虎文化》，杨凤江译注《彝族氏族部落史》，钟仕民著《彝族母石崇拜及其传说》，王光荣著《通天人之际的彝巫“拉摩”》，曲木约质著《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巴且克迪著《凉山黑彝巴且氏族世家》，刘宇著《凉山彝族土地租佃关系的特点——奴隶主奴役“地主”》和《凉山彝族英雄时代》，什列·伍合尔基著《凉山彝族什列虎氏族系谱》，海乃拉莫、刘尧汉著《凉山彝族习惯法判例集成》，普珍著《中华创世葫芦——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李世康著《彝巫列传——巫步、禹步；彝巫声，步虚声》，刘尧汉著《诗、易、管、老、屈与彝族万物雌雄观》，普澄宇、李世康著《彝鹰文化》，刘尧汉、朱琚元著《亚美远古文化的共性——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历法》，朱琚元著《彝族祖先归洞天》和《昆仑的彝义与中华文化》，郭东风著《彝族建筑文化探源——兼论建筑原型及营构深层观念》，刘尧汉、卢央合著《国考古天文学的一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什列·伍合尔基著《彝族虎氏族系谱与虎星占术》，刘尧汉著《彝族的占卜与西方未来学》等，无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见解。
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和文献、考古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彝族的历史文化展开综合研究，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套丛书涉及的不但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技、宗教、考古，将形成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又都开拓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带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专题。比如其中《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从考古、文献和调查资料上确证了中华民族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彝族十月历的存在，并且从天文学理论上确立于彝族十月历的科学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发明在世界历法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则凭借彝族十月历，揭开了中国文明源头之“谜”，翻开了中国文明史研究的新篇章，进而从伏羲八卦研究了系统论；从《易经》研究了未来学；从原始的“十二兽”纪日集场研究了现代市场；从彝族向天坟研究了现代新兴科学考古天文学等等。
四
彝学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独立学科，得于形成和发展。除了拥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古老民族及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之外，还具备了一系列必要的条件：
首先，彝学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专业研究队伍。早在解放以前的近百年里，就有本民族和国内外其他一些民族的学者对这门学科有所涉足，只不过是人数极其有限而已。解放后，随着大批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对彝族历史文化认识程度的加深，并纷纷投身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彝族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发展。从1981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分别设立彝文古籍文献专业和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培养了上千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大学本科、专科生充实到彝族文化教学和研究单位，其他中央和地方的大专院校也为彝学研究队伍输送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现在彝学队伍中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员数以百计，随着彝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使彝学研究在面上不断扩大，而且在研究层次上也不断加深。
其次，彝学有着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研究实体。各种彝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以及有关高等院校彝族语言文学和彝文古籍文献专业的设置，促进了这门学科的专业化、正规化的进程。80年代初，云南社会科学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共同组建了楚雄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完成了许多重大课题。该所组织编写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联合成立了“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组”，定期召开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并对各地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予以指导和组织协调。中央民族大学组建了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翻译整理了多部彝文古籍文献。贵州民族学院成立彝文古籍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夜郎史传》等一批彝文古籍。云南省成立了“云南彝学会”、“红河彝学分会”、“大理彝学分会”等；贵州省成立了“贵州彝学研究会”；四川省也建立了彝学会。各地彝学会在不断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分别创办了《云南彝学》、《贵州彝学》、《中华彝学》、《彝族文化》等学术刊物。1994年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并编辑出版《中国彝学》刊载彝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繁荣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把彝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者，彝学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彝族文化史》、《毕摩文化论》、《彝文经籍文化辞典》、《贵州彝学研究》、《云南彝学研究》等一系列彝学论著的出版问世和诸多理论学说的产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彝学理论体系。
彝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已经走向世界，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开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彝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彝族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为彝族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国内的许多彝学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外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于是，外国学者纷纷来到中国研究彝学，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出现研究彝族文化的热潮，给彝学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彝族地区举行各种传统节日庆典和文化体育活动，邀请国际友人参加，欢迎外国专家学者到彝区考察和调查研究。国外热心彝学的专家学者与我国彝学界加强联系，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最近十年间，加速了彝学走向世界的步伐。1995年，由美国学者斯蒂芬·郝瑞教授发起并组织的“第一次国际彝学讨论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1995年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彝学讨论会”；2001年中国彝学界在阿诗玛的故乡——世界著名风景区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彝学学术讨论会”。紧接着，于2002年8月彝族“火把节”期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召开了“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彝学研究的国际化，更加有利于彝学的发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郝瑞在《外国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第一，在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中，外国学者可以充当桥梁，把彝族和彝学这一端的情况介绍给外国和国际学术界，同时把国外人类学、历史学等另一端的新理论、新方法传送给彝族学者和中国各民族学者。第二，外国学者能够利用各自的语言资源和学术环境，在法语、日语、德语等学术刊物上用最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讨论彝学问题，这无疑会给彝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三，外国学者看彝族社会，是一种‘远观’。中国有句成语‘旁观者清’。‘远观’自有‘远观’的长处，可以弥补‘近观’或者‘自观’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外国学者希望我们的‘远观’会对本民族学者进一步认识彝族历史、了解彝族文化有所裨益和有所帮助。”总之，彝学研究的国际化，给彝学研究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已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研究，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彝学的各个领域仍然还有许多方面尚待开拓，即使是前人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还可以重新探讨，更有众多的新问题等待人们去探讨和揭示，并予以解决。
收稿日期：200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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