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载体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4)06-0127-06 “载体”最早是作为一个科技词汇出现于生物技术领域的，特指运载细胞信息的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载体这个概念开始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学界普遍将其看做是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纽带，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传导平台和外在基础；从活动主体和方式差异区分划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主要分为活动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和传媒载体。[1](p240)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是“去塞求通”的号角，“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弃。”[2](p2)当前对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著仅有袁征所著《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期刊网查询到的论文仅有5篇。在新媒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热点的当下，学界对苏区传媒载体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对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展开讨论，求教方家。 一、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发展的缘由 “革命”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震撼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成为百年来政治事件的话语模式。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接受了“苏维埃”政权体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宣称：“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3](p3)之后，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中，也明确地表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苏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伟大实践产物，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不仅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而且明确要求“党要将红色报刊拿在手里”，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并重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这是因为，在党的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在党的一大通过，决议提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报等，且一切出版物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再次对党的一切定期或其他的出版物作出明确指示。大革命时期，红色大众传播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为革命事业摇旗呐喊，党的创办报刊的经验和党全面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原则，在苏区则进一步被传承和执行。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党的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决定，提出了“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成为苏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对报刊创办与党建读物出版作了规定，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要求“在党各临时政治运动中，应注意与改善传单、宣言、小册子的内容及印刷”。[3](p9)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又制定了周密的宣传工作议案，对于党的理论指导机关报，如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红旗》等，提出亦应注意到扩大推销到广大群众中去。中央这一新的指示精神后来在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从而推动了正在孕育萌发的红色新闻出版与印刷发行事业的发展进程。1929年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问题。决议强调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改变过去无计划的任其自然的状况，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4](p727)这次会议对于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并起了推进作用。为了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红四军前委、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等机关，先后编印了大量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党员训练材料，向所有党员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学说，介绍党的基本知识。苏区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全面宣传党的主张，革命根据地纷纷创办自己的报刊，开展文化建设，出版书籍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孕育并兴起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苏区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需要创办红色传媒，以加强对群众的时事教育和实际工作的指导。因此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兴起，也是苏区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特点和成效 (一)多样性 1.标语、布告、传单是苏区最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1928年，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强调要“经常用党或苏维埃名义出版各种传单、宣言、标语、歌曲”，去“积极宣传苏维埃的内容理论及工作”，以扩大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也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再三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刚率部进入井冈山，就亲自率领战士在街头巷尾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刷写朗朗上口的标语，发放传单，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过程中，红四军也是用贴标语、发布告等形式，宣传阶级观念，进行群众动员。 苏区时期战争频繁，印刷物资匮乏，红军专门设有文字宣传组，宣传队员拎着石灰桶，在部队路过的墙壁上刷写口号标语。因此，“每到一座县城，三个小时以内，红军宣传工作达燎原之势”，老百姓则说：“红军到达，满村火红。”他们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和四言诗向人民揭露国民党“分裂火拼”和土豪劣绅“重息重租”的阶级压迫。2013年底，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27号》被发现(该布告现存中央档案馆)。当时标语尽管曾有大量的印刷张贴，然而经过艰苦战争环境历时60多年还能保存完好更为不易。标语、布告、传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鼓动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成为苏区根据地最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2.新闻出版印刷是苏区最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只有当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打破他们原有价值观、道德观和安全观等桎梏，农民才可能真正被动员起来，革命才可能成功。”[5]那么，依靠何种方式才能真正把革命的力量动员起来呢?毛泽东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6](p481)在这红色大地上，作为党的重要喉舌，新闻出版业也如火如荼发展起来。“据《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研究》，苏区时期出版的图书就有428种。《中央苏区报刊图史》表明当时各种报刊种类已经达到了312种。”[7] 1931年苏区成立中央出版局，负责出版工作的管理和检查，对省、县苏维埃政府出版机构实行业务领导。中央机关均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影响最大、发行面最广的是《红色中华》。1933年根据临时中央政府规定，苏区各省均设立了编审委员会，江西各苏区创建不久即成立党报委员会，自力更生开办印刷厂。苏区各省、县苏维政府文化部均编辑出版了各类课本，编印各类教材及教学参考书100多种。这些教材不仅注重基础教育，而且具有强烈针对性，使政治教育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在发行方面，苏区各省苏维埃政府均成立了发行部、发行科，管理各省书刊发行工作，各苏区省的出版单位直接办理书刊发行销售工作。遍布苏区域乡的各级赤色邮局，也承担部分书刊发行业务，是苏区书报发行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苏区各地还建立了由国营赤色书局、定点推销代办处和群众流动叫卖队构成的书刊销售网络。 3.红色中华新闻台是苏区最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被许多通讯社收到，这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华新闻台发布的第一条电讯。红色中华新闻台用缴获敌人的电台创办，是我国最早的红色广播电视机构。在当时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新闻台白手起家，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文字广播，并对外发出新闻稿件，扩大宣传。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发表的《论目前“红中”的任务》证实，“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到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新华通讯社现存有毛泽东“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的文件(在瑞金叶坪村红中报社旧址内陈列)。这是1934年毛泽东就“日本发表关于对华政策一事”，向记者发表的公开谈话。此谈话由红色中华新闻台对外播发。另中央档案馆现藏有1936年出版的《救国时报》，9期上刊发了《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广播电台上与法国记者的谈话》。笔者以为此文应是毛泽东利用广播电台，就红军抗日问题向法国记者发表了谈话，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这两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说明当时瑞金不仅有了无线电广播，而且向苏区以及白区广泛传播党的指示、决议等。红中社播发的新闻不仅对苏区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对白区舆论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群众性 “宣传工作不能无的放矢，必须要看对象，要与群众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8](p78)毛泽东认为，了解群众是宣传工作大众化的焦点所在。“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8](p78)共产党员做宣传，务必要思考自己的演说、文章面对的听众是谁、面对的观众是什么人，就是要把握好对象，否则就难以让群众接受。“大众”即群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与“大众”动态结合的路径、方法、方式等。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大众化就是用群众易于接受的，便于传播的平台、媒介对人民大众进行时事政策的宣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教育。 标语、布告、传单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鼓动性，是动员农民革命极为重要的方式。1931年，毛泽东在为总政治部写的通令中，要求苏维埃政府、人民团体和各界联盟广泛举办《时事简报》，以解答群众革命生活中的困惑和疑问。《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9](p259)在图书出版领域，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呼吁多著一些高质量、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读物；另一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大众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道理贯穿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上。针对群众文化程度低，党和红军还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口相传的唱山歌形式。闽西地区向有“山歌之乡”称誉。长期以来，人们把山歌看作咏物、言志的重要手段，革命赋予了山歌新的内容，使之焕发出革命的风采。歌谣采用当地山歌、小调的原有曲调，填上革命新词而成，所以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易于被群众所接受。这些革命歌曲的产生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需要，也是当时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生活的生动反映。在革命宣传中，苏区始终注意指导思想宣传工作者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特色性 在苏区文化建设上，瞿秋白发表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重要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他明确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艺术和煽动并不是不能并存的。”[10](p67)针对苏区农村缺乏文体活动，创造性地选择了艺术化、形象化的传播手段，包括漫画，邮票、戏剧、山歌等，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理论创新成果普及化。这种图文并茂、潜移默化的宣传方式，是苏区革命理论宣传普及的有效途径。 苏区的新闻漫画诞生在中央政权的摇篮里，形象生动，幽默风趣，与其他文化形态，共同组成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毛泽东对漫画宣传极为重视，“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1](p58)它将鲜明的政治理论与战斗性，用艺术化的构成方式，用大众化的传播方法，去影响和号召苏区民众，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凝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史上新闻漫画的绚烂开篇。毛泽东对国民党的图画宣传也给予了肯定：“各军政治部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是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12]为适应战争需要，部分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邮政，发行赤色邮票。根据史料分析，1930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邮票。黄亚光设计的邮票图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邮票上的旗是当时赤卫队用的红旗；邮票上的红军装束就是当时红军的装束；邮票上的红军战士作战图，就是当时革命战争的场面。为了加强政治宣传，苏区还在中华邮局寄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信件上加盖宣传戳，如“彻底分配土地废除苛捐杂税”、“消灭军阀混战”等。这些激昂的文字像一把把尖刀飞向白区，插在敌人的心脏。 苏区时期的漫画，邮票、戏剧、山歌等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途径，群众容易理解其内涵并接受其思想，具有强大的渲染力和感染力，增强了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和彻底性。 三、苏区思想教育传媒载体的当代启示 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载体是动态的，必须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创新。 (一)拓展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 苏区宣传除在书面文字以外，还有口头文字，红军战士和群众中传唱的“口头文学”凸显特色。歌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使之成为重要宣传手段。邓子恢曾风趣地说：“我这个宣传部长，实际上是山歌部长。”1930年，何叔衡女婿陈刚《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写道：“赣西南标语、壁画随处可见，宣传方法有河流宣传—标语写在木板上，在各处河流里漂流，空中宣传—布告挂在孔明灯上，任其在天空飞去。”标语宣传从墙壁上、木板上发展到大江南北、海阔行空，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宣传。山歌标语和新闻出版、广播电台等一道构成了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全方位的宣传格局。当前，单一的载体模式在新媒体语境下已经显得无力。打造一个全新的载体平台，生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 首先，注意不同传媒的优势互补，发挥多种传媒的综合效应。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各有不同的特点，各有独特的优势，两者应相互促进，以形成一种1+1＞2的综合效应。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13](p66)同样，多种载体的有机协调、综合运用，必然会形成高效的教育态势。 其次，拓展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新媒体载体价值。新媒体视阈下，“网络平台当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肥沃土壤”，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与传统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一开始只是把网络看成教育媒介开展教育活动，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凸显的文化社会意义日渐丰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已经超越工具性层面而被重新审视。 再次，推动新媒体载体互动，扩大“合力影响”。新媒体工具的先进性、形式的多样性，使它成为具有不同传播目的各种传播者不约而同的工具选择，实现资源共享，不仅如此，载体还能够紧密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双方进行紧密互动，“使得受教体的参与度得以增强，更易于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引导客体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 (二)加强新媒体管理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 在纸张和印刷设备极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苏区为了发展新型的文化教育事业，石印、油印或木版印刷等一齐派上了用场。瑞金就曾用古老的木版印刷方法，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红色中华》。编辑部在培训通讯员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到工农群众中去收集材料的重要性，“应该跑到田野里，找几位农民同志来谈话，实际的考察他们，你应该跑到村子里去，找找红军家属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从他们的谈话里面，知道他们的实际生活以及他们的战争动员工作。”中国的偏僻农村，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红军与白军，每个士兵都能分别解释。这表明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的创新等方面非常重视，使先进思想理论在苏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做到了入耳入心。近年来，运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要加强新媒体管理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 1.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阵地。 相对于苏区载体而言，所谓高起点可以理解为当前的建设所拥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可供利用的资源条件以及文化传播的技术条件等都大大改善了，为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阵地提供了新的平台。当前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亟待改进的首先是在偏远地区不能实现网络的全覆盖，不能很好地满足民众上网的需要；其次是网络运行速度慢，给学习、互动参与带来了困难。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媒体人才培养 由于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的建设方面投入的编制不足，这影响了新媒体进行思想教育的实效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比例很小，以高校为例，更多的是辅导员承担此项工作。但是，不论是专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多数思政工作者缺乏较为系统的新媒体技术、现代传播理论知识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学习。无疑这会直接影响到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 3.利用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思想政治教育 开放性、虚拟性和多元性的信息传播使我国传统的思想教育面临着挑战，人们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思想面前不再被动接受媒体的灌输，不再单纯地追随核心价值观，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宣传阵地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当前，一是要创建红色网站，在网上向人们系统地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是设立各种主题性网站。主题网站是在特定时期为某项重大事件进行信息传递、理论宣传时设立的媒体平台，只有这样，网络载体的教育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优化提升。 (三)关注西方媒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外延” 苏区宣传不仅立足根据地，而且在白区也拥有地下红色报刊，对苏区的斗争进行报道。在上海，党直接领导下的“左联”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瞿秋白整理翻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传播马克思论文艺的开篇巨著。在北京，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生活、读书和新知“三联书店”，革命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白区士兵，军队均办有壁报，名叫《政治简报》，“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要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一方面武装革命，“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一方面反击国民党的诽谤污蔑，“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舆论上占领了制高点。 当前，西方企图占领全球话语权，对华文化强势输出，意识形态攻势向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享乐拜金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的“大简化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社会思潮具有理论性、系统性，极具隐蔽性和蛊惑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妄图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鼓吹的“民主宪政”，是继“普世价值”之后的另一种错误思潮。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固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同时，西方利用科学技术优势，抢夺网络控制权，利用现代传媒进行思想渗透，力图确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最典型的是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和网络进行覆盖式宣传，境外反华网站实行“西化”、“分化”战略，大肆散布攻击我国改革开放的谬论，歪曲诋毁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15]据2014年7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留德博士孙进文章称，BBC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传递出让人吃惊的数据：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国家，该国竟然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为何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却如此负面呢?孙进认为，德国媒体长期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是主要因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也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化渗透规模大、覆盖面广，发布的信息量是其他国家总信息量的一百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西方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路径，耗费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竟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15] 当下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直接的思想宣传高科技平台，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媒体加剧“颜色革命”，网络成为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又一个战场。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外交内政和改革开放都在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与西方媒体进行交流、交融、交锋，反击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和鼓噪，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同时走出国门，利用境外媒体，提高对外沟通的观念和能力，日积月累地改变西方世界，让世界认识、理解、认同我们，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国家任务。标签：苏维埃论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论文; 政治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红色中华论文; 出版传媒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新媒体论文; 时政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