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波[1]2001年在《广东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广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个案对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展开研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的剖析，总结出一些有助于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本文所论的“经营管理”分为叁部分，即公司的经营活动、公司的外部监管机制和公司的内部管理。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以档案材料为主，并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和经济管理学科的方法，经过论证，本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广东实业有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性，有很多地方可为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借鉴，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对国营企业的外部监管和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的深刻教训。
严鹏[2]2013年在《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1900-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略性工业化是指国家为实现其意志而介入战略产业的工业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一国为维护其生存与独立,在工业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培育与国防有直接关联且具有技术引领性之产业。机械工业即属于此种战略性产业,因此,本文拟按历史时序对1900-1957年间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进行考察,以探究后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成长机制。1900年,大清帝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危局中,机械工业却开始成长。清季之机械工业是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引导下发展的。然而,清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十分低效,且随着清廷国势日衰,市场逐渐成为主导性力量。辛亥革命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伴随着市场诱导,中国机械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北洋政府治下,国家渐趋失序,自由市场对产业而言构成了双刃剑。由于市场需求结构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机械产业的技术发展受到抑制,本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机械工业沦为技术能力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面对日本加紧侵华,国民政府在加强战备的过程中,亦强化了对机械工业这一战略产业的引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机械工业重新布局,国统区国营企业发展壮大,其技术导向战略提升了产业实力。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政策对产业实施干预。尤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的订货政策有力地扶植了机械工业,维系了一批民营企业的生存。但是,战后,国民政府放弃了战时政策,再加上重新开放市场,国内幼稚产业遂暴露于进口美货的严重打击之下,机械工业受灾尤重。1949年,中共建政后,形成强势国家对产业全面渗透的态势。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巩固国家独立,新政权将机械工业视为战略产业,采取重点扶持的态度。苏联及东欧技术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轨道,使该产业跨越式发展。在诸多因素作用下,一个“军事-工业-大学综合体”开始在中国诞生,这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性工业化,在历经曲折后,终于得以大规模展开。因此,对欲改善其所处国际地位之后发展国家而言,自由市场乃双刃剑,适度的国内市场竞争能激发企业的创造力,但过度的开放会将后发展国家幼稚的战略性产业暴露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打击之下,而且市场的比较优势原则会诱导后发展国家的高端产业低端化,挫败其技术能力之提升。因此,国家嵌入产业是必要的,但这要求国家统治集团有坚强的战略意志,并以高度的使命感克服牟取小集团私利的倾向,由此形成强韧的国家能力。进一步说,不管在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战略都意味着对于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理性之超越,唯有此种战略意志能使后发展国家追赶先进,而这种战略意志之不易获取及保持,可以解释为何数百年来能改善其国际地位的后发展国家屈指可数。
孔祥增[3]2011年在《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的创办,是其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产物。训政时期,国民党实行“以国养党”之制。党费取自国库,是“以党治国、党国一体”训政体制下诸多国民党人的主观期许,也是“党费自给”的目标在巨额经费需求面前流于空言的一种现实选择。战后,国民政府由训政向宪政过渡,“以国养党”失去合法性基础,国民党党费自筹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渴求。征收党费与捐款等传统党费自给之途,早为事实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故而筹办党营经济事业,以党企盈余作为党务经费的来源,遂成为全党共识。党营经济事业的战后兴办,是国民党党费自筹的历史选择与因应宪政体制下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现实需求。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事业养党”的方针。由国民党主导的敌伪资产的战后大接收,为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缘。国民党以敌伪产业拨补抗战损失为名,通过转账拨付的形式,价购了一批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敌伪产业,基本确立了党营经济事业的规模。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积极筹组下,党营经济事业由中央至地方,从工厂实业到商贸金融,逐步建立来。同时,各地方党部亦因利乘便,陆续建立各地党营经济事业。由此,依托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擘划下,党营经济事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各党营事业公司的年度盈余决算及逐月提拨的利润分成,成为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事业养党”得到一定程度地实现。党营经济事业甫经建立,根基未固,其总体规模与实力难以维持浩大的党务经费开支,“事业养党”的真正实现尚需时日。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日趋恶化与战局的巨大逆转,党营经济事业逐步陷入经营困境,并伴随国民党政权多次播迁直至宣告在大陆的终结。党营经济事业以一般企业的姿态出现,实施企业化经营。透过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央财务委员会对党营事业公司从组织、人事、财务等诸多层面加以管控,是整个党营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对党营经济事业的稽核监察权。党营事业公司既受中央财务委员会的最高控制,又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督导,由此形成党营经济事业的双重管理体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较为周密的制度设计,基本实现了对党营经济事业的控制。党营经济事业融企业经营与政党行为于一体,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践方式,是介乎于国营与民营之间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党营经济事业在战后初创,尚处于奠基时期,其总体规模和实力尚难以与发展已久的民营与国营企业相比。然而各党营事业公司于所在区域和行业,多为规模宏大、实力雄厚之业界翘楚,加之党营事业本身是一整体完备的事业体系,并具有强势的政治背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党营经济事业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在贷款申请、原料采购、成品销售等诸多方面得到政府的庇护,表现出“以政利党”的特色；同时又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法令,成为政府以资利用的重要力量,对维系国民党政权有着重要的政治功用,从而展现出“以党利政”的一面。各党营事业公司多注重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希求树立党营事业的良好形象。但作为国民党“化国家之财为一党之私”的产物,党营经济事业依恃特权庇护,自然备受时人的诟病和责难。
朱东北[4]2018年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亚雄[5]2005年在《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从政企合一到分离》文中提出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一家百年老厂——江厂为研究个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考察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本文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经历了从政企合一到分离的过程。在研究政企合一阶段的国营工厂时,本项研究主要把国营工厂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从这一点出发,去分析国营工厂的制度结构及运作。在研究当代的国有企业时,本项研究则把国家、国有企业和国企职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能动主体,着力于揭示叁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互动形成的关系。从江厂的情况可以看到,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从行政隶属关系向产权关系转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内部也正在重构。虽然这两方面的重构远未结束,但它们已经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论文第一章概述了江厂从解放前的国营工厂到社会主义国营工厂的历史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企合一的国营工厂制度形成的原因。从宏观上看,政企合一的工厂体制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变迁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国家垄断经济的直接结果;从微观上看,政企合一体制的形成意味着工厂制度的重构。 第二章从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政治分化与政治动员四个方面剖析了政企合一的工厂体制。这一时期,国家政权的权威成了国营工厂支配性的权威,国营工厂的结构和功能充分体现了国家化、政治化、全能化的特点。从根本上说,国营工厂政企合一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体制的性质,并且适应了特定社会体制的需要。 第叁章对政企合一体制下的劳动及劳动者的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政企合一体制下,国家主导了劳动关系,劳动者对企业的依赖实质上表现为他对国家的依赖。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领带增加了劳动者的反向权力,使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策略。 第四章考察了改革以来江厂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本文分两个阶段阐述了江厂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从目前来看,江厂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双元性、混合性的特点。一方面,国家仍然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某些政治性与行政性的职能;另一方面,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日益凸显出来。 第五章从企业内部权力、劳动从事制度、分配制度、国企工人与企业、国家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考察了改革以来江厂内部的重构。国有企业内部的变革直接受制于它与国家关系的变革。当国有企业仍然依赖于国家时,国有企业的单位性质很难改革。只有当国有企业减弱了对国家的依赖之后,国有企业的权力、组织、制度与劳动关系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本项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产权关系的脆弱性导致出资人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而国企内部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则导致冲突不具有建设性。 结语部分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且强调从国家与社会互动演化的观点理解国企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变革。
易仲芳[6]201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指出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叁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叁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叁、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叁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叁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郭瑞卿[7]2002年在《略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文中认为本文通过上、下两篇不同的视角论述来具体展开。上篇为理念篇，意在从法律制度内部揭示公司组织形式及其经营模式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人们意识观念的转变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和确立的基础。公司法律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是中国近代公司变革经营管理组织和模式的理论指南。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的经营管理及其商业精神。至近代后，人们的商业观念发生了转变，随着外国公司制度的引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公司组织形式，近代中国历届政府都从立法上确立了这一先进的经济组织形式。 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论述了分权与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必然性，近代公司立法对其的有关规定及其功能作用和价值取向。分权与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了近代中国公司民主、高效管理的基础。 下篇为运行篇，包括第四和第五章，旨在揭示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及其治理结构在实际运行中的具体运作情况和特点。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论述了中国近代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的发展及其治理结构的具体运行情况。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尤其是民营公司，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实施促进了近代公司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结语客观地评价了公司制度及其治理机制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发展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不足，这对于我们当前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仲丹丹[8]2016年在《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文中指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即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中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融合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在很短时间内成为部分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的。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这种融合的产物之一,成为非常具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其中通过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再利用的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在我国典型城市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文化产业的原初特性使其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宏观地理和微观载体有何特殊要求?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进程、市场规律作为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的基本构成对这种结合发展的模式有怎样的作用力?认真回答这叁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以上动机,本研究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及中国工业用地的更新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8个代表性城市的具体项目为基本研究范围,结合对既有现状的理解建立全观的研究架构,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进行析论,讨论这两种事物结合之基础、发展之根本推力,并试图创造一种解释上不致发生矛盾的、按不同保护再利用主体推动这种结合的不同过程对既有相关项目的分类,阐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真正的、应然的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进而为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区存量土地盘活、产业结构调整与历史文化延续的整合,如何更好地从政策及发展策略上推进这一过程提供有限的理论参考。
吴文俊[9]2017年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迭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叁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李理[10]2011年在《从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到共产党的党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主要研究的就是1945年到1951年间从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初期新闻史的个案汉口《大刚报》。论文对汉口《大刚报》的历史作了以详尽全面的梳理,把新闻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块原地的这些特殊史料抢救出来,并解释了民营报纸在抗战胜利后以及建国初期两个历史转折点的生存路径选择之特殊性,从而达到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和借鉴历史的目的。在具体写作策略上,采用历史学的实证法和新闻学的个案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依据历史文献,搜集发掘相关史料,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征引和考论,用个案研究来检验研究客体所具有的特性,以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论文简要回顾了《大刚报》自抗战年代创立起的刊行历程。《大刚报》曾作为西南后方有较大影响的民营报纸之一,以叁遭轰炸、四次搬迁,始终坚持出版的“愈炸愈奋,至大至刚”大刚精神驰誉国内报坛,在《大刚报》刊行的15年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前两年,出版迁移路径与中国近代史的战争战场转移路径息息相关；经历了7座近代城市,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方向都深刻影响《大刚报》的发展。论文详细论述汉口《大刚报》的创立与抗争。考察在国民政府新闻舆论环境下汉口《大刚报》如何秉持衡阳贵阳时期“至大至刚”的办报精神,传承独立民营报纸的性质,以及由此展开与南京《大刚报》总部分庭抗礼的斗争。重点探讨《大刚报》合作社性质的由来与发展,以及汉口《大刚报》作为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安排的控制权的分配。论文着力论述汉口《大刚报》的独立经营。考察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成熟时期,包括结社策略和经营策略的主要表现。重点讨论汉口《大刚报》在解放战争后期的生存路径的选择以及分析内在动因。论文重点论述汉口《大刚报》的公私合营与改造。重点探讨汉口《大刚报》作为第一家公私合营民营报纸的尝试,在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汉口《大刚报》的公私合营,实际上从组织人事到编辑方针都已经在扮演机关报的角色。报纸完成公私合营的过程实质则是成为促使汉口《大刚报》合作社迅速解散的力量。也为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通过适当途径将汉口《大刚报》改造成为机关报创造了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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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D]. 仲丹丹. 天津大学. 2016
[9]. 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
[10]. 从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到共产党的党报[D]. 李理.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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