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及其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经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1-0040-06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其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而载入史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有明显的民族气息和国家特色，但其中又包含着共同性的东西，特别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做法与经验，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解决同类问题应遵循的基本方法；而由于中国是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行为模式更具典型性，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创新中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富于生命力的科学真理，是指引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光辉旗帜。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的。1999年底，适逢千年之交的特殊时刻，英国相继在广播公司和路透社进行“千年伟人”的评选活动。投票评选结果是：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是千年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评选结果被认为是客观、公正和有说服力的。
马克思主义具有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它深刻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在认识和实践上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卓越功能；另一方面，它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它总是在与实际结合中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使实践摆脱盲目性，获得走向成功的指针；二是使理论远离空谈习气，找到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道路、模式可资借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去研究、探索。中国和别的国家的经验都说明，要取得成效必须解决好两个结合：一是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一是一般原则和时代特征结合。解决好这两个结合，在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进而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政策、战略与制度，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开拓出来，并沿着正确的方向朝前推进。1949年10月，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举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阔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所以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决定性的原因是毛泽东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同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国情，同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既坚定地“以俄国为师”，又走了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持久战斗，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发扬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创新精神，妥善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不赞成斯大林模式，力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方略，但没有获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解决好前述两个结合。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拨乱反正，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演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极具新意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基本路线、治国方略、建党方针的伟大创新，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不幸的是，斯大林直接违背了这一教诲，他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加变通地执行苏联模式，引出了众所周知的不良后果。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列宁的正确主张，公开声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光明磊落的立场与态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襟怀和远见卓识，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杰出的贡献。由此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不是狭隘的思想，而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本质的先进理念：中国无意推广自己的建设模式，但蓬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上已经和将要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又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就是必须把持续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大事和根本措施。这一经验是从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辉。
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其生存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地迎接挑战，人们必须完整准确地回答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飞跃。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要害。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我们才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认识，它深刻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关于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方略。一种认为，建设、巩固社会主义，首先要抓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用阶级斗争来推进和带动各项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另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关键是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展现出朝气蓬勃的生机。实践证明，这种方略是非常英明的。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所以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措施，还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它可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在特殊意义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只有毫不动摇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持之以恒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它的落后面貌，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合格，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
三、社会主义是一个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来自坚定、稳妥和大胆的改革
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改革赋予社会主义永不枯竭的生机、活力和发展源泉，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里的基本矛盾与其它社会相比具有不尽相同的性质和特点。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双方之间带着对抗的性质，不能在原有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最终要引起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总体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双方具有相互适应的特点，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改革获得解决。在这里，改革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又反过来调整和解决自身的社会基本矛盾。就性质而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种种原因，发动改革不容易，坚持改革更困难。我们国家经过近30年的曲折历程到1978年底才迈开改革的步伐。由于准备充分，又有正确理论指导，改革进行得有章有法，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取得了真正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许多方面都上了几个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度提高。显然，中国改革的非凡成功既显示了东方智慧特有的魅力，又展现了社会主义运行的一般规律，其经验是有借鉴作用的。首先，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之充满生机、活力，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生产力和各项事业的进步。改革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才是成功的和有积极意义，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这个方向和目标。改革若背离这个方向，它就不是福音，而会成为祸水。其次，改革的步骤和举措要力求稳妥。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非有周密的谋划，积极而稳妥的步骤和举措，否则不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第三，在改革中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场革命，是全新的事业，不发扬大胆创新的精神就寸步难行。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下放权力，实行承包制，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创造。从根本上说，改革的成效，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发扬程度。
四、善行对外开放，以世界先进科技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时强调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3]他把开放和改革一样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必走的强国之路。这一宝贵的经验，一方面饱含着中国数百年落后挨打的沉痛回忆；另一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
数百年来，中国两度吃了闭关锁国之苦。一次在明朝中叶以后的三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4]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在“文革”十年间，我们又自我封闭，自己孤立自己，丧失了发展的良机，结果把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已缩小的差距又扩大了。决心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下去，这是中国人从痛苦经历中领悟出来的明智选择。作为与时俱进的先进科学，马克思主义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站在时代潮流前头思考问题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到：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5]列宁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出“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路，第一次把对外开放当作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这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大贡献。
翻阅近现代历史我们知道，一些国家由后进变先进，尽管道路不同、方法各异，但有一条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重视对外开放，不论早期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还是后来居上的德国、美国、日本，快速崛起走向发达都得益于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当然没有捷径可走，而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却可以有效地加快自己发展的步伐，这也可以看成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窍门。新旧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趋势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6]对于国外的先进科技，不仅善于学习、引进，更要在消化后加以发展，在别人的基础上推出新的东西。只有这样，对外开放才能有效地促进自己的现代化。
五、改革开放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防和力纠“左”右倾错误
社会主义作为新生力量其前进行程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的成长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资本主义即使在其腐朽垂死阶段，其内部在围剿社会主义上不会出现什么反对派，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只能是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能够把社会主义置于死地的，除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还有社会上各种力量的天然联盟。历史证明，导致社会主义蜕变的最危险的因素，是执政党内部的“左”右倾错误。要胜利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防和力纠“左”右倾错误。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以能顺利推进并取得辉煌成果，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切实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必须警防和力纠“左”右倾错误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清“左”反“左”、拨乱反正开始的。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旗帜的指引下，坚决清算和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一类“左”的主张，全国人民才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后，仍不时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和阻碍。我们批判和克服了“左”的思潮后，改革、开放才逐步深化并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妨碍改革、开放的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出“全盘西化”的旗帜，企图通过改革和开放，在中国全面搞资本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7]。每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时，我们党就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加以揭露、批判和抵制，使之在全社会成不了气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而一直能健康地向前推进。苏联、东欧的改革、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停滞，没有多大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后来又以右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新思维”来指导改革，结果使改革、开放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最终招致了亡国的恶果。
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演化历程深刻表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丧失生机与活力。而改革开放不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犯“左”右倾错误。“左”和右都是社会主义的大敌，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必须始终高度警惕“左”右倾错误，一旦出现这两种错误，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克服。
六、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揽全局，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建设、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一系列相关的矛盾与关系，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统揽全局。牵涉全局的关键是：改革、发展、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妥善处理三者的关系，是中国20多年来获得成功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这一经验亦具普遍意义。
改革、发展、稳定各具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解决的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它解决的是祖国的富强和亿万群众的生计问题；稳定是社会和谐关系与安定局面的维护与保持，它解决的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延续问题。这三者都是关系全局、带有战略性质的大事。在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是三位一体的，它们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彼此的联系达到异常紧密的程度，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但也要承认，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三者的地位、作用会发生某种变化，其中的某一项可能具有特殊重要性而需要加以突出和强调。20多年来，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的有机联系中展现出循环领先的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废待举，改革成为扭转局面、搞活全局的突破口，当时邓小平把改革看成党和国家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当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广泛兴起，并逐步成为强劲潮流之后，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有效供给以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当务之急，此时邓小平又把卓有成效地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风云变化，国内出现动乱，改革、发展面临巨大的冲击，此时邓小平又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992年起，由于三年治理整顿大见成效，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政治形势好转，安定团结得到巩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改革又一次跃升到领先位置。在新的改革步入正轨之后，1997年出现了异常猛烈的亚洲金融风暴，面对这种情势，采取有效措施顶住此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保持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平稳发展，又成为全党全民优先考虑的大计，于是发展又被推至首要的位置。
在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改革之潮，铸发展之功，固稳定之基，在三者的相互协调发展中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造就社会主义大厦的千年之基，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七、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带根本性的战略任务，深入持久地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西方国家虽然创造了相对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居民中严重存在着精神空虚、精神堕落等无法消除的危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可以产生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团结、友爱、互助、互信的新型人际关系，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说过：“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8]。它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起来，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略，而必须深入持久地抓紧抓好，务必抓出实效，抓出明显成绩。
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是带根本性的战略任务，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独特规律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一般而言，两个文明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文明的关系更为紧密，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现实的基础、物质的前提和实践的经验；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又为物质文明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的实践表明，在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中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其后果是很糟的。忽视或放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会由于缺乏智力支持、创新活力而陷于停滞；而忽视、放松思想道德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会由于迷失方向、丧失动力而出现混乱。总之，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西方发达国家从不放松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分化”和“西化”的图谋，以求实现所谓“不战而胜”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地提高凝聚力、向心力和科技实力，使自己能够成功地抵御和战胜迎面袭来的“西化”和“分化”阴风，进而在国际交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同样显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战略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把它概括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提法可以不同，但都贯彻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在精神世界上的全面发展。中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带根本性的战略任务的经验，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先进联合体的理念，将会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赞同。
八、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使党保持先进性和创造活力，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政党，它始终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和社会演化的未来，它的最终使命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在创立、建设、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工作，是搞好党的建设。毛泽东把它视为“三大法宝”之首。党的建设所以是头等大事，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切战略任务，诸如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以开创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等等，都只有在搞好党的建设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从这一方面说，搞好党的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浪与漩涡之中。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但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它们必然要组成和发展不同形式的“神圣同盟”，并竭力在共产党内寻找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一旦掌握共产党的领导权，就可能轻而易举地搞垮共产党。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党的倒台生动说明这一点。从这一方面说，不搞好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和希望。党的建设是极其崇高的工作，又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至今仍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在新的探索中，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近八十年来，“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9]“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纲领和指针，它为我们成功解决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课题指明了方向。因此，“三个代表”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集中而深刻的概括。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要建成什么样的党呢?江泽民在庆祝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是要“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的核心和总目标，就是要全面地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只有做到这一点，党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才会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成功地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党的最低的纲领，并在将来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关于“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党建中的各个重大问题，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中实现整体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别要注意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面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在于，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发扬改革精神，围绕各项实际工作，从思想、政治、组织、作用和制度各个层面上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卓有成效地解决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情尽管不同，但共产党都处于执政地位，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都需要代表本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本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它们才能从物质上、精神上和政治上夯实自己的执政之基，并且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本国人民的辉煌业绩。“三个代表”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又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把握了党执政的规律，对其他国家共产党抓好自身的建设一定会有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上述八方面的经验是丰富多彩而有价值的，但不能说是完备和终极的，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收稿日期：200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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