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弗洛伊德哲学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哲学论文,近期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的弗洛伊德研究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反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性大合唱”或“否定性评价的潮流”构成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其总的特征是既抨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陈述的有效性，又抨击它的科学地位；另一方面，鉴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哲学的特殊价值，许多哲学家愈益认识到把精神分析理论和哲学综合起来的必要性，其总的倾向是试图把精神分析理论转变或上升为一种“心智哲学”和“文化哲学”。上述局面具体表现为弗洛伊德哲学研究的三种主要新趋向：对所谓“解释学重构”的批判、“心智哲学”的探讨和“跨专业”的批评。
一、对所谓“解释学重构”的批判
众所周知，哲学解释学家利科、哈贝马斯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和沙夫尔提出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所谓“解释学重构”，以便代替弗洛伊德本人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自然科学事业的观点，并作为对波普强调科学方法的假设的“可证伪性”——波普断言精神分析是不可证伪的，因而是非科学的——一种抗衡。应该说，自利科1965年出版《论解释：关于弗洛伊德的论文》以来，这种解释学重构或“精神分析的解释学化”曾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分析实际上探究的是深层解释学模式，是将方法论的自我反省加以整合的科学唯一看得见的例子，是潜在地作为其它关于人的科学的一种原型。”〔1〕。
美国匹茨堡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格律鲍姆1984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一种哲学的批判》，对弗洛伊德临床理论的、认识论的和解释学的基础进行了全面的哲学评价，特别是其中对解释学重构的批判，被认为是当今科学哲学对哲学解释学的有力“哲学反击”。近年他又在《临床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1993年）专题论集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解释学重构的批判。此外，心理学家克兰、夏普也是这一批判的主要代表。他们批判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解释学“标准”对精神分析是否适用？
解释学免除因果解释——因果解释是科学方法的目的和长处——而赞成没有单一的解释是真的。在解释学中，精神分析的陈述不是被当作真或假，而是当作可能的解释。由于对同一现象可以有许多解释，各种“标准”被用来确定哪一种是最好的解释。这包括艺术的美、对解释的理解、内部连贯以及与其他心理学知识的一致性。克兰认为，解释学分析对于艺术或对于形成严密系统、不冲击世界中的其他系统的主题来说毫无疑问是适当的。音乐是一个严密的系统，解释学的分析具有极好的意义。谈论正确的或错误的解释几乎是无意义的。不幸的是，精神分析不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但即使如此，它的确冲击着真实世界。例如，俄狄浦斯情结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证实的。在这些陈述或真或假的意义上，它一点也不关系到是否解释学标准被满足。很难看出解释学对于最终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回归于病人的经验——怎样会是适当的。至于所谓“与心理学知识一致”，更是把“解释”与系统外的某些东西、实际上与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在解释学重构者对治疗的研究中，他们的确引证临床研究作为他们观点的支持。这种求助于“证据”不是解释学的而是源起于不同的传统——对企图为假说提供证据的理论作科学探讨的传统。克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都不适合于解释学分析。”〔2〕
2、是“事实”还是“解释”？
利科断言：“严格地说，在精神分析中不存在‘事实’，因为分析家不观察，他解释。”〔3〕他的解释学分析得出两个结论“（1）不像科学心理学的行为“事实”，精神分析的事实决不是可观察行为的事实；（2）观察科学的经验探究特征不能侵扰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学理解，因为精神分析处理的“事实”不是被多数独立观察者可证实的。作为结论（1）的部分根据， 利科把斯金纳行为主义描写为科学心理学的原型。
针对利科事实和解释的理论二分法，格律鲍姆指出，在他的解释学说明中，他忽视了物理学的观察已经是理论负载的，然后进一步从理论上被解释——这是被弗洛伊德所强调的一种观点。因而他在精神分析学家和以行为主义者为外表的自然科学家之间作了错误对比。“他意识不到就任何观察者的解释活动而论已经意味着：不可能有‘纯’材料即被解释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理论像由分析家作出的临床假设一样在同样的认识根基上。”〔4〕而利科用行为主义作为范型也是不正确的、使人误入歧途的。格律鲍姆强调，收集必要的证据正是需要被解释学家所拒绝的科学方法。探求精神分析解释指望揭露的隐匿的“意义”，若不依赖因果探究方法和“有效性”——解释学家宣称有效性在自然科学之外不适当，就不可能成功。
3、“欲望语义学”是否可能？
为了进一步将精神分析解释学化，利科断言弗洛伊德的临床理论提供了“欲望语义学”。它旨在把压抑等一类动力学性质的概念与稽查等一类解释学性质的概念结合起来，或者说把“力”的概念与“意义”概念借以展现的两个“论域”结合起来。欲望语义学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发掘这个双重根源的一切涵义。
在格律鲍姆看来，所谓欲望的语义学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症状”本身被看作是被压抑的东西的“象征”。症状作为象征——提供移置满足或渲泄的替代形式——是非语义意义上的，不是它们无意识原因的“语言学表征”。例如，梦中替代性的欲望满足很难算作语言交流的语义功能。况且弗洛伊德认为，梦不想要对任何人说任何东西，它不是交流的媒介。而利科却把梦建立在他语义学解释的基础上。在分析欲望语义学的错误根源时，格律鲍姆指出，利科把以下两组关系融合在一起了：（a）一种效应显示它的原因， 因而可以对它的运作（operation）起证据作用；（b）一种语言学的符号语义上代表它的指称物或指定它的属性。实际上，作为对未满足的东西一种替代性渲泄，隐藏的欲望相当明显地不同于任何类型的语言表征。“在将‘符号’一词精神分析的和语义学的用法加以融合的过程，利科错误地将可推论性和替代性融合为语义学的指称。他的‘欲望语义学’本身是语义错误的结果。”〔5〕
4、是“理由”还是“原因”？
克莱因和沙夫尔提出，真正的精神分析解释为人的行动提供理由而不是原因，或者说，无意识“理由”不能称作原因。格律鲍姆认为，“解释性动机是理由而不是原因”这一论题是根据不足的。第一，该论题依赖于对原因X和结果Y之间因果关联的关系的错误概念。它忽视了X 可能是物理的、精神的或心理的，只要它对Y的出现形成差别，影响Y的事件。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解释性无意识动机被认为与它们所解释的那些现象正好具有那种因果关联。这样，无意识动机X 可以（部分）是人的行为Y的原因。第二，一个行为者执行一个行动A，因为他意欲取得目标G；也相信“做A将取得G。这样，一组“愿望兼信念为做A提供“理由”。由于对一种行动的解释性理由因果上与它的执行相关联，因而这种理由是原因。第三，虽然解释性理由的确称作（部分的）原因，但业已表明：无意识动机不构成这种“理由”，因为解释性动作不包括被解释的行为是实现被压抑目的的手段这一无意识信念。所以，这样的行为不能成为“意向化的行动”类型，虽然发动这一行为的冲动可以被说成是被压抑的目的的或意向。
二、“心智哲学”的探讨
近年来，从心智哲学的角度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心智、意识、信念、意义等所作出的可能的贡献，成为新的研究趋向之一。心智哲学家们一般认为，精神分析思想得益于哲学探究作为它的理论和预先假定，正如哲学的确接受精神分析的心智观的洞见一样。从心智哲学角度研究精神分析，既是走向哲学和精神分析必要的综合的有意义的一步，也是精神分析共同体能由此了解20世纪晚期基本哲学进展的一种手段。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精神分析心智理论的性质
美国哲学家卡维尔（Marcia Cavell）在《精神分析的心智：从弗洛伊德到哲学》（1993年）一书中，对精神分析的心智理论作了既是批评又是重构性的重建。该书以戴维森式的预先假定为范例，把精神分析转变成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的）信念系统的哲学。在她看来，精神分析情境中的解释，是以信念、愿望和规范地共享一种世界（Normative Sharing of a World）的概念和分析——维特根斯坦、奎因和戴维森为取代笛卡尔的二元论已系统阐述过——为范例的。通过放弃不适合临床实践复杂性的过时的心智理论，以及通过理解戴维森对“解释”的分析，精神分析家可以达到“在连贯和一致之间最好的适当。”〔6〕因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以在解释网络之内有意义的意向性为基础——如果在其精神动力学中适当被理解的话。
2、“他心”（other minds）问题
卡维尔论及的一个中心问题——正如在从笛卡尔到现在的现代哲学的沉思那样——是我们企图作出的“推论”，以便达到另一意识内部。从目前的情况看，被心智的神秘所迷惑和困扰的哲学家，使他们自己投入理解“他人”、打破我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之墙的斗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从未能冲破“内部自我”似乎不可渗透的孤立之墙，这致使卡维尔拥护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的心智和语言理论。心智的神秘被卡维尔通过否认仅仅为特定的人所知的、不可言说（说明）的“内部核心”（inner core）而加以消除。她说：经验的“内容”“原则上是意识和明了的知觉可达到的”。“自我的概念对于作为使之成为自我的自我——能通过世界说出其信息情况的‘我’——具有意识”〔7〕卡维尔强调的重点是“共享一种世界”——既在其语言实在又在其文化实在中。在这一世界之内“自我”存在着并相互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心智哲学家库恩斯（Richard Kuhns）原则上不同意卡维尔关于他心的上述观点。他在《悲剧：矛盾和压抑》（1991年）等一系列论著中坚持认为（接近于著名哲学家Thomas Nagel 和 Richard Wollheim）：“内部实在”在很大程度上虽是交流性的但非共享的，虽是显露性的但隐匿着的，呈意念中的“公共实在”（Communal realities，其来源和外在化在艺术作品中作为文化实在的一部分是“已知的”）姿态。弗洛伊德赋予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研究的价值跟他的病历研究到同一程度。如果哲学和精神分析将支持和拓展人们彼此对社会和物质世界的看法，那么它们必须把思想致力于艺术本身，正如弗洛伊德的确所做的那样。因为，正是通过艺术，意识才把自己向他人的意识开放。这不是给艺术提供一种概念内容，而是那一内容的确是“不可言说”然而“有意义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历史与我何干？我是首要的和唯一世界”。跟当代哲学为意识寻求确立外部的、公共和社会的必然性——所谓“哲学的外在论”——到同一程度，艺术生活使以神秘的美学呈现发现其外在化的“隐匿内部”（hidden Inner）退隐。在假定艺术象征“自我”地过程中，库恩斯把所有艺术当作通往心智——即心智最富隐藏和最神秘的那些方面——的康庄大道。库恩斯认为弗洛伊德承认心智的神秘方面，虽然他在早期对梦即他的康庄大道提供了非凡的洞见。人们把弗洛伊德读作总是要求对“自我中真的发生了什么”作出明晰的理解，然而他作为一个哲学思想家的姿态甚至在精神分析的探究下重视自我的不可达到。他强调症状和梦的意义的转换，而同时强调“解释”的过于决定性和不可穷尽性。这表明一种的确退缩的、总是极丰富的内部过程，它们从没有充分地被解释和被认识。〔8〕
3、情绪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问题
卡维尔对情绪的探讨相当接近于心智的“内在观”，即竭力保持作为情绪之基础的共享的经验这样一种观点。她认为：“与信念相比，行为更是特别相关于情绪的发展得以建立。”〔9〕她反对精神分析对情绪的解释，诸如内疚感——她认为比按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更需要公共的和社会的解释：“弗洛伊德……被他想到的作为既影响心智又影响行为的本能欲望的因果力所驱使。我将以如下方式说明这一点：表明幻念活动（phantasizing）是怎样像任何其他心理状态一样被外部世界所屈折；用把不合理性追溯到大部分合理的社会组织中的某种裂隙这样一种分析，来取代弗洛伊德前合理驱力中的不合理性的基础。”〔10〕卡维尔强调情绪的合理特征，但同时也重视不合理性问题：“如果一种行动或信念按照行为为者自己的条件、借助标准或者按他的或她隐含地承认的事实，是不一致的或无法欲求的，那么它就是‘内在地’不合理的。”〔11〕卡维尔主张以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为基础的合理道德，严厉拒绝她认为是精神分析价值论的本质上的主观论。她主张，道德判断——当没有被病态的力量所歪曲时——基本上是一种合理的功能，正像信念一样。正如精神分析思想的一种分支（如拉康）所做的那样，以客观的方式提倡与被整合的自我相反的“分裂的自我”，是危险的。
三、“跨专业”的批评
这里“跨专业”一词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从跨专业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弗洛伊德本人跨专业研究的反思与批评。属前者的代表作有：伊森克（H·J·Eysenck）的《弗洛伊德帝国的衰落和崩溃》（1985年），克鲁斯（F·Crews）的《怀疑的债务》（1986年），霍布森（J·Hobson）的《做梦的脑》（1988年）； 属后者的代表作是：萨洛韦（Frank J·Sulloway）的《弗洛伊德：心智的生物学家——超越精神分析的遗产》（1979年），基奇尔（Patricia Kitcher）的《弗洛伊德的梦：完全跨专业的心智科学》（1992年）。这里我们集中介绍后者。
基奇尔的中心主题是：弗洛伊德是一个跨专业的理论家。这对于理解精神分析的价值和缺陷是关键性的。她证明，弗洛伊德的综合性视野（神经生理学、进化生物学、性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是令人注目的，这种跨专业的拓展构成了他不可否认的魅力。但是，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跨专业理论家的才能包含着他毁灭（或“大失败”）的种子。通过把心脑关系的观点与如此许多不同的学科联系起来，他的折衷主义探讨“使得他的理论抵押在其他领域的不利发展上。”〔12〕就他的“元心理学”假定而论，他把心智设想为精致的反射孤。脑的任务——像单一神经元的任务一样——就是释放能量。弗洛伊德关于梦和神经症状形成的理论都坚定地根源于这种神经生理学传统——19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弗洛伊德的关键假定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心智是高度整合的，不是像一个单一神经元那样行使功能。即使单一神经元也不是以弗洛德假定的简单化的方式行动的。
基奇尔一再指出弗洛伊德跨专业论证中的循环论证倾向。例如，弗洛伊德“把个体神经元的活动外推到整个系统”，〔13〕然后他用临床证据证实这些神经生理学假定。然而，这种证据被构造以便适合弗洛伊德元心理学假定。就里比多理论而言，“他不期待生理学的发现；他假定它，并围绕它构造他的理论。”〔14〕然后，弗洛伊德把临床证据作为这些不争议的假定的证据。就梦活动而言，情境是相同的。取自性学的许多假定允许弗洛伊德以正统精神分析的方式解释梦。自然，这种解释也增强了他在性学方面的失败。
针对格律鲍姆对弗洛伊德富有影响的批评，基奇尔认为，格律鲍姆倾向于把弗洛伊德理论系统中元心理学假定的作用减到最小，而相反集中在“来自病床的证据”。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暴露了弗洛伊德临床论证中的许多严重缺陷，特别是关于病理学压抑的观点。但格律鲍姆的重要批评仍然未能表达弗洛伊德错误的主要来源。精神分析的主要失误不是临床而是超临床的，作为一个临床学家，弗洛伊德凭着他的各种元心理学假定从思想和行为中抽取了精神分析的意义。弗洛伊德“解释”的特别基础根源于这些假定，没有它们就不能前进。
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科学哲学家萨洛韦也认为弗洛伊德跨专业研究是一种失败，并着力分析失败的根源。他指出，有缺陷的生物学假定位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陈述的中心。〔15〕而弗洛伊德的失误可追溯至精神分析的最早年代，归于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日复一日的行为。弗洛伊德在他衰落的年代对证据未能证实持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在40多年中很少充分注意矛盾的证据——甚至来自他自己的病人的证据。弗伊德深深地迷恋于一系列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方法，诸如自由联想和梦的象征性解释，正因为它们允许他证实他中意的假设。
萨洛韦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最终失败了，因为他是一个糟糕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从事了跨专业的理论活动。达尔文像弗洛伊德一样几乎如此跨专业，但他自己在这个道路的每一步按规范的科学谨慎而行事。不像弗洛伊德，达尔文没有等待直到他临危不惧的最后几年。他日复一日地用殚思竭虑的诚实处理矛盾的证据。
注释：
〔1〕Edited by Peter Clark and Crispin Wright,Mind,Psychoanalysis and Science,Basil Blackwell,1988,P.5.
〔2〕Paul Kline(1989),Objective Tests of Freud's Theories,in A.M.Colman,(ed.),Psychology Survey,The Brit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and Routledge Ltd,P.129.
〔3〕Ricoeur,P.(1970),Freud and Philosophy:An Essay on l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P.365.
〔4〕〔5〕Grünbaum,A.(1984),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A Philosophical Critiqu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8.54.
〔6〕〔7〕〔9〕〔10〕〔11〕Marcia Cavell (1993),The Psychoanalytic Mind:From Freud to 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 ulniversity Press,P.35.120.154.158,193.
〔8〕Richard Kuhns (1991),Tragedy:Contradiction and Repress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13〕〔14〕Patricia Kitcher(1992),Freud's Dream:A Complete l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of Mind,MA:MIT Press,P.63.160.168.
〔15〕Sulloway,F.J.(1979),Freud,Biologist of the Mind: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 Legend.New York: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