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货币化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论文,化与论文,所有权论文,中国农村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7）03 —16—06
土地是人类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也是千百年来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的中枢。从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来看，土地产权制度的市场化配置向来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和前提。就我国而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绝不可能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无限期下放。因为如果仅仅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解为激活农村土地市场，利用土地征用和流转来稳定农村经济、减缓农地矛盾并缓和征地流转中不断激化的社会冲突①，就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农村土地所有权虚位设置”的历史弊端。实际的情况是：“当农民与集体之间只是土地承包与发包的关系时，这种土地权属的变迁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后果，但当农村土地的用途发生变化（如农地被征用）时，这种所有制变迁的后遗症往往就会凸现出来。”② 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土地所有权虚位化的后遗症是十分落后和荒谬的。简而言之，在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格局中，地方政府具有直接或通过社区组织拥有、转用农地权益的权力，可以在农地“一级市场”低价征用土地后在商用“二级市场”获取巨额价差。尽管国家政府一再要求从制度、机制入手，强化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的责任，但地方政府在政绩攀比、经济增长、内需拉动的竞赛中的“卖地冲动”丝毫未减。有些地方政府不仅取代农民垄断了土地征用一级市场的谈判交易权，成为房地产商的保护者甚至被房地产商控制的“人质”。被征用地后的农民得到了象征性的土地补偿款（只占土地增值部分的5～10％）。但失去的不仅是土地征用交易的基本权，也一次性地失去了土地流转增值带来的收益分配。农民作为早年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的翘望者和千百年来土地的真正主人，再一次成为“被剥夺者”。如果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不是执政党的权宜方针而是建设民主社会的百年大计，在这一所有制变迁潮流中，与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同等重要的就是——逐步分类实施与农民土地所有权属相关的土地货币化。
一 农民贫困化的根源是土地产权不清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至今大部分人都还是农民，人数高达9亿。所谓“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问题很多，无论教育还是医疗，无论是国民待遇还是生存权利，总的状况是生存质量的贫困化。农民贫困原因多，解决的办法也不少（免税和增加社会保障），但必须清楚，农民贫困的原因在哪里？“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土地问题。千百年来，农民根植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往往要靠天（自然气候）吃饭，随着农耕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调剂和平衡，土地自然是封建官宦和地主商人把持的农耕经济交易的主要筹码。因而土地作价，交易买卖，自古皆然。但这一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农民把追求财富的目光集中在能够产生财富的农业用地之上，一部分人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而多数人却只拥有较少的土地。在落后的政治制度下，土地所有者的贫富悬殊使得社会公正无从体现，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出了“平均地权”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也因之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度成为革命党夺取国家政权的法宝。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连同农民自己原来所拥有的土地都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并取得了土地证。但1953年以后，政府推行“互助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不得不把土地、牲畜、农具入社。继而1958年又以行政命令总动员的方式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通过公社集体组织象征性地获得了土地，但事实上成为记劳动工分的长年工，丧失了对土地的实际支配权，也丧失了对土地耕种的积极性。就是这种集体所有权的规定，也才在“八二宪法”（1982年）明确表述为：“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尽管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突破土地的公社化桎梏开始，让广大农民尝到了土地联产承包经营的甜头，重新让农民有了土地耕种的积极性，但在这里，“国家”和“集体”仍然是一个没有边界条件的虚拟的概念。“国家所有”，实际上是国家名义下的各级分管部门（村社）所有。其多少弊端由此而生，多少罪恶由此而起，不一而足。④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从省市到地县直至乡村，越权批地、利用集体土地变相搞房地产开发以及开发商与集体经济组织私下协议圈占土地等违法、违规行为越演越烈，很多地方的所谓GDP就是靠出让土地吃饭。 这样一个涉及到农民祖祖辈辈生存攸关命运相系的大事，由于土地在产权归属上是“集体土地”，农民除了依靠基层的代表——村社组织与地方政府间接对话外，再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谈判的话语权。加之土地没有实行货币化计量，甚至在国家财政的账面上都没有“国有土地”这笔帐。因此，“农民集体”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土地资源绝大多数没有货币化，在大规模“开发商—政府—村社干部”的土地交易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国家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必然造成农民只能拿到数额极其有限的补偿，却成为永久性的失地农民。⑤
由于土地的非货币化，土地又缺乏真正的权属人，因而在土地交易中，土地就成为一种非市场化的或者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以外的带有官僚资本性质的特殊资源。可以说，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模糊性，是计划经济至今继续干扰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成为市场经济至今挥之不去的噩梦。事实上，在土地权属关系转移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旦被虚拟化，也就无所谓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表达，当然也就谈不上不尊重土地所有人的合理诉求。在这样的交易基础上，社会不公和交易腐败就将成为潜在的社会公害。土地所有权一旦虚置，无论政府对集体土地征用（交易）的处置权和使用权进行怎样的限制，都已经离开了法律意义的财产所有权的基本权能范围。
而当我们从货币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贫困，就会发现，农民的贫困还在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化缺失。就是说，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至今处于市场货币和信用网络的覆盖或管辖之外，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尚未纳入现代金融货币体系的群体。尤其贫困地区的农民缺医少药、缺吃少穿，最根本的就是缺钱！为什么？他们过去没有货币，现在还是没有货币，现代性对他们来说的确太遥远了。布罗代尔认为：城市、货币造就了现代性。在西方，这些自古没有货币的农民和穷人又是如何被赋予现代性的呢？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被纳入货币与市场网络的管理之中的呢？答曰：信贷。在现代经济运行的系统里，货币与信贷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和创造出来的运行管理工具。这当然不是农民自己可以创造的，而是城市或者城市化的金融家们创造出来服务于社会的。换句话说，是现代货币金融体系赋予了贫瘠的土地以财富。土地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卵翼下由靠天吃饭的呆滞的坏资产，变成了流动的、可变量的活资产。当然，对现代货币的资本信用体系的奥妙，我们只有从货币现代性的，即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在经济运行中的管理和技术角度去理解。其实，这一奥秘早在当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就明白地告知了。被马克思称赞并引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者”、“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的“政治经济学之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佩第的一句名言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威廉·佩第看来，地租仅仅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自然价格；而劳动和土地要素所创造的共同价值，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对于贫困，面对货币缺乏，人们应该怎么办？威廉·佩第在《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建立银行……作为生产信贷的机器，银行有增加现有货币的效能。如果威廉·佩第那个时代所说的信贷，只是针对工商业需求，是狭义的信贷；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情况下，这种信贷则是广义的。然而这些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19世纪马克思都懂得的道理，我们却不明白。
人类通过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其实，即便是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里，老百姓也都明白：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而财富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主要标志。然而遗憾的是，土地和土地所有权问题至今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理论禁区，土地所有权的悬置和虚拟仍然是农民贫困的根本所在。
二 货币现代性与意识形态
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理念还告诉我们，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民主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具体而言，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意味着农民对土地事务享有起码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在我国目前所有制条件下，农民民主权利的模糊性恰恰来自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这一概念：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单位是指地市、乡镇政府，还是指村级组织？而无论那一级所有，集体的财产（首先是土地）的处置方式，在没有强有力的产权所有者出现的情况下，上至省市政府，下至乡镇村委会都可以任意代表村民利益参与土地的出让定价谈判，而现行政策规定在土地转让增值中的财政收益直接进入地方财政，土地交易体现的就可能是地方政府的征地欲望和利益。我们看到的不幸事实是，长期来的推动改革发展的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正在因为土地所有权的模糊而不断地流失和被剥夺。
毋庸讳言，在这种情形下，三农问题衍生出来的“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就不光是社会的经济问题，它不可避免地会衍生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当前，地方政府能否承担得起农村土地管理的职能，已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置疑。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农村现有的土地产权还地权于农民，农民作为土地所有人应当拥有流转权、处置权和土地交易谈判中的话语权；土地作为私人不动产，可以抵押、继承、赠送、转让等。笔者认为，由于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化、土地使用权均平化的成因复杂且由来已久，期望一夜之间大幅度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是不现实的。作为一种过渡，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逐步实现土地的货币化分类，就不失为一种可操作的方式。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改革，都必将以土地货币化的形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单纯的土地货币化评估可能进一步加剧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市场垄断，而结合土地所有权改革的货币化，则可能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因此，三农问题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不涉及到我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不改变观念，任何离开了货币现代性的经济模式，都将难以将既有的经济体制导向市场化。首先，货币现代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实现等值交易的单一货币，它是特指资本主义时期那些“超越”了货币本身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及其交易手段的发展不但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总量，改变了资本或货币系统的内在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货币本身。尤其是在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本身的价值越来越少，而信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将仰仗其信用作为保证。也就是说，现代金融制度是建立在一定信用保证体系条件下的“数字化管理”。正是基于货币信用价值对社会经济生活无孔不入、不断渗透的作用，现代社会由此而起，资本主义由此而得名。我们也由此而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现代经济制度有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抽象的制度是由一些名词和概念构成，它没有具有现代性的金融操作工具和管理技术的支撑；而具体的现代经济制度始终有量化的金融工具与管理技术支撑着。当游离在现代货币信用体系之外的僵死的土地一旦进入量化的金融信贷系统，土地就将成为特殊的货币，成为金融信贷系统中最具信用品级的抵押物。土地的货币化及其土地财富的增值，都是和货币的现代性即信用体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货币现代性的内涵，也是货币现代性的特征和功能。它反映的资本形态是：大量的商业活动不再意味着货币要亲自登场，它所依赖的不仅仅是货币，信用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架构上连贯的力量”， 这就是韦伯所谓的“能供计算的法律系统”（Calculable Legal System）。
因此，任何现代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它失去了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的支持，这个经济系统是很难运行的，甚至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空想而已。布罗代尔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反对那种把经济与社会其它方面割裂的研究方法，他也不相信那种由概念与逻辑虚构的经济制度。他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时这样讲道：“资本主义是各种手法、程序、习惯、竞争性能的总和。”显而易见，这些手法、程序作为操作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一定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往我们在这一层面与它纠缠得很厉害，什么资本主义的苗还是社会主义的草，而对它的操作与管理技术层面却知之甚少，结果陷入什么农民工分制加工人的工龄、八级工资制之类。这是什么样的管理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管理教材的反面例证，被后人贻笑大方。
我们为什么在谈到货币的现代性时要关心它的意识形态，即它的形而上层面，因为货币的现代性反映的恰恰是现代经济制度量化管理技术的逻辑关系。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俄罗斯那位彼得大帝，曾看到欧洲发达了，于是去考察去学习，态度很好，方法不对，结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除了造船、办厂，还要建城市。一声令下，在涅瓦河西岸建起了彼得堡。但这个城市并没有“现代性”的灵魂，也就是没有那些以货币为基准、信贷为工具的量化管理技术，即货币的现代性。因此，俄罗斯未能改革旧的农业的生产方式，更不用说产生新型的工商业。而彼得堡这个模仿欧洲大都市的城市，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勉强点缀一下彼得大帝这个专制帝王的排场。而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以时髦的辞藻抱着彼得大帝空有其表的遗产，他们仍然不懂得现代性与货币为基准的量化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卢布也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量化操作工具和管理技术的基础。苏联虽然以粗暴的方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最终也免不了陷入落后经济模式的困境，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脱离现代经济制度内核的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并不能主导经济运行的结果，而经济运行的技术与手段的正确与否，却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这恰好是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 货币现代性与土地信贷
货币与信贷之间是有明确界线的，原始的信贷是交换两种在时间上有先后的财务和劳务：我为你效劳，你以后偿还。领主预借麦种给农民，后者收获后偿还，这是一种信贷。但类似的信贷只是一种特定区域和人群中的简单工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时代的信贷。具有严格意义和货币特征的信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巴比伦的商人和银行家之间使用的票据和支票。而现代意义上的信贷手段，则是从西方十三世纪重新捡回来的古老工具，它恢复于当经济运行在货币不敷流通时，顺理成章地导致它很快以信贷工具为出路——除了给商贸带来了方便，事实上还“增加了货币总量”。银行作为生产信贷的机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就将极大地增加现有货币的效能——信贷。而这种信贷工具也使人们意识到，新的金融工具事实上已经成为“人为地生产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资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或者创造的”！当信贷这个古老的工具被近代西方完善和发展之后，就成为现代经济制度的利器。它不只是改变了贫困，还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它使整个西方的经济运行纳入了有效的货币现代性的管理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弄明白了西方是如何让那些自古就没有货币的农民和穷人，走进了货币与市场的网络之中的。对此，布罗代尔讲到：“如果可以说一切都是货币，反过来也能说一切都是信贷，都是许诺和按期付款。”这段话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从管理技术的角度去理解。因为经济制度是政治和法律等制度的决定者（马克思的观点）。
我们一直努力地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是城市与货币造就的。两者中，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技术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而货币的现代性则不然。熊彼特说过：“货币归根到底是一种信贷工具，是人们借以获得最终支付手段的一种凭证。这个理论自然可以有许多表述形式，并且尚待在多方面加以完善，但可以说，今天它正在取得领导地位。”⑥ 是的，货币是一种信贷工具，它更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几乎所有管理的基础。“运用金钱的技术与所有的技术一样，适应某一专门的、坚持不懈的、长期重复的需求。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这个国家的货币手段和信贷工具的种类就越多。”⑦
在这里笔者着重指出货币现代性是以信贷为基础的信用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面临着这个严峻的现实，并可能成为今后发展的瓶颈。如何理解公民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必须从信用最发达的美国说起。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其信用交易和信贷消费总额每年都在30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包括企业信用交易、消费者信用卡交易和其他消费信贷。通常，人们将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运转良好和市场信用交易健康增长的国家称为“征信国家”。在全球征信国家中，美国以其完备的信用管理体系而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庞大或者说强大，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美国具有这个世界上最现代性的货币。毫无疑问，美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票据以及众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这意味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我们应该设立银行作为生产信贷的机构，银行有增加现有货币的效能”；最懂得“人为地生产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或者不妨叫做一种被操纵的或“可以操纵”的货币；最懂得“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资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或者创造的”。这些被创造或被操纵的货币用来干什么？答曰：用来刺激消费。美国政府出版的简介美国经济的小书中的两句话说得很明白：美国经济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就是消费经济。⑧ 而这种消费经济恰好是建立在工具意义的公民信用的信贷基础上，离开了这个基础，这个消费经济是无法运行的。
在美国消费经济所有的因素中，一个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作为金融工具意义上的公民信用。可以说，没有公民信用，就没有信贷消费这个金融品种，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强大不知又该从何说起。正是公民信用，可以使得美国社会包括私人的土地、房产能够在法定的物权意义上以货币化的方式进入银行的生产信贷机构，从而增加货币的效能，极大地刺激了消费经济的发展。土地、房产等稳定的信贷资源，在美国成为“人为地生产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成为一种“可以操纵”的货币。
难以想象，在国家垄断的银行下，没有信贷消费，没有公民信用，国家经济可以健康持续发展。要知道，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在整个经济运行系统中投入了大约7万亿美元的信贷消费！相比之下，我国的公民信用则十分可怜⑨。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这个国家的货币手段和信贷工具的种类就越多。而我们国家的货币手段和信贷工具的种类之少，连最起码的信用基础（工具意义的）竟薄弱到忽略不计的地步，我们的经济如何走向发达呢？而我国信用等级最低或者说根本没有信用的人口就是农民和农民工。薄弱的国家货币信贷根本辐射不到他们身上，他们除了承包经营土地靠天吃饭和划定的宅基地外几乎没有任何信用资本。⑩
对于如何实施土地货币化的问题，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会心存疑虑：他们那里去得到这些资本呢？笔者前面指出，所谓货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用能“人为地生产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是一种被操纵的或“可以操纵”的货币。既然“信贷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信贷消费已经成为美国货币总量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国家信贷消费的起步和有机构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人口的信贷消费又能否解决呢？
回顾中国经济5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中国每一次巨大变化和推进，均源于消费结构及其货币层级的变化和提高。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判断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居民消费的成熟程度，消费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而这个货币等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货币的现代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逐步推行存量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产权持有人的货币化，是解决这一经济问题的可行之法。解决这一问题，就是把长期以来被套用的公民信用还给人民。
当然，这是一个面对历史困境和难题的考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科尔耐所谓的“短缺经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消费经济发展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品档次、消费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有了很大变化。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货币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距离现代性还有相当的路程。如何在农村广大地区面向数亿农民建立起以土地为信用资本、以货币为信用计量、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金融信贷网络，还有大量复杂而艰巨的技术问题需要我们去处理。
四 建立土地货币信用体系
现行土地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货币现代性的进程。土地是我国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如何把这些农耕经济运行的根本，有效地引入现代经济的运行之中，既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中国农民迈向现代小康社会的需要。而这其中第一步的关键，就是实行土地的货币化。因为，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积极酝酿、推进和配套实施土地的货币化，既可以暂时规避产权归属这一敏感的意识形态争论，又能加强土地征用制度的监管，有效地遏制土地流失，防治贪污腐败，同时也为彻底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当下贫困问题奠定一个基础。
如果我们以货币形式将土地纳入国家财政，把土地作为农民的信用资源，进而将土地产权的归属真正物权化，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笔者认为，尽快建立起以货币为基准、信贷为基础的土地信贷覆盖网络，在给广大农民带来可见利益预期的同时，将广大农村土地纳入国家财政计量系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信用价值，为土地征用的监管提供现代性的货币支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其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超过任何一项经济举措。我们应该拿出比以往在农村搞土地再分配的暴力革命更高的热情，来完成土地的货币化和农村的信贷覆盖网络。当然，这是一个科学的持续性的百年大计的工作，而不是一次政治运动；无论是系统的设计，还是每一个环节的处理，都需要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科学态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报道2006年我国两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消息时发表评论说：“谁应当拥有中国的土地？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但可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家，要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养活12亿中国人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如果中国的农村人口能够获得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投资和法制建设将得到更好的促进。这种形式的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基础。”显而易见，农民真正拥有可以支配（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土地后，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土地贷款，将大大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现在的比值和产出情况，中国农民的产出率只占西方农民的一小部分，而一旦土地实行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的货币化，这样的基础工作的意义就会凸现出来。这无论是对新农村的建设，还是让中国农民远离贫困，还是对我国货币的现代性的推动（通过农村银行建立广泛的货币信用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必须指出的是，为避免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行政指令弊端，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宜在货币化分类管理的基础上，以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逐步核地确权，将农民的自有土地以货币化的形式纳入国家、地方、乡村财政运行系统，赋予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的租佃、买卖、抵押等流转的市场功能，进而将目前分散的、闲置的（抛荒地）、转租代耕的农地变成由金融资本介入的，可集中购置的良性资产，以推进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化改革。
收稿日期：2007—02—21
注释：
① 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民手里征地近20万公顷，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乃至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瞭望》2007年第5期43页。
② 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张晓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共发布土地法大纲，着手实施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的农民积极参军参战，用鲜血和生命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④ 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规划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农民流失的利益在6～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⑤ 据国家有关资料统计，被征土地征用费的利益分配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原本作为土地集体所有的所有者农民，在土地征用收益上完全处于弱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者的绝大部分权益，而并不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企业却攫取了巨大的土地收益。而农民素以眼前利益为重，缺乏长远的考量。民间流行一句口头禅，“爷爷笑，老子跳，孙子上吊。”说的就是祖孙三代靠“土地钱”生活的情形。
⑥⑦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66～567页。
⑧ 参见王明华《信贷消费热透美国》，新华社2006年3月20日。
⑨ 据笔者了解，我国金融系统司局级高管的信用卡透支额度为人民币50000元，折合美金6000元左右。金融家的信用尚且如此，其他人的信用又能如何呢？
⑩ 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2000—2030年的30年间，我国将有近六亿农民失去土地，目前因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他们既不同于城镇居民，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进无出路，退无后路，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分”的“三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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