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明等级论框架下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下）
陈芷烨 廖加林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19世纪中叶以来，除了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文明直接冲击国人的视野，更有一整套西方文明的理念和文明等级秩序观念侵入我们的思想世界。康有为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文明价值理念为普渡众生至大同理想的法宝，并由此提倡男女平等，取消家庭家族，提出社会公有的主张。而他对天演进化的盲目乐观和警惕的双重态度，也折射出他面对西方文明等级秩序时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 大同；博爱；自由平等；天演进化论
本文上篇，笔者从大同的依据、历史进化观和种族平等的实质三个层面，分析西方文明等级论中科技的物质文明标准、 乐观主义的进化历史观以及白种人优越论对康有为大同社会建构的深刻影响；本篇将从康有为建构大同社会的具体思路出发，探究西方文明等级论及价值观念对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文明价值理念为普渡众生至大同理想社会的法宝，并由之提倡男女平等，取消家庭家族，倡导社会公有。通过对康有为大同社会建构思路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等级论及其价值观念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思想世界，并对我们的思想和社会演进产生实质影响的。而康有为对天演进化的盲目乐观和警惕的双重态度，也折射出他面对西方文明等级秩序时的矛盾心态。
一 男女平等的出发点——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康有为是较早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主张男女平等是康有为实现大同的关键一环。他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人格独立、自由、平等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康有为思考男女平等的价值基础。康有为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在于男权对女性的压制和限制，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参政权、受教育权、公民权、婚姻自由等权利方面。
通过采用单例模式对数据采集系统软件模块进行设计之后，可以保证采集卡的对象只有开始时实例化一次并容易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又方便高层组件获取设备对象进行相应操作[9]。
第一，他批评中国女子长期处于与男子的不平等地位，不能自立，因此丧失独立人权：“一曰不得立门户，二曰不得存姓名，三曰不得顾私亲。……创其义曰‘夫为妻纲’，女子乃至以一身从之，名其义曰‘出嫁从夫’，以为至德，失自立之人权，悖平等之公理甚矣！”欧美女子出嫁后随丈夫的姓氏，也是男女不平等的重要表现。
第二，传统中国对待女性的制度和行为都十分野蛮，女子实际上成为男子私属私有的非独立性存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包办婚姻制度以及以女子为囚、为刑、为私、为玩具（为审美的缘故缠足之类）等都是十分野蛮不文明的行为。传统社会中女子缺乏独立人格，女子实际为男子私属私有，“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令其不能资世用。”
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亦称“帕里——洛德理论”(Parry-Lord Theory)，由哈佛大学教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创立[4]，旨在阐释口头诗歌的创编规律、运行特征及传播过程[5]，是20世纪以来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民俗学理论。该理论使民间口头文学研究从文本走向田野、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6]。口头程式理论框架由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及故事类型三个结构性单元组成，其核心是程式的概念及其理论延伸。
如何实现符合天理、人道公义的男女平等，最终实现国运昌盛、人种优良的社会呢？康有为认为，首要的是实现女子在参政议政权、受教育权、公民权、婚姻自由等权利方面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实现“人才骤增其半”，“士农工商皆增其半”，“全国之民坐受童幼数年之教”，“全国之民永得人种文明之益”的社会利益。虽然在康有为看来，当时的中国有些层面的自由还不合适宜，但要改变女子目前的状态，必须还女子以自由：
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然施之中国今日，未为尽宜；然以救女子乎，实为今日第一要药。今若听妇女之自由出入、游观、交接、宴会，无抑女之事，于公理既顺，除幽囚之苦，于人道既仁。妇女得以亲师取友，日闻天下之事理，以阅历而学识益深，日扩山川品物之大观，以开拓而心思益扩，人才骤增其半而公用亦骤增其半；化坐食闲处而为公望公才，士农工商皆增其半，天下之大效孰有过此！若其教子有方，则全国之民坐受童幼数年之教；传种多美，则全国之民永得人种文明之益；其为无上之大效，无极之美利，皆普天下之事莫与京者。
再其次是废除传统的婚姻，订立在自愿基础上情志相合的短期合约。顺人情之自由，因此合约到期可以解散。康有为对婚姻的理解是，“夫夫妇者所以极静好之欢，得乐耽之实，乃人道之宜也。”显然采取的是西方世俗社会对婚姻的理解，即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而感情爱欲是容易变化的，因此康有为更进一步以自由的名义瓦解世俗婚姻，只订立为期不超过一年的合约。婚姻中彼此双方的责任、义务都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这和《礼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礼》）中的婚姻观有太大差异，和西方基督教所理解的夫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念也很不相同。
然后是必须兴女学。让女子和男子一样承担公民责任，有独立的人格，女子接受教育是自立的起点，为人种改良、国民素质提升的起点：“故为人类自立计，女不可无学；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
最后，康有为将家庭的存在视为升入太平世的主要障碍，由于偏私家庭，必私其妻子而不能天下为公，最终妨碍大同理想的实现。即使是提倡个性独立自由的西方社会，如果不消灭家庭，同样不能实现太平世人格：“欧美今大发独人自立之说，然求至太平世之人格，实未能也，何也？以其有家也。”原因如下：
二 废除家族家庭制度的理由——博爱、自由
对家族以及用礼规范的家族制度的重视，是中华儒家文明重视人伦特质的集中体现。《礼记》中“男有分，女有归”的婚姻理想也表明，理想的婚姻家庭也在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中。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远未完善的传统社会，家族制度在教育、救济、互助等方面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职能。
康有为有关人类大同理想的设计蓝图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是对家庭以及家族制度的废除；康有为主张废除家庭，也就基于如下几个层面的考虑：
以某纯电动汽车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汽车设计思路为基础，根据设计目标确定了动力系统的相关参数。介绍了动力性系统参数的相关计算要求，确定了各个部件参数。在设计逻辑门限控制策略以及双向DC/DC转换器的基础上，搭建了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数学模型。在ADVISOR环境下对某纯电动的车动力系统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各项指标的合理性。结果也表明电机在较高工作效率区间工作且电池具有良好的充放电特性。为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设计提供了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法。
其一，和康有为从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角度废除婚姻的主张一脉相承，他认为传统婚姻以及家庭制度模式里，女性是男性的私有附属存在。
一般来说，建筑的质量问题有两种，一种为外观上的，一种是内部问题，这种会影响到居住的。外观上的问题一般会有，瓷砖脱落、水泥地板会鼓起不平整以及地面有一些高低不平。这种问题解决起来比较简单，只需要找工人稍微修一修就好。但是内部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很大了，这些问题一般出现在天花板漏水、脱落，甚至墙体倒塌等。这些问题一般工人是修不了的，要找专业的人才可以进行修理。所以，在建筑房屋时企业就要做好监督建筑的工作，让房屋在建成时质量是有保障的，这样可以免去后期房屋修理的麻烦，而且不会给住户带来不好的消费体验，企业的风评也会更好。
其二，由于中国人只关注个人、家庭、家族的利益，只能形成偏私不够广大的仁爱思想，不能形成博爱精神，从而导致教育、医疗等公益机构没有生存空间。教育、医疗机会的不均等，导致国民素质的良莠不齐，最终将妨碍大同理想的实现：“中国敬宗收族之事至美，族人之所赖矣，然亦万国之所无也；而欧美之以文明称，以强大称，且过于中国也。欧美之捐千百万金钱，以为学院、医院、恤贫、养老院以泽被一国者，不可数也。……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
其三，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考察，儒家人伦之至的理想很难落实，真正的孝道和家庭和睦很难实现。康有为从人生来就好欲的前提出发，认为能够有不纵耳目体魄之欲而能顾父母之养的人很少，“吾但见纵欲累父母者矣，寡见养父母者也”，慈为顺德，孝为逆德，由此慈易孝难。慈易孝难的原因在于，一是与父母相处，两代人意见不同会导致家庭不和睦，“孝难慈易，皆因意见之故耳。不能同意见者则不能同处，能同意见者则易处耳。”二是上有老下有小，子力薄则难免有吝心，自然容易厚慈薄孝。因此中国家族内部的矛盾十分复杂：“故凡中国之人上自簪缨诗礼之世家，下至里巷蚩氓之众庶，视其门外，太和蒸蒸，叩其门内，怨气盈溢，盖凡有家焉无能免者。”
第一，家庭的存在必然导致人性的偏私和国民素质的良莠不齐，和康有为对太平世的理想化描述——“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得养，人格皆具，人体皆健，人质皆和平广大，风俗道化皆美，所谓太平也”大相径庭。第二、由于各私其家，育婴、慈幼、养老、恤贫以及道路、桥梁、山川、宫室等公共事业都很难落实；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很难落到实处，也没有人人均等的教育机会。第三、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因此康有为得出结论：“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康有为对男女平等的追求，首先是定格在女性作为人该有的权利——目的价值来立论的，但很快就将重心转移到女性的工具价值层面。他从保国保种的角度指出男女平等的重要意义：认为对女性的压制有害于立国传种，指出提倡男女平等为合公理而益人种之举。康有为认为，女性不作为独立的公民参与社会是社会的重大损失：“否则以女子为公民可骤添国民之一半，既顺公理，又得厚力，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将欲为太平世欤，以女子为公民，太平之第一义也。”梁启超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积极主张女性解放，他们大体顺着康有为女性工具价值的理解思路。从对社会国家民族贡献的角度，认为女人强则国强，从女人不作社会寄生虫的角度提倡解放女性。《新青年》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调也表明了这一点，如“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又如“妇女既各有正当职业，男子亦无负担之累矣。……妇女解放问题为当今之急务，其与社会之前途，关系至为密切。倘妇女不解放，则人力时光与地位上之牺牲，危害至巨。”在这里解放女性的工具价值重于目的价值，这无形中也成为一百多年以来提倡中国妇女解放的主基调。
康有为在对比中西家庭制度时，认为中国家庭重孝道之报恩，“受恩之重大莫过于父母，故酬报之重大当责之于人子矣……孔子之重孝，以为报而已矣”。康有为认为欧美之治近于升平世，但欧美人薄报恩而重夫妇，原因在于欧美人基于自由、自立和欲望满足的出发点，“盖本于自由自立而来，人人既有自主之权，于是人子皆得纵其情好之欲，少则孺慕，长则好色，故父母可离而夫妇不可别也。”且不论康有为这种中西家庭比较的结论是否正确，笔者想指出的一点是：父母爱孩子基于天性，这是人和动物相通的地方，孩子反过来回报父母，确实做好不易，但恰好体现人性的高贵和爱的价值。精神价值遵循和经济价值同样的物以稀为贵原理，越难实现的价值等级越高。我们不能因为孝道落到实处的人少，就否定孝道的意义。
实现男女平等不仅关系到天理、人道，更关系到国势国运和人类的繁衍：“夫以大地交通、国种并争之日，而令幽囚之人传种与游学之人传种相比较，其必不美而败绩失据，不待言也。……人之国，男女并得其用，己国多人，仅得半数，有女子数万万而必弃之，以此而求富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故言天理则不平，言人道则不仁，言国势则大损，言传种则大败。”
康有为指出，消灭家庭首先必须落实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独立等理念：
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易矣。
由此观之，康有为反对家族、家庭及婚姻制度的出发点是认为家族制度妨碍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独立理念的生成和实现，归宿点在于家族制度破除后，有利于博爱、自由精神的滋生，偏私观念的破除和天下为公观念的落实，最终将导致大同理想的全面实现。
三是要打通数据流转壁垒，通过数字化设计，模块化制造，逐步加强客户在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过程中的参与度，实现更好更快地定制化产品，最终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
康有为虽然认为大同之世人性是善的，但在没有进入大同之世前，他从自然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他认为人的欲望的满足是正当的，这一点儒家也是认同的。但儒家认为过度膨胀的欲望会导致纷争，导致恶，而康有为则把人性扭曲为恶则单纯归结为社会制度的限制和不平等，如男尊女卑、私有制等等。问题是人性向善能否如康有为所说的，随着不平等制度的消除，人性就自然而然向善呢？这一思路包含了20世纪前后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这种对人性的乐观估计甚至蔓延渗透到基督教领域，基督教一直以来以对人性的悲观态度著称，但这时也受到自由主义等对人性乐观态度的影响。20世纪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政治实践之所以受到百分之八十基督徒的追随，就源自他们对人性的乐观预测，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就能实现人性的高尚和社会美好的人间天堂。
一是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步骤推广至全市其他区域，抓紧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机构改革和产业园区改革。全面优化政府职能，理顺自贸试验区、金普新区、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把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机构职能做实。推进组建市场监管局，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推广复制自贸试验区窗口无否决权 “OK”服务举措，为企业创新试错提供宽容审慎审批监管服务。
康有为反对家庭也不是惊世骇俗之言，佛教早就以出离家庭为修行的重要一步，基督教也有专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神职人员。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主张出家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逻辑上宗教出家是基于对世俗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为出发点的，而康有为反对压制人性欲望的行为，他认为欲望满足是天经地义的事；另一方面，康有为并没有质疑世俗生活的价值，大同理想的实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世俗利益的最大化和世俗欲望的最大满足。因此他认为出家是对世俗社会责任的放弃，为背恩灭类：“吾于佛义之微妙广大，诚服而异之，而于其背父母而逃，不偿夙负而自图受用，则终以为未可也。”担忧家庭对人性的压制而选择出家，“是预忧婴儿长成之烦恼而先坑之，预忧胎生出世之烦恼而先落之也”。实际上康有为认为宗教意义上的出家不是真正的大同之道，而且还将导致人种的灭绝。
三 社会公有的出发点——博爱、平等
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构想，都有主张财富公有的观点，但是主张公有的理由不尽相同。为什么要施行公有呢？康有为首先是从道德层面，基于仁爱、博爱、平等的价值理念，认为文明发达应该让每个人都受益，而不是财富不均等、弱肉强食的状态：“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
竹叶青酒是由配方药材浸泡液和基酒混合配制而成，因此也检测了相同条件下基酒的挥发性香气成分，离子色谱图见图2，分析结果见表2。
康有为主张公有的第二个理由是农、工、商业等实现大同公有，才能真正实现均无贫，达致没有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没有尔虞我诈的美好社会。大同公有是在取消家庭、取消业界、国界基础上的公有。康有为从以下三个方面立论：一是农业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不能实现孔子均无贫则义之至的理想追求。现代农业、科技、政治文明等日益完善，本来为实现均无贫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致生民之食安乐，农人之得均养也”。二是工业私有导致了企业间甚至国家间的残酷竞争，并导致国乱。“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然有家之私未去，私产之义犹行，欲平此非常之大争而救之，殆无由也。”三是商业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不仅商业造成巨大的浪费，也非常不利于太平世人格的养成。商业竞争导致“资性之日坏，天机之日丧，积久成俗，以此而欲至性善之世，岂可得哉！”
康有为不是经济学家，他当然也不能像马克思那样从历史、经济学领域，从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角度说明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性。他只是从私有不利于仁爱、博爱、大同的角度反对私有制。那么农工商公有会不会导致当权者贪污腐化现象呢？康有为认为这个问题到太平世不会出现：“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必无侵盗之心，自无侵盗之事。即使有欲侵盗而别无私店，虽侵之盗之而从何售鬻之？……太平之人，无家累，无贫病，荣途悬在前而清议迫于后，风化既美，种教更良，孔子所谓‘虽赏之不窃’也，而何虑焉！”从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对人性改造的乐观估计；但人性改造毕竟不像社会结构调整或者制度改良，可以在白纸上重新作画。在传统儒家看来，人性修养和提升是持续一生都难以说大功告成的艰难历程。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普渡众生至大同世界的法宝就在天赋人权、博爱、平等、独立、自由等源自西方的价值理念。康有为对社会理想的描述，虽然采用的是传统儒、释、道的语言，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状态，他选择的则是依赖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道路。
11月19日中国磷酸二铵零售价格指数（CPRI）为 3039.11点，环比上涨11.55点，涨幅为0.38%；同比上涨164.00点，涨幅为5.70%；比基期下跌182.66点，跌幅为5.67%。
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吾之道早行早乐，迟行迟乐，不行则有苦而无乐。
岩芯是地质研究的关键依据，而岩芯采取率则是区分钻孔是否合格的重要参考系数。提高岩芯采取率可以有效了解不同地层的厚度以及地层分布规律等具体情况。
“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被康有为重复了两次，足见康有为视此为达致大同理想社会的不二法门。但是康有为并不是一味地拥抱西方文明，他在经济上主张社会公有除了道德上的考虑外，还在于他对私有制下竞争的残酷和破坏性的警惕，事实上康有为对西方天演论中的残酷竞争有一种本能的警惕：
一方面，恰是因为自私而引发的竞争，使人类能够胜过禽兽，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竞争，导致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国家之间的残酷斗争，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形成如今以强凌弱，以勇欺怯，以诈欺愚，以众暴寡的局面。天演论更让现代人视竞争为社会的天然法则：
2.1.2 慢性型是稻瘟病的典型症状，病斑呈梭形，两端常有沿叶脉延伸的褐色坏死线，边缘褐色，中间灰白色，外围有黄色晕圈。潮湿时背面常有灰绿色霉层。叶上病斑多时，可连接形成不规则大斑，发病重的叶片枯死。
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康有为认为生物界确实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但是人和动物本性是不一样的，人是有精神世界的存在，是有爱的存在，这也是只有人类会追求大同理想的原因所在。“夫天演者，无知之物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乐利”。人类如果单纯以竞争为唯一法则，最终只能自取灭亡。虽然据乱世、升平世由于度量分界的存在，有残酷的竞争，但这不是人类大同该有的法则。康有为心中的美好社会还是《礼运》大同之“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对中国思想界自严复引进进化论以来，崇尚进化论意义上之竞争的思想和倾向有自己不随大流的立场：
近世论者，恶统一之静而贵竞争之嚣，以为竞争则进，不争则退，此诚宜于乱世之说，而最妨害于大同太平之道者也。夫以巧诈倾轧之坏心术相此，倾败之致忧患、困乏、疾病、死亡如此，骄谄之坏人品格如此，其祸至剧矣，其欲致人人于安乐，亦相反矣。然则主竞争之说者，知天而不知人，补救无术，其愚亦甚矣。嗟乎，此真乱世之义哉！虽然，不去人道有家之私及私产之业，欲弭竞争，何可得也，故不得不以竞争为良术也。
康有为对进化论不适合人道原则的警惕，一是男女不平等在康有为看来，就是男子倚强凌弱的表现之一：“夫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而男子挟其强力以凌弱质，收为私属，不齿平人，习久成常，视为义理，遂大背天予人权之义而永为小康忧苦之世。”二是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天演论优胜劣汰原则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人道有不同于自然的地方所在；一味抹杀人道与自然进化的差异，而强调优胜劣汰原则在人类社会的实用性，是“知天而不知人”的表现。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竞争以及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人性的扭曲和败坏是值得人类严肃关注和警惕的：
近自天演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百事万业，皆祖竞争，以才智由竞争而后进，器艺由竞争而后精，以为优胜劣败，乃天则之自然，而生计商业之中，尤以竞争为大义。此一端之说耳，岂徒坏人心术，又复倾人身家，岂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者哉！
有趣的是，康有为同时又表现出对进化论盲目乐观的一面：一是对人类文明进化的盲目乐观，如：“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另一方面，他甚至认为野兽也可以无限进化，他认为猴子可以进化成懂得人语，成为自由人类的奴仆的状态。“盖全地之大，自生物院而外，无复有猛兽者矣，只有驯兽耳，盖至是全地皆为人治之地矣。夫兽与人同宗，而才智稍下，遂至全绝，此则天演优胜劣败之极至矣夫。”从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对天演进化的绝对信心，不仅人性趋于至善，动物也得到完美的驯化。因此可以说，康有为是中国较早运用天演进化论进行社会规划的思想家，也是比较早意识到天演进化论思想局限的思想家。
康有为不同于西化论者，他没有直接说要以西方价值观念取代中国传统价值思想，但在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观念的影响下，他借助中国古老的大同理想接纳现代西方文明价值理念，最早提出重构未来中国文明的方案。何怀宏先生说，中国20世纪的主干年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百年启蒙和革命的传统”，其主导观念是强调平等、自由、博爱、救亡、国家、斗争、革命、专政等。可以说这一“百年传统”的主题，约有一半是康有为《大同书》所奠基的，其实质是开启了中国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背景的价值理念融合的关键按钮，和洋务运动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甚至其后的制度操作有了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同书》的时代价值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一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3]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五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4][德]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4-121.
[5]何怀宏.正义在中国——一个初步的思路[J].公共行政评论,2011,(1):10-11.
中图分类号： B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19）04-0047-04
收稿日期： 2019-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伦理学视域下共享理念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AZX014）阶段成果；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大同理想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C0678）终期成果。
作者简介： 陈芷烨（1979-），女，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宗教学。廖加林（1966-），男，湖南湘潭人，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
标签：大同论文; 博爱论文; 自由平等论文; 天演进化论论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