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2-0001-08
人们对“全球治理”问题存在着不少误解，甚至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认为在全球层面真的存在着一个由不同于国家治理的“世界政府”，①或者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即全球性的“中央”权威)，行使对世界事务的管理。如若存在这样的理解，则这只是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并只存在于思想史中。在实践上，这样的构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也难以实现。但是，从二战结束至今六十多年中的世界经济，不同于历史上的世界经济，是受到管理的。谁在管理世界经济？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各国政府，尤其是占据了国际体系权力高地的大国政府。所以，我们理论和实践上的全球经济治理，指的还是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调控。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单独某个国家，也指的是若干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单个或者集体到底如何管理世界经济？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和国家的联合是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来调控、治理世界经济的。
这些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一般被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正式的、全球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性的安排，它们试图使世界经济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使参加这些规则的国家都按照规则办事、受到规则的约束。例如1947年于古巴哈瓦那签订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冷战结束后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WTO)即为此类。第二类是非正式的、只有数个国家参与的国家集团机制，参与国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安排，磋商和协调它们之间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七国集团”(G7)就是这样的机制。第三类是地区性的经济治理，即在某个地区(指世界性地区或者世界性地区的次地区)，邻国之间实现经济整合和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和谐化与自由化。②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到底能从过去的国家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一、历史关键点上的全球经济治理
有一种文章是在“汲取教训、总结经验”。虽然这类文章很重要，但是把握历史、对历史进行正确的或者相对正确的解读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使世界经济成为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庞大、最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经济是受到国家政府治理的。其中一些关键因素需要充分注意：(1)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心性。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其实只是在“自由世界”代表的半个地球)中具有中心性。但是，这个中心性一样有着兴衰的过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性的反映，但“华盛顿共识”也走过了一个沉浮的过程；(2)“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开始陆续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达到一个高潮，冷战结束后，这一要求暂时处在“低谷”。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再次要求重建国际经济秩序；(3)“冷战”(意味着世界经济分裂而非世界经济一体化)、“冷战的终结”(意味着世界经济有可能重新一体化)和“后冷战”(意味着世界经济重新一体化)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影响了世界经济治理；(4)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独特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开始加入并影响全球化进程，这成为西方(尤其是西方市场)眼里的“新兴经济”。这些新兴经济在外交上也开始进行协调，甚至合作，西方把这种现象解读为是对原来的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挑战；(5)由于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真正主导世界经济的并非单个国家，而是以西方和一些非西方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
为了总结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教训，首先，我们需要对当前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做个简要的判断。第一，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世界，世界存在的问题不仅是传统的“国际问题”，而且也是超越国际问题的“全球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问题)。第二，尽管美国的权力超一流，但还并存着一系列的其它权力上的世界大国(不管是“旧的”还是“新兴”的)，这是一个既非一厢情愿的“单极”——某个大国全面主导的世界，也非国际关系史上大体存在过的或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出来的经典意义上的“多极”——世界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大国”，它们组成了几个世界力量中心。
其次，我们要充分意识到重大的历史相似性和差异性。当我们处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刚经历了全球金融大危机的世界局势，这是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的情况。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规律再次被印证。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政策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分歧。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国际体系中的强势国家，试图通过“外部”渠道或者进一步转嫁危机、或者寻求“外部”的帮助克服国内危机作为解决方案。结果，如同20世纪30年代，互相指责、推诿责任、单边措施、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零和博弈)、保护主义等事态在世界经济中一再出现。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不同的，今天的世界与昨天的世界毕竟不同。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广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相互依赖的那种态势都无法相比的。不仅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汲取了30年代大危机及其惨烈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教训，世界建立和形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为复合体系，尽管不完善，却是“规则基础上的治理”，这对过去世界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也是确保世界经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制度保障。
大危机之后是大冲突，大冲突之后则是大治理。按照这个规律，在21世纪初，大危机后，难道注定要经历新的大冲突？而大冲突之后才能再次实现大治理？我们现在要竭力避免大冲突的出现。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从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到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能否通过改革和创新，进而避免世界大冲突，实现新的大治理？
第三，回顾近代历史，自世界经济形成以来，只有过去的这六十多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为什么？不得不指出的是，美国，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即美国的领导作用。从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贸易制度，从G7到G8的非正式的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美国都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心作用。国际社会对美国塑造了全球经济治理并无争议。但问题是，美国不是总是发挥这种正面作用的。作为世界强国，美国之所以领导构建国际制度，是为了“锁定其它国家(较弱国家)进入一个未来可预测的政策方向”，即可以“约束”和“限制”其它国家。③当然，美国同时也受到这些规则的某种程度的约束。一旦美国的势力相对衰落，美国对组织和领导国际经济制度的动力也就下降，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治理就出现问题。20世纪70年代，在西欧和日本经济复苏和重新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就不再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关于其它货币“钉住”美元的标准，而是让其转化为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今天，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尽管在政治和外交上，奥巴马政府说美国将再次回到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但在经济上，美国没有也难以重新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作用，相反美国采取诸如“量化宽松等明显与其它经济体(如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的政策相互冲突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
第四，原来的世界经济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内部。在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南非等“新兴经济”崛起前，确实如此。但伴随着“新兴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冲突不仅仍然存在于西方经济内部，而且新发生在西方经济和非西方经济之间。经过了“冷战后”的犹豫和整合，由于内在的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崛起的“焦虑”，俄罗斯终于与西方实现某种程度的大交易，逐渐加入“大西方”，以寻求俄罗斯在动荡世界的战略稳定。④
第五，美国仍然是人们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时的主要关切对象之一，但对西方以及其它“新兴经济”来说，中国历史性地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新的焦点议题。这反映了世界发生的深刻改变。不管中国是否决定继续“韬光养晦”，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巨大现实挑战。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指出，“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是中国”。⑤
第六，国家之间出现重大分化。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中，除了相对而言的“强国”和“弱国”、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等的传统区别外，还出现了“(贸易)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如美国)和“非储备货币国家”(如中国)，以及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经济复苏的程度)的国家、奉行紧缩开支的国家和奉行财政赤字的国家等区别。⑥
第七，市场力量，具体说是国际商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里，全球经济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政府以“国家(利益)的理由”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到跨国公司的限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是全球主义。全球主义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相应政策为标志。⑦无论是地区性的领导人峰会，还是全球性的领导人峰会，公司和商业的力量都如影随形。这一点在联合国峰会、欧盟峰会、欧亚峰会、亚太峰会、G20峰会中看得特别清楚。代表全球商业利益的民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甚至可以组织起比联合国大会或者联合国安理会规模更大、更具吸引力的世界领导人会议，讨论当今世界的紧迫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更加成功地运作，不断“全球化”，其目前的主要全球商业合作伙伴是一些新兴经济的政府，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东盟国家等。在金融危机之后，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可能发生一些改变，主要是一些国家不再奉行全球主义的“亲市场”政策，转而更加倾向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强调国家的作用。尽管如此，公司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关键角色仍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得不重视公司的角色。
二、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经验教训
第一，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和决定全球经济治理的形式和内容。
在过去60多年里，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中两次处于绝对霸权地位：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这个权势地位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另一次是冷战结束后，这个再次登峰造极的地位持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前期。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支持GATT演变为WTO，同时，为使中国等国家进入WTO，美国不遗余力，再次体现了美国组织和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
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局面。基辛格提出“多极均衡论”。⑧在这个认识下，美国对二战后构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了一些重要修改，例如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通过美元纸币、自由资本主义、军事优势来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21世纪初，当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遭遇内外困境后，是否也将采取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
霸权国家美国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后知后觉，各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为自己在既非单极霸权又非多极的新世界经济结构中做战略准备。这方面，已经有一些例证。路透社一专栏撰稿人写道：美国央行行长伯南克(Ben Bernanke)那篇有关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演说，就是美国拱手让出金融及经济的绝对领导地位、并承认情势转向群雄并立的转折点。某种程度而言，伯南克的演说纯粹是一篇描述明显事实且论证充足审慎的声明。伯南克坦承美国再也无法支配其他国家的经济及金融条件。他请求盈余国家应该让本币汇率升值，以减轻赤字国家的调节压力，这等于承认美国的决策高层再也无法为了国内因素考量而片面决定政策，从而迫使其他国家被动接受。遭到金融危机、结构性贸易赤字、及高失业等问题而削弱实力后，美国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多边主义的好处——至少是国际合作的好处。“他对美国‘存在数以百万计失业人口，或多年未充分就业的情况’提出警告，并提醒‘若发达经济体复苏不够，两种速度的复苏很可能变成全体低速增长的局面’。伯南克希望国际决策者(至少非正式地)同意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就像众所周知的金本位制度背后的原则。这些规则可能让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分担调整的重任，并允许进行19世纪30年代美联储未允许的国际调整。当时美国是盈余国家，拒绝非冲销式的黄金进口推高货币供给。”⑨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参与其中的大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根本好处在于可以预防和缓解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的严重经济政策冲突。
对于参加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来说，所谓“治理”，其含义就是“冲突管理”。“多边主义的一项最大好处：它的确可用来处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给出了一项富有想象力的替代方案，来化解无休止的汇率摩擦。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抓住美国提供给他的这一走出困局的机会。”⑩其实，这一点具有普适性。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二战结束后，在西方体系内部，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国与西欧、日本的矛盾加剧。正是多边主义在解决这些矛盾上发挥了关键作用。(11)
目前，“既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激烈冲突，甚至存在着新的“经济冷战”的可能与前景，全球经济治理是否是缓解和解决新的经济冷战的方式？(12)人们拭目以待。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全球经济治理仍有其限度(局限性)(13)，只有适度的全球经济治理才是有效的。
不顾现实的全球经济治理，注定是浪费资源。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则是完全有可能陷入僵局的。我们不用质疑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谁也不能否认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但仍然是国家之间的体系下对能够提供最低限度的共同秩序的国际制度安排的需要。我们要质疑的是为什么以国际经济制度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常常发生大的问题，甚至出现僵局和危机？为什么它们不能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
全球治理的局限性可能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集体行动问题”，但是，这样回答问题太过笼统，因为这个“集体”，里面包括了权力、规模、大小、政治制度和文化(哲学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国家行为体，以及影响极其重大的公司等商业行为体。集体行动，即使真的是“集体”的，也注定是难以协调的。权力越大的国家，不管其政治制度如何，越是享受着更大的国内政策空间，受到的外部压力相对小，或者对外部压力的在乎程度很低(美国就经常不在乎别国的批评和压力)。越是自行其是，或者奉行单边主义(例如更多保护主义)，用国家主权(自主性)、国内政治和国内法抵制国际规则，其它国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数也会效法，结果，就导致了缺少全球治理的恶性循环。
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应该承认和意识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限性，寻求、追求适度的、可获得的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理想主义地期待和相信全球经济治理。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认为：“当今世界的许多经济问题，源自于各国不愿意承认国内政策目标最终会比全球责任更重要，不论我们如何假装它们可以被归入国际承诺内。举例来说，世贸组织中的乌拉圭回合被广泛认为取得了空前成功，因为它将补贴和多种发展中国家采用的产业政策纳入严格的国际限制中。然而，世贸组织的限制，只是导致各国政府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罢了。中国的例子便显示了这些限制的愚昧。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贸成员，因此不能再依靠赤裸裸的关税和补贴。于是，它采取了低估本国货币的方式来刺激产业。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因此连年大涨，造成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并因此导致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如果不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产业政策加上那么多限制，世界经济也不至于落得今日这步田地。将来，如果世界各国要求中国接受更多的多边贸易平衡监督，就必须给它某种形式的交换——比如免受世贸组织补贴规则的限制。同样的，当新兴市场向金融全球化开放时，它们认为资本流入有利于经济发展，也以为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的监管(再加上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可以帮助它们应付任何负面影响。但事实证明，金融市场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当新兴市场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金融市场的变幻无常，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昂贵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更糟糕的是，它们被迫采取的策略——比如货币干预和囤积外汇储备——将金融不稳定转到其他国家。如果当初在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时更小心谨慎，则这些是可以避免的。”他进一步指出，“支持强化全球治理的人们警告说，如果没有更加严格的国际经济规则，自由放任的经济只会让所有国家都受害。但将世界经济想象成类似全球气候——即控制和稳定问题最终有赖于全球同心协力而不是狭隘的利益——本身就是错误的。经济学家鼓吹开放贸易的好处，是因为开放贸易能让我们受益——不是因为它能让别人受益。将国内经济对全球市场开放——与控制国内碳排放不同——是能够带来好处的。由于只追求本国利益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可能不会高度全球化，但总的来说经济还是开放的。诚然，在全球经济存在明显的跨国溢出效应的领域，我们是需要一些规则。但国家特权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平衡必须认识到政治现实。如果我们过于偏向全球治理，结果只能是一堆徒为人们嘲笑的无用规则。”(14)
因此，如何找到国内经济自主性(国内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平衡点，是许多国家面对的最重大的政策选择难题。
第四，非正式的国家之间政策协调与正式的国际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好的话，两种机制相互促进；处理不好，则是前者损害后者。
从20世纪七十年来以来，国际经济会议重新回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位置。不过，诸如G7/G8和G20仍然是非正式的、“小圈子(集团性)的治理”。(15)它们与正式的、普遍参加的国际制度，如IMF和WTO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到，G8或者G20进程总是要对诸如WTO贸易回合(多哈回合谈判)和IMF改革“发号施令”；我们还看到，没有参加这些小圈子的国家，不管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都对G8或者G20有不少批评，即认为G8、G20仍然缺少国际合法性。挪威外交部长就激烈批评G20损害了普遍性、包容性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的合法性。(16)许多世界小国、穷国，也同样抱怨。小圈子的治理遭受批判，国际金融制度(IFIs)更是问题不少。IMF在回应“亚洲金融危机”等金融危机时做的不好，包括亚洲在内的许多成员国对IMF缺少信任，不愿意借助IMF之力对付金融危机。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欧洲解决方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决方案存在着冲突；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一度试图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解决东亚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考虑到这些，G20进程呼吁IMF的进一步改革，但是，G20和IMF之间的关系不是容易改变的。(17)
第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各国之间分担治理成本和责任的问题。
本文把全球治理的对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际问题，只要国家仍然是世界的基本单元，就存在国际问题，对国际问题的全球治理，即在全球范围内，由相关的国家参加的国际制度解决这些问题；另一部分是全球问题，即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环境和气候问题。把全球治理的对象区分这两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目前的全球问题主要包括：(1)全球稳定，尤其是经济稳定。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因素很多。如各国及其地方政府长期负债运行，形成天文数字的主权债务和债务危机等。(2)环境和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的恶化到了新的临界点的标志是地球宏观和微观生态系统的大危机，即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并非耸人听闻的“假命题”。这个问题不是传统的国际问题。但非常遗憾，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仍然是国际的，即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气候谈判(UNFCCC)，试图制定一项对各国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条约。这个条约一旦形成，将影响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为此，一些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国家及其利益集团，对此坚决抵制。(3)发展的危机和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也是全球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的现代化、现代性就成为非西方的目标——模仿对象，认为西方是“发达的”，非西方是“欠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西方的今天就是非西方的明天，非西方也要走上西方的道路(包括生活方式)。
第六，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创新。
全球经济治理目前处于两个同时进行、密切相关的进程中。这两个进程分别是改革和创新。改革和创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全球治理思路。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经济中的危机和挑战能否通过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和确立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得到治理？目前，已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继续处在一个“改革”时期。(18)改革的一个含义是扩大，即把原来只是西方国家参加的全球经济治理变成更多国家参加的全球治理，也就是让全球治理更加名副其实——增加现有全球治理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正当性)。(19)但是，仅有改革是不够的，因为改革不过是对原有结构的修补，不能从根本上变动结构，国际经济组织中权力结构的重构不会从根本上对霸权伤筋动骨。所以，许多人对改革不抱希望。在对改革否定的情况下，出现了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动向。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做法，例如，不断扩大和深入的多边峰会(集团化)外交进程，以及为落实全球经济治理而建立的全球行动网络。在某种意义上，G20介于旧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创设之间，既是对现有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可能孕育新的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在G20进程中，一些新的管理世界经济的规则正在出现。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设立和运作。还有，第五次G20(首尔)峰会公告称：“持续的大规模失衡——有待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根据商定的指示性准则进行评估——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其性质以及阻碍调整的根源作出评估……这些包括一系列指示性准则将作为一种机制，以及时识别需要采取预防性和纠正性措施的大规模失衡”。“指示性准则作为一种机制”这一点意义重大，也就是说，尽管因为中国、德国的反对，坚持设立这样的机制的美国没有达到对贸易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设限的目标，却成功地达成了要求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评估进程”(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20)
第七，治理的治理。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多样的治理，即全球治理的多样性(Diversity)和重叠性(Multiplicity)。同一个问题，却存在着许多国际协议和相关机构，这些协议都是为了全球经济治理，或者是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名义，但这些协议和机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和杂乱的，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和不一致性(Incoherence)。解决、协调、统一这种不一致性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一大挑战。举行相关的峰会，即通过最高首脑之间的协调(不管是否为正式的峰会)，“实现全球治理的一致性”。(21)这就是多边的峰会外交为何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流行的一个深刻原因。
第八，全球经济治理中地区治理的必要性。
地区经济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还是与全球经济治理对抗？一旦全球经济治理进程遇到挫折，比如，多哈回合崩溃，各国就寻求地区经济治理作为替代方案，地区性的安排普遍展开。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老问题，人们争论不休：地区经济治理或者地区主义是走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环节(Building Blocks)，还是其中的绊脚石(Stumbling Blocks)？美国用APEC压迫欧洲(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陆国家用欧元抗衡美元(今天看来，欧洲人先知先觉，意识到美元带来的问题，试图通过欧元的创设解决美元问题，不管今天欧元遭遇多么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这一点是具有先见之明的)。美国用“亚太合作”——亚太地区架构，来防止出现另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欧盟式的冲击——“东亚合作”。
注释：
①2010年10月31日，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avid J.Gross教授发表《科学与城市》的演讲：“我们必须实现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政府’。20世纪一位科学界的最伟大的英雄——爱因斯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全球现有的主权国家的体制只能带来粗暴、野蛮、战争和非人性，只有全球的法律和规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实现文明、和平和真正的人性。爱因斯坦勇敢地迎接了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环境的灾难。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核威胁更加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要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而最终在我看来，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政府。”
②Jeseph M.Grieco and G.John Ikenberry,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W.Norton and Company,2003,pp.289-230.
③Ibid,p.292.
④1997年，G7/G8英国伯明翰峰会上，俄罗斯正式成为G8的“完全成员”，七国集团在理论上正式为八国集团取代。但俄迟至2006年才第一次担任G8的轮值主席国，举办圣彼得堡峰会，其完全成员国地位才得到实现。见：[加]彼得·哈吉纳尔著，朱杰进等译，：《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2010年11月，在北约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峰会和其后的北约—俄峰会上，西方在对俄的政策上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俄对西方的态度也逆转，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面对非白种人、非欧洲人的挑战，“东正教文明”的俄正在快速地与西方化解差异，“回归欧洲”或者“回归西方”。
⑤见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1月22日。
⑥这是第五次G20峰会期间的一个共识。美国央行行长伯南克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情况呈现两种速度，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陷入低成长及高失业的困境，新兴市场继续高速增长，却苦于应付资本流入及通货膨胀。
⑦英国已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Susan Strange教授的观点，转引自Shaun Breslin，庞中英译：“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⑧刘靖华：“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评基辛格的‘多极均衡论’”，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⑨John Kemp，“伯南克演说实为拱手让出美国金融霸主地位？”，http://cn.reuters.com/article/opinions/idCNCHINA-3380620101122
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中美应接受经常账户指标”，2010年11月5日。
(11)这是专攻多边主义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John Gerald Ruggie(曾任安南秘书长的助理，负责联合国预算改革)的现，点，见Martin Griffiths等主编《五十个伟大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第147页。
(12)美国分析家Joseph P.Quinlan系统地分析了“新经济冷战”的理由及其前景，见他的《最后的经济超级大国：全球化的倒退和美国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我们如何怎么办？》第11章《即将到来的新经济冷战》，McGraw-Hill出版社，2011版。
(13)英国学者Jim Whitman,The Limits of Global,Governance,Routledge,2005.
(14)Dani Rodrik,"Don't count on global governance",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drik50/English.
(15)Joseph Grieco and G.John Ikenberry,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pp.303-324.
(16)见德国《明镜》周刊，“挪威外长激烈批评G20”，2010年6月22日，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702104,00.html
(17)Barry Eichengreen,"The G20 and the IMF:An Uneasy Relationship",Global Asia Vol.5,No.3,Fall 2010.
(18)1994-1997年，西方七国集团曾经以“全球化的制度建设”为特定的议题领域举办峰会。亚洲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和其它国际经济制度的呼声再次高涨。G20举行的5次非正式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上，都强调了改革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改革方面也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即改善其本身的“治理结构”和增强新兴国家的“代表性”。
(19)这是西方，特别是G7/G8进行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考虑。
(20)见G20财政会议联合公报(2010年10月23日)和第五次G20峰会联合声明(2010年11月12日)。
(21)[加]彼得·哈吉纳尔著，朱杰进译：《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译者序”，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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