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教育财政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间经济计量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应论文,财政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间教育财政配置不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间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教育资源投入差距的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缩小不断扩大的差距不仅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问题。
过去，在探讨中国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问题上，学者们常常忽略溢出效应对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影响，这不利于教育公平目标的真正实现。本文试图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分析中国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溢出效应，并解释中国教育财政配置机制问题。
一、教育财政配置的非均衡性与溢出效应理论
教育财政资源非均衡配置现象已出现在中国各级教育领域中。曾满超和丁延庆的研究表明，中国义务教育的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程度非常高，地区间生均支出水平差异很大，特别是农村与城市之间、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之间支出的差异非常明显。另外，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均支出不均衡的程度也非常高[1]。杨东平研究发现，教育资源集中在重点高中，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的学校教育资源制度[2]。彭泽平的研究表明，中国东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加剧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东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3]。学术界对于中国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问题的研究虽然比较早，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社会和人口等因素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经济学的溢出效应理论值得借鉴。
探讨社会系统中的溢出效应，新功能主义是最重要的学派。新功能主义揭示出两种“扩溢”现象：一是“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它是经济性的，反映了现代经济紧密联系的本质；二是“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即通过相关预算机制以及邻近地区的政策学习机制等而产生政治性外溢。
在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过程中，上述两种溢出效应都会存在。“功能性外溢”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如邻近地区、县市由于产业结构上的相互交织、紧密的经贸往来、产业链上的聚集而产生经济聚集效应。这种经济聚集效应进一步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要求教育资源在配置上与经济聚集相呼应，因而出现了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空间聚集现象。在“政治性外溢”效应中，当邻近地区的社会精英层通过政策学习发现其他县市教育资源配置的新做法时，就会积极学习，要求本地政府在制定教育经费预算的过程中，借鉴和参考邻近县市的做法，进而形成邻近地区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相似性，出现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聚集现象。因此，所谓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指在公共教育财政配置过程中，由经济、社会等因素所导致的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空间聚集现象。
二、教育财政配置中关于溢出效应的基本假设
社会系统在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可以分成两类，即子系统内的外溢效应和子系统间的外溢效应。各种社会子系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及其在空间上的聚集，这里主要探讨经济子系统、财政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类似的方法还可以用在分析其他社会子系统对教育资源配置及空间分布的溢出效应上。
(一)经济的溢出效应
哈斯(Hass)认为，成功的社会整合取决于溢出效应，只在独立的部门内运作是不可能完成整合的[4]。经济系统中的企业一般都是从劳动力市场购买教育系统的产品，即劳动力。经济系统除了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教育系统，对教育系统产生溢出效应外，还通过影响政治系统来影响教育系统。因此，经济系统对教育系统的溢出效应是多途径、多层次的。换句话说，区域与区域之间教育财政资源在空间上的聚集能否成功，取决于经济利益的代言者——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溢出现象并非是自动发生的，而是社会精英分子和政治精英分子通过教育经费预算部门的决策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可以预测，经济聚集与教育财政资源聚集呈正向关系。
(二)财政系统的溢出效应
斯蒂格勒(Stigler)提出，政府力量对经济产业是潜在的资源或威胁，政府可以利用法令选择性地帮助或限制某些产业，而产业寻求管制将会使其本身获得经济利益[5]。教育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但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和管制责无旁贷，而财政途径是政府管制教育和引导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地，立法者的政治偏好、政党影响力或是利益团体的政治捐献将会影响政治决策结果。同时，在进行财政决策时，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财政来源的确保性。管制力量会造成资源的错置，政府管制力量会对财富的分配与教育资源分配效率造成影响，因而管制就如同一个有效的再分配工具，而在政治市场上，财政配置即是财富的转移，这背后隐含着地区教育财政资源的需求面与其政治代理人的供给面。由此，我们可以预测，财政资源聚集与教育资源聚集呈正向关系。
(三)人口迁移的溢出效应
对教育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迁徙。地区外来移民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正面贡献，即县与县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移民越频繁，移民所产生的外溢正面效果(知识或高级技能)就越显著，这种效应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可以提升当地人的素质，进而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强化教育资源在该地区的配置和投入。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外来移民聚集与教育资源财政聚集呈正向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一般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分析中的Moran’s I指标[6]。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分析中国教育财政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7]，而Moran’s I指标是空间计量方法的核心和基础。
(一)Moran’s I指标
Moran’s I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8]：
(二)数据来源
本文用到的教育总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0》，其他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中的人文过程主体数据库。由于是计算Moran’s I指标，所以不必考虑变量的数据单位。对于全国2 873个县，我们在删除数据缺失的县后，共得到1 688个县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Geoda软件进行分析。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和西藏进入样本的县市数目比较少，而且上述六个地区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地区位置上都有明显的特殊性，其代表性会差一些，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包括上述地区。
(三)各省内部相关变量的聚集情况
根据Moran’s I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依次计算出各省经济、社会和移民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省内的教育、经济、社会和移民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县市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
根据表1，从教育总支出变量来看，2000年我国25个省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Moran’s I指标除新疆、湖北和辽宁外，其他都显著，说明各省内部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现象，即在地理分布中具有相似教育投入水平的县倾向于聚集在一起，教育投入水平高的区域有聚集的趋势，教育投入水平低的区域也有聚集的趋势。由此可见，我国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并不是随机的，教育投入及其增长都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此外，从其他经济、社会和人口迁徙变量的Moran’s I指标来看，绝大多数指标都是显著的，说明经济、社会和人口迁徙同样具有显著的地理聚集性。表1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空间聚集，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也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这种空间聚集效应可能是经济、社会聚集溢出效应的结果。
四、关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对于中国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过程中溢出效应的检验，需要考察不同变量聚集效应之间是否会出现关联效应，即一个变量的聚集效应是否会对另一个变量的聚集效应产生影响。由此，对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可以转化为对不同变量Moran’s I指标之间关系是否显著的检验。
(一)描述统计
由表2Moran’s I值的描述统计可知，教育投入的Moran’s I值均值最大，为0.323，因此，在这些变量中，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聚集效应最明显；其次是GDP，其Moran’s I值均值为0.309，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在所有变量中，地区投资总额空间聚集效应最低，其Moran’s I值均值为0.082；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的分别是地区工业总产值和人口迁入，其对应的Moran’s I值均值分别是0.171和0.193。因此，不同的经济、社会等变量的空间聚集程度是不同的，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二)相关分析
由表3可知，各省教育投入的Moran’s I指标值与GDP、教育总支出的Moran’s I指标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财政支出和县内人口迁入变量的Moran’s I指标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其他变量的Moran’s I指标值则关联性不显著。这说明上述四个变量的空间聚集效应会引发教育资源投入的空间聚集，即上述四个变量的空间聚集地区往往是教育资源聚集地区，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相关系数都为正，说明上述四个变量的聚集越强，该聚集区的教育资源聚集也越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溢出效应的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与经济聚集现象相比，教育财政资源聚集的形成条件更加宽泛，既可能是由经济因素导致的教育资源的空间聚集，也可能是由社会等因素导致的教育资源的空间聚集，其形成范围也较经济上的聚集更加广泛，它可以形成于整个教育系统演化进程的始终。由于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性强、数额大、影响深远、关系到千家万户，使得教育资源的配置更易在邻近空间发生渗透和扩散。同时，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聚集，也会因溢出效应而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任何一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聚集类型的形成都是经济、社会等多因素聚集与扩散的结果。
基于上述逻辑思路，我们在实证研究中，把各省教育投入的Moran’s I指标值作为因变量，把其他经济、社会变量的Moran’s I指标值作为自变量，通过回归来考察经济、社会的空间聚集是如何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上的空间聚集，进而从多因素角度来检验溢出效应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其
=0.895，调整的=0.800，F值为6.241，对应的P值为0.001，通过了F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该模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从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只有GDP、财政支出和人口迁入是显著的，其他变量都不显著，但这些具有显著性的因素足以证明溢出效应的存在。
五、分析和讨论
教育财政配置过程中出现的空间聚集现象，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社会其他子系统在空间上的聚集会对教育资源空间上的聚集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强化了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群聚分布。从表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聚集、财政聚集和人口迁徙聚集都会对教育资源聚集产生正面的显著影响，说明这三个因素的聚集对教育资源的空间聚集能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影响了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空间聚集。
(一)经济的溢出效应
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过程，经济通过波及效应和“反洗效应”对社会发展和教育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所以在地理分布上邻近地区具有互相依赖性[9]。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出现的以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为核心向周边地区配置的现象，进而形成核心聚集和周边分散的格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波及效应。本研究表明，经济聚集对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聚集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影响的力度很大，影响系数为0.988，接近于1。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聚集对教育资源的聚集基本上是同步和重合的，即在经济聚集的县市之间往往会出现教育资源投入的聚集。
(二)财政的溢出效应
财政政策是政府管理和引导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黑克罗(Heclo)在研究政治学习中发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会采取积极的方式来适应外在政策环境的变化，财政政策和教育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10]。当外在环境改变时，教育财政配置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做出调整，否则将会导致教育财政配置政策的失败。当财政资源出现较大规模的地区聚集时，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这些财政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思考财政资源之所以聚集的内在原因。财政的政策学习机制会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使得相似的财政支出结构在邻近地区得以互相学习和借鉴。本研究表明，从财政的影响系数来看，其为0.608，小于经济聚集的影响系数，说明财政支出聚集对教育资源聚集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显著程度不如经济聚集，即财政支出聚集对教育财政资源聚集的溢出效应虽然显著，但不如经济聚集强。
(三)人口的溢出效应
外来移民会提高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当核心地区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时，会出现向周围地区溢出和扩散效应，促进周围地区人口素质的提升。密立干(Mulligan)等对美国的跨州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对美国各州的产出有明显的正影响，但产出的溢出影响会受到州内人力资本存量、跨州劳动力迁徙与科技外溢效果的影响[11]。笔者也发现，人口迁徙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性[12]。本研究表明，人口迁徙的聚集程度与教育财政资源的聚集程度呈正向显著关系，但显著性不如经济聚集对教育资源聚集的影响，其与财政支出聚集对教育资源聚集的影响是相似的。这一结果表明，在上述三个因素中，经济聚集对教育财政资源聚集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财政支出聚集和县内人口迁徙聚集对教育财政资源聚集的显著程度比较接近，其影响系数为0.478，是三个显著因素中最小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上述三个显著因素中，经济聚集对教育资源聚集的溢出效应最强，其次是财政支出的溢出效应，最弱的是人口迁徙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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