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_精神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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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已深深地渗入到西方社会文化中,尤其是人的哲学、社会发展理论和文艺创作理论等重要领域,并成为这些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最有影响的学派。可在我国,却仍被视为与唯物史观不相容的谬论。对此,本文不揣冒昧地提出异议。我认为,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不仅是相容的,而且还是互补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医治人的心理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与唯物史观所确立的考察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方法一样,都是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即是说,这两种方法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是同一个,但它们揭示对象的角度又是不同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着重于揭示有生命的个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机制,而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则着重于揭示有生命的个人的外在劳动活动的本质。正因为从不同角度来揭示同一对象,根据互补性原理,有关这同一对象的陈述虽是殊异的,但又是相互补充的。

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从分析心理不正常的精神现象中揭示出正常人的心理机制,从而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发生的动因及其如何发展的途径。为此,它制定了一整套精神分析的独特概念,如无意识(潜意识)、性力(力比多)、移情、升华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等,实现了心理学理论的范式革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在这以前的心理学往往只是对人的外显的心理现象加以描述和系统化,而精神分析则透过外显的心理现象而深入到其内在的本质方面,从而促使心理学成为能够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现实科学。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是:第一,阐明了未被了解清楚的心理组织结构的特殊的本体论层次和易于进行观察分析的心理现象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证实了心理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第二,在对这些层次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和描述之后,首次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心理内在因素相互联系的心理因素,打开了透视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窗口;第三,这一心理图景既揭示了那些造成心理障碍的心理因素,又批判了那些唯心的和机械的心理理论,生动地反映了“人的内在性”的现实性。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些贡献,不仅在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科学有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精神分析理论存在着忽视经济关系的缺陷。在唯物史观看来,考察任何社会的历史过程,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人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只有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如政治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活动等。唯物史观这种考察社会历史的观察方法,可以阐释为与精神分析对应的经济分析,或叫物质分析。当这两种分析方法同时考察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的存在时,它们各自关于这同一个存在的陈述,在客观性方面虽是各持一词,但在整体性方面又是相辅相成和取长补短的。当然,这两种殊异陈述虽是互补的,但不是均等的,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关系是第一位的,而精神分析所强调的精神关系则是第二位的。对任何社会和个人说来,经济关系总是比精神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正是这点表明了精神分析的局限性。

(二)精神分析和唯物史观都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发展过程,是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过程,但两者对基本矛盾的理解路径却大异其趣。唯物史观从有生命的个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过程,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确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矛盾;而精神分析则从有生命的个人的类的延续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过程,把每个人的“生的趋向”和“死亡趋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人类历史过程的基本矛盾。弗洛伊德认为,这两种趋向之间的矛盾,既表现在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体发展过程中,又表现在一切有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的同化和异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总之,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里都是基本矛盾。同时,他也承认人类历史过程中其它各因素的作用,如来自自然界的必然性;人的社会趋向;个人的劳动活动;社会制度和文化活动等。并认为由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交织成历史过程。在这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实现过程中,精神分析把性力的“生的趋向”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性力不仅生产新人,而且还把男人和女人联合起来产生了家庭,尔后再把部落、种族和民族联合组成人类这个大家庭。

这里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说力图在实现历史过程的诸因素中赋予性本能以主导地位,并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的结构,以至以性本能的“单因素”取代了历史过程的“多因素”。比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解释现代科技发展时说:“梦中会飞无非表示对于性活动的强烈愿望,……今天终于达到了目的的航天飞机,与幼稚的生存欲望的起源有关。”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表明,把性本能当作绝对原则,也就把社会真理拒之于门外了。本来性属于决定类存在的基本的生物要求,这对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说来,性又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要求,它与性爱、婚姻、安全以及自我价值感等文化需要密切相关,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机制之一,忽视它与夸大它一样,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弗洛伊德本人在夸大性本能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人的性欲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教育、道德、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羞耻感以及各种社会的、宗教的禁忌决定的。这就是说,人的性欲作为基本的社会生活机制之一,是与社会文化相关并受其制约的,因而社会的人的性欲,已不再是纯粹生物本能的性欲,这正如人有道德感而动物没有道德感一样。然而,精神分析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把人的性欲还原为动物的性欲,并以此来覆盖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机制,从而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当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这实质上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颠倒了。

在唯物史观看来,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这里高度概括地说明了,人们在社会生产中, 无论是在人自己生命的劳动生产还是在为他人生命的生育生产中,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自然关系,即自然界对人说来成为人的生命的生产对象和生活要素,人对自然界说来就由自然存在物变成了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许多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双重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与人们共同活动方式本身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于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就形成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唯物史观确认,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对任何社会状况都是决定性因素,它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说所规定的从自然界到人的历史过程的基本矛盾,与唯物史观所确认的从人到自然界的历史过程的基本矛盾,其实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基本矛盾。精神分析学说所规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唯物史观所确认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独具的基本矛盾。但这不妨碍精神分析学说有关性及生死问题的主要观点具有与唯物史观相容的真理性。唯物史观在确认人们“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的前提下,也确认性生育生产和物质生活生产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基本因素。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也在生育新人,即增殖。由此形成了夫妇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家庭。这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产生了新的需要时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与精神分析学说所论述的家庭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个体的生死问题,一向是宗教、哲学和人文科学等关注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毫无例外地重视这个基本问题,认为生死问题,其实是具体和类的关系问题,包括有生命的个人在内的任何特定的个体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因此,个体的生维系着类的延续,而死正是类对特定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这样的生死观也体现在精神分析的“生的趋向”和“死亡趋向”之间的矛盾中。

(三)精神分析和唯物史观都在对人的意识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各自的特殊贡献。弗洛伊德发现了心理深层结构的无意识领域,集中地对具有无意识的东西的性质、结构及其作用等进行研究,把无意识当作其精神分析学说的中心概念及其主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认为人的心理过程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构复杂的体系,应该包含着三个领域:“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无意识趋向的深层,其中享乐原则居统治地位;“自我”是意识领域,是无意识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在“自我”中现实性原则起主导作用;“超我”是个人的内在的良心,体现社会的宗旨和规范,接受社会道德的检验,这可以说是“人的内在性”的社会性。精神分析实质上是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人的心理正常时,“自我”就力图促使外部世界影响“本我”,并使其为外部世界所接受,同时又引导外部世界来符合“本我”的愿望,用现实性原则来取代享乐原则,这样“本我”的无意识领域的东西,如性欲、移情、激情等就会升华为“超我”的良心;若是无意识的东西遭到压制,那就不能升华,就会引起心理失常。这里通过对“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一方面阐明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模式及其方法论原则;另一方面强调了无意识概念在精神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主导作用,以至认为一切精神过程实质上都是无意识的(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义》1923年俄文版第1卷,第28页)。对此,现代许多医学理论及其有关的实际工作者都承认,运用无意识的精神分析方法,来诊断和治疗精神病患者,确实比其他治疗方法有效得多。这也许是无意识概念真正揭示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也就是说, 人只有凭借这本质力量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一旦这种力量受到压制或扭曲,生命就会受伤害,精神也就失常。

由于精神分析把人的性欲、激情、热情等非理性的东西归结为无意识的东西,因而无意识也就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无意识领域中精神和肉体、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对象性关系,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界限。这一观点超出了医治精神病的方法论,也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从而佐证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意识理论。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了一整套意识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马克思对意识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所下的经典性定义,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意识的存在方式, 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页)这两个关于意识的定义, 既揭示了唯物史观本身及其意识论的实质,又揭示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识行为及其精神生产的本质,它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的历史意义,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将会越来越证明其科学价值。正是在这一证明过程中,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给唯物史观的意识论提供了新的科学根据和生活信息。例如,意识的本质在于意识到实际生活过程,而无意识的东西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东西,正是存在于实际生活过程中的东西,可见,意识其实是意识到无意识。又如,知识作为意识的存在方式,而与理论知识对应的感性经验正是无意识的存在方式。可见,这两种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正是相反相成的互补性关系。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比较表明,精神分析学说并非象我国理论界所说的那样,是与唯物史观不相容的,而是相容的、互补的。这一方面由于精神分析所考察的对象,也正是唯物史观所考察的对象,这两者在考察同一对象时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个别的具体属性方面考察和陈述对象,而后者则是从一般的类特征方面考察和陈述对象。因此这两种陈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一种现实的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产物,都是历代科学知识积累的成果。因而,在科学发展史上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和唯物史观的相容性和互补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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