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高唱“中国崩溃论”？——对几种常见的西方唱衰中国论调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论调论文,几种论文,谁在论文,常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必要对这种论点加以辨析
近年来，在海外流传着“中国崩溃论”。严格意义地说，“中国崩溃论”是含混的说法，既可以指中国的全面崩溃，也可以指某一领域出现严重危机；既可以指声称中国肯定会发生崩溃的说法，也可以指提醒中国可能发生崩溃；既有出于中国的利益，分析现存的各种严重问题，以化解将要出现的危机，又有乐于见到中国崩溃，并因这种主观意愿有意唱衰中国；又有出于他国的利益。所以，有必要加以辨析。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曾经崩溃过，也曾有过发生更大崩溃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周期性的危机。秦汉以后，每隔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过程就是旧政权崩溃、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曾经崩溃过的。
可是，中国又是长期稳定的。改朝换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没有变，并一直保持了两千年之久，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即文化结构）三个子系统间，通过周期性崩溃，实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这种靠周期性崩溃保持自身稳定的系统被称作超稳定系统。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遇有强烈扩张欲望和侵略野心、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它冲击了中国社会的各个系统，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更严重的危机，可能出现的崩溃与以往的改朝换代有本质区别，列强“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
当时，中国同时面临两种崩溃，一种是当时统治政权的崩溃，另一种是社会的全面崩溃。洋务运动是既要保住大清江山，又要实现国力的强大，康有为、梁启超也要通过变法同时避免两种崩溃。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不推翻满清政权，就不能救中国，就不能避免中国社会的全面崩溃。因此要以促成满清政权的崩溃来拯救中华民族。周恩来在东渡日本求学前，写过这样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破壁”就是要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济世穷”就是要拯救中华民族。周恩来在诗词中表达的就是要促成一种崩溃，避免另一种崩溃。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清王朝终于崩溃了。
在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反帝反封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统一全中国，以此拯救中华民族，制止国家的崩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统一、团结、独立、实现了初步繁荣的新国家屹立在东方。不幸的是，中国人民又遭到左倾路线，“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崩溃的边缘又何止是国民经济，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们思想信仰、道德观念的毁灭性打击，对政权机构的严重破坏，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摧残，其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中国危机论的两个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确立了新时期的思想路线，由于社会开明，路线正确，民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调动，发达国家先进的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人类文明的成果被及时大量引进国门，国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
然而，新形势下并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既有人口问题等老问题，也有环境问题等新问题。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些中国学者能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保持头脑清醒，研究现实问题，分析可能出现的危机，为正确应对这些严峻挑战提出建设性意见，以防止可能的崩溃。下面仅举几例：
1988年，学者何博传出版了《山坳上的中国》，这是“国内第一部集中研究描述中国现实危机问题的书”，作者认为，“我们每时每刻都有跌交的危险”，有必要“研究种种问题、疑难、困境和潜伏的危机”，“应该谨慎地选择我们的未来”。该书的面世，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激发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与何博传的书差不多同一时间，国内还有关于中国球籍的讨论，也是当时危机意识的反映。
十年后，一批中国学者组织出版了研究如何解决新时期面临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其中，《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黑色经济等问题做了全景描绘，同样有危机意识，同样是盛世危言，何清涟的书对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警告。
也有人发出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崩溃的警报。1999年，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对人口问题发生警告，称：“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16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2002年，也有旅居海外的作家称，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急速恶化，有可能导致生态总崩溃。
国外也有人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发出警告，其中较有代表性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的主张。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发表报告称，到2030年，中国国内的粮食生产只能满足需求的42.5%，其余的需要进口，而世界上没有谁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于是产生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及时、认真地给予回应。
2002年，联合国就中国的艾滋病蔓延问题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艾滋病大规模爆发的边缘”，警告说，“中国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跳升”，“中国所浮现出来的艾滋病疫情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那么真正的泰坦尼克灾难必然要发生”。
上面中国危机论的主张，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从善意的立场出发，主观上不愿看到中国的崩溃，不是恶意；二是认为中国的崩溃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其中，有的评价和判断可能不那么准确，对中国未来的评价过于悲观。
★“中国崩溃论”是想唱衰中国
国外另有一种“中国崩溃论”，是以敌视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必然崩溃，它曾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至今未绝，值得我们警惕。
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美欧人士和海外民运分子预言，中国也难于幸免，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曾写出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会四分五裂而垮台的内部报告，十几年过去了，一些人心里希望的事情并没成为事实。
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西方出现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这种论调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中国面临的很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如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将使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认为经济问题最终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顿，以及失业，会把中国推向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这种崩溃会直接损害亚洲，也会危及世界其他地方。”由于中国政府应对得当，中国经济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没崩溃。
可是，还是有人尽可能地搜罗证据，唱衰中国，并阻止外国商人到华投资。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推出《中国即将崩溃》(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极言“中国崩溃论”。
章家敦出生在美国，在上海呆了近二十年。他认为，中国内部问题重重，再加上入世的冲击，五至十年内，中国将崩溃。他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中国四大银行的坏帐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加入WTO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因此得出结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章家敦还想像出中国崩溃的其它具体可能性。如战争将在台湾海峡爆发，且打起来中国必败，进而出现内乱；再如农民和失业工人的骚乱扩散到各个省份，西藏、新疆、台湾都会伺机独立等等。
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章家敦又发表文章，认为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改革措施的推迟，加上入世的冲击，将使中国变成第二个阿根廷。2002年2月2日，章家敦在台湾《中国时报》又撰文“丰富”和推销他的“中国即将崩溃论”。他在这篇题为“入世效应冲击中国势必走向衰退”的文章中称，“入世”当然有它的好处，但必须等到结构性改革见效后才会到来。“入世”最严重的效应会在今后数年内冲击中国：更多企业倒闭，更多人失业，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章家敦的主张把“中国崩溃论”推到了高潮。他的观点受到美国朝野的重视，美国国会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
章家敦的主张也得到了部分外国人的迎合。2002年，《中国经济季刊》主编乔·斯塔德韦尔出版《中国梦：寻找地球上最后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市场》一书，在这部书中，斯塔德韦尔罗列了一系列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失败案例，得出结论：由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受到政府保护或扶持的“支柱产业”，如金融、建筑、电信、汽车、电力等行业，外资的进入肯定会遇到“结构性障碍”和不平等竞争。外资只能在众多夹缝中求生，在“社会主义经济”尚不具备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领域发展。他进而预言，称“中国经济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上当受骗了。西方对中国的巨额投资最终将化为泡影。”
2002年4月17日，法国《回声报》发表罗马诺的题为《中国会是下一个爆炸点吗》的文章，认为即将出现危机的地方可能是加入了世贸组织的中国。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在《下一个社会》中预言：如果历史可以当作指引，十年内，中国将分裂。
章家敦的观点也受到了台湾政界要人的欢迎。《中国即将崩溃》的中文版在台湾出版时，鼓吹台独的李登辉又是在封面上题词，极力推荐此书。并会晤作者，称章家敦的观点“深获我心”。2003年3月31日，陈水扁接见章家敦称，在大陆要透过民主程序选出自己的领导人，要等到中国崩溃才有可能。并借非典型肺炎事件攻击中国政府，称中国大陆放任病毒蔓延至其它国家，使外资公司、人才视进入中国为畏途，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让社会发生问题。
★“中国即将崩溃”是一个伪证
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有哗众取宠的味道，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激烈批评，有人批评他是刻意挑选不利于中国的例子，指出，作者虽然有心收集了很多大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但他并不是对这些材料加以科学的归纳与分析，最终推导出一个令人信服而又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而是先入为主，先抱定一个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负面结论，然后选取几乎清一色的负面材料来加以证明。他的这本书虽能为乐观主义者泼些冷水，“但不具备客观学术价值”。这本书“不过是说明他不喜欢中国，并为此堆砌了许多理由”。“他的中心论点‘中国即将崩溃’，是一个几乎无法证实和证伪的问题。”
也有作者针锋相对地列举事实，逐条驳斥章家敦唱衰中国的观点。曾著有《中国的世纪》一书的美国的布拉姆当面与章家敦辩论，指出，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体制；加入WTO虽在短期会给中国带来阵痛，长期却会带来好处；中国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更灵活；农村城镇化将化解受WTO影响最大的中国农村；中国目前并不缺少竞争；中国正在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主义上纠缠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新闻媒介已有很大进步，开始有新闻监督了；政府对工人的补偿可以化解工人的怨气。基于上述理由，布拉姆不仅反对“中国崩溃论”，而且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新纪元。
以章家敦为代表的唱衰中国的主张的形成，主要是观念上的原因，它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优越论在做怪，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愿意中国强大的心理的反映。对此，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正视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的危害。它严重抹黑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长远看，将会妨害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影响海外学子归来报效国家，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因此，要据理坚决反击章家敦，客观全面地介绍我国的现实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数据和解释如实评价中国的现状，化解外国人和海外学子的疑惑，消除“中国崩溃论”产生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和国家，我们也应该坦然承认，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要有危机意识。对存在的问题，即使是由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的人提出来的，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要有正视困难的勇气，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华尔街评“中国崩溃论”
由贝聿铭、何大一、马友友等100多名在美杰出华裔组成的“百人会”，今年4月底在纽约召开年会，特辟“中国的机会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座谈，并邀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史瓦兹(Mark Schwartz)、摩根士丹利亚洲荣誉董事长、顾问总监华沃兹(Jack Wadsworth)、知名投资大师、《风险资本主义者》作者罗杰斯(Jim Rogers)等人齐聚讨论。这三人都是华尔街名人。他们当场对章的论点进行了合力反驳，形成“围剿”章的局面。华沃兹并当面对其说，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史瓦兹与华沃兹承认中国银行体系确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瓦解，章是在危言耸听。相反地，两人称许中国的银行与国企改革呈现可喜趋势，随着开放的加大及外国竞争的加剧，中国的经济将走向繁荣。罗杰斯更声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人民币将成强势货币，中国应尽快将人民币改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罗杰斯还呼吁，现在首务是“赶紧学中文”以赶上风潮。
去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中国经济年会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针对“中国崩溃论”当场反驳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这种说法没有经济学的基础”。马丁·费尔德斯坦看好中美两国的经济前景。他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非常迅速的增长，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零”的水平，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商对中国有大量的直接投资，总体来说未来会更好。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和经济学家约翰·安得森在两名助手的帮助下，去年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五个神话》系列报告，反驳“中国崩溃论”。该系列报告正本清源，客观、准确地评价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客观地评价中国经济对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得出了一些严肃、公正的结论，基本上可概括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不是零和游戏，而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是一股积极的力量”。这些报告在国际资本市场、媒体、政府与学术界引起了广泛注意与影响。高盛的主要观点是：1.中国的高速增长并非独一无二，中国目前的高增长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上世纪50～90年代的高增长只是相当。2.中国的工业化没有挤压邻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对外开放。3.人民币只是轻微被低估，中国生产率提高，但工资也在急速上升中。4.中国没有将通缩输出到他国，部分国家的通缩是由于本身的经济问题造成。5.中国周边国家的问题，并非由中国引起，而是他们本身的内部结构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