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嬗变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哲学的历史演变与当代趋向进行了宏观描述。文中把迄今为止哲学发展的轨迹描绘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由宗教化到科学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并揭示了这种演变的根源以及由此给哲学自身在内容、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带来的变化。文章还以此为基础，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历史逻辑和当代进展，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基本课题和任务。
关键词 哲学演变 哲学的审美化 当代中国哲学
理性的最高活动是审美活动，它包摄一切理念。真与善只有在美中才能水乳交融[1]。
——黑格尔
如果有理由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和时代精神的本质的思维[2]，那末，最好把哲学比作一种精神容器。从中，可以捕捉到时代精神的魂灵和寻觅到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轨迹。
一
哲学受制于它所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自然、思维和人。这一对象的总体规定，并非源于主观逻辑的推断，而是源于对哲学对象演变史的概括与综合，实际上，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哲学研究重心的迁移和时代主题的变换相关联。
哲学研究重心和时代主题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扩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生转移和变换的。而伴随着哲学重心和主题的转换，哲学的对象、从而哲学的内容、地位和作用等等也随之发生改变。
从一种较为宏观的视域来看，有理由把西方哲学史中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在古代，哲学认识的重心是自然，而人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却是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的。近代以后，哲学认识的重心则日渐转移到人——开始是人的意识、精神层面，尔后则是人、人的存在本身。与此相适应，哲学也由古代哲学的以客体为中心的宇宙论思维方式、客体论思维方式转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思维方式——开始是以人的精神为本体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尔后则是以人的存在为本体的人本学思维方式（或实践论思维方式）。
在古代哲学中，人与自然处于天然的联系中，主、客体关系还潜伏在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之内。哲学意识追寻和探究的重点是世界的统一性与始原，“实体”范畴居于中心地位，能够表达哲学主题的命题是“我们时代研究的主题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因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构成哲学的基本主题与中心，哲学堪称实体之本体论的理论。
到了近代，人凭借科技、工业的力量同自然相分离，从而，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任务就提到了首位。于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认识论领域的基本矛盾、基本范围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取代了古代哲学中个别与一般的范畴所具有的主题与中心的地位。这时，思维、理性范围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命题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堪称思维之认识论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哲学研究的重心又有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总的说来是在人这一研究对象自身内部发生的，即由研究人的精神、意识层面转到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整体。19世纪后，由于市场经济社会形式中的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愈益压倒和消解了土地所有制社会形式中的占优势的自然联系，由于国际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科学技术力量急剧增长过程中的盲目性和失控等给人的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造成的威胁，哲学研究的重心和时代主题再次发生转换，即主体范畴被置于核心，主、客矛盾愈益尖锐与突出，“世界是我的表象”（叔本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费尔巴哈）、“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等命题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标志，而哲学则开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理解、自我表达的工具，成为人的存在之主体论（或实践论）的理论。
19世纪后哲学重心由人的精神、意识层面向人、人的存在本身的转向和过程是沿两条路线进行的：其一，由叔本华通过返回古印度哲学所开启的路线，它后来通过唯意志论伸展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现代解释学；其二，是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由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由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开启的路线，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早在1819年，叔本华就以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了哲学重心的变奏。他通过“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命题表明了这一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以透过主体为条件，也只对主体存在。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费尔巴哈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修改为“我欲故我在”[3]，昭示了一种逾越片面诉诸精神之抽象主体性的尝试。但是，费尔巴哈同时却仍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作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警言和主题，表明他仍未彻底摆脱这种抽象主体性的纠缠和重负。与费尔巴哈比较，在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上，施蒂纳则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见，他以更切近当代的眼光校正了费尔巴哈的说法：“在我们时代的入口处铭刻着的不再是那阿波罗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4]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赫斯在扬弃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径直诉诸人的行为、实践，从人的行动、人的实践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他以“行动在思维之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提出根本性的诘问和质疑，表达了我行故我在的独特的运思[5]，从而预示了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总的说来，19世纪后哲学研究重心的迁移是在人、主体这一研究对象的自身之内发生的。由人的意识、精神性层面转到人的存在本体，这表明了人对自身自我认识的深化与进展。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整个西方哲学、欧洲哲学，总体上是从古代的实体和实体性的本体论之理论，即客体和客体性的本体论之理论，发展到近现代的主体和主体性之理论。
由古代的“实体”到近代以来的“主体”这种哲学的重心的迁移和主题的转换的社会历史根源，是近代工业出现以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及其引起的人与外部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空前广泛、深刻的相互作用。近代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只是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人的实践活动才在总体上开始成为真正的支配自然力的那种活动，而人才成为真正的主体。可以说，近代工业社会开创了这样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历史只有在对主体的思维中才能被自觉地创造。”[6]
当代哲学的重心是人或主体，哲学研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一切切近时代需要、对时代发展有真实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矛盾的认知和揭示，都是有关这一矛盾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尽管在当代西方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已渐被扬弃，但这并不否定主客统一的原则仍有其存在的现实根据，并不否定西方哲学仍未摆脱主客关系的总框架，也并不否定主客关系在当代哲学中仍居中心地位。
二
哲学研究重心与时代主题的变换以及由此导致的哲学自身的变化植根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同时，也在哲学与其它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上得到体现。伴随哲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变化，是哲学与其它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关系的变化。
与哲学对象从古代的实体的自然到近代以来主体的人——开始是人的精神，尔后是人的存在相适应，哲学在与其它诸种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大体经历了从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学化再到当代的伦理化的历程。
在古代，哲学与宗教融为一体。起初，哲学首先作为宗教之子出现。它“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7]。具体而论，哲学最初束缚和局限在希腊的异教信仰的范围之内。后来，它逐渐同宗教信仰发生了矛盾（自塞诺芬尼始）。但当它把握了宗教信仰的普遍内容，并将其翻译、改造成思想所能掌握的意义以及通过概念的形式对其予以合理的解释之时，它便从宗教中独立出来[8]。
但是，此后哲学仍只能跟在宗教后面蹒跚而行。到了11至13世纪，西方哲学就彻底受到了宗教教会的统治，成了神学的婢女。14世纪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缓和。这时，哲学的宗教桎梏为经院哲学自己所逐渐打破，信仰的超自然特性和内容开始远离作为人类理性的哲学，成为哲学所不理解的东西，而哲学本身则只限制在世俗感性事物的范围之内（如在艾克哈特和路德那里）。
17世纪是哲学与宗教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哲学开始取得了对宗教的某种独立地位，它与宗教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哲学依靠科学的支持，作为某种独立的理性力量登场，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战胜宗教及其实证的信仰内容。当然，即便在这时和此后，哲学与宗教也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为宗教所浸染，并仍为其保留某种地盘，以及始终为与其和解而努力，甚至与其“调情”（从德国古典哲学始：康德、雅可比、费希特、黑格尔）。
近代以后，哲学的一个重大趋向是哲学的科学化。这一方面表现在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而引起的各门具体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以及实证科学通过为哲学提供实证性基础而愈益对哲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哲学自身对客观性、实证性、规律性、精确性等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的认同和追求。
在这种情势之下，哲学愈来愈被科学之光所笼罩。科学性逐渐成为各门学科并且最后也成为哲学学科的合法性的根据和完善性的最高标尺。哲学家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哲学的科学化作为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主旨。
科学的独立化与哲学的科学化导致了哲学的内容、性质和功能等等的重大改变。
在此之前，哲学是宗教之子，同时又是科学之母。它作为关于世界全部知识的总汇，独立于宗教，同时又作为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并包摄具体科学在内的“科学之科学”而存在。直到17世纪，哲学家们还坚持为整体世界描绘具体图画，创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且不可避免地用理想的联系、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科学的系统形成和迅疾发展，有关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知识脱离哲学的母体而转归到有关的专门知识领域，传统的哲学就终结了。恩格斯曾对此作出如下总结：“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9]
这种科学的独立化与哲学的科学化有其重大的历史根据。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的根本变迁。
就对哲学本身的影响而言，科学的独立化减轻了哲学的重负，制止了哲学的臆造和玄想的倾向，赋予哲学以空前的空灵性，为哲学的发展与转型创造了条件，并导致了近代哲学的复兴与繁荣。
与此同时，科学的独立化也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困惑与难题：科学的独立化造成了哲学对科学的依赖以及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对哲学本性的过深浸润和消解。在早期的实证主义那里，已经出现把哲学归结为具体实证科学的端倪。在当代科学主义思潮中，这一倾向达到了它的顶峰。
显然，传统哲学中的实证知识被归结到有关自然与历史的具体实证科学，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全部具体实证科学取代哲学，也不意味着哲学可以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一个特殊部门。哲学虽具有科学特点，与各门科学学科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毕竟不能归结为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究其实质，哲学具有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双重品格。这种双重性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内在本性。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受制于自然，以自然这一客观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则不断努力驾驭自然，把自然人性化，使其由“无机的自在之物”变成“无机的为我之物”。因而，人的实践活动就其本性来说始终是客观性与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理想性、适存性与超越性等的统一。哲学应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双重本性的观念形态的综合反映与表述。只有当它全面地反映实践的双重本性及其发展要求时，它才能切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和有效地发挥自己功用，也才能完整、充分地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本质。
可是，在科学的独断统治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哲学的科学性一面被片面地发展了，哲学的统一本性遭到了扭曲。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隶属于科学，成为科学主义的牺牲品和工具。如果说，在近代始初，当科学从哲学的怀抱中分离以后，科学与哲学两者还宛若情侣和盟友，那末，此后，哲学则愈益沦为科学的奴婢。
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这种逆转成为当代文化矛盾的一种表征。当代文化矛盾集中表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人凭借科技力量对自然的支配、对舒适生活条件的享用和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以及物欲、功利的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人自身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精神家园的疏离和普遍价值体系的丧失等等为代价的。这在宏观上固然仍是一种解放过程，但却被赋予一种历史二律背反的形式。
归结起来，近代以后哲学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其终极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而直接原因却在于：由于有关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对自然的认知与对历史的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理性与价值性、客体规定与主体取向等等由哲学之内的统一变成了哲学外部的对立，科学理性脱离了价值目标的统摄与立法。这样，就给哲学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课题和任务：通过必要的媒介与纽带，把这外在对立的双方紧密地联结起来，使其彼此协调，相互制约，和谐发展。
哲学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伦理化。正是在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独断统治的扬弃中，在对实践本性和哲学本性的全面性的呼唤中，产生了哲学的伦理化需求。
当代科学在充分展示自身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它不仅不能解决对超验性问题的探寻，满足人类对统一性的要求，而且更无法帮助人们达到对人生意义、对个性存在的现实性的理解。一旦触及人、人的存在，诸如安身立命，“修身齐家”，自我价值，善恶判断，等等，就已由科学之境转入伦理之域。真无疑永远是善的基石，但也始终需要善的统领。在此意义上，哲学乃至文化的伦理化是科学主义以及一切科学原则之绝对性的消解剂。
哲学的伦理化不仅直接源于科学健康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直接源于当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客观需要。经济行为中对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选择，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必然性的根源。市场经济需要重视经济规律的作用，从而需要科学理性的指导，但同时也需要道德准则的强有力的约束。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伴随经济生活的功利驱动，必然是精神生活的伦理催化。康德在构造自己的伦理学时注重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等人学说）的研究，以致其伦理学带有某种经济伦理的性质[10]，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哲学的伦理化是哲学本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伦理性在一定意义上综合体现了哲学的非科学本性，诸如主体性、实践性、价值性等等。哲学需要体现主体的能动选择和价值取向，需要把“价值论”渗透于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需要通过对道德的涵盖和统摄而与科学相区别并与宗教、神学相抗衡。正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认识论视为哲学的科学本性的外化，也可以把伦理学视为哲学的非科学本性的外化。因而，认识论不能等同和穷尽哲学，哲学必须同时涵盖、包容认识论与伦理学。
伦理、道德的核心是自由意志。道德实践是源出自由意志的一种主动选择，它表现主体对现实客观因果性的驾驭和超越，从而昭示出主体及其目的性的崇高与至上。因之，哲学伦理化的实质不外是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关注和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
哲学的科学化与伦理化的实现，意味着哲学的审美化。审美是因果性与目的性、真理与价值、一般与个别、必然与偶然、本质与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等，即真与善的交融与统一，是哲学本性的完满实现与完整展示，是哲学的最高归宿，是在扬弃主客二分基础上实现的更高基础上的“天人合一”。概而言之，哲学的审美化，就是哲学的涅槃。
就历史发展的阶段而言，哲学的审美化，真与善的有机融合和统一，将开启人类的真正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一切历史阶段都不过是这一人类真正历史的序幕。
三
中国哲学发展虽然看上去与西方哲学迥然而异，但大体经历了由实体到主体的同一轨迹。从宏观角度看，1840年和1979年两次性质不同的开放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关节点，而且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哲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关节点。1840年标示着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终结，以及哲学重心由实体向人的思维的迁移，标志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中心地位的确立。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则推动和促使哲学的中心最终转向人的存在和主体本身，从而使对主体性的高扬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哲学先导和主旋律。纵观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1840年后它的历史进程以极为浓缩的形式再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历史进程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走过的18年，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段重要的发展时期。尽管无论就其研究状况还是就其职能发挥而言，它都大大滞后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但它的触角已触及到当代世界哲学的前沿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就领域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中国本土传统哲学的梳理，对当代西方哲学经典文本的译介和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后者的直接结果，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新认识，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如“辩证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主体性实践哲学”，“广义自然本体论哲学”，以及新近出现的“辩证的、历史的、人道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等等。
“辩证唯物主义”较为注重和吸取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阐释的长处，对于物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仍给予较多的关注。同时，对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哲学研究的进展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研究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并通过对人的研究拓展了既有的哲学研究领域。
“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吸收了原东德学者科欣(Alfred Kos-ing)等人于60年代取得、尔后又被原苏联意识形态垄断所窒息的创新性成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体性，力求在哲学上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从而在干部的理论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实践唯物主义”以鲜明的方式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在冲击和消解传统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形式而言，它继承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外来哲学传统，但在实质上，却仍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因此而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
“实践哲学”彻底摈弃了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的模式，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提升为一种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将实践的内在矛盾即主、客体的关系加以展开，颇富独创性的重新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它通过把哲学归结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式，突出了人这一主体存在以及哲学的属人性质。
“主体性实践哲学”借助马克思的实践观，以及借助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和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接纳，提炼出“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两大要素，以此为基石来构筑其“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框架。它揭示、肯定和突出了“文化——社会心理结构”的意义，并最终赋予心理本体以至上的地位，从“主体性实践哲学”走到“心理本体论”哲学，显露出复归康德主义的趋向。
“广义自然本体论哲学”基于对主、客体关系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的理解，依据哲学认识中因对主、客体关系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提出了“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这对哲学范畴，并以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对立这一实质分歧为基本线索，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进行了重新描述。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其形成以前的整个哲学发展史中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两大哲学传统的综合，展示了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另一种历史视域。
“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目前只是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证仍在进行过程中。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性规定为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规定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进行整体地综合把握的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方面存在的种种观点、流派虽然形式不同，彼此之间也存有一些差别和歧异，但大都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式突出了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的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肯定了人的个体发展和类发展的实践、从而人的个体发展和类发展是哲学的最高目的。这种认识，以及中、西哲学研究中达到的类似认识，对于打破以往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中国哲学的跨世纪发展奠定了基石。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和世界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由于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现代化的任务，而且要同时完成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解决的某些后现代的课题，因此，当代中国哲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双重的。这样，它应持有的立场，固然不可能是前现代的，不可能是后现代的，也不可能是纯现代的。它注定要在传统和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民族与世界的矛盾统一中，来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融真善美为一体。
这是中国哲学从未面临过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创建民族辉煌、崛起于21世纪的契机与希望。
中国哲学肩负的历史使命，企求中国哲学一种泰山九鼎、坚韧执著的精神。它应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忠实和充分体现自己的实践本性，以便永葆其鲜活和生机；同时，又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与张力，以便不失空灵与超逸，特立独行，宁静致远。它应“持中守一”，坚持主体性的弘扬；同时，又力求避免和防止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及其形式——作为极端肯定形式的绝对的主体主义与作为极端否定形式的绝对的客体主义。它应尊重功利，关注功利；同时，又超越功利，引导功利，坚决拼弃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及其对自身的浸染。总之，它应弘扬自身所富有的优秀传统而按屈原以其特有的文学方式所表达的理想意愿行事——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注释：
[1]《德国唯心主义的始初系统纲要》，载《理性的神话》，克·雅莫和赫·施奈德尔编辑，法兰克福，1984年，第12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57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1页。
[4]麦·施蒂纳：《唯一者和他的所有物》，斯图加特，1981年，第353页。
[5]莫·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阿·科尔纽和沃·门克编辑，柏林，1961年，第210页。
[6]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8]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7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10]尼采在其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已揭示了康德的道德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的一致性。当代德国学者彼·科斯洛夫斯基则又前进一步，把康德视为市场经济哲学伦理学的创立者。参阅：《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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