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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中，与“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的是“说不尽的哈姆莱特的”延宕——这个具有独特个性和气质的丹麦王子发现克劳狄斯害死了他的父亲并娶了他的母亲后，为何迟迟不报仇或伺机行动，却装起疯来，以致引起了克劳狄斯的怀疑，并将他放逐，最后造成悲剧。于是，延宕成了哈姆莱特这一艺术形象的审美张力的源泉，美国一学者汇集对延宕的种种不同的解释，构成了有趣的哈姆莱特评论史。牛津大学的期图厄特教授在斯特拉特福讨论会上所说，哈姆莱特是一条“变色龙”，留下了“不同的时代的痕迹”：在伊丽莎白时代，哈姆莱特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带刺”的又“濒于疯狂”的王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姆莱特也渐渐“温和”了，以致在浪漫主义时代，哈姆莱特变成了“多愁善感”的人：在歌德眼里，哈姆莱特有点象少年维特；而对柯尔律治来说，哈姆莱特就是他自己，“一个理智很高却不幸地缺乏坚强意志的人”(注：斯图厄特：《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哈姆莱特的延宕展开的。因此，对哈姆莱特的延宕作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阐释，直接关系到对主人公的性格和莎士比亚创作动机的正确理解。任何评论家在对解读《哈姆莱特》时，首先必须破译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的延宕问题上所设的密码。
一、对哈姆莱特延宕问题进行深层心理分析的启示
关于哈姆莱特的延宕，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歌德的观点，即把哈姆莱特的延宕看成是一种性格特征——思想的力量超过了行动的力量所致的优柔寡断。但是，这一观点不能揭示他的深层动机，无法解释人物行为的内在统一性，以致受到了弗洛伊德的质疑：“戏剧的情节告诉我们，哈姆莱特根本不是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人。我们在两个场合看到了他的行动，第一次是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挂毯后的窃听者；另一次，他怀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全部冷酷，在预谋甚至使用诡计的情况下，让两个设计谋害他的朝臣去送死。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把哈姆莱特的延宕归因于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这种解释与情节结构较为吻合，因此，成为解释哈姆莱特延宕原因的重要一说。但其缺陷在于纯粹从生物本能出发作出解释，使悲剧丧失了社会、文化意义，成为“精神病理学悲剧。”(注：《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尽管如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对莎剧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通过从人物深层心理结构和心理动机入手去揭示戏剧主人公的行为。正如英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霍兰德所说，精神分析将文学作品中的一般人物理解为一个全面的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进攻和防御机制，这对正确理解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作品人物的性格，具有重要意义。而把心理学中关于潜意识、无意识的科学论证运用于悲剧研究，则有利于拓宽人们认识精神机制的视野，掌握主人公的心理隐秘。因此，在分析哈姆莱特延宕的过程中，借鉴精神分析学派对作品主人公的人格结构和深层心灵活动方面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与深层心理学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势在必行：只有综合运用社会、历史、文化、艺术，以及深层心理学的科学成果，才有可能对哈姆莱特的延宕的实质和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内心动机作用合理的解释。柯尔律治认为，“哈姆莱特的性格可以到莎士比亚有关心理哲学的深刻而正确的学问中去探索”(注：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这个人物必然与我们天性的共同的基本规律有某些联系”(注：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我们要从“心灵的健康的过程”出发去观察“遭受毁坏和病态”的“心灵结构”(注：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因为“莎士比亚塑造人物的方法之一，就是想像任何一种陷于病态的过剩情况中的智慧或道德能力”(注：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早在1923年，批评家赫尔福特教授预言，“现代心理学由于揭露了双重和三重人格这类现象，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把莎士比亚表面上的矛盾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给搞清楚。”(注：斯图厄特：《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第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二、深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哈姆莱特的延宕
(一)哈姆莱特人格结构分析
当代深层心理学的科研成果也为哈姆莱特的性格分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指出，“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失衡的受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因此，这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深层心理学发现：人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会产生焦虑和防卫机制。为了克服焦虑产生的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或不受重视感，人们通常采取以下三种防卫机制，一是以顺从或谦让的方法迎合他人，二是以攻击或自负的方式对抗他人，三是变得超脱、与世无争，远离人群。这三种防御机制都包含着各自的行为方式、个性特质、正义观及有关人性、人类价值和人类状况的整套信念。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会灵活变通地转移，交替发生，相互补充支持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任何理由相互排斥。同时，这三种防卫自身会产生三种情感：即顺从的防卫机制产生无助感，进攻的防卫机制产生敌意感，超脱的防卫机制产生孤独感，这三种情感迫使个人同时作出三种防卫转移，而这三种防卫转移涉及各人不同的性格构成和价值体系，以致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从而构成了人的基本冲突，它是人的内心冲突的动力中心。任何为人所意识到的内心冲突和焦虑反应的里面，都潜藏着这种无意识的基本冲突。人在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中，为克服内心冲突，获得完整感，就会强调某一种防卫转移，成为主导性格，即顺从型、进攻型和超然型。它代表一个人解决内心冲突的主导倾向。(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精确判断哈姆莱特的主导人格属于顺从型一类。顺从型人格特征是在权威等压力面前，习惯于采取谦让顺从方式，化解冲突，取得归属。剧中，哈姆莱特的顺从型人格特征一开场就展示出来：“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表明了哈姆莱特对取代他父亲位置的叔叔的极端厌恶和对母亲的顺速结婚的强烈反感，但是哈姆莱特一边面对着已经取得王位、获得权威的叔叔，一边面对着作为家长和王后的母亲，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性格和礼仪规范使他无法采用攻击性的对抗来宣泄他的敌意。相反，他压抑内心的敌意，以冷漠的话语敷衍着国王和母亲：
国王：为什么愁云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莱特：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后：好哈姆莱特，脱下你的黑衣，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生存的空间踏进了永久的宁静。
哈姆莱特：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顺从型主导人格使哈姆莱特在权威的压力面前，委曲求全。当国王和母亲让他放弃继续回威登堡求学的要求后，他心里虽然不愿意，但出于一贯顺从的心理定势，还是屈从了国王和母亲的权威：
国王：……至于你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君臣，做我们最密近的国亲和王子，使我们因为每天能够看见你而感到欢欣。
王后：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莱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到威登堡去。
哈姆莱特：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愿，母亲。
国王：啊，那才是一句有孝心的答复……哈姆莱特这一种自动的顺从使我非常高兴。(《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莎士比亚为了突出哈姆莱特这一柔弱、顺从型为主的人格特征，特意安排了一个对比性的戏剧场面：即雷欧提斯和哈姆莱特一样都是为了同一任务回国，完成任务后，同样表达了离开的意愿，但是，雷欧提斯在实现自我意志方面表现出的主动性或攻击性要比哈姆莱特强烈得多：
雷欧提斯：陛下，我要请示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微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可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许。
国王：你父亲已经答应你了吗?波洛涅斯怎么说?
波洛涅斯：陛下，我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主导人格“代表某个特定的人最自然地对待他人的方法和手段”(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这样，哈姆莱特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顺从型人格也决定了在他面临压力时，占主导地位的防卫倾向。虽然如此，心理结构中的其余的防卫机制依然存在，并在潜意识下以迂回的方式得到表现，它们与占主导地位的防卫倾向相互冲突，构成了基本冲突，并通过焦虑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哈姆莱特身上，这种顺从型人格带来的基本冲突主要表现为抑郁、愤怒和敌意。这也是他在遇到父亲鬼魂前就抑郁不安，甚至出现自杀念头的原因。剧中，他口是心非地答应国王和母亲后的独白，表达了这种压抑的心情：
哈姆莱特：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片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不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为了反衬哈姆莱特独特的人格结构，莎士比亚特意安排了他惯用的平行情节结构，即三条线索分别刻画了哈姆莱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三个性格，以提供参照。三个人的父亲都遭杀害，按照当时的观念，三个人都面临着报仇的任务。但是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都作出常人的反应，即通过攻击的方式，对外宣泄敌意，以维持心理平衡。而哈姆莱特的人格结构，却使敌意受到压抑，以致引发了心理危机。
(二)鬼魂揭露真相，导致顺从型主导人格与攻击型防卫机制发生强烈冲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哈姆莱特顺从型主导人格结构中，存在着压制攻击型、逃避型防卫机制的倾向。这种压制会破坏三种防卫机制之间正常情况下的自由交替、和谐平衡关系，导致基本冲突。当这些冲突不是很强烈时，个人可以把这种冲突强行压制在潜意识中；当被压制的防卫机制倾向由于某种原因进入意识中，个人就会体验到严重的内心骚动。
深层心理学揭示：当要求主体顺从的防卫机制和要求主体攻击或逃避的防卫机制都很强烈，就可能会导致主体性行动瘫痪，而根本无法执行任何一种防卫机制。这是因为“得不到解决的内心冲突”，会使主体心灵趋向“分裂”。当一个人根本上是处于“分裂状态”时，他就“无法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总是同时追求两个或更多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即使当他专注于某个“单一目标”时，也会因为相互矛盾的动机“彼此阻碍”，以致失去“方向性”。霍尔奈指出，当相互矛盾的需要和冲动，使三种防卫机制之间的协调发生混乱，有时为了“抑制基本冲突中的某些部分”，却把“人性全都遮蔽”了。被遮蔽的部分在潜意识中依然“很活跃”，却起不了任何“建设性的用途”。因此，这种主体的“自我分离”就会使主体“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1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当鬼魂告诉哈姆莱特真相后，哈姆莱特内心发生如下几方面的应激反应：一方面，哈姆莱特内心产生的是强烈的“攻击性”防卫机制，这种“攻击型”冲动首先被为父亲报仇的强烈冲动所强化：“赶快告诉我知道，让我驾着像思想和爱情一样迅速的翅膀，飞去把仇人杀死。”(第一幕第五场)。其次，这种冲动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强化。哈姆莱特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下长大，世界和周围的人容易在他的心中产生光环效应，因此一切在他心中充满着理想的色彩。虽然他对国王和母亲快速结婚产生过有着强烈的反感，但这只是一种遗憾。他埋怨母亲，只因为“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他厌恶国王，也只是因为感觉上的厌恶和伦理上的反常。而如今，鬼魂证实了他最害怕最不敢想象的预感——“一个人尽管满面都是笑，骨子里却是杀人的奸贼”。他难以忍受这种罪恶和恐怖的现实，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产生的强烈对抗使他充满复仇的意志。再次，这种攻击性的意志，被父亲的命令所强化：“要是你有天性之情，不要默尔而息，不要让丹麦的御寝变成了藏奸养逆的卧榻。”(《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这三种力量使他的攻击性防卫机制达到了顶峰。
另一方面，就在以上危机产生的过程中，哈姆莱特潜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顺从型防卫倾向，也本能地趋于强化，并且随着焦虑的增强而增强。霍尔奈指出，以顺从趋向为主导人格的人的价值观基于“善良、同情、爱心、慷慨、无私、谦卑的导向”，试图“通过获得爱与赞许，通过使他人需要自己，以此控制他人，以克服基本焦虑；而各种试图进攻的意愿则受到压制。”因为这种“进攻的倾向”与他们顺从的心理主导倾向会发生“强烈冲突”，危害他们克服基本焦虑的整套策略，所以只能被压制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种防卫倾向之间的强烈冲突。于是在哈姆莱特遇见鬼魂后，我就可以看到这种由不同防卫机制发生强烈冲突而引起的精神折磨。
哈姆莱特：天上的神明啊!地啊!再有什么呢?我还要向地狱呼喊吗?啊，呸!忍着吧，忍着吧，我的心!我的全身的筋骨，不要一下子就变成衰老，支持着我的身体呀……是的，上天为我凭证!啊，最恶毒的妇人!啊，奸贼，奸贼，脸上堆着笑的万恶的奸贼!我的记事板呢?我必须把它记下来：一个人尽管满面都是笑，骨子里却是杀人的奸贼；至少我相信在丹麦是这样的……(《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
(三)装疯——主体分裂、延宕形成的标志
霍尔奈指出：“基于文化观念上的内在冲突，发展到一定强度”，会使一个人“到了病态的程度”，“对他而言，对感情和愿望的意识处在一个低潮”，“其有意识并清醒地体验的情感通常是其心理脆弱部分受到冲击时产生的恐惧与愤怒”，当冲突增强一定程度时，“这些确实存在的思想观念被强制性的规范如此深地渗透以至于它们已丧失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在这些具有强制力的倾向的支配下，抉择取舍的本领表现得软弱无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几乎丧失殆尽。”(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陷入强烈内心冲突的人”，就“不能自由地选择三种防卫机制，他同时为具有同样强制作用但趋势不同的防卫倾向所驱使，而其中任何一种倾向他都无法追随，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抉择他无法做出，就像搁浅的船只，无法摆脱困境。”(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哈姆莱特在鬼魂退场时，自我主体已经发生彻底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标志是哈姆莱特试图以装疯的手段来逃避冲突：“我今后也许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一幕第五场)主体分离首先意味着意志和情感的分离，集中表现在失去情绪控制能力。哈姆莱特虽然他没有疯，没有失去理智。但是却已无法保持正常人自我主体的完整性。如果哈姆莱特能保持自我主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他就根本没有必要装疯，因为这样反而会引起国王的怀疑。正因为他无法控制“冲突”中的自我，所以只能依靠装疯来宣泄自我，并瞒天过海。如兰姆所说，“当一方心中怀有巨大的痛苦时，尤其是当这种痛苦折磨着他的心灵但又不能向人倾吐之时，这苦痛的一方有权放纵自己”，(注：兰姆：《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否适合舞台演出》，《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因此，他这种“苦痛的放纵”就有真正“疯狂”的意味，标志着主体性的分裂。斯达尔夫人指出：“约翰孙曾写道，他认为哈姆莱特的疯癫，是为了能够更有把握地报仇而假装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阅读这部悲剧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哈姆莱特假装的疯癫之中清楚地看出真正的疯癫。”(注：斯达尔夫人：《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9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9月。)正如剧中所描写：
哈姆莱特：“啊，对了，你说得有理。所以，我们还是不必多说废话，大家握握手分开了吧。你们可以去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干你们自己的事——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事——至于我自己，那么我对你们说我是要去祈祷去的。”
霍拉旭：殿下，您这些话好像有些疯疯癫癫似的。
哈姆莱特：我的话冒犯了你，真是非常抱歉。是的，我从心底里抱歉。(第一幕第五场)
同时，哈姆莱特内心冲突引起的主体性分裂导致动机和行为的分裂，并进一步导致行动的延宕。而这种动机和行为的分裂引起的延宕，集中体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和“逃避责任感”。(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1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逃避责任”不仅使哈姆莱特对复仇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且还产生一些荒唐的行为。第一次荒唐的行为是安排戏中戏，结果打草惊蛇，自食其果，遭到流放的命运。其实，对父亲鬼魂的真实性的怀疑只不过是潜意识中逃避责任的自我合理化(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上面已解释)。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后，他对国王是凶手是深信不疑的。第二次荒唐的行为是发生在国王跪着祈祷时，也因潜意识中“自我合理化”机制而放弃了报仇。正如罗伯逊所说：“事实仍然是……观众们一定会反对鬼魂算不了可靠的见证的说法；在看过考验国王的剧中剧之后，他们会感到不对头；在祈祷一场之后，他们一定会发出讥笑来……明显的事实是，哈姆莱特在剧内的行动也是有意拖延的，不象赫洛尼莫那样不断地计划全面复仇，不曾失去良好机会……”(注：罗伯逊：《莎士比亚的“推陈出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当然并不是任何动机都会和哈姆莱特的行为发生分裂，而只是那些引起哈姆莱特内心基本冲突的动机，也即和哈姆莱特主导型防卫机制产生冲突的防卫机制，并且这两种机制水火不相容，冲突达到相当强烈的地步。如策划杀死国王，执行父亲的命令等动机，才具有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条件。因为上面已经揭示，这些动机引发潜意识中三种防卫机制之间的强烈冲突。这样，就可以解释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哈姆莱特在有些场合还是还果断”的观点。(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中文版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因为，当哈姆莱特在危急情境下，出于应激反应而杀死危及他自身安全的波洛涅斯或敌人之类，完全属于“神经性防御性侵犯”。(注：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第12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心理学家弗洛姆根据神经生理学、动物心理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综合研究，推翻了弗洛伊德把这类侵犯行为归因于“人类生而具有侵犯驱动力”的“本能学说”，而把在危急情境下的防卫机制归类于“生物学上的适应性的、防御性的反应。”(注：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第12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弗洛姆指出，从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资料来看动物与人类的侵犯行为，似乎无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相关的头脑区域里发起的侵犯动机，是为了求生，是为了保卫个体或种族的生存。”(注：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第12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霍尔尼也认为在，“对正处于个人挣扎”过程中，或“在争斗过程中伤害对手”情况，应作为“正当的反应性行为”(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第1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这与基于文化因素上的基本冲突所引发的行为丧失并不矛盾。美国精神分析学博士派里斯认为：“防卫机制之间冲突造成严重的内心骚动甚至行动瘫痪，根本无法作出任何一种防卫转移”，但是“在某种强大影响的推动下或由于主导防卫机制的戏剧性失败，他们可能会采用原先被压制的另一种防卫机制。”(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中文版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这样，就能理解哈姆莱特为何在面临母亲被毒死，自己即将中剑身亡的情况下果断向国王进行报仇的原因了。
总之，通过哈姆莱特的延宕，莎士比亚以独具匠心的艺术天才和卓越的历史预见性，深刻地反映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导致的人主体性的分裂和人性异化。莎剧中的这种病态心理描写实际上开创了西方社会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中的非理性倾向的先河。这是莎士比亚悲剧超前的审美现代性意识的明证，也是莎士比亚不朽艺术魅力的源泉。400年来，莎士比亚频濒上演，历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莎士比亚通过人的病态心理表现了社会现实的荒诞性和残酷性，以及人的存在的非理性倾向。这种非理性意识，和现代艺术中的审美意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