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汉语考察与研究综述
刘 兴 忠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清末民初汉语考察与研究在文学及语言学范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反映出以下特点：学术视野开阔，考察视角多样化；白话文运动和翻译视角占据主导地位；小说及报刊材料受到重视；历时观念深入人心。与文学领域相比，这一时期的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亟待拓展。
关键词 ：清末民初；汉语研究；综述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以其“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段。这一时期，随着“天朝上国”自我幻象的逐渐破灭，以及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影响，旧有观念逐步失势、蜕变，新概念萌生、成型，由此产生了多样而驳杂的思想内容[1]。就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语言这一层面来说，近代中国语文发展转向重要契机的语言接触、语际对话，以及译文之大量传播、新词之大批涌入，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2]。
本文参考多数学者的观点，结合对语言状况的实际考察，将清末民初的起止时间限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相应地，本文所说的“清末民初汉语考察与研究”，即以这一阶段的汉语为对象而进行的考察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经与参考序列进行比对，获得的73份蔷薇材料的FT基因CDS序列全长546 bp，总碱基数为39 858 bp。共检测到215个多态性位点，包括214个SNP和1个缺失突变(缺失1 bp)，平均185个碱基发生1次突变。该基因由4个外显子组成，外显子长度分别为219、62、41和224 bp。其中，外显子1的多态性位点数目最多(117个)，其次是外显子4(47个)；但从核苷酸变异数与总核苷酸数之比(核苷酸变异率)来看，外显子2最高(0.710)，其次是外显子1(0.535)。因此，外显子1和2的多态性较高(表2)。
刁晏斌(2008)指出：“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段，它既是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也是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各种语言现象丰富多彩，相关的促生原因和制约因素纷纭复杂，因此非常值得进行研究。”[1]然而，迄今为止，清末民初汉语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成果主要散见于近代文学、翻译、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领域，数量有限，语言学本体研究范围内的相关论著更是少之又少。现就已有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首先，将整个城市空间依据四叉树的构建原则进行划分，然后自顶而下、依次建立各级R+树的空间索引。空间索引采纳与否以及空间索引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场景调度的整体性能[9]。
一 、非语言学领域的相关论述
(一)文学领域
非语言学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集中于文学研究领域，根据考察角度或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白话文运动视角
1.教科书及专书语法考察
2.语法专题考察
继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以及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清末民初的外籍汉译活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与前两次相比，此期翻译活动的特点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与此相应，对于这一时期翻译作品语言的考察也涌现出大量成果。
由于受到“小说界革命”的鼓舞，此期的翻译作品以小说最盛，小说之中又以林译小说成就最高，因而备受关注。钱钟书关于林纾翻译的评析无疑是同类论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该文在充分肯定林译“媒”的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林氏对译本原文的加工以及对“古文”所作的适当改造，使林译成为一种“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9]。钱文之后，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新世纪以来，针对林译小说中一直以来倍受指责的大量“讹误”，有学者结合晚清社会及文学背景、中国的翻译传统以及华夏文化的自我推崇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尚文鹏 2000)[10]。此外，针对林氏译著的相关考察也注意到了古文翻译的局限性问题，如郭杨(2009)[11]。
探讨此期翻译活动对于近代文学发展演变之影响的成果也较为丰富。微观层面的考察涉及翻译小说词汇、句式乃至标点方面的发展变化对于小说文体形式的影响，宏观层面的考察则主要围绕近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朱云生 2006)[12]、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之过渡阶段文体新变的具体表现(赵健 2007)[13]，以及近代白话文运动和翻译活动对于古文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张艳华 2007)[14]等方面而展开。
3.小说与报刊文体视角
由于受到翻译小说研究的冲击，涉及此期创作类小说的考察成果相对较少；而作为新兴话语形式的报章语言则得到更多关注。前者如宋莉华(2012)对19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方言写作、小说翻译的考察[15]，如何云涛(2013)对清末民初小说语体发展变化及其动因的探视和分析等[16]；后者则又可分出报刊白话和报刊文言等下位视角。报刊白话相关视角的考察如邓伟(2009)对于作为宣传工具之白话的利俗姿态和启蒙功用的阐述[17]，如夏晓虹(2011)对晚清报刊白话文历史地位的审视[18]，又如胡全章(2011)对报章白话之文话化与近代化趋势的分析等[19]；报刊文言相关视角的考察如孟庆澍(2012)对章士钊“甲寅文体”及其与新文学之关系的考察等[20]。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白话和文言考察视角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两者并不对立，甚至可以互为补充；例如，上述夏晓虹(2011)的考察同时认为现代白话文应从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胡全章(2011)同时也对“报章文话”的白话化和欧化趋势进行了探讨。
4.综合视角
3.2 APP和Aβ APP是Ⅰ型膜蛋白，它可以被β-和γ-分泌酶依次切割而产生Aβ(AD老年斑的主要成分)。APP基因中有超过30个突变与家族性早发AD相关[10]。早期研究表明AD神经突内有自噬体聚集，且这些自噬体中存在APP、Aβ、CTF和BACE，所以自噬被认为是导致Aβ产生的原因[7,11]。但是，进一步研究自噬本身及其与AD的关系后发现，APP、Aβ、CTF和BACE其实是自噬的底物[12]。雷帕霉素、牛蒡甙元、卡马西平等药物能活化自噬从而降解Aβ和其他致病性蛋白来预防AD[13]，这些证据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此类成果不限于单一视角，而是从总体上作相对宏观的分析和阐述。例如邓伟(2009)从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变革及文学作品语言建构两个方面考察了此期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21]。范伯群(2009)认为，中国近代的“言文合一”主要归功于以下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白话小说传统、白话报刊与演说潮流、拼音文字方案与国语统一运动、教科书改革政令、白话《圣经》的翻译，以及翻译和创作文本中外来词语和欧化语法的输入等[22]。袁进(2014)考察了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发生、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汉语变化及文学变革，进而探讨了欧化白话文作为现代白话文先驱的历史地位问题[23]。朱晓进等(2015)则具体分析了五四以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在小说、新诗、戏剧、散文以及童话等现代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24]。
高师英语教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坚持采用互动式教学，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中需要积极创造条件，灵活运用大、中学的英语教学衔接互动实际方法：
(二)社会、历史等其他领域
受题材和考察视角所限，此类成果并不多见，具体的内容架构大多是以语言现象为切入点，进而深入考察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政治背景等方面。具体如黄振萍(1999)以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线索，从外部动因、各界态度、社会影响等方面所进行的探讨，以及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所进行的比较[25]；又如傅敬民(2008)在文化资本视阈下沿循《圣经》汉译的历史轨迹对社会、文化、宗教等问题所进行的考察等[26]。此外，另有从中外文化交流层面对近代翻译事业和专业术语的发展所进行的梳理(郑匡民 2008)[27]，以及从社会生活变迁角度对近代新词语的来源、特点、生成方式等所进行的分析(张蕾 2008)[28]。
二 、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语音研究
同词汇领域的有关研究相比，考察此期语法现象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二)词汇研究
此类考察主要涉及翻译规范论(谢世坚 2002；章艳 2006)[64-65]、多元系统论(邹静 2014)[66]、改写理论(杜玮 2018)[67]，以及翻译目的论和翻译操控论(高黎平 2011)[68]等。就具体考察视角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译介理论对于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对文本特征所具有的解释力；其二，“还原”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基于翻译理论的具体行文方式；其三，探究汉译文本不忠实于原文现象的背后动因。
1.新兴词语考察
此类成果在这一时期的词汇研究领域占据了很大比重，对于考察对象的称名主要有“近代新术语”(冯天瑜和邓新华 2002)[30]、“西学新语”(徐时仪 2006)[31]、“汉语外来词”(李彦洁 2006)[32]、“新词语”(杨端志 2007)[33]以及“新名词”(文贵良 2009)[34]等。就具体所由切入的行文视角而言，冯文侧重于探究近代中、日、西语汇之间的互动关系，徐文倾向于考察时代变革对于文白语汇替代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李文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清末民初外来词与新时期作了比较，杨文从系统性和词语场的角度对科学小说新词语进行了考察；相比之下，文氏则从“词语-注释”这一独特视角阐述了“新名词”被汉语所接受的方式。
另外，教师在实践中要引导学生自己摸索实验条件，想办法改进操作方法。例如，某小组探究“绿色蔬菜变黄过程中色素的变化”，预计提取、分离新鲜和放置变黄后的菠菜叶中的色素进行比较，但时值5月，菠菜放在冰箱，没变太黄前就腐烂了，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原因，摸索储存条件，或探寻其他的实验方法。某小组探究“红花檵木紫色叶片中的色素种类”设计了用清水纸层析分离色素的实验组。实验过程中发现，滤纸条吸水后变软变重，会贴壁或倒入水中。因此，不能像平时实验中那样把滤纸条靠在试管或小烧杯壁上，学生自主进行了改进：使用试管架和夹子把滤纸条固定并吊在液面上方，保证下端没入水中而不会整根滤纸条倒入水中。
2.教科书及专书词汇考察
教科书词汇研究的参照文本大多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教材，所考察的具体项目如“北京话口语词”(张美兰 2007；陈明娥和李无未 2012；陈明娥 2014)[35-37]、“北京官话语气词”(李无未和杨杏红 2011)[38]以及“外来词语”(陈明娥 2014)[37]等。专书词汇研究的参照文本以晚清谴责小说、《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以及《小额》等作品较为常见，具体考察视角涉及专书词汇的内部构成、释义指瑕、工具书订补，以及方言词语历时演变等方面。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是通过分析资料进行总结，通过分析大量资料得出腹腔镜手术治疗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护理要点，并对护理研究进行探讨，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
这些事确实是小事，但其中包含着生活的智慧。避免这样的情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从小养成。几岁的孩子，可以告诉他要把自己的小鞋子放在固定的地方；上幼儿园之后，教他把自己的小书包放在固定的地方，第二天到固定的地方去取；上小学之后，归置好自己的小房间，包括自己的衣物、文具、书籍等……这样的教养日积月累，一定可以培养出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提高效率，在特定的时候甚至可以规避风险呵护生命。
一般而言，学习动力决定了一个学生能走多远，学习意愿强的中职生无疑是会在专业课上下功夫，然而对于包括语文在内的公共基础课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习动力，毕竟职业教育是面向市场需求的，这类人文素养教育在他们心中无法和处于核心主线地位的职业教育相比。
此类研究的语料文本大都为白话报刊，如《绍兴白话报》(吴帆 2015)[39]、《杭州白话报》(张雪 2015)[40]、《安徽白话报》(王晨露 2015)[41]、《无锡白话报》(渠亚楠 2017)[42]、《竞业旬报》(毕文竹 2015)[43]以及《教育杂志》(于海燕 2016)[44]等。具体考察项目涉及新词[39-43]、重叠词[39，41]、四字格[45-46]、待嵌格式[47]、同素异序词[39-43]、标题用词[44]、羡余形式[40，43]，以及双音化程度[39-43]等方面。
正走在车间里，有人叫我。一扭头，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杨德英。又有几个员工抬起头来，居然都是从大发厂来的。我说啥时过来的？一个说，好几天了，我们几个一起过来的。杨德英说，刘建告诉我们的，说你在这儿做厂长，说景花厂环境好，工资高，我们就过来了。王义山插了一句，刘建自己咋不过来呢？我笑了笑，笑得很深奥。
以上三类之外，另有少数学者针对此期个别词语的考察(刘一之 2011)[48]，以及对于此期某一方言词汇系统词源构成及其形式特征的分析等(崔秀兰和李光杰 2017)[49]。
(三)语法研究
由于语音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考察此期语音特征的成果很少，且大都局限在以此期的域外汉语教科书为考察对象。李无未是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其相关研究主要依据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近代中国语课本、汉语工具书等来考察书籍编写时代的汉语语音面貌；由于政治和地理因素对于邻国汉语学习的影响，近代北京官话及东北官话的语音特点是其研究的着力点(如李无未 2013)[29]。此期语音研究成果另有马重奇(2017)、陈晓(2018)等。
鉴于此期白话文运动对于近代文学的巨大影响，以这一运动的兴起和演进为主线，考察白话文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近代白话文学语言变迁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以之为视角的文学语言变迁考察较为充分，相比之下，对于清末白话文运动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则较为单薄。谭彼岸(1956)以白话报、白话教科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等为视角，论证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相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地位，为这一方面的较早成果[3]。新时期以来，夏晓虹(1985、2010)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夏文认为，由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新文体”可以视为“五四”白话文学和晚清白话文运动发生关联的中间环节，并且呼吁学界对来自清代官方的白话力量(白话告示、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读本等)给予重视[4-5]。在“五四”与晚清的衔接问题上，宋莉华(2010)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即通过考察西方来华传教士所编纂的汉语教材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改写，来探讨由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中源自异文化的推动因素[6]。此外，对于近现代文学语言雅俗观念的探究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言语活动雅俗对立格局的形成也是文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7-8]。
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总体来说缺乏与策略相关的意识。他们相对来说缺乏丰富的策略储备，例如他们对学习策略不大了解。因此，他们不能实施恰当的学习策略和有意识的控制学习策略的使用[6]。所有这些都说明学生在不同的语言学习任务中实施恰当的学习策略以及控制策略使用方面的能力比较低。因此学习策略的培训也是迫在眉睫。学习策略的训练旨在帮助学习者考量影响自己学习的因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这样学习者才可能更有效的学习，并且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它更加关注的是学习过程，因此强调是如何学而不是学什么。因此高校应尽可能地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指导，让学生掌握如何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
此类考察的语料来源具有多样性，除了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晚清小说之外，又有域外汉语教材、官话《圣经》,以及方言文本等。就不同类型语料的具体考察项目而言，小说文本“语法点”的选择同汉语语法史范畴内早先阶段的专书考察基本一致，大致可分为词类考察和句式考察等；域外汉语教材语法考察的侧重点是教材编写时期北京官话口语语法的描写和分析(张美兰和陈思羽 2006)[50]；官话《圣经》考察倾向于探究句法层面的欧化特征(邢梅 2012)[51]；方言语料考察则致力于方言语法动态发展轨迹的探寻(耿丹丹2015)[52]。
2.翻译活动与译著视角
与教科书或专书语法考察有所不同的是，此类考察在语料选择上表现出了趋同倾向，除少数基于传统小说、报刊以及白话译文的研究之外，大都选取了具有相对匀质性的北京官话文本。就具体考察项目的选择而言，此类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组合形式或构式考察，如“一+VP”(高诗云 2013)[53]、“N的V”(成嘉露 2017；徐正考和成嘉露 2017)[54-55]、“VN1+N2”(杨鹏飞 2017；徐正考和杨鹏飞 2018)[56-57]等。其二是某一词类或词语的功能考察，如程度副词(陈晓 2013)[58]、“特殊副词”(金红梅 2015)[59]、语气副词(郭燕妮 2016)[60]、定语标记“的”(郭艺蕾 2018)[61]等。其三是典型句式考察，如疑问形式(张丹星 2013)[62]、“把”字句(孙艺轩 2018)[63]等。
(四)翻译研究
与文学领域的翻译研究视角重点考察译介活动对于近代文学语言面貌的具体影响有所不同的是，此类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对译介过程所涉理论和方法的梳理，以及对译介文本语言特征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3.报刊词汇考察
从表5可以知道，NSP酶与还原糖之间都存在显著（P＜0.05）的相关关系，而且还原糖含量与NSP酶的三次关系的相关度很高。
1.翻译理论视角
词汇是最为活跃的语言要素之一，此期社会思想文化之振荡，以及外来语言之影响，都在汉语词汇层面得到了充分反映。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2.翻译方法视角
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基本围绕归化和异化、意译和直译等视角而展开，兼及译入语的选择问题。例如，顾建新(2002)梳理了晚清时期文学译介在体例、方法和译入文体等方面的变化，指出体例的异化、方法层面的直译以及文体的通俗化是其总体发展趋势[69]；朱安博(2007)以清末民初时期有代表性的译者和译著为考察对象，从归化和异化发展的角度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二者的性质、内容与方法等问题[70]；叶世平(2012)认为，严复等人的意译和周氏兄弟的直译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文言在西方文化翻译上的失败则意味着“文言的终结”[71]。
3.汉语演变视角
此类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近现代翻译活动对汉语发展演变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此期翻译过程中的“杂合”或“杂糅”现象在汉语词汇、句法以及语体层面的具体表现(王秀梅 2008)[72]，早期欧化白话的先驱地位(徐时仪 2008)[73]，汉语中的欧化现象(朱一凡 2009)[74]，传教士翻译作品对汉语所作的“改造”(武春野 2012)[75]，近现代汉语规范的演变和确立(廖七一 2010)[76]等。此外，有的学者还讨论了近现代汉语中欧化影响的限度以及决定欧化限度的具体因素等问题(朱一凡 2009)[74]。
以上诸类之外，另有针对此期翻译家个体的翻译思想、译介过程、翻译策略以及语言观念等所进行的考察，具体考察对象如周桂笙、林纾以及鲁迅等。对于此期译著文本特征的探究，主要有译文杂合现象、译文本土化、口语化以及译文的典雅色彩等考察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刁晏斌等(2017)对林译小说文本的语言研究价值进行了充分论证，该文的“林译语言特点例析”部分可以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林氏译文本体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77]。
(五)综合研究
与上述各类相比，以下研究成果的考察视角相对开阔，可以称之为综合研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基于语言接触理论对汉语各要素范围内的欧化成分进行辨析(周毅 2005)[78]，其二是通过对严复、林纾等近代古文家译述活动的梳理，以及通过对梁启超等近代学者“新文体”创作实践的分析，进而从欧化、民族化等视角追溯近现代汉语“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赵黎明 2007)[79]。 对于近现代汉语之西方影响的考察，白鸽(2013)、尹延安(2013)选取了语言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的视角：前者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0]，后者则探讨了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活动对汉语演变的历史作用[81]。此外，着眼于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汤哲声(2010)[82]、徐时仪(2015)[83]、袁进(2016)[84]等对近现代汉语的文白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
黄体功能不好、无排卵子宫出血等，这样的出血可能没有那么规律。可以通过监测基础体温、黄体中期的孕酮水平或者借助诊刮协助诊断。
三 、已有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难称完全的文献梳理，我们认为已有的清末民初汉语考察和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学术视野开阔，考察角度多样化。就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演进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近代翻译活动及相关译著、小说及报刊文体，以及社会、历史领域的相关动态和线索等考察视角，或者是主次分明，或者是多线并行，都受到了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就可纳入语言学范畴的相关成果来看，其在总体上覆盖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其中的翻译文本考察还涉及到了文体风格和篇章构成等内容。
“知彼”首先要研读考纲，所谓“心有考纲，备考不慌”。考试大纲是命题的总则，也是我们备考复习的总纲。教师研读考纲，才能熟悉考卷框架，清楚命题趋势，掌握题型与分值，落实各知识点的构建，抓住典型题目和创新题目……一句话，研究考纲的好处在于让老师对高考的各种题型了然于胸，甚至推测到一些接下来有可能的变化。这样，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自然明白自己该怎么删繁就简，把最需要学生掌握的题型知识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真正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其二，白话文运动和翻译视角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就文学创作、文本解读还是就语言学本体及应用考察的视角而言，白话文运动和翻译活动都无疑是清末民初影响最为深远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无论是从“文章合为时而著”还是从“语言与社会共变”的角度出发，这两种考察视角占据主导地位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小说及报刊材料受到关注。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及针砭时弊的需要，清末民初成为中国小说及报刊发展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因此，尽管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是这一阶段的小说和报刊文本同时为文学及语言研究领域所格外看重：前者着眼于此类作品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文化内涵，后者则对此类“同时语料”所反映出的语言本体特征更为重视。
其四，历时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文学领域的脉络梳理、文本分析，还是语言学范畴的语料考察，将清末民初视作近现代文学或者近现代汉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过渡时期，是上述研究成果的突出共性。
在对以上研究特色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以及某些方面尚需进一步发掘的学术价值：
其一，相比以文学领域为代表的非语言学领域的相关语言考察和以翻译领域为代表的语言应用研究，这一阶段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二，为数不多的语言本体研究成果中，以词汇研究最为突出，语音研究和语法研究则相对较少；究其根本，除了语音语法自身的相对稳定性外，语言学界的关注程度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抑或此期语料文本之纷繁复杂、难以取舍应该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其三，就语言本体研究的课题选择而言，相比已有的汉语史领域各阶段的专题研究、专书研究以及个案研究，从填补学术空白地带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语言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极为广阔；在此前提之下，汉语史其他阶段本体研究的考察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结论，均可借鉴。
至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或者说相关研究工作的具体开展问题，刁晏斌(2008)从专业理论和实践指导两个层面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考察建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选题方案[1]，此不赘述。
关于此期语言研究的意义，本文想再次强调的是，在有序异质的语言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并且现代汉语内部的非匀质属性业已成为共识的研究背景之下，对于现代汉语前发展时期即清末民初语言状况的考察，以及对于现代汉语演变源流的追溯抑或发展脉络的梳理之需求，似乎从未如此迫切。机遇和挑战并存，有待学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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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10-17
作者简介 ：刘兴忠(1985—)，男，辽宁营口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汉语史。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3.009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2019)3-0043-06
(责任编辑 ：王建平)
标签：清末民初论文; 汉语研究论文; 综述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