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通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本世纪20至40年代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逐步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当时，在全国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的大背景下，史学界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贯彻于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中去。从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中的学者和高校历史系的教授到广大中小学的普通历史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如何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去。尽管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产生发展并且成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从整个史学领域来看，“从头学起”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无疑仍是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性的历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和《历史教学》于1951年创刊出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现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内容的专门的历史学杂志。
《新史学通讯》由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主办，1951年1月31 日创刊，河南新史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任主编。刊物为月刊，至1957年1月改名《史学月刊》止，共出刊63期，持续六载。 《新史学通讯》所反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贡献，则反映了该刊自身的史学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得到广泛传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之中。这一切只能在摸索中取得经验并得到发展。从《新史学通讯》本身来看，其认识也是不断明确起来，并最终将其确定为该刊的编辑宗旨。
《新史学通讯》的《发刊词》中强调：“把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当前大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以此为基础，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并规定刊物的内容是根据“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而设置的。这里提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联系起来，克服教学中的困难，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等目标固然十分重要，但却显得笼统和一般化。如何联系？怎样提高？都还未能进一步说明。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过程，1952年7月在刊物发刊到10期以后， 《新史学通讯》的编者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新史学“应该密切地配合祖国的建设，给人民群众贯彻科学的历史知识，指导人民群众的奋斗道路”，“使其成为激发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之一”。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一支，历史学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显然应该以普及为第一。一般中小学学生对历史课之不够重视，中小学教师感到讲授历史课的困难，就是最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好好解决”。“只有社会一般，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历史教学的水平提高了，群众的新的历史知识提高了，反过来，也就启发了史学专家的思想，丰富了专家的研究内容，才能建立中国新的科学的完整的历史学。”〔1〕基于上述认识， 刊物编者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明确的办刊宗旨，将重点具有针对性地放在广大中小学教师这一群体上，切实加强和促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进而引导各个层次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工作者掌握运用唯物史观。这不仅对于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且在普及与提高的基础上也掌握了主动，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在普及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方针原则。正是由于抓住了适合客观需求的关键，使得这份每期仅16个页码（1955年4月以后增至26 个页码）的史学刊物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具体而言，《新史学通讯》在普及唯物史观、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做法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层次是宏观的理论性指导方面。主要表现在有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比较重要的理论性问题的导向性或探索性的论述。这类问题往往也超出了历史教学的范畴而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内容。第二层次是方法论指导方面，表现在阐明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学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如何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去。第三层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中外古今的各种历史问题，深入浅出地回答广大中小学教师及一般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第一层次以黄元起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与方法》和稽文甫的《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为代表。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把新中国历史教学的目的归纳为：“第一，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建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组织观点，并由此建立唯物的世界观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三，培养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精神，反对民族侵略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其中当以第一点最为重要。他解释说：“因为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必须知道历史的规律；但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使学生知道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2 〕这也许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教学的最早的教学纲领性的规定之一。其中所强调的在讲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要重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教学的初期阶段无疑具有积极性意义。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存在于历史教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史学界讨论的重点。《新史学通讯》在1954年十月号发表了嵇文甫的《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把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三类：一、历史教学如何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二、关于农民战争问题；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嵇文甫特别指出：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不仅好的实例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有些很坏的人物和事件同样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第二类问题，嵇文甫强调“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例如民族间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问题，他认为“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本来事情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定要它简单化，那自然就不好讲了”。对于第三类问题，嵇文甫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他说：“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能讲透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事情，不能笼统地说好，也不能笼统地说坏，也不能笼统地说有好有坏。”同类文章还有郭晓棠的《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观点问题》〔3〕、毛健予的《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和要点》〔4〕等。
《新史学通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历史教学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以往未被涉及或研究得不够的具体历史教学问题和历史教学方法，解决历史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即前面所说的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教师服务的第二、第三层次上。事实上，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小学的历史教师而言，这两个层次的内容因为能够在他们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提供具体的帮助，因而具有更为实实在在的意义。
这份刊物开辟了“教学参考”与“教学问题”两个栏目，发表的文章即多属上述第二层次的内容。譬如：毛健予的《从几个典型总结中所暴露出来的历史教学上的一些偏差》〔5〕， 指出了当时在历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如“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公式教条主义”，“罗列现象不分主从的形式主义”等问题。毛健予的《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和要点》〔6〕，号召运用唯物史观去加强近现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刘尧庭的《学习中国历史——史前时期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7〕， 指出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建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此外，史苏苑的《我教古代世界史的几点体会》〔8〕、 宋泽生的《我教世界现代史的几点体会》〔9〕等文章， 总结了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教学实践中的体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各级历史教学中去，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不深而导致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新史学通讯》针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对于阐明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学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纠正和预防种种偏差和失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三层次的内容主要指《新史学通讯》开辟的“问题解答”专栏所包括的各个方面。该刊每期都以问答的形式，提出、解答二至三个有关历史教学中的问题，力求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答广大中小学教师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问题。“问题解答”栏目在刊物中总计回答了170余项问题， 内容涉及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古代、近代、现代部分，小学、初中、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教材教法问题，国际共运史中的有关问题，中共党史中的有关问题，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中的有关问题等等。这个栏目为当时全国各地历史教师所关注，在普及唯物史观、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将“问题解答”专栏的内容汇编成《史学问题解答》一书，于1957年出版发行。
总之，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新史学通讯》很快明确了自己的办刊方向，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为中小学历史教师服务，从宏观性的理论指导到具体的历史问题解答，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历史教学中去这一重要环节中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引导，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价值的观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
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面临的是一系列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利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原则。同时，人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如何借鉴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如何在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将其不断发展和深入，是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种情形的直接表现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迅速引起重视并展开讨论。《新史学通讯》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民族战争、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文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把握，另一方面也对这些问题本身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观点。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如何重新看待旧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观点，这些问题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新史学通讯》主编嵇文甫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他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0〕一文，率先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原则作了一番规定，即要防止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这“两种偏向”。坚持三个标准：“第一，对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把握四个要点：“第一，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第二，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第三，站稳阶级立场，反对主观主义，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据”；“第四，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嵇文甫在不久以后发表的《封建人物九等论》〔11〕一文中，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划分为九种类型，并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例归入各个类型中去，形象而具体地向读者展示了用新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和原则。两年以后，针对史学界出现的对历史人物评价所存在的问题，嵇文甫又发表了《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2〕。文章将“历史人物评价”扩展成为“历史评价”，表明当时的讨论已经更为广泛，不仅涉及到人物，也涉及到了事件。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说明：“历史是从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矛盾冲突的道路上发展而来的，决不能片面地、单纯地去理解它。”“我们所以往往纠缠不清，发生问题，大半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硬要把事情片面化，硬要把历史理解为简单的过程。”这番话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要按照客观的历史事实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当时存在的主观地、片面地看待和评价历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嵇文甫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研究在当时受到了广泛重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如民族战争的性质如何确定、民族战争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如何、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存在着很大分歧。《新史学通讯》及时刊出专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讨论。黄元起在该刊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3〕和《再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4〕两篇文章，对于当时历史教学中所普遍遇到的民族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应该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思想，把民族战争放在具体的历史范围内来观察，把民族利益服从于社会发展的总利益、把民族斗争从属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观察，从各种矛盾复杂的关系中分析民族战争。他强调说，研究民族战争问题时，必须从具体的史实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嵇文甫认为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应当遵循“具体分析、全面照顾、重点掌握”的原则〔15〕。根据这一原则，在对待正义与非正义、进步性与侵略性战争的问题上，他“主张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16〕。民族战争问题与民族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等历史问题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上述主张和观点对于正确把握民族战争问题、对于进而展开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深入讨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民战争问题是50年代和60年代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在50年代初期也被《新史学通讯》所重视。嵇文甫指出，每次农民战争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起义领袖当了皇帝，这个矛盾问题在历史上广泛存在着，不应当简单地把他们骂一顿完事。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推进“表现在新王朝所实行的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17〕。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孙祚民发表在1955年八月号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有的曾经成功地推翻旧封建王朝，但却只能用新的封建统治来代替旧的封建统治，而不可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并且，在反抗旧王朝的斗争过程中，农民起义领袖所建立起来的短期政权，就其性质说，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孙祚民解释说：“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过程中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能够帮助我们在肯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之余，不至于反转过来忽视了它的局限性，而过分夸大其作用。”以这篇文章为开端，作者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其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论文，从而形成了在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之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新史学通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之后，还及时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或组织讨论。早在1951年，该刊就出版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特辑”〔18〕，请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著名史家就爱国主义与史学的关系发表观点，登载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座谈会纪要》和嵇文甫在这次座谈会上所作的题为《历史教育与爱国思想》的发言稿。文中要求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要通过亲切的历史感认识伟大祖国的由来，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强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嵇文甫还发表了《怎样对待文化遗产》〔19〕一文，阐述了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此外，郭晓棠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20〕、刘尧庭的《对我国历史上土地问题的几点认识》〔21〕、孔经纬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研究》〔22〕、黄元起的《论史学工作中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23〕等文章，对于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等已经展开或即将成为讨论热点的重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充分反映了《新史学通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体现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杂志的重要地位。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主导地位确立之后又经历了风风雨雨四十多年的历程。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般把十七年（1949—1966）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在这个发展阶段中，1957年以后，由于党的政治路线起伏不定，史学界出现的所谓“史学革命”和60年代初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回归等变化，造成了史学界的动荡与反复。而此前（1949—1956），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最初几年，时值史学界也和全国各界一样普遍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中，处于在全国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贯彻于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去的平稳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气氛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下，史学界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因此，现在看来，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对于正确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身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新史学通讯》恰好存在于这个时期中。从该刊对上述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认识方法来看，可以简单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状况。
第一，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普遍反映在嵇文甫的多篇文章和讲话中，是《新史学通讯》反复重申的基本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斗争事业发展起来的，它曾经对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不透、运用不熟练，在某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等缺陷。在新的形势下，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历史本来面目，这不仅有利于纠正以往存在的偏差，也从根本上坚持并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适应新的环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新史学通讯》无论是在历史人物评价还是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无论是在民族战争还是在农民战争问题上，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该刊的文章就指出当时存在的两种偏向，不是走到绝对主义，就是陷于相对主义，把问题简单化，或者绝对好，或者绝对坏，可是现实中没有那样的人。可如果反过来，或者是有好有坏，凡评论一个人都说他有好有坏，那也不行。在民族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讨论中，该刊认为侵略性与进步性、好坏两面，各还其是。本来事情是复杂多方面的，一定要简单化，那自然就不好讲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史学通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之初所反复强调的这一原则的深远意义。
第二，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问题，不等于用公式去生搬硬套。绝对地、教条化地认识历史，只能得出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结论。《新史学通讯》着力把辩证分析、全面看待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反复强调，并运用于探讨实际问题之中。如对于爱国主义问题的理解，该刊指出，历史上好的东西，可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的材料。可是还不只如此，不仅好的实例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有些很坏的人物和事件，同样也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复杂的、曲折的，以往发生的问题，大半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硬要把事情片面化，硬要把历史理解为简单的过程。嵇文甫再三强调具体分析、全面照顾、重点掌握的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证的认识问题的方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否科学地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正常健康地发展。掌握辩证分析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威力得以发挥出来的重要方面。
第三，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历史主义，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倾向。50年代初期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与上述两点有着直接的关系。《新史学通讯》发表的如嵇文甫、黄元起、孙祚民等人的文章，或从理论上倡导历史主义，或在实际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嵇文甫说，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能讲透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孙祚民则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客观分析了农民战争、农民政权的局限性。该刊还进一步认为，不要把历史主义变成客观主义，一切存在的都好，都有道理，一切都原谅了。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着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对历史主义与阶级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比较而言，《新史学通讯》只是从正面提出问题，也并未引起过多争议，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历史主义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远非以后那样严重。
《新史学通讯》通过对以上重要问题的探讨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基本特点，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把握，同时也对这些问题本身的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述许多问题都在以后形成了规模很大的讨论高潮，而该刊在50年代对问题的许多看法和观点都具有相应的价值和启发性意义。
三
《新史学通讯》还发表了一批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范围，在中国史方面，包括了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在世界史方面，包括了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这份刊物所反映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且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是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厦的基础性工作。《新史学通讯》对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具备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框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历史人物、经济制度、历史事件、农民战争、变法改制等方面，其中以经济制度、土地关系、农业生产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有较大比重，是当时人们普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进行历史研究的客观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该刊十分重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了夏鼐的《新中国的考古工作》〔24〕、尹湘豪的《最近我国考古学上的几个重要发现》〔25〕等文章，并对河南发现的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了系列报道，努力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试图利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填补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所留下的空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近现代史研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史学通讯》发表的有关文章数量不是很多，但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内容，反映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特点，起到了促进近现代史研究尽快发展、培养从事近现代史研究人才的作用。
世界史研究以前一直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世界史研究迅速得以加强，并获得了初步成就。《新史学通讯》在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组织发表了数十篇研究世界史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在深度及广度方面均显得极其有限，但是在50年代初期，能够具备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的整体研究视野，能够在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开垦耕耘，是值得肯定的，也应当被视为是该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新史学通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不足甚至是失误之处。如，简单模仿和照搬苏联史学的理论、方法和观点，机械地照抄和援引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语录，片面地使用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而使研究观点和研究态度轻易转变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之前就存在的问题的延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深或片面理解、现实政治运动的干扰等等，这些当然远非是一份刊物所能够避免和控制的。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指出其存在着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
《新史学通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新史学通讯》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为十七年的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史学通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工作者。回顾和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我们的编辑方针与计划》，《新史学通讯》1952 年七月号。
〔2〕黄元起：《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与方法》， 《新史学通讯》1951年创刊号。
〔3〕《新史学通讯》1953年三月号。
〔4〕《新史学通讯》1952年十一月号。
〔5〕《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三期。
〔6〕《新史学通讯》1952年十一月号。
〔7〕《新史学通讯》1952年十二月号。
〔8〕《新史学通讯》1952年八月号。
〔9〕《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六期。
〔10〕《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二期。
〔11〕《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五期。
〔12〕《新史学通讯》1953年五月号。
〔13〕《新史学通讯》1953年六月号。
〔14〕《新史学通讯》1954年元月号。
〔15〕嵇文甫：《对一些历史问题应该怎样看法》，《新史学通讯》1953年十月号。
〔16〕嵇文甫：《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史学通讯》1954年十月号。
〔17〕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新史学通讯》1953年五月号。
〔18〕即《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四期。
〔19〕《新史学通讯》1954年六月号。
〔20〕《新史学通讯》1952年九月号。
〔21〕《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九期。
〔22〕《新史学通讯》1955年十二月号。
〔23〕《新史学通讯》1952年八月号。
〔24〕《新史学通讯》1951年一卷三期。
〔25〕《新史学通讯》1956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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