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重构：新媒介语境下获得感传播研究
于 迪 马丽娟 刘麟宵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摘 要： “获得感”不同于“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概念词汇，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存在于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对于获得的主观感受度，如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水平、文化共享程度等。在新媒介语境下，人民群众对于获得的感知路径是什么？本文基于网络中的议程设置、算法机制以及媒介素养提升等方面，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来分析。
关键词： 新媒体；人民群众；获得感；议程设置；媒介素养
1 背景概述
1.1 新时代的媒介环境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普及率达到61.2%，手机网民占比达99.1%[1]。除了互联网目前的发展状况，国家政策也推动着媒体发展。在2015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各领域结合[2]。
1.2 获得感的理解
“获得感”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它不同于我们所知“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概念词汇，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存在于公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对于获得的主观感受度，如体现在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水平、文化共享的程度中。在新媒介语境下，人民群众从单纯的受众角色，转换为用户，“获得感”在话语权的表达、传播渠道的扩展以及信息内容的价值等多个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足感。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编印出版的《红星报》第二十六期第一版发表题为《为筹集充足粮食而斗争》的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是要到我们的战略目的地去。为着达到这一任务，我们要遇着而且已经遇着一些困难，其中主要的是粮食的困难，估计到前进道路上的情形，这个困难还是威胁着我们。因此筹集的粮食，是当前的极重要的战斗任务。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仅仅准备对付可能较好的环境，而且要准备克服可能的最坏环境，要努力战胜当前的粮食困难。”① 《红星报》，红军总政治部编印出版，第二十六期，第一版，1935年8月3日。在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部队上下全面投入筹粮工作。
2 议程设置对获得感传播路径的影响
2.1 传统媒体环境下人民群众获得感“聚焦”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里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存在很高的相关性，二者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而这种相关性离不开对媒介的接触。朱克的研究表明，议程设置的强制性接触与非强制性接触直接影响受众对某个议题的关注程度，其中非强制性接触的受众对议题的关注程度更高。从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来看，媒体不是告诉人们怎么想，而是应该想什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议程设置使得人民群众接收信息的获得感很容易“聚焦”。
2.2 信息爆炸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脱焦”
学者彭兰认为，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全由网络发起的议程设置，二是网络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放大或削减[3]。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快速流通和海量积累，使我们无法避免在网络议程中人民群众对信息获得感的“脱焦”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媒体议程在网络上都能影响公众议程，高速“刷过”的信息让人们很容易将目光快速转向更新鲜、更刺激的热点，网民由于获得信息的主动性更强，很容易摆脱传统方式的议程设置。这就造成用户没有办法在参与过的每个议程中得到满足，对信息获得感严重“脱焦”。
2.3 “意见领袖”引领“议题的融合”
从媒体议题到公众议题再到政府议题，整个过程都通过网络中的议程设置来进行，人们虽然能够通过选择关注不同的议题而获得不同程度的“参与感”，但在“阴阳合同”的议题中，人们获取信息的“获得感”更为强烈，除了事件的中心人物饱受关注之外，“意见领袖”的引导能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强有力的意见领袖的引导下，舆论并未发生多次反转，避免了无效信息的干扰，但同时又保持了话题的新鲜度。
既然信息的流通速度不可逆转，要想吸引群众“聚焦”，媒体就更要推出优质内容，“内容为王”依旧是主流，同时，议题本身“融合”群众的能力是重中之重，而在传播者与广大网民中起到纽带作用的“意见领袖”此时就显得十分重要。崔永元爆料“阴阳合同”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这是典型的网络中的议程设置，从某种程度上看，崔永元就是这件事情的意见领袖，媒体迅速聚焦、报道，引发公众舆论，进而政府开始调查。
1922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曾定义“媒介素养”：“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3]新媒体背景下，媒介素养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由于新媒体传播监管难度加大，加之传播的门槛低等多方面的因素，传播者传播正确信息难、把关人监管信息难、网民接收正确信息难，因此，新媒体对传播者、把关人和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算法机制对信息获得感效率的影响
3.1 算法即权力
算法通过非制度性权力构建了一种“社会共识”，由于商业力量的操纵以及目标市场细分的需要，算法凭借着令人难以察觉的非制度性权力进入大众视野，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广使算法能够达到合意的控制[4]。对于算法，不能孤立地理解，需要将它放在大数据、产品中分析。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卡茨认为，由于算法是根据用户进行“个性化”定制然后进行推送，受众具有社会需要和心理需求以及对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源的期望，媒介使用不同形式传播满足受众需要的信息[5]。这种高效率的“销售”，满足了用户的心理。可以说，在新媒介环境下，掌握了高效的“算法”，就掌握了用户的心。
3.2 算法可以提升信息流动效率
依赖算法也会带来负面效果。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理论，他认为网络化虽然能带来更多的资源选择，整个社会看似更加民主，但在用户“个人本位”理念的影响下，势必蕴藏着潜在的破坏[6]。换句话说，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各类信息，但是由于自身的偏好，只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信息，最终是自己生活在茧房中，创造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我的日报”。许多视频平台因播放低俗视频而被禁止，facebook也有过信息泄露事件，这些都是使用算法的弊端。怎样充分利用好算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3 算法仍需优化
算法在提高人们获得感方面不仅是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心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平台中整体获得感提升，如表达自己想法、增强人际交流、及时关注社会热点等各个方面。根据施拉姆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保证/费力程度），算法机制让用户的满足程度更高，寻找感兴趣议题的费力程度变低，用户找到信息更加方便，且成本在不断降低，同时对于用户的文化水平要求也变低，所以，算法机制的发展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取信息整体效率的获得感。今日头条使用的算法型媒体平台，用户每一次搜索、点击或者评论都会被记录，然后进行数据分析并描绘用户的精准画像，这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算法的背后隐藏着用户阅读方式的“数据化”。
4 多方聚力优化获得感传播闭环
4.1 层层把关与媒介素养的提升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的具体责任，把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审批发放、可采区和可采期采砂活动的监督管理、禁采区和禁采期打击非法采砂等工作内容全部纳入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像抓防汛工作一样，一级抓一级，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而目前骆马湖局推行的联合管理机制在此方面基本还是空白，与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合有度、环环相扣、责任明确、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接收机的矩形系数实际就是考核中频输出滤波器的矩形系数，矩形系数是指描述了滤波器在截止频率附近响应曲线变化的陡峭程度[16]，根据实际的工程需要一般指40 dB、50 dB甚至60 dB与3 dB带宽的比值，是表征滤波器选择性好坏的一个参量。接收机的矩形系数的好坏对后端AD采样与信号处理有着重大意义。
从传播行为发起者来看，传播者自身应有责任感，作为信源发布第一手资讯时应客观严谨，在网络中转发二手信息时必须筛选过滤，鉴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尽量避免传播不实、不良信息。从平台把关环节来看，技术手段和专业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在信息爆炸浪潮中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并同时进行信息资源的整合，是专业媒体及网络平台应有的素养。从使用者来看，“两微一端”等逐渐改变了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这种习惯逐渐形成了媒介依赖，网民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辨别、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形成最后一个环节的把关——自我把关，在面对这种个性化定制的信息传播时，要时刻保持理性，避免进入“网络水军”设计的陷阱中，用户需要熟知网络信息环境，避免造成自身的“信息偏食”。
4.2 彰显主流声音的力量
在新媒体背景下，信息的获得更多是通过方便迅捷的新媒介，这些媒介应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用户。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的媒介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被削弱，这使得“去中心化”显得更加明显。一方面，广大自媒体及平台把关能力和用户的媒介素养稍滞后于新媒体爆发式的发展速度，还需努力提升；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已经加快媒介融合的步伐，“中央厨房”等各级融媒体中心正在逐步建立完善，讲好时代故事、发出主流声音，形成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立体多样的传播平台。
带着做成风景的角度去谋划工作，你便会发现：老年，有老年的风景；工作，有工作的风景；大家，有大家的风景。将这三个维度的思考变成工作的实践，就会产生“工作到处皆风景”的效果。
参考文献：
[1]CNNIC.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19-10-13].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9590.htm.
[2]周鸿铎.我理解的“互联网+”——“互联网+”是一种融合[J].现代传播,2015(8):114-121.
[3]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4]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J].编辑之友,2018(5):5-12.
[5]段鹏.传播学基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6]胡婉婷.“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J].青年记者,2016(15):26-27.
基金项目：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文)：新时代新思想下的人民群众获得感传播研究，批准号：LJ2017QW005；基金项目：2019年辽宁省教育厅智库项目：辽西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批准号：LJ2019ZKW002；基金项目：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文)：虚拟现实技术在东藏文化传承中的应用研究，批准号：LJ2017QW004；基金项目：2019年阜新市社科联项目：阜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研究，批准号：2019Fs11x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