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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4)04-0061-06
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时期。研究社会发展得以展开的实践和理论的互动 机制，可以深入理解在我国改革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我国 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意义。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是人群集合体，人是社会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总 是与作为其类特性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 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24)因此，“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1](P18)社会就是以实践为本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实。
人的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自然界原本具有的进程，它通过人向自然以及自然向人的双 向生成，在改造人的对象世界并改造人自身的过程中，建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释 义学提出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的命题，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就此而言，这个命 题是有意义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的价值世界。当然，就社会的具体现实而言，其中的 “价值”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从动态上来理解，社会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这就是社会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2](P195)社会在空间中存在的本质也就是社会在时间发展中存在的本质。既然实践是 社会生活的本质，那么实践也就是作为社会生活积淀的社会历史的本质，“整个所谓世 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P88)也就是作为社会生活展开的未 来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是由实践活动作为载体的，社会 发展的规律是以实践活动作为其内在环节的。
把社会生活“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P16)这是马克思为我们研 究社会所提供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社会及其发展 的本质，而且为我们研究具体社会现象提供了根据。恩格斯在引用黑格尔：“凡是现实 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名言时指出，必然与它得以展开其中的根据联 系在一起，当时普鲁士王朝虽然恶劣但继续存在，“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 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1](P211)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生活中决不是凡是存在的都 是合理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真善美，也存在着假恶丑，但只要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根 据，都可以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得到说明和解释。对现实社会的说明 和解释离不开社会历史，但社会历史是当时的现实社会的积淀，社会历史中事物存在的 根据仍然可以从当时人们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得到说明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 所存在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也都是有实践根据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如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和教训。从 哲学层面上进行研究，应当主要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得与失的分析中进行说明和解释 。
实践活动是社会及其发展之谜的谜底。为了理解社会及其发展，就要理解实践及其结 构。
二、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和直接现实性品格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决定了他把实践作为绝对理念的一个环节来理解，认为实践观 念不仅具有普遍东西的品格，而且具有单纯现实东西的品格。列宁把其中的合理性概括 为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和“直接现实性品格”：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 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4](P230)
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品格，可以从理性目的和方法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根据来加以分析。 马克思在比较建筑师和蜜蜂的行为时写道：在劳动实践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 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 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5](P202)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 作用作了两个规定：(1)通过目的来推动实践活动；(2)通过合目的的方法来调节实践活 动。目的和方法都是认识活动和理性思维的产物，无疑属于理性范畴，具有理论的普遍 性品格。因此，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性品格，这是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本质特 征。
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形成社会并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对此， 马克思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 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 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3](P82)人的本质力量通过 形成推动实践的目的和调节实践的方法，在实践活动中建构“为我关系”，从而“对象 化自身”。因而人的本质力量就通过理论的普遍性品格体现出来。社会及其发展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理论的普遍性品格的确证。实践的普遍性品格是主体能动性的 内在根据，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源。
实践活动又具有直接现实性品格，即表现为感性的物质活动。这可以从实践活动及其 结果来分析。其一，实践活动遵循着物质运动本身的规律。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 人和自然之间的，是人以自身的运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 ”。[5](P201-202)就实践活动作为“物质交换过程”与自然界一般物质活动都是感性 的物质活动而言，两者是一样的，必然遵循物质运动自身的规律。其二，实践结果是物 质运动合乎规律的产物。实践活动尽管是由目的推动和合目的的方法调节的，但主体并 不能强制实践活动产生出一个与目的相一致的结果。主体通过目的和方法，推动和调节 实践活动，使物质运动之间相互作用。当推动实践活动的目的合理和调节实践活动的方 法有效时，实践结果就合目的性；当推动实践活动的目的不合理或调节实践活动的方法 无效时，实践结果就不合目的性。
实践活动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使主体与外部世界发生物质形态上的相互作用，形成物 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从而使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在物质形态上具体地体现出来，即在建 构“为我而存在”[7](P34)的关系中对象化自身，成为确证主体本质力量的物质形态。 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是主体能动性得以体现的重要根据，从而也成为人的本质力量之 源。
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和直接现实性品格是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有学者根据列宁上 述论述认为，实践高于理论，就在于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高于理论的普遍性品格，于 是他们重视实践的感性活动，轻视实践中的理论因素。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自真理 标准讨论后，有学者片面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实践 的能动反作用，从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作用。其实，如 我们所分析的，在列宁的这段话里并不存在直接现实性品格高于普遍性品格的问题。理 论具有普遍性，没有直接现实性；一般的物质活动只具有直接现实性，没有普遍性。实 践既不同于理论，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活动，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现实性，因 此实践活动既高于理论，又高于一般的物质活动，而不是直接现实性品格高于普遍性品 格。
三、实践直接现实性品格的盲目性和理论的指导、批判
在实践的两重性中，普遍性品格是主体能动性的内在根据，但主体能动性或普遍性品 格必须通过直接现实性品格才能得以体现。然而，正是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使实践活 动自发地具有盲目性。
其一，实践活动是遵循物质运动规律的开放活动，由此往往使实践活动具有盲目性。 实践活动是一种开放性的物质活动，它在遵循物质运动自身规律的活动过程中总是走在 认识活动的前面，加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在实践活动中总会出现许多始所 未料的新情况。当人们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这些新情况时，实践活动就会离开主体的 自为控制而自发地遵循物质的运动规律，普遍性品格就不能通过直接现实性品格体现出 来。这时的实践活动就具有盲目性，会作为异己力量发生作用。
其二，实践结果是物质运动合乎规律的产物，由此往往使实践活动产生现实的或潜在 的盲目性。实践结果与实践目的不相符合，实践结果的非预期性说明了实践结果对于主 体具有现实的盲目性。实践结果与实践目的相符合，实践结果的预期性说明实践结果为 主体所把握。然而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与预期目的相符合的实践结果作为物质形态， 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形式和发展规律，从而成为必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作为物质形态的 实践结果必然与他物之间形成相互作用，且发生着遵循物质运动规律的变化，从而也成 为必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都要求人们加以再认识，否则就会作为异己力量现实地发 生作用。因此，这种实践结果对于主体就具有潜在的盲目性。[8]
实践活动的直接现实性品格是自发地发生作用的，只要实践活动在进行，就必然是遵 循物质运动规律的开放性活动，其结果也必然由物质运动合乎规律地产生，因而就会自 发地产生盲目性。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批判是使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发生作用的条件，体 现着主体的自为性，因而实践的普遍性品格是自为地发生作用的。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具体表现在为实践制定合理的目的和有效的方法上，以形成具有 “自在而自为的规定的”[9](P522)实践理念。目的不是单纯的主体需要，是“应如此 ”观念与事物的现实发展可能性的统一；方法也不是单纯的关于客观规律性的认知，是 关于目的对象化的一定程度的有关途径、计划和手段的观念，因而两者都是在评价内容 和认知内容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形成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就是通过实践的普遍 性品格给直接现实性品格以目的和方法的规定，用自觉性来抑止其盲目性。从这个意义 上说，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也就是广义理解的理论对实践的批判。
由于实践活动总会自发地产生盲目性，因此要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批判。理论对实践批 判的实质是，研究实践过程中的自发性因素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研究如何化自在为 自为，变盲目为自觉，使实践活动始终处于理论的把握之中。
理论对实践的批判首先体现在对实践过程的批判上。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对实践的批判 是双重的：实践中的普遍性品格要始终注意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分析这些新 情况对目的和方法所发生的影响，坚持或修改既定的目的和方法，从而对面对新情况的 实践活动以规定；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在坚持或修改既定目的和方法的过程中，既要克服 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又要克服经验主义的思维定势，才能对面对新情况的实践活动以 规定。其次，理论对实践的批判体现在对实践结果的批判上。不仅对非预期性的实践结 果需要批判，分析结果与目的不相一致的原因，而且对预期性的实践结果也需要进行批 判。预期性的实践结果是为我之物，如前所述，具有潜在的盲目性。然而，为我之物又 处处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因此，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转化为自由的必然还会再度转化为 对于主体具有盲目性的必然。这就增大了使这种实践结果所具有的潜在的盲目性成为现 实异己力量的可能性。对预期性实践结果的批判，就是要研究：转化为自由的必然以何 种方式或途径向必然转化、由自由转化而来的必然的特点和形态等等，从而使由自由转 化而成的必然再度转化为自由[8]。
我们用了“批判”一词。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5](P24)即揭示 其内在的否定环节，促使事物的发展。在改革进入到深层次的今天，尤其要强调理论的 这种批判作用。批判的目的归根到底仍然是为了制定推动实践活动的合理目的和调节实 践活动的有效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对实践的批判就是广义理解的理论对实践的 指导。联系上面讲到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也是广义理解的理论对实践的批判。在这里 ，我们实际上是把指导和批判作为两个同等序列的范畴来理解的，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 。
四、理论指导、批判呼唤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理论要反映现实，就要不断地把握实践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揭示其本 质和规律。这就是说，理论要不断地创新。理论创新是理论指导、批判实践的呼唤。从 认识论上来理解，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在理论通过形成目的和方法来推动和调节实践活 动的过程中，分析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情况，解决实践中所涌现的新问题，形成能重新把 握实践的新认识成果，从而使理论提升到新的境界。
实践活动作为开放的物质活动，总是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当作为形成实践目的和方 法依据的原有理论不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时，实践的直接现实性 品格就自发地以盲目性的形式发生作用。为了减少盲目性，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就要求丰 富自身，实现理论创新。同时实践所遇到的新情况又为理论活动提供了创新的方向和创 新的原材料。理论创新是实践的普遍性品格与直接现实性品格之间矛盾运动的本性所使 然。
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是对构筑时代精神之基础的实践予以理论把握 ，因而需要不断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P121)时代在不断 发展，构筑时代精神之基础的实践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因而其内在的普遍性品格与直接 现实性品格之间的矛盾运动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由此促进理论不断创新。历史证明， 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停止了，实践中的盲目性就会发生作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实践就会出现挫折。
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具体历程看，理论创新在认识论上要着重阐明两个问题： 强调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检验的过程性。
理论创新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这是由认识的机制决定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 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念产物，就主体而言，主要是主体认识结构在发生作用。正确地发挥 主体认识结构的功能，就能实现对于认识对象的如实反映；否则，就会导致认识上的主 观性、思想上的片面性和思维方式上的僵化，从而产生谬误。信仰和意志中的盲目性与 主体认识结构功能错误地发挥结合起来，就会使整个主体的思想被套上严重的精神枷锁 。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及尔后的一段时间内有着典型的体现。对于解放思想，邓小 平有一个经典式的说明：“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 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P279)“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就是要突破主体认识结构中僵化的东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 强调科学理论对于认识活动的自觉指导，以反对主体认识结构中信仰和意志因素中的盲 目性成分；“研究新情况”就是从实践到认识，“解决新问题”就是从认识到实践，理 论和实践的辩证运动是理论突破自身局限性的唯一途径。
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总是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粉碎“四人 帮”后的一段时期，人们的思想被僵化的教条紧紧地禁锢着。在这种气氛下，根本就不 可能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也不可能形成与之相应的创新理论成果。为此 ，邓小平提出：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首先是解放思想”。[11](P141)日新月异 的改革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平台，在“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实践和认识 的辩证运动中，通过不断地解放思想，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
人们总希望所形成的新认识成果是真理，这种情绪使得人们往往不能理性地对待新认 识成果。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历史上就有独断论的传统。鉴于这种情 况，尽管实践检验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但尤其要强调实践检验的不确定性，强 调实践检验是一个过程，从而理解理论创新是一个过程。
我国学术界一般是从社会实践“对真理的检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12](P388) 方面来理解实践检验的不确定性的。还可以从另一角度作些思考。实践检验的过程，实 际上蕴含着这样两个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形式：(一)如果目的合理且方法有效，那么实 践结果就与目的相符合；现在实践结果与目的相符合，那么，就肯定目的合理且方法有 效。(二)如果目的合理且方法有效，那么实践结果与目的相符合；现在实践结果与目的 不相符合，那么就否定目的合理且方法有效。对目的合理且方法有效的否定，等值于或 者目的不合理或者方法无效。
由逻辑学得知，肯定后件不必然肯定前件；否定后件必然否定前件。假言推理(一)用 肯定后件来肯定前件，不能必然地证明作为目的合理和方法有效，从而不能必然地证明 作为制定目的和方法依据的理论的真理性。假言推理(二)用否定后件来否定前件，必然 地否定目的合理且方法有效，即目的不合理或方法无效。但还需要思考。纯粹理论一般 不能直接形成目的和方法，需要加上始初条件。这样就形成两个假言推理的大前提：如 果理论加始初条件正确，那么由此所形成的目的合理；如果理论加始初条件正确，那么 由此所形成的方法有效。由目的不合理或方法无效可必然地推出对理论加始初条件的否 定，但不能进一步必然地推出理论不正确，而只能推出或者理论不正确或者始初条件不 正确。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检验过程所蕴含的推理形式，无论是肯定后件还是否定后件 ，即无论是实践结果与目的相符合还是不相符合，都不能必然地推出肯定或否定认识成 果的真理性。这就说明，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不仅与实践的局限性有关，而且与实践检 验时所运用的逻辑推理形式的或然性有关。
理论创新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的积淀，由于实践检验是一个过程，因而理论创新也是一 个过程。否定理论创新需要实践检验，这已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认为实践检验是 可以一下子完成的，因而理论创新也可以一下子完成，这种观点还是有市场的。在当前 强调理论要与时俱进的氛围中，应注意克服这种浮躁心理。当然不能由此认为，既然实 践检验表现为一个过程，因而理论创新就不可能确定下来。如果说前者的错误在于否认 了实践检验的相对性，那末后者的错误就在于否认了实践检验的绝对性。正是在实践检 验的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通过理论创新确立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科学理论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 还需要发展，还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五、社会发展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展开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有两种颇有影响的历史观。一百多年来，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 上的社会发展观一直支配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这种发展观认为，既然生物由简单 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通过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不断地发展，那么社会也必然通过渐 进积累而不断地上升。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日趋严重的“全 球问题”面前受到了挑战。其实，早在20世纪初，斯宾格勒就向世人宣告：西方文明已 处于无历史、无生气的僵死状态，“谁若是不懂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谁就应该 放弃理解历史”。[13](P64)上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增长的极 限》报告。该报告在结束时用疑问的形式肯定道：“这个世界系统的未来，是注定要增 长，然后崩溃为凄凉的和枯竭的生活吗?”[14](P128)表明了一批严肃的科学家对人类 未来的不安。这当然是一种历史悲观主义。
历史乐观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之所以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就在于它们都存在着从外部 注入历史的先验预设。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不存在一个外在的目的或 预定的目标，而是由内在于社会之中的人的实践活动实现并体现出来的。针对神学家宣 称人类由基督创造且历史有一个已由基督所实现的终极目的，恩格斯说：“我们要求把 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 人的启示。”[10](P650)普列汉诺夫也写道：“……历史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它是由 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15](P374)
人作为“历史的唯一‘因素’”就在于人的有意识的物质活动。而实践活动的普遍性 品格和直接现实性品格则表明，实践活动是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互动中进行的。从 主体方面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活动无非是认识世界的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正是 这两种基本活动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为我之物的生成和发展。理论活动 在本质上与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致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一致的。 因此，实践和理论互动中人的活动就成为“历史的唯一‘因素’”。正是在人的实践活 动和理论活动的互动中展开的社会现实，积淀成社会历史，成为社会历史规律得以展开 的环节，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由此可以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要使社会合乎理性地展开，人必须对自己在实践和 理论互动中的活动负责。社会及其发展的根据在于人的活动，因此社会及其发展可以是 乐观的，也可以是悲观的，即趋势是多重的，道路是多样的。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社会，就要有一个在合理性中展开的社会现实，这就要研究使社会现实合理展开的实践 和理论的互动机制。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 和变革的先导。”它指出了理论活动尤其是其中的理论创新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的地位 以及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意义。
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实践是基础，实践活动是理论活动的动力，为理论活动提供 了原材料，并对理论活动进行检验，否认实践的基础地位就不是唯物主义；理论又具有 能动性，它对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方法以规定，它对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盲目性以批判 ，否认理论的能动作用就不是辩证法。理论的能动性与主体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一 般说来，主体的认识能力越高，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深、越广，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就 越强。这就是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主要从认识方面来考察和分析主体能力的原因。
理论的能动性以对实践的理论把握为前提，这就要在实践的展开中不断地分析新情况 、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也就是理论要不断地创新。这就决定了理论创新在理论活 动中的地位，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即 “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为争取社会发展的辉煌未来，人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互动 的活动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必须在理论活动、尤其是理论创新活动中发挥主体能动性。 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多次看到以哲学革命充当政治变革先导的情形，作为创新理论的 新哲学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以狄德罗的 “百科全书派”为中心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由于其反宗教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因而在 当时的实践和理论互动中，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声；以黑格尔哲学综其大成的德国哲学 革命，由于其辩证法，推翻了一切关于终极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因而在当时的实践和理论互动中，拉开了德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更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通过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带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范例。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使共产主义“幽灵”成为一个 波澜壮阔的现实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 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由学说变成现实。在实践基础上的 这两种理论创新活动，同样都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 发展和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发展面临着多种选择。在毛泽东和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经过全国人民的奋斗 ，使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展开的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了社会主义。20世纪下半叶，处在社 会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少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料的变化，暴露出许多 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为了使我国的改革实践深入下去，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合乎理 性地展开，就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 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于是，就有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创立。
我们的理论能不能保持与社会大变革同步的姿态，取决于理论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只 有与时代同行的创新理论才能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才能批判实践中不断自发产生的盲 目性，从而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使社会主义的现实向共产主 义的未来展开。
收稿日期：200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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