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18年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矛盾论文,年来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18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党和政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密切相关的。现在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民内部将会出现新的复杂的利益矛盾，能否继续有效地处理这些矛盾，事关改革大业的成败，弄不好会前功尽弃。因此，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给予高度关注，加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对过去18年来我们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经验教训加以回顾，以供参考。
一、着眼于从经济上解决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过去18年来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也是我们成功的法宝。从政治到经济，从斗争到改革的重大转折是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基本经验。
关于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包括矛盾是否存在，矛盾产生的根源，处理矛盾的方法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曾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对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经历了一个从不承认到承认的过程；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根源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到经济的转折；对矛盾处理的方法经历了从斗争到改革的变化。1936年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论”的观点，把苏联的社会矛盾都说成是剥削阶级残余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说成敌我矛盾，把矛盾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包围。因此导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一系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正常民主生活；在经济上，由于否认了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找不到真实的发展动力，形成了严重窒息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僵化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无矛盾的观点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这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各国暴露出许多矛盾：（1）斯大林时期所执行的过“左”的那些路线和政策造成的恶果开始暴露出来；（2）社会主义各国按照苏联模式所建立的旧体制开始暴露出固有的弊病，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开始突出出来了。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和争论，开始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实际是从这时开始的，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
毛泽东的《正处》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薄一波）。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和解决。然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混淆两类矛盾和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实践和理论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我认为当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仍有许多不足，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从经济上寻找矛盾产生的根源，而过多强调政治因素的作用。例如，作为《正处》一文主要概念的“人民内部矛盾”就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所以文中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应用“团结一一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从《正处》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罢课、农民闹社的风潮，国际上发生了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事件，以及波匈的事件。当时对这些国内国际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于政治层面，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方法上找问题。毛泽东当时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东西。”“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这显然不是从经济和体制上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胡乔木曾经谈到，《正处》中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较侧重于政治方面，在如何处理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以及如何用经济方法处理各种矛盾方面显得不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价值，同时又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最主要的变化是从经济体制上寻找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质是利益矛盾，而在众多的利益矛盾中，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根本，是制约其他矛盾的东西，因此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首先从解决经济利益矛盾入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根本。他曾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应是从经济角度去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5页）主要依靠发展经济来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这是贯穿于邓小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的一根红线。既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在经济，那么，就必须根据经济规律来办事，就不能再靠阶段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因此，改革就成为我们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主要方法，这是我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出现的又一重大转折。这一转折改变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侧重政治的方法，而代之以经济解决为主；调整人与人的利益关系通过对原有体制的变革来实现。实践证明，通过改革从而发展经济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是十分正确的，是需要长期坚持不变的，是不能动摇的。即使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激化的情形也不能停止改革的进程，否则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二、过去18年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中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渐进改革的办法。改革是对原有体制或制度的变革，而所谓体制或制度就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个行为规则，是社会上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可见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这种变革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事业，弄不好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因此党和政府在指导思想上坚定不移地提出改革目标的同时，在行动上是慎而又慎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们改革中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方法。我们之所以采取渐进的改革办法，从主观上讲是我们缺乏经验，不宜贸然采取大的行动，实行激进改革的办法；从客观上讲是我们有实施渐进改革的社会条件，国有化、现代化程度低的现实是我们实行渐进改革的可行性条件。（具体论述参见樊刚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76页）渐进改革的办法具有良好的“纠错”机制，一旦发现利益调整有问题，便可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一改革办法的长处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2.最大受益原则。改革是对人们既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从长远看是一种对全社会都有利的社会行为，但是，改革的初期甚至较长时期内却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获利的，这就必然使改革遇到阻力。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使改革能正常推进，改革的发动者往往在改革的初期采取使受损失的人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政策。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最初的改革，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较为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有人受到了损失。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从这一改革中受益，对于政府官员和城里人来说，农村的变化没有危及他们的优越地位，农副产品的增加，对城里人也是有利的。再比如价格双轨制的实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等，都是尽可能地在改革的每一阶段上使当时利益受损的人数及受损失程度减少到最小的改革措施。
3.避重就轻的策略。这里的“重”与“轻”并非重要与不重要的含义，而是就改革对象的难易程度而言。从农村与城市比较，我们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农村国有化程度是很低的，广大农民从旧体制中获益最少，从而最具有改革的需要与动机；从南方与北方比较，我们许多改革方案是首选从南方开始试验、实践，而后向北方推广。因为北方历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旧体制的影响较大，而南方相对而言较为宽松，因而改革首先南方是容易开展的。特别是我国改革的—大特点是增量改革在先，存量改革在后，就是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实行新体制。南方的国有工业基础远远不如北方，也就是工业存量很低，因此在南方实行增量改革的经济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农村包围城市，南方诱导北方，增量冲击存量”的避重就轻策略使我国的改革进程能稳步推进，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中出现的利益冲突。
4.适当补偿原则。尽管我们在改革中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努力在改革的每一时期、每一阶段使大多数人受益，但实行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也适时地采取一些补偿的办法，尽量减少利益摩擦，消除可能出现的改革阻力。比如，价格调整或放开由政府支付给居民的副食品补贴；在政府机构改革或企业经营机制转变过程中，对富余人员支付原工资将他们养起来；对一些过去享有特权的人继续维持其权利；等等。这种补偿性支出，虽然是“非生产”的，但有时是改革所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补偿办法，可能会对改革的发展形成阻力。因此，它对于整个改革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些改革措施对于解决旧的利益矛盾和协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利益矛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进了改革的发展。但是，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都有其局限性，它都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的产物，而且这些方法和手段在解决旧的矛盾时又可能导致新的利益矛盾。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继续探讨适应新形势的解决矛盾的办法。目前，受到人们密切关注的利益矛盾主要有：东西部日益扩大的差距；社会阶层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贫困化问题；腐败问题引发的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新的思路和新方法，我们仍然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作为化解矛盾的根本，以深化改革为解决利益摩擦的主要方向，同时，在吸收过去处理和协调利益矛盾中行之有效办法时，根据新的条件、新的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具体办法。
三、改革以来在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中最大的教训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今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
改革以来，我们注重以经济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是完全正确的，是今后必须坚持的方向。但是，在一些地区、部门和有些人头脑中却把经济手段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产生了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自然就解决了的念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就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导致了许多理应得到较好解决的利益矛盾没有解决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邓小平明确强调“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里的教育是广义的，即指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丢掉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呢？第一，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结构来看，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但不是唯一利益，另外还有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相应地就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矛盾。因此，经济利益矛盾和解决，并不意味着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完全解决。而政治、文化利益矛盾却是无法依靠经济手段解决的，即使是经济利益矛盾靠单纯的经济手段也是无法解决好的。第二，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条件各异的国度里，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度尤为突出。再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尽管从长远利益和历时性上看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但从短期情况和共时性上看是无法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让大家对这种政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支持度。第三，从改革的实践来看，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是由精神文明状况不佳而导致的。腐败现象的增加，社会治安状况不好，道德水平的下降，使群众与领导之间，百姓与政府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矛盾不断增加。精神文明状况不佳而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也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以上我们对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分析，基本的认识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和处理也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坚持以发展经济作为化解矛盾的根本的前提下，同时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从而实现有效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推进改革大业稳定前进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