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市场发展思想与上海市场改革的突破_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张闻天市场发展思想与上海市场改革的突破_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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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张闻天在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回顾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于4月至6月,较为艰难地对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市城镇、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7月,提出了集市发展思想。他的集市发展思想提出17年后,上海城乡集市发展兴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突破口,随之带来了各要素市场的启动效应。城乡集市的崛起为上海建立联系各地、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大市场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的依据和提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从宏观到微观的历史回顾;是对从前苏联到中国对待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曲折发展的历史反思;是对江苏、上海等地集市兴衰起落实践的调查研究和发展预测。

张闻天曾在苏联留学、任教和当大使累计达十年时间,对苏联经济问题有所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否认市场存在前提即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关闭市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用余粮征集和实物分配代替商品交换,结果给苏维埃经济带来困难,实践迫使苏联改变做法,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流通,开放市场,允许自由交换,买卖农民交纳实物税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实践使列宁认识到:恢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通过市场、商业这条更曲折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列宁号召共产党员要经商。苏联在市场问题上给人们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围绕市场和物价问题,张闻天在南方调查前,翻阅了苏联列宁的有关著作,重读了《资本论》,还读了孙冶方《论价值》一文等。4月至6月调查途中,他集中阅读了论述记载苏联新经济政策等问题的《列宁全集》第32、33卷,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同时写下了数以万字的大量批注,不少批注集中反映了对市场问题的思索。如在读到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2月2日至16日)演说中针对有人反对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担心新政策会使小生产得到更多好处的错误观点时,张闻天写道:“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①再如:4月12日、6月16日两次读列宁《论新经济政策》(1921年10月29日)一文时写了一组批注,其中指出:要把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提到日程上来”;“有人以为承认错误就会泄气,有人不愿意做生意,认为同共产主义‘不相容’。这些观点都妨碍新政策的实施。”②张闻天在回顾研究苏联这一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市场思想,联系中国实际,构筑了集市发展思想。

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也是他对庐山会议发言的反思,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探索中遭受大跃进曲折的反思。忽视商品、货币、市场,不尊重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正是张闻天从事物相互联系中抓住的症结之一。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中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及其严重后果,指标太高,求成太急,比例失调;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下放过多,体制紊乱。着重指出了共产风,一平二调,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也紧张;市场问题,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张闻天以事实为根据,并作了调查研究。1958年至1959年初,他先后到上海、杭州、东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调查。上海在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前后,也曾出现过急于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共产主义很快就可实现的观点一度流传;“共产风”一度盛行:市郊10县的县、社组织曾在3个月中向大队和社员无偿调房19万间和各种物资4000多万元,曾实行吃饭不要钱所化费用约占社员年分配总额的59%,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禁止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家禽家畜归集体,取消农村集市,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这“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9年初,张闻天到海南调查时,海南、云南已发出饿死人警报!大跃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带来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共产风”废除商品生产的恶果震惊了毛泽东!党中央被迫提出调整方针,于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公社化中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错误。刘少奇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显然,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对缺点错误的总结与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思想是相近的。张闻天指出:“敢于承认失败、错误,并从中学习。非常重要!”“公开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以教育群众,同群众一块从实际中学习建设。”③如何建设,张闻天对症下药,提出了旨在加强市场机制的集市发展思想。

张闻天认为:“工作中主动性、创造性的加强,有赖于调查研究。”他在南方调查时选择了历来是中国市场较为发达的省市。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先后调查了江、沪、浙、湘的20个县市,听各地有关负责人谈经济情况,分析研究各种资料,视察工厂、农村和集市。其中5月27日至6月4日在上海,会见市工业办公室主任,听取川沙县副县长汇报粮产、口粮等情况,召开家乡四级干部座谈会,了解生产、生活与市场情况。他对江苏、上海等地集市作了精心的研究。早在30年代初,他曾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商品经济从古到今、从中到外能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发展的思想。那时,上海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商品的集散地,传统的集市历来与现代金融、证券等大市场并存发展。随着新中国的解放,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集市却也基本消亡。但是,国营、集体商业无力包揽全部商品流通,城乡物资交流“大通小塞”,土特产品产销受阻,城市供应紧张。如何对待步入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集市贸易,党的“八大”作了定位:“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按照国务院、国家工商局的具体意见,上海开放了集市,1957年交易额达2亿余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大跃进期间公社化中,自留地被取消,集市失去了物质基础的自留地产品,被改造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被取消。“1960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周恩来指出“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刘少奇延续八大的思想提出了“农村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陈云则进一步提出:“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国家工商局提出集市要“大胆地放,认真地管”。1961年上海各县组织庙会、物资交流会带动集市贸易增至235处;市区集市11处,但因秩序混乱被关闭。1962年市区再次开放集市43处,加上农村集市260处共303处。这年,城乡集市交易额7000余万元,其中市区4000万元。从全国来看,1961年开放农村集市41437个,1962年为38666个;上海、天津等28个主要城市1962年底开放集市588个。集市几经曲折后的初步恢复,为张闻天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张闻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集市扩大发展成为“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成为商品流通重要渠道的思想。

张闻天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独具匠心,从现实出发,向可能逼进,具体完整地提出了集市发展的构想,主要体现以下五方面:

1、建立全国市场,使集市成为地区经济生活中心,成为其组成部分。城乡集市贸易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所熟悉的一种商品交换形式。张闻天指出,农民对国家开放集市是满意的,集市贸易的发展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第一,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各有不同,需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农民“可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可以买进(虽然也是高价)一部分国家所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二,集体经济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农民分得的农副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需要在集市上出售,农民“要求有权把一切剩余农副产品(包括一类物资)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第三,国营、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在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上存在着差别,有些产品也需要相互调剂,“集市贸易的发展,自由市场的影响的扩大,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中来了。”第四,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城市职工生活及农村生产队和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多种多样需要不可能充分供应,对生产队和农民自给有余的产品也不可能全部收购,需要有集市调剂。张闻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利用这一趋势,在开放集市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搞活集市,“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④

2、“要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张闻天分析了阻碍集市发展的问题:一是“数量太少,品种太少”,农民对此不满意,市场上的物资不能满足农村和城市人民群众生活、生产上的需要,由于市场物资的数量和品种太少,引起农副产品在集市上的价格提高很多,计划价格供应的工业品在集市上也有黑市价格,甚至国家的各种票证和购货证也有黑市价格。二是“管理太严、限制太死”。张闻天指出:“国家现在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的公开出售”,“目前使重点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能取消黑市,却反而助长了黑市物价的上涨,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机会。而在限制较少的集市,上市物资就比较多些,物价就比较低些,投机倒把也比较少些。”三是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定价不动、被动与僵化。农业方面“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工业方面“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物价,使不少轻工企业和手工企业亏本。它们难于维持生产,或使国家财政受到损失。”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价格应该尽可能符合或近似于‘价值’,正确反映‘价值’。”⑤四是“两种倾向”,矛盾发展。通过综合分析,张闻天提出了社会主义初始阶段市场不发达情况下“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了。”他认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不可怕,一些资本主义成份产生也不可怕,我们可以利用诱导,最后战胜它。

3、要扩大集市交易成份、范围、品种,市场更有利于调剂社会的物质资源。张闻天指出,集市发展是客观趋势,要“象中央现在所采取的利用这种趋势中的积极因素,给这种趋势以调节和领导(所谓‘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克服当前财经情况的困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张闻天还指出:“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张闻天从利用集市、集市调节、领导集市的设计要求和坚持、经常、固定的集市发展方针出发,提出了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集市的思想:第一,扩大集市交易成份,“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张闻天提出建立国营、集体、个体多种经营的体制,允许非公有成分进入商业渠道。第二,扩大集市交易范围,“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国家应多想方设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张闻天试图畅通本地、邻地与各地的商业渠道,打破商业流通体制条块分割、城乡分治、地区封锁、部门割据的局面,减少流转环节,刺激生产发展。第三,扩大集市交易品种。在农村,“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更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在城市,“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那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这更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张闻天大胆设想放开所有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以市场来合理调剂社会物质资源,改变按部门、地区层层切块分投资、分物资,无偿分配、产需脱节、仓库积压、市场脱销等不足,逐步向建立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市场过渡。

4、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教育等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搞活集市管理体制。充分利用放开集市的作用,必须管住管好管活集市,张闻天具体设计了加强管理、搞活集市的方案。第一,进行登记,商贩合法化。凡是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都应该这样做,“以便于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第二,更新观念,不要扩大化。主张为“投机倒把”正一点名,“‘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第三,管而不死,避免简单化。对集市的小商小贩等活动要加强管理,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第四,文明经商,竞赛公开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第五,遵守法律,加强教育。不仅要教育有证的农民和商贩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而且“对为数众多的农民、职工、学生、贫民等从事无定型和流动性的零星贩卖活动的,国家应该给他们以教育和管理,使他们遵守国家法律和秩序。”总之,张闻天完整提出了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教育等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依靠国营和集体商业,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对集市管理的思想,使之放而不乱、管而不死;使之“买卖越做越活,越做越大。”

5、集市发展方向应该“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过渡。张闻天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它们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过渡的快慢,还要看我们的经济力量和经营业务的本领。”自由价格应该向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不自由价格过渡。集市价格由买卖双方自由确定,具有自发性、不统一性、不稳定性,自发调节社会生产与流通,促进农副业生产与小商品生产发展等积极作用,又有影响国家收购任务,有可趁机牟利等消极作用,国家可通过经济政策与法规,国营、集体商业积极活动占居领导地位。市场上工农业产品比价应该向有利于国家、集体、个人,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的方向发展。“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这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他认为市场上被动、僵化的价格政策应该向灵活、主动的方向发展。“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批零差价和供销差价,而且这些差价本身,各地区还有差别,难于一致。”“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货币投放应该向充分发挥它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等价物和流通工具的作用,为生产和贸易服务方向发展。

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以利用发展市场来恢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良策,摸索了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一环,寻找了最有利的突破口,架设了一座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桥梁。然而,由于当时“左”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致使张闻天这一思想遭到批判,直至1978年底后才被人们逐步认识和实践所证实。

集市发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中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启迪,揭示了集市这一古老、传统的初级市场与社会主义存有共同性。张闻天1931年6月写于上海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希腊罗马时代,商品经济有过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希腊罗马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远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经有过不少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在,商品经济在苏联也还存在着,难道那里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要发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看到商品经济的本身还不能决定那一社会的经济性质。”⑥60年代初,张闻天试图打破人们把积极运用价值规律的集市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旧观念,试图解放人们对集市是怕、要限制、防止、要对它提高警惕的思想,集市能随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形态的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能与各种社会形态有机结合并互为补充,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不姓资而姓社。揭示了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中,集市独具固有的薄弱性,面广、量多、品种小而杂,容社会主义市场之中,确又独立于完整的计划经济之外,为最薄弱的、最易突破的一个环节。揭示了发展集市符合人民性,“为了改善工人状况,恢复工业,必须从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展农业开始”,“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集市联系着中国广大农村和各大城市,影响到具有自留地的80%的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发展集市,人民满意,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揭示了集市发展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自留地产品、小工厂、小土特产、小手工业、小商、小贩和服务行业等生存、发展与集市互为纽带、互相依赖,与社会主义统一的全国大市场相联结,起基础职能。揭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变革体制需由易而难,从发展集市入手起点低,容易被人们接受,向有领导有调节的市场过渡具有可操作性强,不涉及到高难度的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

张闻天曾颇有信心地预测如果采纳他的构想我国市场和物价发展的趋势,“风险还是有的,但可能会更主动些。”在1962年9月23日,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意见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两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对粮食工作的几个重要政策问题作了新规定,提出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之后,把剩余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出售。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又具体规定,大部份工业品应该有国营商业收购,而有些新产品生产单位可以试销,有些手工业品可以自产自销。特别是9月28日公布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把集市贸易作为中国商品流转不可缺少的三条主要渠道之一。这些都与张闻天集市发展构想极为靠近的思想。然而,他的构想没有被进一步采纳。相反,从上海集市发展的实践来看,又由活跃走向萧条,清理整顿,集市数量减少,交易额逐年下降,交易商品中三类商品比重上升,集市中商贩比重下降,交易价格与牌市价格差距缩小。随着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遭批判及“文革”爆发,市区集市又被砍掉,农村集市严加控制。

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在17年后被人们认识和实践所证实。市场改革从集市发展拉开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农村集市首先恢复发展,推进了农村体制改革,促进了城市体制改革。上海从1979年1月18日始,逐步发展市区集市。通过不断肃清“左”的影响,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上海突破了市区不能办集市、商贩不准插手、工业品不准上市,农副产品批量交易由国营承担,粮食、油料和计划面积蔬菜不准在集市出售,不准长途投机贩卖等种种人为的限制,尊重客观规律,加强管理,创建文明集市。上海为首的市场与安徽农村改革发生了极大的联系。上海集市成为多种经济成份参加、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开展合法竞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了全国举足轻重的粮食、禽蛋、蔬菜、水果、水产等多种类型的特色集市,它横向联系广、沟通华东和长江流域及全国各地,成为信息灵敏的集市网络,达到了17年前张闻天构想的目标,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全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城乡集市崛起,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1983年2月21日视察了胶州路农贸集市;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纷纷前来参观访问;引起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关注,80年代初,他们参观上海十六铺集市后指出:谁要了解中国商品经济,可到十六铺集市去看看。

集市发展带来了各要素市场的启动效应:打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观念,上海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技术成果进入市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建筑市场形成;劳动力合理流动,逐步形成人才、劳务市场……

张闻天集市发展思想,大致勾划了市场变革的轨迹:扩大初级集市为基础,发展地区性市场为骨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为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限制,他主要探索了以扩大搞活集市为突破,向有领导和有调节市场过渡的构想。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如历史借鉴、现状调查与趋势预测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从宏观经济理论入眼,从微观现行政策入手,选择最佳结合点的思想方法;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在现实基础上敢于逼进的思想方法;放开搞活市场与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展相互辩证的思想方法等。如何把握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链条,沿着张闻天思想进一步去求索,上海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构筑立足上海、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大市场,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含笑于这一新体系的基础之中。旧时代,被称为世界东方神奇的市场——上海,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黄浦江畔。

注释:

①②③⑥《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184-185、190、12页。

④《张闻天选集》557-558页。

⑤转引《人民日报》1980年7月29日《重读张闻天六篇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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