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排序情况探微
朱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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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诺贝尔奖因其悠久的历史、崇高的声誉、丰厚的奖金和强大的影响力而备受全球瞩目，在2～3人(含诺和奖得主中的组织机构或社团)分享单项诺奖时，诺奖揭晓时诺奖得主的排序问题就显得极为敏感，处置不当容易引发各方争执和非议。对诺奖得主排序问题的探讨应属诺学研究范畴，依据诺奖官网中的相关资料，全面、系统而精细地阐述了诺奖得主的排序问题，重点介绍排序情况中与当时惯例不符的例外或特殊案例。1/2诺奖奖金得主的出现更多地是缘于该奖项细分领域只能遴选出1人而往往并非是其科学贡献大。
关键词： 诺贝尔奖(诺奖)；诺自科奖；诺科奖；诺奖得主；诺奖奖金；诺奖官网；分享；排序方式；细分领域
1 诺奖得主概况
诺贝尔奖始颁于1901年，现由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与经济学奖(始颁于1969年)6个奖项组成，其中前3个奖项合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简称诺自科奖)，加上经济学奖又可统称为诺贝尔科学奖(简称诺科奖)。截至2018年，全世界共有904人908人次赢得诺奖，另有24个组织机构或社团(简称组织机构)在25个年度内27次荣获诺和奖，见表1(含诺和奖得主中的组织机构)。
表1 诺奖颁奖概况注1
注1：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诺奖官网的这个统计表中(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facts/nobel-prize-facts/)存在低级错误并给予批评，现在终于全都正确了，可喜可贺！
注2：2018年诺文奖因故停颁，笔者判断2019年补发的可能性很大，此处统计数据暂按2018年未颁奖来考虑。
注3：诺和奖授予2个组织机构2次(1947年和1963年)，授予1人+1个组织机构2次(1995年和2006年)，授予1个组织机构+1人4次(1997年、2001年、2005年和2007年)。
注4：截至2018年底，已逝诺奖得主共计613人(含4位双料诺奖得主，PH=131，CH=117，PH & CH=1，PM=150，LI=98，PE=73，CH & PE=1，ES=42)，尚健在291人(PH=77，CH=61，PM=66，LI=16，PE=32，ES=39)。
2 诺科奖得主排序情况
1人或1个组织机构独享单项诺奖时是不存在排序问题的。在2～3人分享单项诺奖时，通常情况下，自1990年开始实行按诺奖得主姓氏外文首字母(简称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以替代此前按贡献(成就、作用、声望、资历、学术地位或时间方面先行者，有时也会考虑到年龄、行政职位或亲疏关系等)大小排序方式的规定，[1]这种规定属潜规则性质。经笔者核实，除1984年诺物奖(2人)以外，1980-1989年的所有诺奖得主都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规定。笔者在文献[2]中首次论及了诺奖得主排序问题，比较粗略，现依据诺奖官网中的相关资料，全面而精细地阐述诺科奖得主排序情况中与当时惯例不符的例外或特殊案例。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x±s）表示。
基于2节或多节复姓，从首节开始参与排序，如Levi-Montalcini(1986PM22)和Barré-Sinoussi(2008PM32)等，诸如al-Sadat(1978PE21)等亦从首节开始参与排序。女性得主的娘家姓，即née后面的字节(如居里夫人[3]的Sklodowska)不参与排序。姓氏后缀“Jr.”(=Junior，表示“小”)或“Sr.”(=Senior，表示“老”)等类似字符亦不参与排序。德文字母“ä”等同于英文字母“a”，以此类推。
在2人分享诺科奖时，不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情况共发生过23次(经校核，除给予特别说明的案例以外，1980年以前均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文内不再一一赘述)：①诺物奖(共8次)：(i)1909年：Guglielmo Marconi和Karl Ferdinand Braun，马可尼的贡献、成就和声望远大于布劳恩。(ii)1933年：Erwin Schrödinger和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26年薛定谔创立波动力学(量子力学的第2种有效表达形式)，狄拉克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量子力学相结合而于1928年秋得到狄拉克方程(只有当粒子的自旋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时，狄拉克方程才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一致)，它是薛定谔方程的相对论性形式。1931年狄拉克断定存在反粒子。(iii)1936年：Victor Franz Hess和Carl David Anderson，赫斯发现宇宙射线，卡尔·安德森利用宇宙射线发现正电子(1932年)。(iv)1955年：Willis Eugene Lamb和Polykarp Kusch，1947年拉姆发现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拉姆位移，Lamb shift)，同年库什在精密测定电子磁矩的过程中发现了电子的反常磁矩现象，两者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电动力学的发展。(v)1957年：Chen Ning Yang和Tsung-Dao(T.D.)Lee，杨振宁的三大科学成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YMT(1954年)、宇称不守恒定律(1956年)和杨—巴克斯特方程YBE(1967/68年)，其中以YMT的学术成就为最高，宇称不守恒定律则是李政道的最高学术成就。随着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确立，粒子—反粒子假说便随之被否定。(vi)1959年：Emilio Gino Segrè和Owen Chamberlain，1955年共同发现反质子，[4]塞格雷的综合成就和影响力要比欧文·张伯伦大，这次排序有点类似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情况，即获奖论文署名与诺奖官网排名是对调顺序的。(vii)1974年：Sir Martin Ryle和Antony Hewish，赖尔发明射电望远镜的孔径综合技术，休伊什及其女博士生乔斯林·贝尔利用高分辨率射电望远镜共同发现脉冲星(1967.11.28)。(viii)1984年：Carlo Rubbia和Simon van der Meer，1983年共同发现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矢量玻色子W±和Z0粒子，[5～6]鲁比亚是当时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UA1协作组负责人。②诺化奖(共6次)：(i)1929年：Arthur Harden和Hans Karl August Simon von Euler-Chelpin，哈登发现发酵的生化机理和引起发酵的辅酶(coenzyme)，奥伊勒—歇尔平则深入研究辅酶的结构与性质并阐释了酶促反应机理。(ii)1931年：Carl Bosch和Friedrich Bergius，博施发明合成氨法的哈伯—博施法(1909-1912年)，贝吉乌斯发明从煤炭中提取工业汽油的方法——贝吉乌斯法(1913年)，共同发明和发展了化学高压方法。(iii)1950年：Otto Paul Hermann Diels和Kurt Alder，发现狄尔斯—阿尔德反应(Diels-Alder reaction)，共同发展了双烯合成法。(iv)1962年：Max Ferdinand Perutz和John Cowdery Kendrew，共同对球蛋白结构研究作出贡献，佩鲁茨于1962-1979年出任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MRC-LMB)首届主任并于1988年获颁英国功绩勋章(OM)，肯德鲁曾任LMB结构研究室负责人。[7](v)1963年：Karl Ziegler和Giulio Natta，发明齐格勒—纳塔型高活性络合催化剂(Ziegler-Natta catalyst)。(vi)2012年：Robert J.Lefkowitz和Brian K.Kobilka，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因对G蛋白偶联受体GPCR(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的研究而共同获奖，科比尔卡于1984-1989年进入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及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师从莱夫科维茨教授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③诺医奖(共5次)：(i)1906年：Camillo Golgi和Santiago Ramón y Cajal，戈尔季先于卡哈尔从事神经系统精细结构的研究，戈尔季支持神经网状学说，卡哈尔则主张神经元(即神经细胞)学说，俩人观点针锋相对、大相径庭。后来的科学发展证明，卡哈尔的神经元学说才是正确的，[8]他因此而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neuroscience)。现在看来，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给戈尔季颁发诺奖存在纰漏，这次排序是完全错误的。(ii)1908年：Ilya Ilyich Mechnikov和Paul Ehrlich，这次排序的原因不是很明朗，理由似乎是欠充分(也许主要是考虑到年龄因素)。(iii)1932年：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和Edgar Douglas Adrian，共同发现有关神经元的功能，谢灵顿认为反射是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形式，1897年首先提出“突触”(synapse)概念和神经系统整合作用。艾德里安通过实验在神经纤维传导过程中记录到电生理活动(即神经冲动)，将谢灵顿的生理学概念和反射学说用电生理方法加以证实。[9～10]谢灵顿和艾德里安分别于1924年和1942年获颁英国功绩勋章。(iv)1959年：Severo Ochoa 和Arthur Kornberg，1946年亚瑟·科恩伯格来到纽约大学医学院，进入酶学专家奥乔亚实验室工作1年。1955年奥乔亚小组发现催化RNA生成的酶，[11～12]1958年亚瑟·科恩伯格小组在DNA合成酶的研究中正式发现DNA聚合酶(DNA polymerase)。[13～15](v)1966年：Peyton Rous和Charles Brenton Huggins，菲比格(1926PM*)因发现所谓的螺旋体癌(Spiroptera carcinoma)和首先提出“寄生虫致癌说”而获得诺奖，不久后证实这是一次明显的重大颁奖错误，鉴此颁奖机构心有余悸而迟迟不敢再给癌症研究领域的成果颁发诺奖，直到1964年特明(1975PM33)发表《劳斯肉瘤病毒形成中DNA的参与》一文，[16]提出致癌机理的前病毒假说(又称原病毒假说，provirus hypothesis)以后，形势大为改观，保守和反对的声音才偃旗息鼓，2年后劳斯因首先提出病毒致癌(病毒癌因)学说而被授予诺医奖才得以顺理成章。从1911年发现“劳斯鸡肉瘤病毒”RSV(Rous sarcoma virus)[17]到1966年才获奖，劳斯的授奖时滞(间隔)长达55年，这应该是诺自科奖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最高纪录。[18]1944年哈金斯等人首次报道使用抗雄激素疗法实现前列腺癌治疗的临床结果。[19]④诺经奖(共4次)：(i)1972年：John R.Hicks(1904-1989)和Kenneth J.Arrow(1921-2017)，也许是按贡献大小排序，但更多地可能是考虑到双方年龄和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时间先后。(ii)1974年：Gunnar Myrdal和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若按贡献大小排序，笔者认为哈耶克理应在前，瑞典经济学家卡尔·米达尔(诺经奖的创始人之一)应该是沾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光。(iii)1977年：Bertil Ohlin(1899-1979)和James E.Meade(1907-1995)，很可能又是亲疏关系在起作用，从而使得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再次抢得先机。(iv)1979年：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和Sir Arthur Lewis(1915-1991)，应该是按贡献大小并兼顾年龄排序。
5037 陈 燕，华 山 “沉浸式”对外汉语项目现状和存在问题———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爱丽丝国际语言学校为
2人(含组织机构)分享诺和奖时的情况稍显复杂，现分为4种情形来分别阐述：①在2个个人分享时(共22次)：不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情况共发生过2次：(i)1976年度(延后1年颁奖)：Betty Williams和Mairead Corrigan，似乎也不充分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这次排序有点莫名其妙。(ii)1993年：Nelson Mandela和Frederik Willem de Klerk，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曼德拉的贡献和声望明显超过德克勒克。②在1人+1个组织机构分享时(共2次)：(i)1995年：Joseph Rotblat和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ii)2006年：Muhammad Yunus和Grameen Bank。均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组织机构创始人(发起者)被列在前。③在1个组织机构+1人分享时(共4次)：(i)1997年：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ICBL)和Jody Williams。(ii)2001年：United Nations(U.N.)和Kofi Annan，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iii)2005年：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和Mohamed ElBaradei。(iv)2007年：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和Albert Arnold(Al)Gore Jr.。组织机构创始人(发起者)或其领导者被列在后。④在2个组织机构分享时(共2次)：[30～31](i)1947年：Friends Service Council(The Quakers)和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The Quakers)。(ii)1963年：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和Ligue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诺奖官网将前1个“Croix-Rouge”写作“Croix Rouge”是不规范的。均不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但均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
表2 3人分享诺奖时1/2奖金得主的排序情况
注1：其余2人Pierre Curie和Marie Curie，née Sklodowska不符合按字母先后排序(因Sklodowska不参与排序)，可能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也许是按夫前妻后方式排序。
注2：其余2人Brian P.Schmidt和Adam G.Riess不符合当时已按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应是按贡献大小排序。
注3：其余2人Maria Goeppert Mayer和J.Hans D.Jensen不符合按字母先后排序，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23]
注4：其余2人May-Britt Moser和Edvard I.Moser不符合当时已按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应是按贡献大小方式排序。迄今只有4对夫妻同时荣获诺奖，这是唯一1对按妻前夫后方式排序。
注5：在笔者的著述中，根据约定俗成和习惯，一律将1/2诺奖奖金得主的排名提升为第1，如贝尔纳多·何塞(1947PM31●)、斯科(1997PM31●)和约瑟夫森(1973PH31●)等。
诺科奖注重的是奖励研究成果而非终身成就奖，只要研究者在某项值得获得诺奖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做出足够重要的贡献，就应该获得诺奖，这与他/她后来的学术水平和其他学术贡献应无关，即便他/她后来已离开了学术界，也应该获奖，如赫尔斯(1993PH21)以天体物理学研究成果(参与发现一种新型脉冲星并藉此开展引力波研究的新领域)赢得诺奖，但他1975年博士毕业后就离开了天体物理学研究领域。相反，某些做出若干突出成就的科学大师(如索末菲等[36])却无缘诺科奖。
1935年诺化奖(Frédéric Joliot和Irène Joliot-Curie)的情况稍显特别，约里奥—居里夫妇于1926年10月4日在巴黎结婚，夫妻俩共同开展科学研究，获奖论文[20]的署名不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似乎是按贡献大小排序的。夫妇俩共同荣获诺奖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开始正式使用复姓名Frédéric Joliot-Curie，以纪念他们的共同研究并表达男女平等思想，此举在中国有做上门女婿(即入赘)的意味。诺奖官网和约里奥采用复姓约里奥—居里后都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
综上所述，1980年以来诺科奖得主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排序的例外情况共发生过6次：1984年诺物奖(2人)、2008年诺化奖(3人)、2011年诺物奖(3人)、2012年诺化奖(2人)、2014年诺医奖(3人)和2016年诺化奖(3人)，诺经奖尚未发生过例外情况。
3人分享(奖金均分)1962年诺医奖是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即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James Dewey Watson和Maurice Hugh Frederick Wilkins，也基本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首先提出DNA双螺旋结构这一伟大构想的著名论文[26]的作者署名顺序却是通过掷骰子(抛硬币)来确定的。[27]威尔金斯的贡献在于为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提供了实验证据。因发现富勒烯C60(俗称巴基球)而荣获诺奖的斯莫利(1996CH33)和克罗托(1996CH32)也曾因论文署名问题而发生争执并导致合作关系破裂。
3 诺文奖得主排序情况
关于诺奖得主的排序方式，若严格按贡献大小排序，一则费时费力，需要广泛而精神的专业知识，二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很难完全统一，弄不好还容易加剧矛盾和争执，三则有时确实很难客观地分出当事人的贡献大小。若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简便易行，但有时也容易引起误解，如2004年诺经奖(Finn E.Kydland和Edward C.Prescott，尽管普雷斯科特只比基德兰德大3岁，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博导，其学术地位亦远高于前者)。文献[32]论述2004年诺医奖得主(Richard Axel和Linda B.Buck)因按外文字母排序而掩盖了后者贡献远超前者的事实，此举很容易误导受众而产生科研伦理问题。鉴此笔者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优先采用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个别特殊案例则需兼顾按贡献大小排序方式，以作为微调手段。
4 诺和奖得主排序情况
在3人分享诺奖时，诺奖奖金有2种分配方式，即均分(各分得1/3)和不均分(1人分得1/2，其余2人各分得1/4)。3人分享诺奖时1/2奖金得主的排序情况见表2(诺经奖和诺和奖尚未出现过3人非均分诺奖奖金的情况)，诺奖官网将其排名第2的情况尚未出现过。提请注意：1980年以前原则上遵循按贡献大小排序，此后则原则上遵循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
在3人分享诺奖且不均分奖金时，笔者一度认为理应一律将1/2奖金获得者排名第1(2016年和2017年诺物奖似乎有采纳这一建议的新趋势)，并片面地认为诺奖官网将其排名第3的处理方式十分不妥，实际上这种认识较为肤浅且不恰当，因为诺奖得主排序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的。通过更深层次的解读，笔者如醍醐灌顶般顿悟而喜获新认识：诺奖颁奖机构可能认为1/2奖金获得者并非全都是因其贡献大而获得较多奖金，往往更多地是在该奖项细分领域仅能遴选出1位合适的获奖者而已。如大家熟知的2015年诺医奖，在发现青蒿素抗疟新型疗法的科学家中只能遴选出屠呦呦(2015PM31●)这1位获奖者，而在发现抗圆虫寄生虫引起感染的新型疗法的科学家中则可遴选出坎贝尔(2015PM32)和大村智(2015PM33)这2位获奖者，这并不能说明屠呦呦的科学学贡献就一定大于坎贝尔或大村智。实际上，他们的科学贡献往往是无法区分大小的。推而广之，不能简单地就断定诺奖1/2奖金得主的贡献就一定大于1/4奖金得主。1/2诺奖奖金得主的出现更多地是缘于该奖项细分领域只能遴选出1人而往往并非是其科学贡献大。诺奖官网有时将1/2诺奖得主排名第3(如贾科尼/2002PH31●、屠呦呦等)便是一个佐证。基于同样的道理，亦不能断定独享诺奖者的贡献就一定大于分享诺奖者。
在3人分享诺和奖时(共2次)：①1994年：Yasser Arafat，Shimon Peres和Yitzhak Rabin，正常排序。②2011年：Ellen Johnson Sirleaf，Leymah Gbowee和Tawakkol Karman，不符合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惯例，埃伦·约翰逊—瑟利夫(2006-2018年出任利比里亚总统)的贡献和地位明显超过后2位。
5 对诺奖得主排序方式的综述和新认识
诺文奖授予1人共106届，仅4届由2人分享，尚未出现过3人分享的情况。[28]在2人分享时，诺文奖得主的排序情况是：①1904年：Frédéric Mistral(法国)和José Echegaray y Eizaguirre(西班牙)，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通常认为前者的名气和成就要比后者大。②1917年：Karl Adolph Gjellerup和Henrik Pontoppidan，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2人都是丹麦作家。③1966年：Shmuel Yosef Agnon(以色列)和Nelly Sachs(女，瑞典籍德国裔)，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2人都是犹太人。④1974年：Eyvind Johnson和Harry Martinson，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方式，2人都是瑞典作家，且当时都是瑞典文学院院士。[29]
文献[33]中说“事实上，在蓝光LED技术方面，中村修二的名气和声望远远超过赤崎勇和天野浩，为什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却排名第3呢？”。显然，文中对诺奖得主排序问题的相关评述是不成立的，[34]因当时已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
总之，新形势下，强化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认识其必要性，正视现存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不断增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达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目的，使企业基层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家和、业兴的良好氛围，不断巩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3）SAGD污水处理方式中，如MVC和MVR之类的蒸发式污水处理技术较为成熟且应用前景广泛，因此考虑结合MVC和MVR来进行余热回收利用的方案设计。
综述所述，以诺奖得主所获奖金份额多少来评价其获奖成果高低或评判其科学贡献大小是很不科学和很不恰当的。[35]
6 结束语
在3人均分诺奖奖金时，不符合按外文字母先后排序的情况共发生过7次(经校核，除给予特别说明的案例以外，1980年以前均符合当时按贡献大小排序的惯例，文内不再一一赘述)：①诺物奖(共2次)：(i)1956年：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John Bardeen和Walter Houser Brattain，肖克利由外文字母排序第3而跃居第1，应是缘于晶体管发明时(1947.12.16)他是贝尔电话实验室固体物理研究小组的2位负责人之一。(ii)1965年：Sin-Itiro Tomonaga，Julian Schwinger和Richard P.Feynman，按外文字母排序完全相反的顺序排列，应是考虑到3位科学家在创立可重整化的量子电动力学(QED)时的时间先后和贡献大小而定。②诺化奖(共2次)：(i)2008年：Osamu Shimomura，Martin Chalfie和Roger Y.Tsien，下村修由外文字母排序第2而跃居第1，他是绿色荧光蛋白(GFP)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被誉为“GFP革命的始祖”。1962年下村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其小组首次发现绿色荧光蛋白(GFP)。[24～25]下村修从事GFP研究的时间要明显早于后2位，原创贡献和作用亦超过后2位。这次排序应该是吸取了2004年诺医奖排序的教训，可看做是一次纠偏行为。(ii)2016年：Jean-Pierre Sauvage，Sir J.Fraser Stoddart和Bernard L.Feringa，费林加由外文字母排序第1而降为第3，其年龄最小，资历和贡献均逊于前2位。③诺医奖(共3次)：(i)1934年：George Hoyt Whipple，George Richards Minot和William Parry Murphy，惠普尔由外文字母排序第3而跃居第1。(ii)1945年：Sir Alexander Fleming，Ernst Boris Chain和Sir Howard Walter Florey，青霉素的最主要发现者弗莱明由外文字母排序第2而跃居第1。(iii)1970年：Sir Bernard Katz，Ulf von Euler和Julius Axelrod，按外文字母排序完全相反的顺序排列。④诺经奖(无)。
有人将诺物奖得主分为三等：第三等是因其人生“最大成就”而获奖，如李政道等绝大多数诺物奖得主；[37]第二等是因其人生“次等成就”而获奖，如当今世界仍健在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等(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才是其最高学术成就，[38～39]杨—巴克斯特方程的重要性则与诺奖级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相当)；第一等则是因其人生“三流成就”而获奖，如爱因斯坦等(光电效应定律在其学术成就中只能列为三流成就)。
关于从获奖成果发表(发现)到荣获诺自科奖间隔时间(即授奖时滞)只有1年多的情况，笔者在文献[40～42]中共介绍了7例，在文献[43]中补充2例，现又补充1例如下：1959年10月15日，美国生物化学家亚瑟·科恩伯格(1959PM22)等“因他们发现RNA和DNA的生物合成机理”(for their discovery of the mechanisms in the biological synthesis of ribonucleic acid and deoxyribonucleic acid)而赢得诺奖，1958年发现DNA聚合酶是亚瑟·科恩伯格的主要获奖成果。1959年12月11日亚瑟·科恩伯格发表了题为《DNA的生物合成》(The Biologic Synthesis of Deoxyribonucleic Acid )的诺贝尔演讲。基础医学研究能如此迅速地赢得诺奖在科学史上实属罕见。[44]文献[45]中将布拉格父子(1915PH21/22)的授奖时滞列为1年是错误的，应为3年，理由如下：1912年11月11日，小布拉格采用晶体的“致周期性作用”加上谐波分析方法，首先独立推导出基于X射线衍射的布拉格定律(又称布拉格公式，Bragg’s Law，1913年初正式发表)。[46～47]1913年3月，老布拉格制成X射线分光计(又称X射线光谱仪，X-ray spectrometer，摄谱仪是光谱仪之一种)。同年布拉格父子利用这台仪器深入研究入射光束经过晶体解理面反射后反射光束的方向和强度，验证了布拉格定律。他俩通过对X射线谱的系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晶体衍射理论，“因他们借助X射线方法分析晶体结构的贡献”而分享1915年诺物奖。
文献[48]中得出的以下3个结论需要质疑、商榷和探讨：①P366：以“2011年美国科学家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和布莱恩·科比尔卡在揭示G蛋白偶联受体的内在工作机制时，在受体被激活并向细胞发送信号时获得了该三联受体的三维图像”为由而认定2012年诺化奖的“授奖时滞仅为1年”。2007年克比尔卡小组获得β2肾上腺素受体高分辨的分子结构，[49～50]2011年克比尔卡小组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获得β2肾上腺素受体和G蛋白复合物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51]这对在分子水平上理解GPCR作用和药物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莱夫科维茨(2012CH21)和科比尔卡(2012CH22)的获奖与2011年的重大突破有关(起促进推动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他俩多年来系列研究成果的积累，[52]况且2007年和2011年的2次突破均与莱夫科维茨无关(饶毅评论说，莱夫科维茨的工作难以进入当年诺化奖颁奖领域的前三名[53])。鉴此笔者认为2012年诺化奖的“授奖时滞仅为1年”的说法失之偏颇，对此结论不予采信。若只将克比尔卡1人列为“授奖时滞仅为1年”，也许还勉强可行。②P367：以“他是第一个解释蜜蜂舞蹈的科学家(1915年)”为由而认定卡尔·冯·弗里希(1973PM31)的“授奖时滞为58年”。此说与事实相悖，笔者对此结论不予认可。通常认为，卡尔·冯·弗里希“自1915年开始对蜜蜂的视觉、味觉、嗅觉及舞蹈语言进行了50多年的试验研究”；[54]“1919年即证实了可训练蜜蜂辨别味道及颜色”和“早在1919年，弗里希的实验发现，蜜蜂与人的嗅觉器官构造完全不同，但蜜蜂嗅觉反应与人类几乎一样”；[55]“1919年就发现了蜜蜂跳圆圈舞，1925年发现跳摇尾舞”[56](另有类似说法：1919年首次发现蜜蜂用圆圈舞和摇尾舞传递食物信息的秘密)。若按“1919年”认定则只有54年，况且解释或发现蜜蜂的舞蹈行为可否认定为卡尔·冯·弗里希的诺奖获奖成果仍有待商榷。③P368：“1987年物理学重大突破的授奖时滞几乎为0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献[57]才是真正引发当时全球范围内“超导热”的起点(即1987年诺物奖的授奖时滞是1年)，[58]以文献[59]做为起点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i)1987年诺奖提名截至日期是当年1月31日，柏德诺兹(1987PH21)和穆勒(1987PH22)之所以能获得诺奖提名，肯定是因为1986年6月而非1987年2月正式发表的文章。(ii)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先生(时任副研究员)于1986年9月底在本所图书馆阅读到柏德诺兹和穆勒的论文后才着手组建一个小组开始进行超导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令国际瞩目的成就。
班廷(1891.11.14-1941.02.21，1923PM21)和麦克劳德(1923PM22)因发现胰岛素而赢得诺医奖，关于麦克劳德的获奖资格在科学界素有争议。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班廷及其学生助手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1899-1978，截至1953年获诺医奖提名：11=3/3/1/4，4=1950～53，下同)才是发现胰岛素的主要功臣。班廷在得知1923年诺医奖的颁奖结果时竟勃然大怒、拒绝受奖，因为他既不愿和“盗名窃誉”的麦克劳德分享，又不愿让“并肩战斗”的好友贝斯特被遗漏。多亏康诺特实验室(Connaught Laboratories，现隶属于药企赛诺菲/Sanofi)赞助商、酿酒商和金融家古德汉姆上校(Colonel Sir Albert Edward Gooderham，KCMG，1861-1935)极力劝慰，痛说加拿大首个诺奖来之不易，考虑到国家荣誉后班廷才勉强答应接受，并立即决定将其一半诺奖奖金分给贝斯特，麦克劳德稍后也宣布将其一半诺奖奖金分给加拿大生物化学家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获诺医奖提名：9=1×5/4，6=1928/31/35/36/44/51)，科利普在后期参与过胰岛素的纯化和标准化应用研究。班廷和麦克劳德均未出席当年的诺奖颁奖典礼。贝斯特和科利普当年均未获诺奖提名。1972年诺贝尔基金会和颁奖机构正式承认，未将贝斯特纳入诺奖得主名单是一个错误。1991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WHO负责糖尿病事务的最高机构，1950年成立)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设立世界糖尿病日(World Diabetes Day)——11月14日(班廷的诞辰日，始于1992年)。2006年12月20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第83次全体会议通过将每年11月14日设为“世界糖尿病日”的决议(A/RES/61/225)，自2007年起便作为“联合国日”(United Nations Day)来进行相关活动和纪念。
1970年特明及其所聘博士后研究员日本科学家水谷哲(Satoshi Mizutani)共同发现劳斯(鸡)肉瘤病毒颗粒含有逆转录酶，水谷哲独自负责新实验的原始概念和设计，证实了特明的DNA前病毒假说。[60]据说因编辑擅自调整共同作者顺序而导致后者落选诺医奖。
应用便利抽样法,选我院肛肠科2017年1月至12月收治的100例痔合并肛瘘病人为调查对象,随机分为A、B两组,各50例;B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22~68岁(42.15±4.71)岁;病程(3.26±1.23)年;分期:Ⅱ期20例,Ⅲ期25例,Ⅳ5例;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29例,高中及以上21例。A组,男27例,女23例,年龄20~65岁(43.74±3.97)岁;病程(2.94±1.45)年;分期:Ⅱ期22例,Ⅲ期24例,Ⅳ6例;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27例,高中及以上23例。两组痔合并肛瘘病患基础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本研究已经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杨振宁(1957PH21)和李政道(1957PH22)的合作主要因理论突破优先权和排署名先后问题出现争执和怨恨而于1962年5月起彻底中断并决裂，这一典型的恶劣事件不仅是他们个人和中华民族的损失，而且也是整个科学界的损失，令人扼腕不已。杨李之争旷日持久、沸沸扬扬，旁人绝难置喙，很难评判谁对谁错，他俩谁也不能说在这起事件中就无责或可免责。[61]虽然著名的诺奖成果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中的作者排序是T.D.Lee和C.N.Yang，[62]但据笔者所知，李政道先生本人从未说过因他署名在前就理应排在杨振宁先生之前，基于宇称不守恒问题，他认为共同研究、同时发文、同时获奖，贡献和荣誉均等，不存在先后和大小之分。基于杨李俩人的物理学综合成就而言，杨振宁显然应该排位于李政道之前。丁肇中在杨振宁70岁生日宴会上曾说：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海森伯、薛定谔和狄拉克)，三是规范场(杨振宁)。文献[63]认为“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20世纪堪称物理学世纪，物理学家繁若群星。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的旗手，那么下半叶当推杨振宁。正像相对论于爱因斯坦一样，规范场是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诺奖官网虽采用Chen Ning Yang和Tsung-Dao(T.D.)Lee的排名方式，但这种排序并无过多含义，不要过度解读。[64]杨振宁教授曾非常深刻地将20世纪世界理论物理学概括为三大主题旋律：量子化、对称性和相位因子。[65～66]对称性在杨振宁的整个研究生涯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故他被学界誉为“对称性之王”(Lord of Symmetry)和“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
1）针对微机继电保护装置常见故障，结合实际做好一定的处理措施，是保障微机继电保护装置能够科学合理运用的关键。在发生继电保护事故时，按照现场故障信号灯做好及时的方案设定，认真对事故原因进行人为和设备故障分析，做好及时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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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安远(1964-)，男，湖南邵东市(2019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人，工学学士(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60)市场营销中心销售总监和高级销售经理，高级工程师，兴趣和涉猎领域广泛，长期醉心于诺学研究。E-mail：14618777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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