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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7）01—0008—04
一、政治信仰的生成和内化——政治认同的新维分析
在现代社会里，个体是具有充分自我利益和自由选择意识并积极参与到不同范围公共事务中去的利益主体。人们对自己与社会、他人发生的一切关联进行处理时，必然要依赖和通过各种形式与手段。而政治途径、形式或政治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各种利益交集关系的最高活动方式。在这里，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倾向、政治态度以及相应的政治行为形成了一定社会的政治认同状况。政治认同指的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的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它的产生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进行：对政治实体的认同（国家、政党）、对政治工具的认同（法律、政策）等。其中，对政治信仰的认同是政治认同中重要的方面。
“政治信仰是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对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社会政治理论坚定不移的相信和追求。政治信仰在本质上不仅反映了信仰者对人类社会‘应然’状态的理解和在未来社会中的理想确定性，是社会群体或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状况的反映。”[1] 政治信仰的形成既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在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宣扬自己的信念工具，政治体制和统治者往往被信念化、神圣化。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 当这种信仰被世俗化、社会化之后，便衍生为公众的政治认同。而有无政治信仰或者信仰到什么程度，则是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卷入政治生活以及卷入到什么程度的重要依据。虽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在本性上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3] 要过政治生活。但是积极地过政治生活还是消极地过政治生活，这是使社会成员成为“政治人”和“非政治人”的重要区别。通常在一个社会中，那些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人才热衷于国家的各种政治生活，成为这个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人们通过政治活动的参与来形成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某种观念信仰，这个过程也是政治制度“内化”的过程。对该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信仰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信仰、对政府的合法性信仰、对政治领袖的合法性信仰、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信仰、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信仰。这五个层面自下而上组成政治信仰的内在结构体系。”[4]
政治信仰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冥想，而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是现实生活的内化。它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政治理想、法律规范等的笃信和奉行，是人们道德人格的升华和自觉。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看法一旦内化为政治信仰，便内在地决定着他的政治生活态度，决定着他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决定着他的精神生活的总体风貌和基本特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必然决定它的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和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显然表明政治信仰是一种内省产生的，依赖于人们心中的尊崇的现象。
二、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政治信仰认同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以1978年末开始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为起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微观领域的局部变革到宏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步推进和深化，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分配体系实现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且引发了并将继续引发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它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可否认存在着负面的因素。一方面，一些人迅速发展、膨胀起来，进入社会的中间甚至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一些人下岗、失业面临生存危机。大跨度的阶层差异，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和谐音符。而培育政治信仰认同将在调和矛盾、平衡落差、实现社会有效整合、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推动社会政治秩序稳定中发挥巨大作用。
1.多元文化社会整合与政治信仰认同
在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中，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思想观念是多元的，由于个人的文化情感、价值选择、宗教认同和思想方式的不同，必然产生人们之间合理性观念的冲突，而且这种个人的分歧与冲突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理性观念的分裂，为了使民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必须寻求解决分歧和冲突的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在文化多元和利益冲突的自由社会中实现政治认同和秩序整合的问题。所谓社会整合，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在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中，执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整合功能。这是政党能够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大影响，使自己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支持的原因所在。而“在现代社会的整合中，个人生活秩序的形塑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实践，在促进国家治理理性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社会整合不再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而涉及到规范秩序、伦理实践、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5] 实践也证明，在原有社会秩序重组情况下，唯一能够克服危机的力量总是来自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可发展因素，从而使人民群众在急剧变革的过程中能不断体会到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理解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倡导发展的政治领袖和精英分子通过不断地诉诸本民族的历史、人民英雄，从中提取有效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思想。在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理论在内的政治思想中，我认为，共同的政治信仰是现代多元文化社会整合的原动力。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明确指出过政治信仰认同的重要意义：“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6] 作为一种极为可靠、持久、有效且代价相当低的政治性资源，政治信仰的传播，将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自己的政治观念、价值，形成倾向于支持党和政府的积极健康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观念，这将对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发挥巨大作用。进一步说，社会整合的本质和起点是利益整合，这是政党正确履行整合功能所应把握的关键。在多元社会下，加强政治信仰的认同，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协调各方的利益不均衡，消除存在的观念分歧和冲突，社会的发展必定表现出应有的平衡和张力。
2.政治向心力的增强与政治信仰认同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内生扩展逻辑使社会变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变迁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阵痛是逐步展开的，整个发展过程给缓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留下了一定空间的话；那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时序的混乱，使得在西方国家消化了几百年的社会问题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同时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当我们在面对社会制度转型的强大挑战时，强调国家治理的艺术性相对于科学性要更加得明显。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7] 比较而言，通过暴力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统治，成本过高，而且也说明整个进程开始复杂化。绩效合法性策略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也运用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但是仅仅致力于营造绩效合法性也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后发展国家政治体系解体，并不是发生在经济严重滑坡的社会背景下，而是发生在经济增长相当可观的背景之下。事实上，在社会变迁时期，真正需要的还是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内在力量去实现隐性的政治控制。它的目标在于强化公众对当局的政治向心力和典则的认同感。那么，政治信仰的构建，符合这一要求。“作为一种精神纽带，能把人们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人们就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人们的热情就会发生汇聚作用而相互激励；人们就有了共同的理论和概念而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8] 所以，当一个民族拥有特定的政治信仰时，表明政府所倡导的政治取向和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已被政治系统中的其他成员所接受，并且成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它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报效热情，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面临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这种动员的最终结果必将是人民政治向心力的上升、离心力的下降。
3.社会政治秩序维系与政治信仰认同
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面临两大转变：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单一同质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通过这些转化，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将传统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完成新经济体制的建构。人类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拥有如此大的人口规模的前提下，经历如此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准则的失落与信仰体系的嬗变成为根本的社会问题，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一旦社会的政治信仰体系遭受毁灭，或者不能建立起有效的信仰体系，就会产生对于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怀疑，甚至对于政府合法性的怀疑。而当构成统治阶级的信仰或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传统理论、价值观念等面临这样的挑战时，社会的动荡将不可避免。“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政治信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为苏联剧变提供了社会群众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这一条件，苏联剧变不可能发生；苏共领导人及党政精英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这一因素的作用，苏联剧变更不可能发生。”[9] 由此可见，政治信仰是统领人们全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的核心因素，而政治信仰的丧失则是政治变革或政治变迁的基本与根源。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稳定不但来自于政治制度的优越，更来自社会成员对其政治制度、资源分配等重大问题的情感选择。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社会变迁时期，培育政治信仰的认同，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引领，成为维持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在政治信仰、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等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将可以为政治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内在动力，使社会成员表现出对政治生活的信任感、对集体的忠诚、对新制度安排的认同，减少政治发展中的摩擦，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人们对诚实、依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从而为实现政治稳定奠定坚定的基础。正如戴维斯·伊斯顿所说：“如果成员对当局或典则的道德效力有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那么，即使当局的输出或失败行动对成员造成了不断的打击，支持仍有可能继续存在。”[10]
三、政治社会化：当前培育政治信仰认同的逻辑起点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形成的必要方式。通过它，个人逐渐适应现有政治结构采用的规范，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并决定服从、巩固和变革它。政治社会化的中心环节，是把某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和规范制度内化成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及人生追求。所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都离不开政治社会化所进行的思想统治。统治者必然以本阶级推崇的政治价值观为中心，设法对整个社会进行文化意识整合与行为定向，通过说服、示范、感召、规训等方式，将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文化提升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培养公民意识，灌输个人对国家共同体的义务信念，从而形成自愿认同，以达到降低统治和治理成本的目的。
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经历政治社会化，通过不断了解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参与政治实践、培养政治情感、生成政治态度和坚定政治信仰，进而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从个体的“生物人”、“社会人”成长为“政治人”，最终成为适应政治系统变革的政治主体。但是，如何来评价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是否成功？关键要看他承担的政治角色的情况。政治角色是与人们的某种政治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政治角色学习的过程——学习政治权利义务、政治行为方式等。而能否在社会变迁中培养出与之相匹配的政治角色，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格的政治主体，将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行。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实现途径以及社会意义不尽相同。例如现代政治社会化与传统政治社会化之间就内蕴着不同历史时空的特征，反映和体现着不同的政治文化需求。同样，同一社会不同的地域、阶级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例如参与型的社会化过程与被动型的社会化过程将分别带来的是民主与专制的政治文化、政治观念。不管怎样，培育坚定的政治信仰，巩固政治秩序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是通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与命运，进而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这方面，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观点的培养，但对于政治技能教育则略显不够。必须重视培养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其在参与中形成政治感情、政治信仰。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社团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形成了一个立体交叉、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政治体系中的这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必须要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如果个人就对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11] 相反，政治社会化各机构不一致，往往会使公民无所适从，影响公民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与现实产生反差，形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就会加大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保证政治社会化的持续进行，不能忽略的现实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把大量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信息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个体成员在早期形成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信仰受到了冲击，在对现今繁杂的政治现象的应对、衔接和包容上出现了问题。因此，信息时代培育政治信仰，应该借助网络这个渠道传递真实全面的政治信息，解释反证网络谣言的虚假性，以保持社会成员对政府权威的忠诚与合法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