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指导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7)02-004-(12)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仅停留于“术”的层面，尤其要在“道”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这就需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指导意义，提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一、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发展的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来之不易，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次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结晶。其主题始终围绕着如何实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目标的保证。
马克思晚年曾经设想，在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落后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①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② 十月革命后列宁实行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晚年在病中又设想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远景总蓝图。但是列宁领导建设时间太短，没有能够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1956年始，他更是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批评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建设过程中的缺点。《论十大关系》集中了他的思考。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③ 这些宝贵思想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时期的发展观，是由邓小平奠定基石的。他将对“世情”与“国情”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世界各国建设经验和我国(包括苏联)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正确把握当代世界主题的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④ 在这种深刻思想中，以下三个观点尤其重要：(1)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将现代化看作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发展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重返世界历史的主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⑤(2)把发展问题内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 判断中国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 这一论述把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前提，把重视生产力发展当作基础，把满足人民利益当作目的。涵盖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3)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同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的发展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按辩证法办事”，不能顾此失彼。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弘扬与时俱进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表现在：(1)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党的执政观，同时也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观。(2)更加明确了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确定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且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3)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发展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⑧(4)实施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变化着的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到列宁和毛泽东的实践；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江泽民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致力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指导发展的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是立足中国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
世界历史眼光，是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和解决重大历史任务的基本要求。运用这一思维方法，邓小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中认识，自觉地把“国情”与“世情”有机结合，既不脱离“国情”抽象地谈“世情”，也不离开“世情”孤立地谈“国情”。认识“国情”是为了立足中国大地，认识“世情”是为了找到准确的国际定位。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世界历史眼光，追踪全球范围历史发生的重大变化，深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寻求规律性认识为指导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既差异又统一的方面。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肯定现代化的目标选择，要求扬弃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问题上，某些西方学者一直坚持“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强调指出：如果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⑨
为什么我国现代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物质财富和人类文明的同时，带来的是各种社会异化现象，造成各种社会痼疾积重难返。主要表现在：(1)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异化，即劳动者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2)劳动活动本身异化，即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充满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生命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即违背了人自由自觉活动的本性，被贬低为经济动物，少数人无节制地追求财富，更多的人只是维持生存。(4)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其他人的分离和格格不入，彼此作为异己者相互对立和斗争。(5)人与环境之间的异化，即经济的增长造成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使得人类不断地丧失“生态家园”和“精神家园”。⑩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将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将是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11)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起来，尽量减少现代化的弊病，实现健康而和谐的发展，使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受。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从工业革命时候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主要是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受到亚当·斯密等人创立的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追求财富的不断增长，用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来反映发展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用GNP(国民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衡量发展的程度，以为经济增长会自动改善社会的状况，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发展观在相当长时期被模式化。应当承认传统发展观在历史上的作用，资本主义时代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和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要求突破传统发展观的呼声逐渐成为强音。
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和突破，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发展与增长的关系。传统发展观主要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没有经济的一定增长，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但是这种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在一系列可量化的经济指标下，忽视甚至排斥了价值判断。传统发展观把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最佳指标，理由是这些指标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西尔斯批评指出：“对于国民收入有一种辩辞，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指标。然而事实上它包含有很多价值内容。”(12) 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诸如社会公平等问题，相反还有可能加剧。第二，经济增长强调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回答的主要是“有多少”和“有多快”问题。为了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不和谐状态的产生和激化。传统发展观忽视“如何”获得经济增长、“为什么”实现经济增长等更加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增长“有多好”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物质增长是以蔑视人的尊严为代价，市场经济是以商品拜物教为代价，就会如霍克海默在《现实的堕落》中所说：“技术的手段的进步由非人化的进程所伴随，进步可能会毁灭它实现的目标。”(13) 经济增长虽是发展的必需前提，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就自发地等同于发展。
2.人与物的关系。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重视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很少关注人的发展；即使是讲人，也只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在这种情况下，人被组织进越来越合理的生产秩序，成为经济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马尔库塞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成为经济活动的物的奴隶”，“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14) 这引起人们的批判式反思。胡塞尔指出，由于过分迷恋于现代化的经济效果，“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结果使人沦为物的牺牲品，“苦苦挣扎于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之中”。(15) 法国的佩鲁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发展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是“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他大声疾呼“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16)
3.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进步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的发展结果。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很不重视，孤立地、单维度地从经济看待社会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始，人们逐渐将发展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统一，是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人这些社会要素综合和谐发展的过程。托达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17) 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主旨就是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照。”(18)
4.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为了获得财富增长，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面对这种险情的陡增，美国学者梅多斯等人提出了经济增长极限论。他们认为，由于人口的快速度增长、资源的大量消耗，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将会达到极限，世界经济增长已经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这种看似悲观的观点对传统发展观起到了警示作用：第一，发展要从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变到开发人的资源为主。博特金等人指出，面临自然资源的衰竭，人们应当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像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同外部极限相反，人的“内部界限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19) 因此应当重视对人的潜力的开发。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87年世界环发委员会(WCEP)向联合国提供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寻求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彼此之间协调和良性循环的发展。
以上几个方面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和突破，代表着人类期望的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虽然具体实施困难重重、任务艰巨，但是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共同事业之追求。鉴于此，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100多个与会国家的政府代表，同意把可持续发展当作行动纲领。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认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顺应21世纪人类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对苏联兴亡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回顾过去的20世纪，有一件大事必须深刻进行理性反思，这就是苏联的兴亡。邓小平概括地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个模式即使在苏联也不成功。”(20) 这就要求分析苏联解体的“内因”。
苏联的发展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1927年至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以年均20％的增长率向前发展；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12.67倍。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逐渐失去活力，高速增长开始减退，进入70年代更是大幅度下降，到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88年开始则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可以认为，经济得不到既快又好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内因。
苏联模式的不成功，从发展观角度进行思考，主要表现在：(1)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和错误。斯大林长期的教条主义造成思想僵化。从赫鲁晓夫改革思想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又没有能创造性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2)体制过时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30年代形成的适应“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到了80年代迟迟固守不改，僵化和封闭的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需要，不能容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需要。(3)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比例失调。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的发展路径，导致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轻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重生产和积累、轻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由于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4)发展的价值取向没有坚持以人民为本。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执政的苏联共产党逐渐脱离人民群众，形成队伍庞大的“特权阶层”，大量侵占国家和人民资财。苏联解体前夕，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不再认为共产党代表他们的利益。
江泽民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1)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要为人民谋利益，发展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共享。
三、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这是科学发展观能够形成的前提。表现为：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总体上和谐。2005年我国GDP总量超过英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2)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解决科学发展任务的条件正在生成之中。
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这主要表现在：(1)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整体上已经不再是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而是内容不断丰富、要求不断提升，逐渐转变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我国目前达到的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势在必行。(3)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更好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加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它是正确分析影响我国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积极正视矛盾、努力化解矛盾的战略指导思想。
第一，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我国在世界范围面临的外部风险日渐增多。虽然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全球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围绕着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明显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第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我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总体上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伴随着经济高速、粗放增长，我国生态破坏十分严重。据统计酸雨面积已占全国1/3，水土流失面积达38％，沙漠化面积扩大到18％以上，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已经低至160多位，然而我国单位GDP的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甚至是印度的1.18倍。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118亿元，占当年我国GDP的3.05％。目前我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第133位。如果不尽快扭转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的发展将难以承受，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无法实现。
第三，从经济与社会关系看，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GDP增长快速，但城乡居民收入落后于GDP增长；GDP增长快速，但就业弹性偏低；GDP增长快速，但社会福利、卫生、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由此派生出社会保障、就业、看病、买房、子女读书等各种社会矛盾。这不仅抑制了内需的扩大，而且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跛足的巨人不可能远行，必须予以重视并切实加以改变。这就需要扬弃以GDP为核心的传统的政绩观，转到努力致力于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政府不能只研究“富人经济学”，更要研究“穷人经济学”，切实把工作的重点、政策支持的重点、财力保障的重点进一步向社会事业发展，向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倾斜。
第四，从人与社会关系看，如何促使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城乡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基尼系数2005年逼近0.47)；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一系列难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任务十分艰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普泛到就业、教育、福利保障等各个领域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将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排在全球191个成员中的第188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整和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如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实现共同富裕，已成迫切问题。
第五，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看，如何真正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实现，代表好并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执政党建设的头等大事。人民对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呼声强烈，特别是对“权钱腐败联盟”表示强烈的不满。保守的估计贪污和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到16％。权力和权利是现代国家政治运转围绕的两个基本轴心。如何使广大干部正确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并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如果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当前我国正处于这样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的既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期。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模式、战略，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上，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观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共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性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观，即发展的目的和衡量尺度。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提高坚持以人为本的自觉性：
1.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94年1月正在筹办《新纪元》周刊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泽培·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求用最简短的文字概括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他很欣赏诗人但丁用“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对旧社会本质的概括，希望恩格斯也作出类似的概括。恩格斯经过慎重考虑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并没有收录这封信，直到第二版才收录进去。
2.以人为本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发展。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过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形成系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是：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一切向人民群众学习。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强调：“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4)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这是新时期新阶段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3.以人为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长期和平建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党的执政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和冲击。有的人在“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上产生迷失，认为现今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人民群众的观念应当淡化；在“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上产生片面性，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科技，人民群众作用不大；在行为标准上陷入误区，认为竞争的“森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这些糊涂、片面观点得不到克服和防止，科学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重大提升，需要划清以下几个界线：
1.坚持以人为本，扬弃“物本主义”。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积极扬弃和超越。它继续要求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加强调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明确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物”(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发展。这在实践中就需要克服以GDP为唯一标准的政绩观。特别要努力做到胡锦涛总书记近期所强调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5)
2.坚持以人为本，反对“以权为本”。科学发展观要求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有了正确的权力观，才能有正确的地位观和利益观。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不是本位，更不是目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这就要破除“官本位”，将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相统一，更不能以权谋私，搞贪污腐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6)
3.不能简单地将以人为本，等同于“以经济人为本”。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后者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其主体是求得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私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在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7)。“经济人”假设抽掉人性的社会性和丰富性，把人看作是获取财富的利己经济动物。事实上被它先天所设定的“自私性”，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资本的社会属性。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但不能让“经济人”的自私性恶性膨胀，必须加以正确引导，要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第二，坚持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性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义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努力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落实全面协调这一基本原则需要强化指导发展的系统意识。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坚持用系统的观点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他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28) 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种而不是单一的社会要素构成，不能将这些要素看作是彼此分散、孤立的存在，社会不是这些要素的机械组合，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9)；另一方面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的、绝对的、单向度作用的社会因素，指出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误”，它会引起“惊人的混乱”。(30)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表明了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不断完善。其历程就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为历史起点，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思路，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整体战略。这既是认识发展的过程，更是改革实践深化的过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十分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协同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共同推进改革和发展的整体合力。
科学发展观体现的系统意识，还要求立足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之需要，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社会需要理论和全面生产理论。马克思认为，需要是社会现实的人对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的社会需要是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丰富性的。从内容上看，人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从层次上看，人的需要可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虽然较低层次的需要是最基本的，但一经满足，便不再是驱动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因，必然让位于较高层次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必须发展全面性的社会生产。马克思将人类的生产活动视为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之外，还包括保证种族繁衍(包括健康和教育)的人类自身生产、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生产、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环境生产(人化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再生产。这几方面的生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科学发展观蕴含着的理论视野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时期，人民群众需要日益增长的全面性需要，只有用生产发展的全面性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鉴于此，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统筹兼顾的原则。它最初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关系的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和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要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实质就是统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使其各得其所，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我们在努力“五个统筹”时，要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将利益协调作为抓手，努力做到“和而不同”，即“和”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避免发生冲突；“和”而共生共荣，“不同”而相辅相成。
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其要义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双向良性互动：一方面全社会都要努力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要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来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和谐。实现这一任务，需要观念、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的创新。
要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传统的“社会-自然”观，习惯于只是一维地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忽视社会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简单地把自然界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是社会发展的外因。这是不全面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人类社会具有两维性，既是人与人的现实统一，又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认为社会是变动的，而自然界则是不变动的，这种传统观念产生于农业社会，它与工业社会以来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31) 自然环境通过对生产力的作用影响社会发展，它是一个可变的量。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居环境改变之大，以及产生生态恶化之严重；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环境问题之复杂，以及环境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之“瓶颈”，都是铁的证明。马克思曾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32)。
要把可持续发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到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认识。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古代原始时期，人与自然处于混沌不分、浑然一体的状态，还没有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在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形态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界的完全依赖，造成人们将自然界视为神灵而加以虔诚地崇拜和敬畏。代替“人的依赖关系”这一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科技的内在结合，使得人们疯狂地从一切方面探索、利用、征服、统治自然，企图使自然界完全成为服从于人类无限有用性的奴隶。这样取代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的是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统治。这就是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种基本形态。随着人类对自然采取征服和统治态度，全面意义上的生态问题越演越烈。由此，1987年世界环发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系统地论证“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1992年该组织在《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这样就逐步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人与自然第三种形态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更高级的形态，“和谐”“友好”既是对“崇拜”“敬畏”的否定，也是对“征服”“统治”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地扬弃，内含对先前两种形态积极成果的自觉保存。它吸取古代人类“崇拜”“敬畏”自然形态中之合理内核——尊重自然，去其神秘和不作为的消极性；它保留近代人类“征服”“统治”自然形态中之积极因素——改造自然，去其企图统治自然的狂妄性，真正做到“尊重”与“改造”的合理结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要树立人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这主要指：(1)全面认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避免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对待自然。西方学者罗尔斯指出，自然界存在着多达14种相互交叉的价值，如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消遣价值、历史价值、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等等。(33) 可持续发展要求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将自然界的多元价值相互综合，避免将人沦为单面的“经济动物”，从而防止和减少由于过度突出经济价值而产生的严重生态危机。这不仅要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2)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和资本，避免由于过分夸大其作用导致对自然界的破坏。1999年诺贝尔环境特别奖获得者赫尔曼·舍尔博士强调，人类的发展不可放弃自然法则优先于市场法则的原则。因为外部世界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基础。违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这就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将经济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相联系，杜绝对自然界的野蛮态度。(3)努力从可持续发展视野坚持以人为本，少做急功近利的蠢事。从哲学上思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将人和人类看作是未完成的、有待不断完善的社会存在者。所谓可持续的发展，就是着眼于这种“未确定性”，促使世代相继的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完善，防止中断或逆转这种发展。这就要有“类”意识，切实保护环境和资源，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要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党中央对全面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新要求。回顾我国建设历史，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提出“多快好省”的发展模式，“快”在前，“好”在后。自从上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后，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又快又好”，“快”仍然在“好”之前。强调“快”，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搞现代化建设，我国属于后发型、赶超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加快发展。这种快速度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变了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如同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一样，为了“快”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为了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大思路，把“好”置于首位，同时保持适度的“快”，努力做到“三个协调”：实现速度、质量、效益之间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协调。这种“又好又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的发展，是经济效益更加提高的发展，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更多实惠的发展，是减少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自觉的矛盾和改革意识
科学发展观体现执政党的一种精神境界，即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矛盾意识，勇于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决不回避和粉饰，努力增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矛盾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忧患意识的体现。忧患意识不满足于成绩和现状，或通过理性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或通过积极批评发现失误和不足，或从对事物的肯定中发现潜伏的矛盾和挑战，目的都是期冀推动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忧患意识体现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精神自觉，是对改造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重要精神动力。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 提出科学发展观，既是忧患意识的产物，又提供了破解时代和中国发展难题的大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破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要以改革为动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是更加自觉的改革意识。对于现在出现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罪于改革，要进行具体分析。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出路还是在于深化改革。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执政党在历史新时期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体现，是更加理性推进改革决心的体现。科学发展观既是改革的产物，更是对改革新高度的要求。一旦离开改革就无从谈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37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4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
⑩可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
(12)转引自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13)转引自王晓升：《现代化：发展与价值》，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1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1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6)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17)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79-80页。
(18)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W·博特金等：《回答未来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2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0-73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2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6年3月27日)。
(2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2年3月10日)。
(2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第2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31)《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9年，第170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页。
(33)参见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3-5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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