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字》即《方言》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字论文,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名著，考定《方言》的作者与写作年代，对确定《方言》反映哪一时期的方言现象与声韵现象无疑具有决定意义。但是自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中疑《方言》非扬雄所作，《方言》作者遂成一大悬案。逮至清虽有戴震作《方言疏证》，对刘歆、扬雄问答书有所考定，亦不足以摧破洪迈以来流行误说，今人对《方言》是否扬雄所作仍真伪莫辨。本文拟从考定《别字》即《方言》入手，证明《方言》实为扬雄著作。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中，有“《别字》十三篇”，未明著撰人，前人已有推测即为扬雄的《方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证其实出于雄，遂并为十三卷，以就其数，故卷减于昔欤？”问题的提出引人深思。以后钱大昕在《三史拾遗》中进一步推定说：“《别字》十三篇，即扬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或称《别字》，或称《方言》，皆省文。”谢启坤的《小学考》虽未遽定《别字》即《方言》，但他也明确把《别字》归于扬雄，云：“扬雄《别字》，《汉志》十三篇，佚。”诸家之说虽有不同，但把《方言》与《别字》联系起来，却是卓见。可惜因均为推测之辞，而无实据，亦无详考，故不为世人所从。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中驳云：
《别字》不著撰人，何由知其为雄作？后汉东平宪王苍有“别字”，惠栋《补注续汉志》曰：“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见《五行志》童谣）。《艺文志》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或曰：别字，辨俗字，尹敏曰‘谶书多近鄙别字’是也。未知孰是。”按：惠氏所解虽未证实，然亦足亦知“别字”为字书之属矣（《艺文志》小学十家皆字书之属）。若《方言》乃训诂之流，刘歆书云“属闻子云独杂集先代绝言，巽国殊语，以为十五卷”。雄还书自称“殊言十五卷”，其非“《别字》十三篇”明甚。
又在《汉书艺文志条理》有进一步的驳说：
《续五行志》卷一：“献帝践阼之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按：司马彪取董巴、应劭、谯周三家之说以为《五行志》，此事盖亦得之三家者，其言别字之体如此，惠氏取以证东王平“别字”，又证以《汉志》之《别字》，要以亭林氏所言为得其实。
姚氏此说影响极大，为后人所从。实际姚氏之说本自顾炎武与惠栋，而顾、惠对“别字”的解说显误。下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载《别字》十三篇，即今扬雄《方言》十三卷。
一、从《方言》中证《别字》即《方言》
《方言》一书本身已提供了《别字》即《方言》的内证。这里首先要破除上述顾炎武、惠栋、姚振宗等沿袭的错误说法，即对“别字”的理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后汉书·儒林传》：‘谶纬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字转。”顾氏引《儒林传》尹敏语为说，以为古所谓“别字”即白字，即误用他字为本字，也就是错别字。惠栋更进一步扩大引说到《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和《后汉书·五行志》，说：“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艺文志》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或曰：别字，辨俗字，尹敏曰‘谶书多近鄙别字’是也。未知孰是。”（《续汉志补注》）惠栋之说犹在两可之间，至姚振宗则明确说“要以顾氏所言为得其实”，认定《别字》“为字书之属”，断非扬雄《方言》。今按：顾氏“别字”为“白字”之说以今证古，实未有得。《说文解字》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篇二上）别实为八的后起字，古文又作。仌 ：“仌，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孝经说》曰：‘故曰上下有别。’”（篇二上）别字又作
：“，分解也。”（篇四下）可见“别”字的本义为分，“别字”者，就是分字，今所谓拆字也。《五行志》与《儒林传》所说的“别字”，都是指谶纬家的拆字游戏，不是指后世错别字的“白字”，与小学无关。谶，是“诡言隐语，预荆馋吉凶”，故常用含蓄诡谲的拆字、分字之法来预告灾祥祸福。在图谶纬候大与的西汉末和东汉一代，这种拆字之法广为流行，而且有定格共遵，这就是《后汉书·五行志》说的“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如王莽篡汉，好作图谶符命，便尤好用别字之法，《汉书·王莽传中》载莽曰：“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王莽传中》又载王莽始建国二年诛丰、寻事：“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字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光武中兴，谶记也有“卯金修德为天子”之语。后来公孙述在蜀汉称帝也用此法：“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后汉书·公孙述传》）在图谶纬候之书中确实大量存在这种附会捏造的“别字”。顾炎武所引《后汉书·儒林传》一段话，原本这样：“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原来事因光武要尹敏校图谶，尹敏见图谶中多拆字的预言隐语，才说“其中多近鄙别字”。后来他自己增入的“君无口”（尹），就是仿作的拆字谶语，即别字。王先谦《集解》于其下引何焯云：“如以刘为卯金刀，以泉货为白水真人，皆别字之徵也。”是很正确的。东汉图谶中的别字之法都是从上到下、左右离合的固定格式，《后汉书·五行志》所引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也是一种别字谶语，但因和传统流行的别字法不同，是由下而上，故志说“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东汉图谶纬候泛滥一时，纬为内学，经为外学，若说谶纬之书多有错别字、白字，汇编成书，这难道可能吗？足见顾、姚之说为误。
《汉书·艺文志》不收谶纬之书，刘歆哀帝时作《七略》，更不会把谶书录入小学家中（当时尚无谶书）。因此《汉志》中的“《别字》十三篇”与《后汉书》的《五行志》、《儒林传》所说的“别字”谶语，当是两回事，不得相混引证。那么，《汉志》“《别字》十三篇”的“别字”，又是不是顾炎武所说的“白字”（错别字）呢？更不可能！难道有谁会去收集十三篇之多的白字编成书吗？因此，“《别字》十三篇”的“别字”唯一的解释，就是指别国之语，地方语，即将同义的别国地方语收集到一起，加以比较识别，别字就是方言，《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的初名，这在《方言》中可以找到明证：“敦、丰、庞、
、怃、般、嘏、变、戎、京、奘、将，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或曰怃。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卷一）又说：
（卷一）这两段话至关重要。戴震《疏证》说：“《方言》此条自明作书之义，谓旧书所常记故俗之语，本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是以作《方言》以释之。”《方言》全书文字简约，独在这里叙说甚详，明是扬雄述其作书大旨，提挈全书。“别国不相往来之言”，就是指各国、各方的地方语、俗语，简称“别语”。秦汉时言、语义通，如《说文解字》中“方言”亦称“方语”。别言、别语即别字，在口头为别语，记录成文字，则为别字。事实上《方言》中所说的“别语”也正是一个一个的别字（方言字），是把一个一个的别字（方言字）排列到一起，在形式上十分象一般的字书。姚振宗说“《艺文志》小学类皆字书之属”是不对的，小学十家中有“《杜林苍颉故》一篇”，即《杜林苍颉训诂》，分明就是训诂之书。古人所谓“小学”本就包括字书和训诂之书，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说《别字》一定是字书，而不是训诂之书。由此可以清楚看到，在汉代“别字”只具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谶纬的拆字，一是指小学的方言字（别语）。“别字”作为“白字”（错别字）之义是还为后起的事情。至于“别字”作为拆字之义和作为方言字之义又何者为早，也是十分明显的：应该是先有方言字之义，后有拆字之义。因为作为拆字意义的别字是谶纬大起以后才出现的，“别字”一词作为拆字之义而出现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的尹敏，凡“别字”作为拆字之义而被使用的都在东汉时代（如《后汉书·儒林传》、《后汉书·五行志》等）。而“别字”一词作为方言字之义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使用了，西汉时代就已经有作为小学之书的《别字》一书出现，并入于刘向《别录》与班固《艺文志》，便是铁证。作为方言字意义的“别字”一词的使用，创始于扬雄和刘向。考之史籍，用“别”字来指称地域方国（“别国”），最早就是扬雄和刘向。刘向《战国策书录》说：“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方言》中也有“别国”的说法。这在扬雄、刘向之前绝无此用法，而在扬雄、刘向以后便开始流行，如班固《两都赋》：“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别国”、“别区”可以指不同的地方地区，“别语”、“别字”自然也就可以指不同地区的方言，而这种把“别”的概念用到小学上以指称方言字，也始于扬雄和刘向。《方言》一书最早使用了“别国之言”、“别语”来称方言、方言字，这是语言文字家扬雄的创造。“《别字》十三篇”本为刘向或刘歆所录（详下），而刘向对“别”字常有类似的独特用法，如他称自己的目录专著为《别录》（又称《别传》）。刘向在时，扬雄的《方言》才有梗概之法（到死也未全部完成），他这时自己还不会正式定书名。很可能是当时刘向急于入录，便根据其中“别国不相往来之言”、“别语”等说法，根据其书专收集别国方言字的特点，取书名为《别字》而入于《别录》。东汉以来谶纬大兴，拆字的别字日见流行，最初作为小学上用的方言字意义的别字（本来流传不广）便逐渐被湮没淘汰，反不为后人所知，为避免同谶纬拆字的别字相混，《别字》也就在这时改名为《方言》，这应是据书中“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不失其方……故为之作释”，改名《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留下了这一转变的痕迹。所以《别字》为《方言》的初名，还可由下面一个事实得到证明：“方言”一词起于许慎之时，扬雄时代还没有使用这个字眼。考《方言》中用以指称地方语和方言字的词，有如下六个：
1.别语。“皆古雅之别语也”。（卷一）2.鄙语。“效其鄙语曰薄努”。（卷一）按：“鄙”义非今所谓“卑鄙”之鄙义，本指边鄙，故郭注云：“鄙，边邑名。”《方言》中常以“鄙”标划地域范围，如曰“秦晋之北鄙”，“燕代之北鄙”等，故“鄙语”乃地方语之谓。3.转语。“
，火也，楚转语也”。（卷十）“皆楚转语也”。（卷十）4.代语。“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卷十）5.异语。“四方异语而通者”。（卷十一）6.俗语。“旧书雅记古俗语，不失其方。”（卷一）有如此六名而独无“方言”、“方语”之名。刘歆、扬雄问答二书也只有“异国殊语”、“绝言”、“异语”等，也无“方言”之名。“方言”之名，第一次见于《说文解字》：“涾，官溢也，今河朔方言谓沸溢为涾。”（篇十三上水部）“
，雨儿，方语也。”（篇十一下雨部）在许慎之前，所有史籍、字书中均无“方言”一词，可见使用“方言”一词始于许慎时代，是后起用语。扬雄、刘向之时自然不可能将书取名为《方言》。《别字》是《方言》的初名倒是合情合理，真实不伪；如原名为《方言》，反有极大作伪之嫌了。
扬雄的《方言》初名《别字》，还可以从当时出现同名仿作进一步得到证实。《后汉书·东平宪王传》载：“正月（苍）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奏章，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这里的“七言别字”，显然是仿扬雄“《别字》十三篇”的字书，不可能是谶纬别字。因为谶纬拆字有繁笔字、有简笔字，可以拆成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不等；有拆一字（如“刘”拆为卯金刀），有拆多字（如“公孙”拆为八厶子系）；加上每一拆字都有不同复杂的史实，因而不可能把所有拆字谶纬都整齐一律地用七字一句来概括。何况谶纬拆字本用来预言吉凶，在事后按七言编成书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所谓“七言别字”，应该是把同义的几个别国方言字排到一起组成七言口诀，以便讽诵记忆，这正是汉人字书常用的方法，如《凡将篇》、《急就篇》等均为七言口诀体。因此东平宪王苍的“七言别字”，是结合扬雄《别字》与传统字书体例写成的一部分方言俗语之书。苍有淮南王、梁孝王的好士风度，《东观汉记》本传载：“苍为骠骑将军，开东阁，延英雄，上书表荐桓虞等，虚己礼下。”班固也赞颂其“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后汉书·班固传》）以他这样一位好延揽四方名士的侯王，要命人收集方言别语而作“别字”，是完全有条件和这种雅兴的。又《东观汉记》本传载：“上（明帝）以所自作《光武帝本纪》示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以问校书郎此与谁等，皆言类扬雄、相如，前世史岑相比。”把扬雄放在相如前面尤显特别触目，显然意在特别表明苍作更与扬雄接近（不能模仿《赵充国颂》），可见他极爱模拟扬雄。其行事情性也极类扬雄，如明帝好巡守，“校猎河内，苍即上书谏”。（《后汉书》本传）所言所行与扬雄上《河东》、《羽猎》等赋相同。故他作“七言别字”，也是模仿扬雄的《别字》。这正好表明宪王苍作七言别字时扬雄的《别字》还没有改名《方言》，《别字》改名为《方言》就应在从宪王苍死后到许慎的二十来年中了。
二、从《汉书·艺文志》证《别字》即《方言》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载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为便于说明问题，先录如下：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八体六技。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训纂一篇。（扬雄作。）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别字十三篇”在扬雄“训纂一篇”之后，是承上而来，故不再明标撰人。“苍颉传一篇”也同此。所以班固增入“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时，没有放在“训纂一篇”之后，而却放在“苍颉传一篇”之后，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班固是以“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均归为扬雄作品。下面可以从《汉志》本身来进一步加以证明：
1.《汉志》凡同一个人的作品，都放在一起，无分隔开来、当中插入他人作品的情况，如：
（1）诗家 韩 内传四卷。 韩 外传六卷。（2）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3）阴阳家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按：《史记·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言天事，故曰‘谈天’。”又《文选·魏都赋》注引刘歆《七略》：“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是刘向、刘歆皆以“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为邹衍作品。（4）杂家 淮南内二十一篇。 （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按：《汉书·淮南王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又《汉书·刘向传》：“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即刘向）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又《汉书·刘德传》：“子向坐铸伪金当伏法。”是刘向、班固皆以淮南内中外书为刘安及其宾客作，而归之淮南王安。（5）历律 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6）医经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向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7）小学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
由上可以看出两点：（1）同一人的作品并放一起，不分开；（2）班固作注，对同一人的作品，只在第一作品下注撰人名，下面作品便略而不注。《汉志》和班固作注的体例如此，小学类不当有例外。在同一小学类中，班固所入的“杜林苍颉训纂”和“杜林苍颉故”，因为均杜林作，故放一起。那么同时入小学类的扬雄作品也应放一起，不应分开。所以“训纂一篇”与“扬雄苍颉训纂一篇”中间的“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应均为扬雄作品。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稍加说明：《艺文志》春秋类中有“左氏传三十卷”，下注“左丘明，鲁太师”。又有“国语二十一篇”，下注“左丘明著”，中间相隔十七家。原来《汉志》的书目编排次序本由刘歆（《七略》）所定，而小注则是班固所加。班固认为《左传》和《国语》均左丘明所作，见其《司马迁传赞》与《律历志》；然而刘向好《古梁》而非《左传》，刘歆好《左传》而贬《古梁》，两人都不以为《国语》是左丘明作。所以刘歆的《七略》把二书分开编排；班固《汉志》本于《七略》，原有书目次序一律不更动，而补写小注出以己见。
2.班固《汉志》本《七略》而有增移出入。志中凡有“出”、“入”的都是班固语。考班氏增入之处有七，与作者原作均不分置：（1）尚书《志》云：“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按：班固所入刘向《稽疑》一篇，已合并于第八“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中，不分置。（3）礼《志》云：“凡《礼》十三家， 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按：班固所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即入第十为“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原在杂家中。（3）儒家《志》云：“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按：班固所入扬雄之作即最末的“扬雄所序三十八篇”，下有小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然刘向《别录》实已录《太玄》，（详见拙作《太玄创作年代考》，载《历史研究》八一年五期。）班固只入《法言》、《乐》、《箴》，而与原有《太玄》放在一起，不分置。（4）杂家《志》云：“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按：姚振宗以为“入兵法”的“兵法”为书名，《汉书艺文志条理》云：“注云‘入兵法’者，以兵权谋家所注考之，则淮南书也。”此说非是。班固于“兵权谋”下云：“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鶡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此处乃是“省”，即省略删除九家之书，并非有“出”有“入”。且此处省九家之书，何以得知入杂家的“兵法”一定是“淮南书”？王先谦《补注》引陶宪曾说：“‘入兵法’上脱‘出蹴鞠’三字，惟兵技巧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而诸子家下亦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是蹴鞠正从此出而入兵法也。”此说为是。（5）赋《志》云：“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扬雄八篇。）”按：班固所入扬雄赋八，即合并于第十七“扬雄赋十二”之中，盖《七略》原收扬雄赋四篇。 （6）兵技巧《志》云：“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按：班固所入《蹴鞠》，即置于最末的“蹴鞠二十五篇。”（7）小学《志》云：“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 杜林二家三篇。）”按：班固所入三篇，即“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有本作“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乃刻误。《志》云：“总曰：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入三家即刘向、扬雄、杜林，五十篇即尚书家刘向一篇，小学家扬雄、杜林三篇，儒家扬雄三十八篇，诗赋扬雄八篇，正合三家五十篇之数。姚振宗以为小学中扬雄“训纂一篇”也为班固所入，应是三家五十一篇，其说曰：“此三篇（指“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当为四篇，刻书者以最后三条明著扬雄、杜林字，以为即此二家三篇，因妄改为三，而不知其前尚有扬雄‘训纂一篇’也。”（《汉书艺文志条理》）此纯臆说，实不信刘歆作《七略》会录入扬雄作品所致。若依姚氏此说，则“训纂一篇”下的“别字十三篇”与“苍颉传一篇”就更可证明为扬雄作品无疑。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凡班固增入之篇，皆合并入同一作者作品之中，或并放在一起，无有相分开的：入刘向《稽疑》，合并于《刘向五行传记》中；入扬雄八赋，与原四赋合并；入扬雄《法言》、《乐》、《箴》，与原来《太玄》并放一起；入《杜林苍颉训纂》与《杜林苍颉故》，并放一起。由此可以推断，班固入《扬雄苍颉训纂》也不应与扬雄的作品分隔开来放。必是班固承刘歆《七略》知“别字十三篇”与“苍颉传一篇”为扬雄作品，他才把“扬雄苍颉训纂一篇”增入时放在“苍颉传一篇”后面。
3.从《汉志》统计家数和篇数看，班固的方法比较自由。姚振宗说：“小学十家，并此二家（按：指“别字十三篇”一家与“苍颉传一篇”一家）方如其数，若实为扬雄书，则止于八家，此尤显见者。”（《汉书艺文志条理》）此说亦非。班固算家数之法，初看无规律可寻，细考却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书”为单位计算，一本著作即为一家，同一作家有几本书，就算几家。如阴阳家中，同是邹衍作品，“邹子四十九篇”为一家，“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又为一家，故一起共二十一家。杂家中，同是刘安作品，“淮南内二十一篇”为一家，“淮南外三十三篇”又为一家，故一起共二十家等，都不因两书为同一作者而只算一家，姚振宗忽视了这一事实。二是以“人”为单位计算，一个作家即为一家，同一作家不论几种书，都算一家。如诗类中，“韩内传四卷”与“韩外传六卷”均韩婴作，只算一家。（按：《汉志》算家法实际比上面所述还为复杂）班固在小学类中即以“人”为单位来计算家数的：“史籀十五篇”一家；“八体六技”一家；“苍颉一篇”，李斯、赵高、胡母敬三人作品合集，为三家；“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一家；“急就篇”，史游一家；“元尚一篇”，李长一家；“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扬雄一家；“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杜林一家，合起来正共十家。如按姚氏的说法，“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均非扬雄所作，而是另外两个无名氏作者的作品，那么算下来就变成十二家，不合十家之数；况且，整部《艺文志》中也绝无把隔开来的书合算成一家的例子。姚说之误自不待辨。
4.下面再来看“苍颉传一篇”究竟是不是扬雄的作品，这是问题的一大关键。谢启坤《小学考》已提到“苍颉传一篇”为扬雄所作，但未有说，纯系推测。事实上，对扬雄的“训纂篇”、“苍颉训纂一篇”、“苍颉传一篇”究竟各是怎样的作品，三本书有什么区别等等，向来人们都没有弄清楚；而一旦把这些弄清楚，“苍颉传一篇”为扬雄作品便是确鉴无疑的事实了。什么叫做“训纂”？扬雄的“训纂篇”与“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有什么不同？只要把下面四则重要材料加以对照便可一目了然：《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诂》，并列焉。”《说文解字叙》：“孝平皇帝时，徵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苍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汉书·扬雄传》：“史莫善于《苍颉》，作《训纂》。”《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
根据这四条材料可以明确两点：（1）扬雄的“训纂”， 并不是注解《苍颉》，而是顺续编纂《苍颉》，这是汉人编字书的通常方法。《汉志》分明说他“顺续《苍颉》”，不说他注解《苍颉》，这已把“训纂”的含意说得清清楚楚。“训”本来具有“顺”义，如《尚书·康王之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扬雄也常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训”字，如《法言·问神》：“事得其序之谓训。”《注》云：“顺其理也。”扬雄的“训纂”就是按顺序补续编纂《苍颉》，“训纂”就是顺纂，用现代话说，就是补编字典，一是收集原《苍颉》中没有的新字，编成四字一句、隔句押韵的句式（为便诵读记忆）增补进去；二是剔除了原《苍颉》中的重复字，编纂成八十九章。一共增补了二千零四十字，王国维在《重辑苍颉篇》中有考。可见扬雄的“训纂”之作只是增补《苍颉》的字数，并不是为《苍颉》作注解训诂。如杜林作《苍颉训纂》之外，另又作《苍颉训诂》（即《杜林苍颉故》），便是铁证。前引《汉志》中说《苍颉》虽有训纂之作，收字完备，但却不能“正读”，又得由杜林另外再作《苍颉训诂》以正读注解，也充分说明了这点。以后凡仿效扬雄而作“训纂”的，如班固、贾鲂等，都只是续补字数而不作注解，也可以证明这点。（班固训纂顺续十三章，贾鲂训纂顺续二十一章，而后世绝无引徵班固、贾鲂注解《苍颉》之说者，足证班、贾之训纂亦无注解。）（2）扬雄实际曾两次顺续《苍颉》：一次是成帝年间以“奇字”增补《苍颉》，这就是刘勰说的“扬雄”以奇字纂训”和《扬雄传》说的“史莫善于《苍颉》，作《训纂》”。这部作品就是《艺文志》中著录的“训纂一篇”。一次是平帝年间以“有用者”增补《苍颉》，事详载于《艺文志》、《说文解字叙》中。这部作品就是《艺文志》中著录的“扬雄苍颉训纂一篇”。“奇字”与“有用者”是不同的，本传记载刘棻跟扬雄学奇字，奇字是扬雄自己收集的古字僻字；而“有用者”却是朝廷徵数千天下通小学者记录成文、由扬雄选出来的。后来的人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以至始终弄不清为何《艺文志》中既有“训纂一篇”又有“扬雄苍颉训纂一篇”了。
扬雄的两篇“训纂”既然只是顺续《苍颉》，不为《苍颉》作注，而是为《苍颉》增补新字，所以后来合并为一。这是一种纯粹的字书，以四言句形式汇编了当时使用的全部汉字，类似于后世的《千字文》，王国维在《重辑苍颉篇序》中就明确提到了这点。《训纂》本意在模拟《苍颉》，（见《扬雄传赞》），不会有注解，然而奇怪的是，后人却多有引用扬雄注解《苍颉》的文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引徵有扬雄注《苍颉》之说共十一条：
。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引扬雄这些《苍颉》训诂注说，是把它们同杜林的《苍颉训诂》（即“杜林苍颉故一篇”）并提的。那么这些《苍颉》注说又是出自扬雄的哪一部书呢？——不可能有其他书，而只能就是“苍颉传一篇”了。“传”，是注解的意思，《苍颉传》是注解《苍颉》的训诂之书。杜林作了一部《苍颉故》的训诂之书，以同其没有训诂的《苍颉训纂》相配；扬雄也作了一部《苍颉传》的训诂之书，以同其没有训诂的《苍颉训纂》相配。许慎所引扬雄之说，无疑正出自这部《苍颉传》。《汉书》本传说弟子侯芭等俱从扬雄学，估计扬雄的“苍颉传一篇”就是他向刘棻、侯芭诸弟子传授《苍颉》所编的课本。
“苍颉传一篇”可以确考为扬雄作品，则“别字十三篇”也为扬雄作品，《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也就毫无疑问了。
三、从对《汉书》到《风俗通义》的综合考察中看《别字》即《方言》
探明《别字》十三篇到《方言》十三卷的演变过程，更可以进一步证明《别字》实即《方言》，为扬雄所作。凡是断定《方言》非扬雄作的主要根据，无非是《汉书》、扬雄本人和后来桓谭、王充、许慎等人均未提及《方言》，甚至由此更进一步推定刘歆、扬雄答问书为伪作。洪迈首发此说曰：“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辞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赋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按：此说大误），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按：此说亦非），儒家有雄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容齐随笔》卷十五）这一说法长期以来被人信从，实际充满错误。前面所考已回答了这一疑问。扬雄自序，并没有将他生平著作全部录出；班固作《艺文志》，也没有将扬雄全部著作录收。有些作品班固明知是扬雄作品，而却不入《艺文志》，如《赵充国颂》、《元后诔》、《上书谏勿许单于朝》，都昭昭载在《汉书》各传，班固均不入于《志》；扬雄自序也不提及。又《后汉书·班固传》说：“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可见班固明知《剧秦美新》为雄作品，但也不入于《志》，本传也不提及。又桓谭《新论》评述扬雄受其影响，弃盖天说而信浑天说，作《难盖天八事》（文见《隋书·经籍志》），扬雄本人与班固均未提及。至于王充说扬雄作《续太史公书》（《论衡·须颂》，充与班固同时），王逸说扬雄作《天问解》（《楚辞章句·天问叙》），都属可信，而扬雄本人与班固也均未提及。班固在《扬雄传赞》中所列只是说扬雄善于仿经、仿古人作书，故所举均是他所认为的仿作，而其他书（包括《方言》）不是仿作就不列举，是十分自然的事。事实上扬雄（《答刘歆书》）、班固（《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等人都是提到了《方言》的，所谓“不提”完全不符事实。至于《方言》在扬雄死后的一段时间少为人提及，是有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扬雄生前未能全部完成《方言》，也未能给自己的书正式定名。考今《方言》最后十二、十三卷不同于以前各卷，尤为简略，几类字书，正是扬雄生前未能完成此书的证明。扬雄作《方言》的方法，是分条列出雅诂，然后收集各地方言，不断增补充实。今《方言》最后十二、十三卷各条有雅诂而无方言，与前十一卷明显大异。可见扬雄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收齐各地方言。就全书看，还是一部较散乱的草稿，未来得及整齐体例。所以扬雄晚年序定自己著述，未曾提及。扬雄序定自己三十八篇作品的时间，可由《法言》的成书年代推知。按《法言·重黎》有云：“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仇（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所谓黄帝“托”者，显讥始建国元年王莽自托为黄帝之后而言。《法言》此处言“近羲、近和”，是明分“羲”与“和”为二官，按羲和分为二官而各有执掌，是在天凤元年。《王莽传》云：“（天凤元年）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颜注：“特为治此官。”天凤六年，“太传羲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地皇二年，“遣太师羲仲景尚将兵击青徐，国师和仲曹放击句町”。可见王莽确在天凤元年分设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官，各属太师、太傅、国师、国将四辅。王莽以四辅分主四方（四岳），《王莽传》云：“东岳太师，典制时雨；南岳太傅，典制时奥；西岳国师，典制时阳；北岳国将，典制时寒。”“东岳太师，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部；北岳国将，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全仿《尧典》羲和分掌四方四时故事。《尧典》孔《疏》云：“颛顼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尧命羲和。”则羲和职掌本承重黎而来，重为南正，黎为北正。（《史记·自序》：“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因此扬雄就王莽的“今僚”而言，说“羲近重，和近黎”了。由此可以肯定扬雄是指天凤元年以后王莽分立的羲和之官而言，则《法言》应成书于天凤元年以后，那么扬雄序定三十八篇还要更晚些。扬雄死于天凤五年，序定三十八篇已在其死前不久，不及《方言》，正表明序定时《方言》尚未完稿。今《汉书》中的《扬雄传》，原即扬雄所作自序，班固赞曰：“雄自序云尔”，师古注：“自《法言》目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五对此有详说）。这篇自序（《扬雄传》）就应是扬雄序定三十八篇时所作，历来人们奇怪其中未提及《方言》，这一谜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些事实同刘歆、扬雄二书所述完全吻合。答歆书中扬雄自言“为郎之岁”收集异语，“二十七岁于今矣”。据本传，扬雄为郎在元延二年，下推二十七岁，已在天凤四年，可见答歆书写于他死前不久，而他断然不肯将《方言》给刘歆，原因一则是对王莽反感，不肯从命；二则也是《方言》未完稿，故说：“而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惟执事图之，长监于规绣之，就死以为小，雄敢行之。”《古文苑》章樵注此云：“言当长以所规为监，得辑成其书，以死为轻。”意思大致是正确的。
由此看来，刘歆、扬雄二书断非伪作。洪迈而下，疑此二书为伪的主要理由无非三点：一是开首有五十二字，说“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在年代上不符；二是书中有“严君平”，避明帝讳；三是二书最早见于郭璞《方言注》。第一点，戴震已有考说，前五十二字不是刘歆书正文，而是不明事实的后人妄加的缘起，此一望可知。刘歆书中屡言“先君”：“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会成帝未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克识先君雅训”。“先君”，亡父之称，非对生者之谓。刘向卒于哀帝初，只此之称已可知刘歆作书非在成帝之时，作伪者岂能拙劣到如此无知的地步吗！避讳本古人常识，不用说歆、雄二书，其他所有著作在明帝时流布传抄中都会有可能因避讳而被改字，怎么能根据这一点来判定著作的真伪呢？洪迈据歆、雄书中避明帝讳而证明其伪，这在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王利器先生在关于严君平的考证文章中指出，东汉明帝时避讳较严，明帝以后并不严。我们恰可以从刘歆、扬雄二书中避明帝讳这一事实有力证明，此二书至少在明帝时已经存在。此刘、扬二书虽然最早见载于郭璞《方言注》，但实际早已流传，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说全本于扬雄答歆书。应劭著述活动主要在灵、少、献帝时，可见至少在灵、献之前，刘、扬二书已流传。又“方言”一词是在许慎时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见前考），如果刘、扬二书是在“方言”一词已经流行、扬雄书已改名《方言》以后才伪造出现的，则二书中就一定会出现“方言”一语，这样才同书名《方言》对头，不露作伪之迹。但是实际上刘歆书中只说“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殊语”，扬雄书中也只说“殊言”、“异语”、“异俗之语”，偏偏没有用“方言”一词。可见这二书应在“方言”一词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了。按许慎作《说文解字》始于永元十二年，上距班固永元四年卒不过八年，其收集方言材料作准备应更在永元十二年以前，这恰又同根据避讳改字而推定刘扬二书在明帝时已存在，在时间上相接吻合。
明帝之时，汉室再造，天下为刘氏天下的正观念经莽新作乱之后，正是强烈之时，视王莽为元恶大奸，刘歆为附逆小人，是绝不可能有人在这时伪造刘歆之书自取其祸的。何况在经学独尊时代，方言俗语鄙字俚词不登大雅之堂，不为以经术干禄求利的经师儒生所好，也没有专在这方面伪造刘扬二书的雅兴。从刘扬二书避明帝讳倒恰好表明一个事实：刘扬二书是在明帝时被人发现，开始传抄流布。按扬雄死于天凤五年，暮年“人希至其门”，“家素贫”，杜门过枯寂生活。二子早亡，桓谭《新论》说：“（雄）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史不载扬雄另有子，据《子云家牒》：“天凤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君桓君山，平陵如子礼，弟子钜鹿侯芭共为治丧，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会送。桓君山为敛赙，起祠茔，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可见扬雄无后，其死后作品散乱，应皆入于中秘（包括未完成的《别字》）。而刘歆到更始元年亦死，因谋乱被诛，死后籍没，生平所著所藏亦必均入于中秘。王莽杀刘歆又秘其事，《王莽传》云：“刘歆、王涉皆自杀。莽以二人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所以即使扬雄死后《别字》等散稿为刘歆所得，这时也同刘歆所有书籍一起悄悄入于中秘，无人问津。加上刘歆死时天下早乱，同年王莽事败被杀，继之以连年战乱兵燹，汉室中秘之书荡然残落。更始二年，“赤眉军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朝圆陵皆发掘”。（《王莽传》）故《后汉书·儒林传》说：“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光武时天下虽平，“光武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求阙文，补缀漏逸”。（《儒林传》）然而究属天下甫定，无暇顾及整理中秘图籍。直到明帝，文化学术一时大盛，正如《儒林传》所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中秘图籍到这时才第一次得到全面整理，其重大成果标志就是班固的《艺文志》。班固被诏典校中秘，使他得以潜思二十余年而成《汉书》，尽窥中秘之书，久湮没尘封的刘扬二书、《别字》十三篇等经过他手，才从中秘传抄出来。班固之父班彪本和扬雄熟识，《汉书·叙传》说：“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固对扬雄的著述也很熟悉，在校中秘时对扬雄的书稿也就最注意。因刘扬二书属于私扎之文，班固故不著录于《艺文志》，但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君平卜筮成都市……扬雄少时从游，已而仕京师，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就是本于扬雄答刘歆书中所说：“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可见班固是见到过刘扬二书的，这时离刘歆死不过三十来年，离扬雄死不过四十来年。刘扬二书避明帝讳，宪王苍恰在明帝时作“七言别字”，都反成了刘扬二书与《别字》一起在这时从中秘传抄流传于世的最好证明了。
总之，从各方面分析，刘扬二书绝非伪作。刘扬二书真实可信，更成为《别字》即《方言》、为扬雄作品的铁证，由此可以大致推出《别字》十三篇演变为《方言》十三卷的全过程。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难题：《别字》十三篇既非班固所入，作为扬雄著作，又是谁入？姚振宗即根据《七略》成于哀帝之时，不可能录哀帝以后人的作品，推定《别字》十三篇非扬雄作，甚至把扬雄“训纂一篇”也武断为班固所入，擅自将“二家三篇”改为“二家四篇”，可以说是误上加误。事实是“训纂一篇”为成帝时作（见前考），姚氏把它同平帝年间作的“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混为一谈。至于《别字》十三篇不仅可以是刘歆作《七略》时所入，而且更可以是刘向作《别录》时所入。按隋萧该《汉书音义》引刘向《别录》云：“扬雄经目，有玄首、玄冲、玄测、玄舒、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玄问，合十二篇。”可见刘向《别录》已入扬雄之作，又何论刘歆《七略》（详参拙作《太玄创作年代考》）。扬雄《方言》承自于严君平、林闾翁孺，继续收集增益，从元延元年为郎后，便“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交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其时刘向正作《别录》，当然会知道这事。刘歆书中也说先君刘向数言于成帝，应收集殊言别语。扬雄答书也说：“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数岁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此数者，皆都水君（刘向）尝见也。”扬雄是因刘歆问及殊言十五卷才谈及往事的，这里说的“此数者”显然包括他收集增作殊言一事。扬雄承君平千言之文和林闾翁孺梗概之法，经多年收集整理，在成帝末已草创成别字十三篇要目，故被刘向所取，同十二篇经目的《太玄》一起入录，遂为后来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所本。刘歆书中就提到这个要目说：“因从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无见文者。”郝隆有的要目应是扬雄给他的，因有目无文，所以刘歆转向扬雄求其“最目”，径直索要殊语十五卷了。
当然，也不排斥《别字》十三篇有可能是刘歆作《七略》时所入。扬雄同王莽、刘歆都曾给事黄门，多有交往，刘歆对扬雄作《别字》的情况十分清楚。扬雄答刘歆书中提到张竦对他的《别字》“有以奇之”，“属雄以此篇目烦示其成者”。张竦是张敞之孙，尤精于小学，又极喜文彩，是著名小学大师杜林的外家，杜林曾从张竦受学。而这个张竦就曾同刘崇巧上奏而被王莽封为“淑德侯”，长安谣传“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王莽传》）他确实同刘歆关系密切，刘歆就是从他那里看到了《别字》部分已完成的草稿。故扬雄书中说：“又勅以殊语十五卷，君何由知之？”他可以在哀帝年间作《七略》时据刘向《别录》将《别字》入录，也可以在哀帝以后得见《别字》部分完稿，补录入《七略》，也可以在扬雄死后得到《别字》散稿，再补录进《七略》。姚振宗等人断然认为《七略》不入哀帝以后之书是完全错误的。如《七略》有云：“《子云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又云：“扬雄卒，侯巴负土作坟，号曰‘玄冢’。”（《文选·刘先生夫人墓志》注）扬雄卒于天凤五年，《家牒》为雄死后弟子侯巴等撰，可见《七略》中有刘歆在天凤五年后增入的内容。又《艺文志》小学类有“八体六技”，班固未云增入，当是《七略》原有。“六技”即“六书”，是莽新时改定，《说文解字叙》说：“及莽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又《七略》引桓谭的《琴道》（见《文选·琴赋》注），《琴道》写作甚晚，也是刘歆后来增入。
比较起来，《别字》十三篇先由刘向于成帝末年入于《别录》是可以肯定的。其时别语殊言收集不多，故只有十三篇，多有目无文，有雅诂而缺方言，所以刘向也只据要目入录。但到天凤四、五年间扬雄死前，别字殊语已收集甚富，迥异于草创规模，故扬雄书中称“殊言十五卷”，刘歆书中也说“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但终究他看到的也只是《别字》的部分完稿或未明标卷数的散稿，所以《七略》依旧沿袭其父《别录》所定，录为“别字十三篇”，为班固《艺文志》所承用。到明帝时，刘歆扬雄二书传抄流行，其中说《别字》是十五卷而不是十三篇，便引起人们注意。在许慎之时“方言”一词兴起，书名《别字》也就改名《方言》，以同谶纬家的“别字”区别开来。故应劭作《风俗通义》与《汉书集解》，魏孙炎注《尔雅》，吴薛综述《二京解》，晋杜预注《左传》，刘逵注《三都赋》，都称其书名为《方言》，而晋郭璞注《方言》，也就根据刘歆、扬雄二书定《方言》为十五卷。但据《隋书·经籍志》有“方言十三卷”，又表明在晋郭璞到隋代之间，《方言》十五卷又被人改定为十三卷，这是因为其时《别录》、《七略》尚在，从中可以知道《别字》即《方言》，故据其篇数将十五卷改定为十三卷（否则何以恰好改为十三卷之数便不可理解），以合书目所录。到南宋洪迈之时，《别录》、《七略》俱佚，人们不知《别字》为何物，《方言》同《别字》的关系不可得知，于是便有怀疑《方言》非扬雄著作等说兴起了（否则怀疑《方言》为伪书之说何以恰在《别录》、《七略》亡佚之后出现也无法理解）。《别录》、《七略》倘是流传到今，《方言》的真伪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
综上所考，可把《方言》一书流变的全过程概括如下：（1）严君平：才有千言。（2）林闾翁孺：具梗概之法。（3）扬雄于成帝间草创成《别字》十三篇，由刘向入《别录》，刘歆入《七略》。（4）扬雄死前，已增益为《别字》十五卷。（5）明帝时《别字》传抄流布， 但因是未完成的散稿，班固《艺文志》仍全袭《别录》、《七略》不变。（6）许慎时开始使用“方言”一词，《别字》改名《方言》， 有字九千，以免同谶纬家的“别字”相混。（7）晋郭璞据刘、扬二书， 定《方言》为十五卷，并附二书于注后。（8）由晋至隋，据《别录》、 《七略》、《艺文志》，《方言》改定为十三卷，即今所见之本。
明确《别字》到《方言》的演变过程，所谓应劭之前无一人提及《方言》的说法就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了。即以许慎而言，他没有明说扬雄作《方言》，但《说文解字》引同今《方言》的有六十余条，证明确有其书存在。所以不明书名，不说为扬雄所作，这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体例有关。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壁垒严明，说经守师法家法，《方言》一书收集俗语俚字，经师儒生视为不登大雅之堂，摈于经学圣殿之外，除为好奇之人（如王莽）和通人（如刘向父子、应劭）搜求注意，尚不为世人所重，更不为经师所称道徵引。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许慎也不免受这风气的影响，而他作《说文解字》能引方言，已是难能可贵。考《说文解字》引俗语方言共一百七十余条（详见马宗霍《说文所引方言考》），只有六十余条同于今《方言》，可见当时另还有类似扬雄《方言》的方言俗语之书，而许慎加以引用时，均不提及书名及作者，这无疑正是许慎引称方言俗语之书的通例，不能以此来证明许慎不以《方言》为扬雄的著作。在经学笼罩下，东汉人都称道扬雄的拟经之书如《太玄》、《法言》，而轻视不提他的《方言》。甚至如政论家王充，也是独尊扬雄《太玄》、《法言》两部造经之书，一再说：“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齐世》）“阳成子长作《孝经》，扬子云作《太玄经》……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超奇》）《方言》非造经之书，自然不提及了。要到东汉末经学走向没落，今古文经学之争停息，《方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于是就出现在应劭等通人的笔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