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派论文,积极作用论文,地方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势力一道，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关键词】地方实力派 抗日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地方实力派指南京政府所属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以外的地方军队和地方军事集团。大体包括两种力量：一为掌握一部分地方政权，即“有地盘的实力派”；二为“无地盘的杂牌军”。[①]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地方实力派有抗日的要求；同时为了对抗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政策和损人利己政策，他们又有联合中共和民主势力的趋向。因此，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它不仅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第一线的对日作战，而且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全民族的抗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
地方实力派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比较活跃的抗日力量，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地方实力派就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行力量。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几乎全部投到了“围剿”红军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上，而中共领导的红军等主要武装力量也因被迫进行反“围剿”而未能对日抗战。当时参加局部抗日斗争的除少数自发群众外，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军队中的地方实力派。著名的有黑龙江马占山领导的嫩江桥抗战，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进行的“一·二八”上海抗战，宋哲元部下进行的长城抗战，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行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突出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强烈愿望，是阻止和延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吞并中国计划实现的重要力量之一。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参加抗日的武装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名义上归国民政府领导，但实际上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主要在敌后战场，是敌后抗日的主力，也是中国抗日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包括蒋介石集团的嫡系武装和地方实力派军队，主要在正面战场作战。在正面战场，蒋介石集团的嫡系部队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地方实力派的作用不可忽视。
八年抗战时期，参加抗日作战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主要有：原西北军系统的宋哲元、孙连仲等部；原东北军系统的刘多荃、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吴克仁等部；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所属的杨爱源、傅作义等部；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所属的李品仙、夏威、廖磊、周祖晃、韦云淞、何宣、覃连芳等部；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卢汉所属孙渡、张冲等部；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所属唐式遵、潘文华、孙震、邓锡侯、李宝钰、廖震、许绍宗、王陵基、夏首勋、杨森、郭汝栋、范绍增等部；以及广东、宁夏、青海地方实力派和杨虎城旧部，等等。他们不仅参加了自“七·七”事变爆发后几乎所有正面战场的重要会战，而且在许多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举几个例子：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单独担负了华北平津抗战的全部重任。蒋介石给予他们高度评价：“二十九军在平津一战所表现的壮烈牺牲的精神，和卫国抗战的忠勇，实在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军人。”[①]
台儿庄大捷，是参战的广西、四川和西北军系统的地方实力派以及中央军汤恩伯部的共同奋战的结果，但“西北军系统的地方实力派担任阻击和主阵地防守，任务最重，牺牲最多，贡献也最大”；[②]另外，“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③]
忻口会战中，参战的总共六个集团军中有四个是地方实力派军队，其中晋绥地方实力派的两个集团军所起作用最大。任弼时后来回忆说：“我们对于崞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精神是非常钦佩的。由于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前进，使增援的生力军得有充裕的时间集结于忻口，使忻口后来能够坚持将近一个月的抗战。”[④]
著名的随枣会战中，参战部队主要是广西、四川、西北军系统的地方实力派军队，特别是张自忠所率三十三集团军担任攻击主力，给日军以重创，张自忠也因此晋升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卢汉所部第一集团军是参战主力之一，他们在赣北抗击日军，“阻止了四万多日军窜犯湘北、长驱南进的行动”，“为第一次长沙大捷作出突出贡献。”[⑤]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还需指出的是，正面战场上，地方实力派的广大官兵始终奋战在抗日第一线，“拉头揽，打先锋”[⑥]，无役不从，此非蒋介石嫡系军队所能比。王平在《抗战八年》中写道：“淞沪一战，中央军损失过大。于是，以后的各次战役，各战线的作战任务，便大半落在地方军的肩上，这种现象，几乎维持到抗战胜利为止”。[⑦]
八年抗战中，地方实力派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据何应钦统计，仅川军将士在战场上就阵亡26万余人，负伤35万余人，失踪2万余人，共计64万余人，约占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三。[⑧]另外，云南“伤亡官兵约十余万人”[⑨]，广西“牺牲了的将士，亦在比例上最多”[⑩]。高级将领殉国者，地方实力派占着明显的多数。张自忠、李家钰、吴克仁、赵登禹、佟麟阁、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钟毅、阚维雍、周元、刘桂吾、姜玉贞等，都出自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向来以地盘、军队为重，但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本着“全民族的生存高于一切，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①①]敦促和呼吁中央政府抗战，并把自己的军队和地方的财力、物力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投入抗日战场，有的远离自己的地盘到最前线去，有的还不顾蒋介石集团的借刀杀人，艰难地战斗在抗日的第一线。
不仅如此，在领导和指挥抗战方面，地方实力派也大有人在。八年抗战中，担任战区正副司令长官的地方实力派将领有冯玉祥、程潜、李宗仁、傅作义等30余人。其中李宗仁、孙连仲、冯治安等人参加指挥的战役较多，取得的胜利也更引人瞩目，前文所提到的台儿庄大捷就是代表性的一例。在战略战术方面，地方实力派也有所贡献。如：白崇禧提出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即“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被蒋介石采纳，作为政府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术上，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等反对机械的阵地战，主张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配合，傅作义在绥远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国民政府军队中进行游击战最著名的例子。
当然，地方实力派中也不乏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之辈，如韩复榘、石友三、庞炳勋、孙殿英、吴澄流等，他们的行为严重危害了民族抗战，成了民族的罪人。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他们的叛国投敌和贪生怕死，并不能掩没整个地方实力派的大多数积极抗战的历史功绩。
2
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和损人利己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和中间民主势力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联合，这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全民族的抗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得以实现。但是，蒋介石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其反共政策，也未从根本上放弃其一贯的消灭异己政策，并企图通过抗日来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和地方实力派。因此，从维护自身的生存出发，地方实力派和中共在反蒋方面有共同点，双方有互相依存的一面，有相互合作的要求。同时，地方实力派内部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抗日民主浪潮日益高涨之时，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变化，有的倾向民主，有的甚至成为民主派。例如桂系内部就出现了李任仁、陈劭先为首的民主派。在抵制蒋介石独裁专制压迫的时候，一些地方实力派有不同程度的民主和自治要求。李宗仁说：“在政治行政上，我们反对独裁，并且认为民主政体——不是独裁制——是政治上的大道。”[①②]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在政治态度上和中共、中间民主力量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有联合中共、中间民主力量的要求。由此种种，地方实力派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和消灭异己政策，另一方面对中共和中间民主力量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积极谋求联合。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得到了中共和中间民主力量的欢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在抗日民主这一大背景下，地方实力派与中共、中间民主力量的联合，有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进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联合中共和中间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实力派大力鼓吹民主，反对独裁，抨击蒋介石政府的黑暗，与中共、中间民主力量的抗日民主要求相呼应。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川康实力派，他们拥有自己的舆论和宣传阵地《新蜀报》、《华西日报》等。1940年4月，《新蜀报》提出：“应迅速实施宪政，建设民主政治”。[①③]8月，《华西日报》也尖锐指出：“抗战虽已三年，但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太不够，这是全国同胞最焦心苦闷的根本所在”[①④]。另据《华商报》载，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曾亲自向蒋介石提出：“‘五五宪草’就是集权政治，应该废除，另制人民宪法”。[①⑤]龙云后来对人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①⑥]
第二，地主实力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联合。1938年11月，桂系协助共产党设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不久，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白崇禧“表示支持，并答应资助复刊经费”。[①⑦]阎锡山采纳共产党的建议，于1937年8月底在太原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参加抗战，以靠近共产党的续范亭为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南汉宸、程子华担任重要工作。[①⑧]阎锡山还请周恩来写第二战区作战计划，通令全军学习八路军的办法。1937年10月，新疆盛世才帮助共产党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与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接收大批共产党干部到新疆工作。川滇康地方实力派与共产党的联合更进一步，他们与共产党都有电台联系，已“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①⑨]
第三，地方实力派积极联络民主势力，并对抗日民主运动予以一定支持和保护，从而配合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和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桂系为了壮大自己势力联合民主力量，延揽了大批进步人士。桂系在安徽也联合民主力量。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中安排了著名进步人士，并直接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其政府。川滇康地方实力派与西南的民主势力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民盟的建立和发展，川滇康地方实力派在经济政治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潘文华一次就给予30万元的经费。[②⑩]龙云在云南也协助民盟建立起第一个地方组织。1940年5月，广西宪政促进会在桂林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宣言。其内容主要是，要求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反对特务政治；实行中央与地方均权。[②①]此宣言经白崇禧修改和许可，在《广西日报》和《建设研究》上公开发表，并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转载，中外瞩目，它对蒋介石利用“五五宪草”推行独裁制“给予了一定的打击”。[②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和大批民主人士因缺少交通工具，无法及时撤退，而孔祥熙之女竟占用飞机舱位把洋狗也运回重庆。昆明大中学校师生对此极为愤慨，要示威游行，声讨孔祥熙。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反对，并要求龙云出面制止，龙云当即表示：“不要阻止学生游行，如果顾虑到秩序发生问题，由云南地方军警沿途防范。”[②③]昆明大中学校3000人参加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孔祥熙”，“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这一运动打破了自皖南事变以来国统区民主运动沉寂的局面。
上述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的斗争，联合中共和中间民主势力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力量，配合了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配合了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民主势力掀起的抗日民主宪政运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当然，应该指出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和损人利己政策的斗争，联合中共和中间民主势力的活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实行的联合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共进行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要维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要维护全面族抗战的局面，是要争取到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立足点在抗日、在于民族的利益。地方实力派则不同，尽管它也有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一面，也有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抗战的一面，但其反蒋、联共、联合民主势力最主要的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这是由其地方实力派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李宗仁说得明白：广西要“维持半独立的局面”，不受蒋介石的“宰割压制”，“必须罗致各方面人才，和各个政治派系联络”。[②④]刘文辉也说：“蒋介石窃据中枢，居高临下，我们和他作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参加民主运动，就可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②⑤]因此，地方实力派的反蒋、联共和联合民主力量的政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政策本身也相应的具有动摇性和多变性。当共产党和中间民主力量的发展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会参与，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压制民主的政策。抗战时期的阎锡山、桂系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两次反共高潮。然而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集团削弱和打击异己势力是一贯政策，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也不肯放弃，因而地方实力派以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断进行反蒋斗争，要求与共产党和中间民主力量联合。在抗日、民主、团结这一时代大潮中，地方实力派也起了不应忽视的积极作用。
An Active Part of the Local Strength Group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Fang Min
Abstract:The local strength groups had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theAnti-Japanese war.Not only it was a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nti-Japanesearmed force of China,but along wi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emocra-tic powers had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upholding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for Anti-Japanese and a situation of entire nation fighting. Key Words:the local strength groups,the Anti-Japanese War,national uni-ted front for Anti-Japanese.
注释：
①《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6页。
②王金鋙：《中国现代政治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86页。
③《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12页。
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14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46页。
⑥冯菊培：《抗战中的第五路军》，建国书店1938年，110页。
⑦王平：《抗战八年》，上册，第5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1辑，276页。
⑧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276页。
⑨余建勋：《滇军第一集团军八年抗日重要战役纪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20辑。
⑩《广西文献》，第3辑，27页。
①①转引自罗飞鹏编著：《李宗仁与白崇禧》，建国书店1940年，33页。
①②赵轶林：《李宗仁将军传》，大时代书局1938年，43页。
①③1940年4月2日，《新蜀报》社论。①④1940年8月31日，《华西日报》社论。
①⑤转引自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96辑。
①⑥刘宗岳：《我所知道的龙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①⑦《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35页。
①⑧《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235页。
①⑨②⑤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8页、18～19页。
②⑩《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暨资料选》（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12页。
②①万仲文：《桂系见闻谈》，广西师大历史系、广西师大生产科研处印，1983年，28页。
②②《陈劭先纪念集》，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出版1986年，7—8页。
②③《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1辑，第75页。
②④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